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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以唬人的特效和一根筋的故事占领影院时，古装片等同于视效大片这条公式再次成为大众的共识，一方面吸引了凑热闹的观众；一方面又让追求更丰富观影感受的观众失望。古装题材一定要有华丽眩目的场景和武打场面吗？
王竞的新作《大明劫》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这个以现实主义作品《万箭穿心》获得极佳口碑的新锐导演初次涉足古装题材，就选择了大明末世这个纷乱的时代；讲一个乱世的故事，却没有炫技炫富式的特效，而是以清晰的故事脉络和踏实无华的镜头，举重若轻地诉说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将军在面对纷乱世道时的两种选择。这样的课题既是现时的，也是普世的。目前这部片子已经申报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作为低成本和现实向的古装片来说，《大明劫》更新了国际上对中国古装电影的刻板印象。
王竞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主任，跟记者见过的许多导演不一样，他有着身居此位者的适度亲和力及谨慎，表达清晰快捷，是个控制力很强的人。在他身上没有虚无缥缈的“文艺气息”，他说自己更多关注政治和社会新闻，他喜欢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创作，而当真入睡做梦时，梦境大都是现实的。
作为电影学院的老师，他每年都会有一个学期的空当去拍电影。这是一种既是做梦，又是教学、研习和思考的创作状态。在摄影系这个新楼里，好像仍然围聚着一个小小的乌托邦，让这样的导演既无惧于票房，也不拘于奖项。
知识分子能坚守的最小的东西
BQ：你怎么会对古装题材感兴趣？
W：其实我一直没有题材边界。但是我尝试的题材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次虽然是古装，但还是在讲一个对今天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拍摄手法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
BQ：对今天还有价值的是什么？
W：我对中医本身没什么大情怀，像吴又可这个人物，我更看重他作为乱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吴又可是个医生，他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是更普世的一个价值；另一边是将军孙传庭，他是国家体制内的人，就像国防部部长，他是捍卫这个国家的，尽管国家本身有很多毛病，对于他来说国家可能气数已尽，但是他仍然选择和这个国家共同毁灭。这种冲突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BQ：对于乱世，医生和将军是两种态度，将军用很强硬的手段去面对，而医生最后选择离开。你觉得医生在这种情况下算遁逃吗？
W：我觉得不算遁逃。这是在乱世中一个知识分子无奈的选择。在他眼中其实是不分闯军和明军的，他眼中只有病患。对于病患的尊重却不由得他自己。对于孙传庭来说你只能给官军治病，我发现你给闯军治病，我宁愿选择杀掉你。在闯军那里也是一样。他的这种普世的生命观是没有办法实施的。他只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弘扬这种价值观，他的《瘟疫论》是写在那个乱世的，但是流传后世。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坚守的最小的东西了。
BQ：你同情将军吗？
W：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明朝英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历史选择了谁，时代选择了谁。在史书上写的那些英雄，他们捍卫的朝代真的是值得他们那么去捍卫吗？不可一世的明朝，它就建立了两三百年。我们共和国才六十年。两三百年是什么概念？我爷爷出生在明朝，我爷爷的爷爷也出生在明朝，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倒塌的永久性的大厦。但是持续两三百年的东西最后也会倒塌，而且最后在它之上，建立起新的大厦，大厦又倒塌了，又建立起来今天这个大厦。这种历史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学习历史，或者看这种片子，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视野不要仅仅局限在一个时代，有些东西是比你今天这么看重的一个东西更有价值的。在今天，所有的准则都以国家为最高的利益准则。但无论你对（国家）有多少感情，它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你怎么去选择你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很多人会绑架你
BQ：我觉得大家对国家为最高利益的想法是有反思的，看得比较淡。比如很多人会选择移民。
