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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翻译活动也一样。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章以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结合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活动家的译学思想探讨我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的地位，并对我国未来的翻译文学活动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高潮；翻译文学；文学地位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知识技能、一项职业选择，而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及壮大皆离不开翻译的推动作用，正如翻译史学家Louis Keuy所说：“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的充实与发展。”。我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翻译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早在周朝就有明确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官职的记载，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一般认为，我国的翻译史上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分别为汉唐的佛经翻译（sutraTranslation）、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Sci-tech Transla-tion）以及“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WesternLearning Translation）。每次翻译高潮都对中国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尝试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解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从而说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对翻译文学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做出思考。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最初由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是指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这个系统结构并非单一，而是由许多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多元的结构，也就是说是由若干不同的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但是各个系统的地位有主有次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同时它们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之间的斗争运动无休无尽，占据中心位置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屈居于边缘、次要位置的系统也有可能向中心位置发起进击。因此，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佐哈尔进一步概括当翻译文学占据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以下三种情形：第一，当文学还“年轻”“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时；第二，当文学要么处于“边缘”，要么处于“弱势”，或者二者皆有时；第三，当文学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
多元系统理论提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极大地影响了对于翻译所采用的方法和规范。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主要地位，译者的任务更多在于跳出本国的传统规范框架，而并非只是去寻找并套用本国本就存在的文学模式；但是当翻译文学处于弱势地位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adequacy）不足”。多元系统理论跳出单纯依靠文本研究翻译的框架限制，不再拘泥于使用语言学这一传统方向研究翻译，为翻译研究引入文化这一角度，并且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现照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地位
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通过分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当时中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
1.第一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产生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教源于印度，当地的自然条件加上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忍受迫害的需求，佛教開始盛行并传人中国，这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求不谋而合，佛教很快得到大部分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正如梁启超所言：“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为了宣扬其宗教教义，必然要从外引入佛教典籍。从此，佛经翻译活动就开始了。在佛经翻译活动中，一批颇有造诣、深谙佛经偈言、佛经翻译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涌现，其中包括三国时的支谦、东晋时的道安、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以及唐朝的玄奘。这些人提出的翻译原则有“质朴”和“文丽”两类，并逐渐演变为后世翻译理论中的“直译”和“意译”。
为什么这些佛经翻译家会有如此成就呢？就像上文提到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之地，翻译家往往会采取“归化”（domestication）的译介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中心地位，翻译家就倾向于采取“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方法。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东晋和唐代的佛经翻译活动都是成功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佛经翻译家正确地领会并把握了翻译文化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并把这种认知应用于翻译活动中。换句话说，当译入语文化的地位比原语文化弱小时，译文就会最大限度地倾向于实现充分性，此时译者较可能使用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翻译策略，正如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而当译人语文化比原语文化地位强大时，译文就会更加关注怎样实现表达的归化，正如唐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于当时正在创立的文化多元系统来说，佛经翻译活动、佛经教义的引入正好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力量。佛经翻译这一活动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化多元系统文学中心的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动力。总之，当文化多元系统从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地位，翻译文学系统就自然而然地由弱势走向中心。
2.第二次翻译高潮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成就我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此，吸引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在宗教传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们不仅向中国人民宣扬基督教宗教教义，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科学理念。所以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渴求，轰轰烈烈的科技翻译活动便开始了，这一翻译活动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们互相合作，共同完成。在这些中国士大夫中，徐光启、马建忠、李之藻在此次翻译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由徐光启、利玛窦共同著成）等的成功翻译，开创了引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先例。这次科技翻译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实属历来罕有，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明末清初，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统治危机出现。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自然科学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当时统治者企图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强国”目的。虽然该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士大夫和官僚阶层的觉醒，由此，科技翻译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正是因为科技这一类型文本在中国翻译类型中实属罕见，处于弱势、边缘位置，所以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共同合作引进并翻译的大批科技作品，使得科技文本由弱势逐步向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大的多元系统的中心靠拢，与上述佐哈尔描述的第二种情形相符合。 徐光启、李之藻是我国明末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实践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却不熟悉洋文，在翻译过程中凭借传教士口头叙述，结合他们自己的笔记，通力合作才成功翻译出许多科技有关著作，由此可知，这些翻译家主要是采用意译或是归化的策略。这些翻译家的目的是向当时的群朝众臣和统治者介绍并普及这些科技作品，所以译文必须符合明末清初的语言使用规范、融合于译入语文化系统。这一期间的翻译作品并不能彻底实现对原文的忠实，而是选择了摘译、省译的方法，但是翻译的作用并没有被削弱，所译的作品仍然清晰流畅，清楚易懂，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文学及理论，还促进了科技这一生产力的发展。
