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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城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儒家学派中仅次于孔子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生活在各诸侯国“合纵连横”，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的战国时代。为了顺应历史变革的需要，也为了解决各诸侯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诸子百家各执其说彼此诘难，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孟子早年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为子思再传弟子。学成之后，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当时，各派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纷纷游说各国诸侯，孟子同样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仁政”与“民本”、“性善”与“义利”观，以及“大丈夫”人格。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从孔子的仁学继承和发展而来。孟子指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王如果能施行仁政，老百姓才会拥护他们的上级，甘愿为他们的长官去拼命）。”孟子曾反复阐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抚爱百姓而实现王道，就能统一天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孟子所谓的“仁政”，就是用孔子的仁学去施政，也就是实行“王道”（与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霸道’相对）。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 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其一、是“制民之产”，使人民成为独立拥有田产财富的经济实体。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稳定财产的人才能有稳定的思想），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甚至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治理农业国家的具体的经济学设想：每家每户拥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统治者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亩大的宅院中种植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都穿上丝绵衣服）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按时喂养鸡狗猪等），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还不可乱捕滥伐，从而使“鱼鳖不可胜食（吃不完），林木不可胜用（用不完），是（这样）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开端）也。”其二、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也就是认真地兴办好学校教育，让老百姓从小到大反复受到遵守孝悌（尊敬长辈、友爱兄长）等做人道理的经常性训导。如此方能人人懂得礼义廉耻，社会具有良好的风气。其三、是“省刑罚，薄税敛”。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审慎地使用刑罚，不要动不动就抓人关人，要力求百姓口服而心服；还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让百姓获得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源，人人安居乐业。孟子曰：“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像这样施仁政而不能称王于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故曰：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认为，“仁政”是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便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相反，如果实行“虐政（暴虐的统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当政者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老百姓总是吃不饱，饥民尸横遍野，这就等于领着野兽来吃人）。”到了这种时候，老百姓必然会起来造反，推翻“虐政”者的反动统治。
孟子总是希望“虐政”不要成为现实。因此，他说作为“贵族之卿（与国君有宗亲关系的大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遇到国君有了重大错误，就要劝谏，反复劝谏不听，就另立新君）；作为异姓之卿（与国君没有宗亲关系的大臣）君有过（一有过错）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离开）。”时与孟子交谈的齐宣王闻此言论脸色大变。然而，孟子何止如此，更加掷地有声地告诫：“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破坏仁爱施行"虐政"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作恶多端的人叫做残，这类人，我们叫他独夫民贼）闻珠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对于暴君商纣王这样一意孤行实施虐政的独夫民贼，杀了他也是大快人心的事，没有听说杀他是弒君）”。
从仁政的立场出发，孟子明确提出天下“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孟子曰：“民为贵，（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代指国家）次之，君为轻（国君是最轻的）。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做天子），得乎天子（的信任）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以民为本”的关键是得民心。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老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老百姓厌恶的事不要去做，如此而已）。”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孟子提出“以民为本”，并非要对立君与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孟子曾反复申明：“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君王非常喜好音乐，那么齐国就会治理得很好）！”喜好音乐很正常，关键是要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今王与民同乐，则王（就可以行‘王道’）矣。王如好货（爱财），与百姓同之（能够让老百姓也积聚财富），于王何有（这对王实行‘仁政’有什么干扰呢）？王如好色（喜欢美女），与百姓同之（能够让老百姓也享受夫妻之乐），于王何有？”总之，在孟子心目中，只要国君能够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明白“独乐乐，不若众乐乐（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不如与大家共同欣赏音乐的快乐）”这个道理，干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与“民本”思想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民本”思想既包含在“仁政”思想之中，又是“仁政”思想的客觀前提。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很容易）。”孟子断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的本性），水无有不下（自然往下流淌）。”在孟子看来，人善良的本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客观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后天的努力只会促其扩充或改变。