W：要真是那样的话，现在很多事情不会那么复杂了。恰恰是因为没有那么淡。前段时间我还看移民的文章，题目挺恶毒，就叫大厦将倾鼠先逃。我觉得讨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够穿透历史来看你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意义。
BQ：你怎么看移民这个现象？
W：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片子，但是在这个片子里，我们还是给出了我们的态度。吴又可写出了《瘟疫论》，《瘟疫论》在今天来看，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明朝人，包括几百年后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人。他比孙传庭捍卫的东西更有价值。所以当时你看他是逃了，是逃离他的责任了吗？要历史地看，应该不是这样的。
BQ：你觉得知识分子是应该离权力远一点吗？
W：反正在我看来卷入权力的结果，比如将军孙传庭，在他的结果就是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必须被这个东西裹挟着走。有一场戏是军营外两个人的对话。两个人孤独地走，将军说：“我能理解你，谁能理解我呢？”你选择了裹挟到里面去，就会有自己的悲哀。也许人们会同情你，但是你得问它的价值是什么。
BQ：你本身也算体制内的人，您身边是医生这样的人多，还是将军这样的人多？
W：我觉得在今天，医生吴又可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他能在乱世之中保持清醒，有一份理性，没有随着时代疯狂而疯狂，而且坚持自己的价值。他的济世之道，包括对老师、对老师留下来的遗孤，包括对于将军孙传庭，对于保护国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当时守护这个东西还是挺难的。很多人会绑架你，很多学说会“绑架 ”你，甚至老师的感情也会“绑架 ”你，坚守独立理性挺难的。尤其在乱世中，人是很容易被裹挟的。
为什么没有李自成
BQ：在拍摄这部片子之前，你最熟悉的明朝的人物是谁？ W：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李自成》。我们那个时候《李自成》曾经引起过轰动，非常流行。我看了那个大部头小说，还有买的连环画，所以对什么李自成啊，孙传敏、孙传庭、洪承畴这些人物很熟悉。那时候的历史观，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孙传庭基本上就是反面角色，代表革命势力对立面。这回重温历史，实际上把自己对于明朝的印象收拾了一遍。
BQ：但是电影里没有出现李自成？
W：李自成在剧本的其中一稿里出现了，吴又可作为医生被抢到了闯军那边。但我比较反对这个设想。我觉得太传奇了。在真正的历史中，孙传庭的军队出现瘟疫，找一个医生治疗，这种事发生的几率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合理性很高。但是一个医生被双方抢来抢去，发生率一下就下降了。所以李自成这条线是隐隐的一条线。我觉得从历史视角来看，如果你选择孙传庭这边，又选择李自成这边，整个的历史格局会变小，人面对大历史洪流的力量就会减弱，就变得像上帝一样，能看见他又能看见他，历史就变得太戏剧化了，力量就没有了。
我觉得如果我去写李自成的话，会写李自成在正史里的样子，而不是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包括他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为什么撤兵撤不动 ——当时一个军官带小老婆就带了好多个。实际上李自成不像过去写的革命史那样理想化。
BQ：我看到电影的色调比较朴素，这是为了现实感？
W：在明朝的时候，人们使用的颜色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很多颜色都是化学合成的颜色。当时的颜色就两种选择，植物色和矿物色，他们眼里的世界就是在这两种颜色之间。我去瑞典的时候参观斯德哥尔摩的沉船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一艘 1600年的沉船，还留存了一部分当时的颜料。我做了一个色谱，在那上面出现的颜色我都用了，没出现的颜色就都没用。学过国画的人都知道，以前国画用的颜料都是有限的，比方说朱砂、兰。观众可能感觉不到，觉得这是一个美学选择，这其实不仅是美学，而是依据当时情况做的选择。
BQ：你对于像《英雄》、《无极》、《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种注重视觉效果的大片怎么看？
W：我没看过。我之前看了很多古装片，我倾向于走写实路线，不太看不以写实为主的片子，大部分看的是像《蒙古人》、《天国王朝》这种以真实为主的。我看的纯唯美的电影比较少。跟喜好有关。
BQ：第五代导演也拍过很有苍凉感的古装片，后来就变成很华丽、注重特效，你觉得这种转变是为什么？
W：观众吧。可能他们变得更注重观众的视觉享受，给观众的眼睛吃点糖，让观众在视觉上比较满足，就会有舍弃真实，就会给你更鲜艳的颜色，更时尚的造型，观众看来更愉悦。但这不是《大明劫》的标准。