孟子认为人的“性善”体现在“四心”。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每个人天生所具备的怜悯、羞耻、谦让、（分辨）是非的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这四种良好品质的开端。说自己没有这“四心”开端的，“非人也（不配做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天生具有这四种开端，就好比具有与生俱来的手脚四肢一样）。” 孟子还认为有的人之所以后来丧失了“四端”，是因为不善于保存扩充。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知道都加以发扬光大），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喷涌）。苟能充之（如果能充分发扬它），足以保四海（使四海安定）；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就连孝敬父母的事情都做不好）。”这就告诉人们，“四端”只是仁、义、礼、智的起始点，具备了成长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要将“四端”培育成仁、义、礼、智这四种优良品性，需要依靠后天的教育使其充分扩展、成熟；否则，也难免夭折、泯灭。孟子进而指出，后天的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的，就是要把丢失的本心找回来，纯净自己的心灵。
孟子对于“义”情有独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可得兼（同时兼顾），舍生而取义者也（选择正义舍去生命）。”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舍生取义”呢？孟子指出：“由是则生（为了生存什么坏事都干）而有不用也（然而有人却不去做），由是则可以避患（为了躲避祸患什么丑事都做）而有不为也（然而有人却不去干），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所以，在人的思想中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有比死亡更可恶的）。非独贤者有是心（这样的思想）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不丧失罢了）。”
孟子强调的“义”有这样几点内涵：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说，义是走向仁的途径，就是按照仁的要求去为人处事；否则就走错了路。二、“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有羞耻之心，知道什么事可耻不去做，就是义。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崇高智慧品德的人，说过的话不一定句句兑现，所做的事也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关键是要符合道义。”这里所说的“义”比“信”和“果”还重要，它指的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一一绝不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即使承诺过了也可以不去做，即使已经做了也要停下来。
与“义”相对的是“利”，即个人的利益、好处。孟子并非一概否定利，甚至在君王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老百姓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制民之产”。孟子反对的是不义之利，他用义来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用义来制约获利的行为。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明知不是自己该得的而去获取，就是不符合道义）。”获得符合道义的利再大，哪怕是像舜接受尧禅让天下那样的大利也不为过；相反，获得不符合道义的利再小，哪怕是接受一小筐饭也是不行的 。
总之，孟子的“义利”观就是；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坚决反对见利忘义和赤裸裸地弃义逐利。孟子认为，尤其是在处理君臣（上下级）、父子、兄弟关系时“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背离了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这样做的话，没有不自取灭亡的）。”
孟子思想中另一光耀千古的闪光点，便是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大丈夫应该把广袤的天下当成自己的住所，站在天下正确的位置上，走在天下光明的大道上。得志的时候，带领民众和自己一起走正道；不得志的时候，独自坚持道义不变。富贵不能使自己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自己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自己屈服变节，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孟子本身就是这样的大丈夫。孟子坚持“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见之。见且由不得及，而况得而臣之乎？”意思是说，大丈夫乐于秉持自己的道义和志向，并不把别人的权势放在心上，因此王公权贵如不向他恭敬致礼，见过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多次和他相见。连见面尚且不可多得，又怎么可能让他做臣属呢？孟子还正经八百地告诉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说，如若君王把臣下当成狗和马看待，臣下就不认你这个君主，当你是路人；如若君王把臣下看成是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当成仇人一样对待。
大丈夫具有高尚的气节，一生立足于“仁义”之道，只向真理和正义低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己反思觉得理直相信正义在自己手中，哪怕面对千军万马，我也毫不迟疑前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如果自己反思觉得理亏而正义在别人手中，即使面对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我能不感到畏惧）？”
大丈夫的人格来自何处？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大刚直的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要靠正直去培养而不伤害它），则塞（充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只要做到“明道不移（明确自己的道义所在坚定不移）”，“集义既久（长期积累自己的正义言行）”，大丈夫身上所具备的“浩然之气”，就会在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流露展现出来。
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了人类之后，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乃所愿，则学孔子”。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也曾向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曾率弟子游历宋、魏、齐、梁诸国，也曾名列“稷下学宫（当时齐国举办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的著名教授，接受上大夫之禄（俸禄）。孟子一生虽然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但始终未受重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孟子个性十分倨傲，自视甚高，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除了我还能有谁）？”因而，常与王公贵族公开分庭抗礼，言语不合便“说大人，则藐之（和位高显贵的人说话，就应该藐视他）”，这样就难免刺傷了一些国君。
根本的原因是，战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时期，以“攻伐为贤”，各国君王追求的是通过战争兼并他国，孟子的思想被当时许多的机会主义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空谈，离现实太远，对处理具体事情没有什么价值）”。然而，短命秦王朝的惨痛教训告诉后来的人们：真正能使天下长治久安的理论，离不开以孔子、孟子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为基础。于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这一政治方针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孟子晚年回到邹国，专心著述、讲学。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对上）不愧于天，俯（对下）不怍（惭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本人及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孟子》一书。《孟子》一书是四书中篇幅最多的一本，自宋朝以来一直到清末，中国人家传户诵，科举时定为必考的内容。
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此后，人们通常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教育局）
孟子生活在各诸侯国“合纵连横”，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的战国时代。为了顺应历史变革的需要，也为了解决各诸侯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诸子百家各执其说彼此诘难，后世称为“百家争鸣”。孟子早年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为子思再传弟子。学成之后，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当时，各派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纷纷游说各国诸侯，孟子同样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仁政”与“民本”、“性善”与“义利”观，以及“大丈夫”人格。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从孔子的仁学继承和发展而来。孟子指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王如果能施行仁政，老百姓才会拥护他们的上级，甘愿为他们的长官去拼命）。”孟子曾反复阐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抚爱百姓而实现王道，就能统一天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孟子所谓的“仁政”，就是用孔子的仁学去施政，也就是实行“王道”（与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霸道’相对）。
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 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其一、是“制民之产”，使人民成为独立拥有田产财富的经济实体。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稳定财产的人才能有稳定的思想），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甚至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治理农业国家的具体的经济学设想：每家每户拥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统治者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亩大的宅院中种植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都穿上丝绵衣服）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按时喂养鸡狗猪等），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还不可乱捕滥伐，从而使“鱼鳖不可胜食（吃不完），林木不可胜用（用不完），是（这样）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开端）也。”其二、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也就是认真地兴办好学校教育，让老百姓从小到大反复受到遵守孝悌（尊敬长辈、友爱兄长）等做人道理的经常性训导。如此方能人人懂得礼义廉耻，社会具有良好的风气。其三、是“省刑罚，薄税敛”。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审慎地使用刑罚，不要动不动就抓人关人，要力求百姓口服而心服；还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让百姓获得足够的生产生活资源，人人安居乐业。孟子曰：“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像这样施仁政而不能称王于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故曰：仁者无敌（于天下）。”
孟子认为，“仁政”是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便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相反，如果实行“虐政（暴虐的统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当政者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老百姓总是吃不饱，饥民尸横遍野，这就等于领着野兽来吃人）。”到了这种时候，老百姓必然会起来造反，推翻“虐政”者的反动统治。
孟子总是希望“虐政”不要成为现实。因此，他说作为“贵族之卿（与国君有宗亲关系的大臣），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遇到国君有了重大错误，就要劝谏，反复劝谏不听，就另立新君）；作为异姓之卿（与国君没有宗亲关系的大臣）君有过（一有过错）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离开）。”时与孟子交谈的齐宣王闻此言论脸色大变。然而，孟子何止如此，更加掷地有声地告诫：“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破坏仁爱施行"虐政"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作恶多端的人叫做残，这类人，我们叫他独夫民贼）闻珠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对于暴君商纣王这样一意孤行实施虐政的独夫民贼，杀了他也是大快人心的事，没有听说杀他是弒君）”。
从仁政的立场出发，孟子明确提出天下“以民为本”的重要思想。孟子曰：“民为贵，（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代指国家）次之，君为轻（国君是最轻的）。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做天子），得乎天子（的信任）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以民为本”的关键是得民心。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老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积聚起来，老百姓厌恶的事不要去做，如此而已）。”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孟子提出“以民为本”，并非要对立君与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孟子曾反复申明：“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君王非常喜好音乐，那么齐国就会治理得很好）！”喜好音乐很正常，关键是要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今王与民同乐，则王（就可以行‘王道’）矣。王如好货（爱财），与百姓同之（能够让老百姓也积聚财富），于王何有（这对王实行‘仁政’有什么干扰呢）？王如好色（喜欢美女），与百姓同之（能够让老百姓也享受夫妻之乐），于王何有？”总之，在孟子心目中，只要国君能够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明白“独乐乐，不若众乐乐（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不如与大家共同欣赏音乐的快乐）”这个道理，干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
孟子的“仁政”思想与“民本”思想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民本”思想既包含在“仁政”思想之中，又是“仁政”思想的客觀前提。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治理天下就很容易）。”孟子断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的本性），水无有不下（自然往下流淌）。”在孟子看来，人善良的本性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客观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后天的努力只会促其扩充或改变。