BQ：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化环境的转化？
W：肯定的，一定程度来说这种转化是进步的，它舍弃了惟一的标准，惟一的审美。有些审美就是消费审美，是对固有模式上的一个解放，选择是多样的。但你不能都按这种走，都这么走，就变成又一种绑架了。
王竞的新作《大明劫》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这个以现实主义作品《万箭穿心》获得极佳口碑的新锐导演初次涉足古装题材，就选择了大明末世这个纷乱的时代；讲一个乱世的故事，却没有炫技炫富式的特效，而是以清晰的故事脉络和踏实无华的镜头，举重若轻地诉说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将军在面对纷乱世道时的两种选择。这样的课题既是现时的，也是普世的。目前这部片子已经申报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作为低成本和现实向的古装片来说，《大明劫》更新了国际上对中国古装电影的刻板印象。
王竞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主任，跟记者见过的许多导演不一样，他有着身居此位者的适度亲和力及谨慎，表达清晰快捷，是个控制力很强的人。在他身上没有虚无缥缈的“文艺气息”，他说自己更多关注政治和社会新闻，他喜欢在半梦半醒的状态里创作，而当真入睡做梦时，梦境大都是现实的。
作为电影学院的老师，他每年都会有一个学期的空当去拍电影。这是一种既是做梦，又是教学、研习和思考的创作状态。在摄影系这个新楼里，好像仍然围聚着一个小小的乌托邦，让这样的导演既无惧于票房，也不拘于奖项。
知识分子能坚守的最小的东西
BQ：你怎么会对古装题材感兴趣？
W：其实我一直没有题材边界。但是我尝试的题材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次虽然是古装，但还是在讲一个对今天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拍摄手法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
BQ：对今天还有价值的是什么？
W：我对中医本身没什么大情怀，像吴又可这个人物，我更看重他作为乱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吴又可是个医生，他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是更普世的一个价值；另一边是将军孙传庭，他是国家体制内的人，就像国防部部长，他是捍卫这个国家的，尽管国家本身有很多毛病，对于他来说国家可能气数已尽，但是他仍然选择和这个国家共同毁灭。这种冲突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BQ：对于乱世，医生和将军是两种态度，将军用很强硬的手段去面对，而医生最后选择离开。你觉得医生在这种情况下算遁逃吗？
W：我觉得不算遁逃。这是在乱世中一个知识分子无奈的选择。在他眼中其实是不分闯军和明军的，他眼中只有病患。对于病患的尊重却不由得他自己。对于孙传庭来说你只能给官军治病，我发现你给闯军治病，我宁愿选择杀掉你。在闯军那里也是一样。他的这种普世的生命观是没有办法实施的。他只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弘扬这种价值观，他的《瘟疫论》是写在那个乱世的，但是流传后世。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坚守的最小的东西了。
BQ：你同情将军吗？
W：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明朝英雄。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历史选择了谁，时代选择了谁。在史书上写的那些英雄，他们捍卫的朝代真的是值得他们那么去捍卫吗？不可一世的明朝，它就建立了两三百年。我们共和国才六十年。两三百年是什么概念？我爷爷出生在明朝，我爷爷的爷爷也出生在明朝，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倒塌的永久性的大厦。但是持续两三百年的东西最后也会倒塌，而且最后在它之上，建立起新的大厦，大厦又倒塌了，又建立起来今天这个大厦。这种历史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学习历史，或者看这种片子，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视野不要仅仅局限在一个时代，有些东西是比你今天这么看重的一个东西更有价值的。在今天，所有的准则都以国家为最高的利益准则。但无论你对（国家）有多少感情，它会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人也好，你怎么去选择你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很多人会绑架你
BQ：我觉得大家对国家为最高利益的想法是有反思的，看得比较淡。比如很多人会选择移民。
W：要真是那样的话，现在很多事情不会那么复杂了。恰恰是因为没有那么淡。前段时间我还看移民的文章，题目挺恶毒，就叫大厦将倾鼠先逃。我觉得讨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够穿透历史来看你今天的生活，这就是意义。
BQ：你怎么看移民这个现象？
W：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片子，但是在这个片子里，我们还是给出了我们的态度。吴又可写出了《瘟疫论》，《瘟疫论》在今天来看，服务的对象不仅限于明朝人，包括几百年后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人。他比孙传庭捍卫的东西更有价值。所以当时你看他是逃了，是逃离他的责任了吗？要历史地看，应该不是这样的。
BQ：你觉得知识分子是应该离权力远一点吗？
W：反正在我看来卷入权力的结果，比如将军孙传庭，在他的结果就是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必须被这个东西裹挟着走。有一场戏是军营外两个人的对话。两个人孤独地走，将军说：“我能理解你，谁能理解我呢？”你选择了裹挟到里面去，就会有自己的悲哀。也许人们会同情你，但是你得问它的价值是什么。
BQ：你本身也算体制内的人，您身边是医生这样的人多，还是将军这样的人多？
W：我觉得在今天，医生吴又可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他能在乱世之中保持清醒，有一份理性，没有随着时代疯狂而疯狂，而且坚持自己的价值。他的济世之道，包括对老师、对老师留下来的遗孤，包括对于将军孙传庭，对于保护国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当时守护这个东西还是挺难的。很多人会绑架你，很多学说会“绑架 ”你，甚至老师的感情也会“绑架 ”你，坚守独立理性挺难的。尤其在乱世中，人是很容易被裹挟的。
为什么没有李自成
BQ：在拍摄这部片子之前，你最熟悉的明朝的人物是谁？ W：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其实是因为小时候看过《李自成》。我们那个时候《李自成》曾经引起过轰动，非常流行。我看了那个大部头小说，还有买的连环画，所以对什么李自成啊，孙传敏、孙传庭、洪承畴这些人物很熟悉。那时候的历史观，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观，孙传庭基本上就是反面角色，代表革命势力对立面。这回重温历史，实际上把自己对于明朝的印象收拾了一遍。
BQ：但是电影里没有出现李自成？
W：李自成在剧本的其中一稿里出现了，吴又可作为医生被抢到了闯军那边。但我比较反对这个设想。我觉得太传奇了。在真正的历史中，孙传庭的军队出现瘟疫，找一个医生治疗，这种事发生的几率是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合理性很高。但是一个医生被双方抢来抢去，发生率一下就下降了。所以李自成这条线是隐隐的一条线。我觉得从历史视角来看，如果你选择孙传庭这边，又选择李自成这边，整个的历史格局会变小，人面对大历史洪流的力量就会减弱，就变得像上帝一样，能看见他又能看见他，历史就变得太戏剧化了，力量就没有了。
我觉得如果我去写李自成的话，会写李自成在正史里的样子，而不是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包括他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为什么撤兵撤不动 ——当时一个军官带小老婆就带了好多个。实际上李自成不像过去写的革命史那样理想化。
BQ：我看到电影的色调比较朴素，这是为了现实感？
W：在明朝的时候，人们使用的颜色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很多颜色都是化学合成的颜色。当时的颜色就两种选择，植物色和矿物色，他们眼里的世界就是在这两种颜色之间。我去瑞典的时候参观斯德哥尔摩的沉船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一艘 1600年的沉船，还留存了一部分当时的颜料。我做了一个色谱，在那上面出现的颜色我都用了，没出现的颜色就都没用。学过国画的人都知道，以前国画用的颜料都是有限的，比方说朱砂、兰。观众可能感觉不到，觉得这是一个美学选择，这其实不仅是美学，而是依据当时情况做的选择。
BQ：你对于像《英雄》、《无极》、《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种注重视觉效果的大片怎么看？
W：我没看过。我之前看了很多古装片，我倾向于走写实路线，不太看不以写实为主的片子，大部分看的是像《蒙古人》、《天国王朝》这种以真实为主的。我看的纯唯美的电影比较少。跟喜好有关。
BQ：第五代导演也拍过很有苍凉感的古装片，后来就变成很华丽、注重特效，你觉得这种转变是为什么？
W：观众吧。可能他们变得更注重观众的视觉享受，给观众的眼睛吃点糖，让观众在视觉上比较满足，就会有舍弃真实，就会给你更鲜艳的颜色，更时尚的造型，观众看来更愉悦。但这不是《大明劫》的标准。
BQ：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化环境的转化？
W：肯定的，一定程度来说这种转化是进步的，它舍弃了惟一的标准，惟一的审美。有些审美就是消费审美，是对固有模式上的一个解放，选择是多样的。但你不能都按这种走，都这么走，就变成又一种绑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