孟子认为人的“性善”体现在“四心”。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每个人天生所具备的怜悯、羞耻、谦让、（分辨）是非的这四心，就是仁、义、礼、智这四种良好品质的开端。说自己没有这“四心”开端的，“非人也（不配做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天生具有这四种开端，就好比具有与生俱来的手脚四肢一样）。” 孟子还认为有的人之所以后来丧失了“四端”，是因为不善于保存扩充。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知道都加以发扬光大），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喷涌）。苟能充之（如果能充分发扬它），足以保四海（使四海安定）；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就连孝敬父母的事情都做不好）。”这就告诉人们，“四端”只是仁、义、礼、智的起始点，具备了成长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要将“四端”培育成仁、义、礼、智这四种优良品性，需要依靠后天的教育使其充分扩展、成熟；否则，也难免夭折、泯灭。孟子进而指出，后天的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的，就是要把丢失的本心找回来，纯净自己的心灵。
孟子对于“义”情有独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可得兼（同时兼顾），舍生而取义者也（选择正义舍去生命）。”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舍生取义”呢？孟子指出：“由是则生（为了生存什么坏事都干）而有不用也（然而有人却不去做），由是则可以避患（为了躲避祸患什么丑事都做）而有不为也（然而有人却不去干），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所以，在人的思想中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有比死亡更可恶的）。非独贤者有是心（这样的思想）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不丧失罢了）。”
孟子强调的“义”有这样几点内涵：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说，义是走向仁的途径，就是按照仁的要求去为人处事；否则就走错了路。二、“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有羞耻之心，知道什么事可耻不去做，就是义。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崇高智慧品德的人，说过的话不一定句句兑现，所做的事也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关键是要符合道义。”这里所说的“义”比“信”和“果”还重要，它指的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一一绝不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即使承诺过了也可以不去做，即使已经做了也要停下来。
与“义”相对的是“利”，即个人的利益、好处。孟子并非一概否定利，甚至在君王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老百姓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制民之产”。孟子反对的是不义之利，他用义来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用义来制约获利的行为。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明知不是自己该得的而去获取，就是不符合道义）。”获得符合道义的利再大，哪怕是像舜接受尧禅让天下那样的大利也不为过；相反，获得不符合道义的利再小，哪怕是接受一小筐饭也是不行的 。
总之，孟子的“义利”观就是；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坚决反对见利忘义和赤裸裸地弃义逐利。孟子认为，尤其是在处理君臣（上下级）、父子、兄弟关系时“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背离了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这样做的话，没有不自取灭亡的）。”
孟子思想中另一光耀千古的闪光点，便是他提出的“大丈夫”人格。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大丈夫应该把广袤的天下当成自己的住所，站在天下正确的位置上，走在天下光明的大道上。得志的时候，带领民众和自己一起走正道；不得志的时候，独自坚持道义不变。富贵不能使自己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自己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自己屈服变节，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孟子本身就是这样的大丈夫。孟子坚持“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见之。见且由不得及，而况得而臣之乎？”意思是说，大丈夫乐于秉持自己的道义和志向，并不把别人的权势放在心上，因此王公权贵如不向他恭敬致礼，见过一次以后就不能再多次和他相见。连见面尚且不可多得，又怎么可能让他做臣属呢？孟子还正经八百地告诉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说，如若君王把臣下当成狗和马看待，臣下就不认你这个君主，当你是路人；如若君王把臣下看成是泥土草芥，臣下就把君主当成仇人一样对待。
大丈夫具有高尚的气节，一生立足于“仁义”之道，只向真理和正义低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己反思觉得理直相信正义在自己手中，哪怕面对千军万马，我也毫不迟疑前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如果自己反思觉得理亏而正义在别人手中，即使面对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我能不感到畏惧）？”
大丈夫的人格来自何处？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大刚直的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要靠正直去培养而不伤害它），则塞（充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只要做到“明道不移（明确自己的道义所在坚定不移）”，“集义既久（长期积累自己的正义言行）”，大丈夫身上所具备的“浩然之气”，就会在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流露展现出来。
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了人类之后，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乃所愿，则学孔子”。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也曾向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曾率弟子游历宋、魏、齐、梁诸国，也曾名列“稷下学宫（当时齐国举办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的著名教授，接受上大夫之禄（俸禄）。孟子一生虽然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但始终未受重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孟子个性十分倨傲，自视甚高，认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除了我还能有谁）？”因而，常与王公贵族公开分庭抗礼，言语不合便“说大人，则藐之（和位高显贵的人说话，就应该藐视他）”，这样就难免刺傷了一些国君。
根本的原因是，战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时期，以“攻伐为贤”，各国君王追求的是通过战争兼并他国，孟子的思想被当时许多的机会主义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迂腐空谈，离现实太远，对处理具体事情没有什么价值）”。然而，短命秦王朝的惨痛教训告诉后来的人们：真正能使天下长治久安的理论，离不开以孔子、孟子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为基础。于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这一政治方针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孟子晚年回到邹国，专心著述、讲学。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对上）不愧于天，俯（对下）不怍（惭愧）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本人及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孟子》一书。《孟子》一书是四书中篇幅最多的一本，自宋朝以来一直到清末，中国人家传户诵，科举时定为必考的内容。
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此后，人们通常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