3.第三次翻譯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活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翻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在此期间“涌现出大批文学家兼翻译家，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文学大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家、思想家”。引入西学思想是这次翻译高潮最为显著突出的特点。各文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以及翻译方法选择之争也为后世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比如，“直译”与“意译”之争、“信”“顺”之争以及“形似”与“神似”的探讨。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提倡“硬译”。因此，他的译文中有许多充满“洋昧”的欧化语言以及异化的风格。茅盾的“神韵”论、郭沫若的“气韵”论、林语堂的“美”论，都丰富并发展了翻译美学。在这些翻译大家中，钱钟书的“化境”论以及傅雷的“神似”说都为文学翻译提供目标和最高美学追求。
在“五四”时期，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深陷战乱，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由于社会混乱以及经济崩溃，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所滞后，因此，文学地位正处于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第三种情况，即中国文学出现转折点或真空。既然本国文学转为弱势地位，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及翻译就必须负担起填补国内文学这一真空。这一时期，各个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频繁，翻译的内容也层出不穷，翻译思想及理论就在这种译介活动及译者问的不断交流得到丰富和发展。由此可知，“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明显处于整个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打开当时中国人民的眼界，带来纷繁的文学作品，丰富他们的思想和觉悟，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和升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
四、结语
纵观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一科技翻译一西学翻译，不难看出各种类型的文本在互相角逐，彼此你争我夺尝试从边缘向多元系统的中心靠近，背后支撑这一“向心”运动的不竭动力就是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要求，反过来看这一“向心”运动也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场合，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这三个不同时期的翻译高潮表现的形式不同，规模也不尽相同，有大有小，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翻译事业都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此外，三次翻译高潮佐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即翻译活动不是单纯的两种或以上的语言的简单转换，必然涉及社会内部多种元素（系统）的互相牵制及影响。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此做出精辟独到的阐述。在认知和理解多元系统理论后，我们应当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和全面的视角把文学翻译所采用的策略放在社会内部不断运动的各个系统考量，并且加以深入研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别国、异族文化的心态产生变化，由过去的盲目排斥到现在的兼容并包，正如孙致礼先生所说：“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调，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翻译高潮；翻译文学；文学地位
一、引言
“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知识技能、一项职业选择，而且与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它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及壮大皆离不开翻译的推动作用，正如翻译史学家Louis Keuy所说：“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没有古希腊文化在罗马土壤上的发扬光大，进而也就没有后世欧洲各独立民族的充实与发展。”。我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翻译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早在周朝就有明确的翻译活动和翻译官职的记载，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一般认为，我国的翻译史上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分别为汉唐的佛经翻译（sutraTranslation）、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Sci-tech Transla-tion）以及“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WesternLearning Translation）。每次翻译高潮都对中国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尝试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解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从而说明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与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对翻译文学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做出思考。
二、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最初由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是指社会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学及超文学整体结构。这个系统结构并非单一，而是由许多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多元的结构，也就是说是由若干不同的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但是各个系统的地位有主有次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同时它们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之间的斗争运动无休无尽，占据中心位置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屈居于边缘、次要位置的系统也有可能向中心位置发起进击。因此，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且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佐哈尔进一步概括当翻译文学占据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以下三种情形：第一，当文学还“年轻”“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时；第二，当文学要么处于“边缘”，要么处于“弱势”，或者二者皆有时；第三，当文学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
多元系统理论提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极大地影响了对于翻译所采用的方法和规范。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主要地位，译者的任务更多在于跳出本国的传统规范框架，而并非只是去寻找并套用本国本就存在的文学模式；但是当翻译文学处于弱势地位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adequacy）不足”。多元系统理论跳出单纯依靠文本研究翻译的框架限制，不再拘泥于使用语言学这一传统方向研究翻译，为翻译研究引入文化这一角度，并且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现照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翻译文学地位
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通过分析中国三次翻译高潮及当时中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可以得出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
1.第一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产生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佛教源于印度，当地的自然条件加上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忍受迫害的需求，佛教開始盛行并传人中国，这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求不谋而合，佛教很快得到大部分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正如梁启超所言：“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为了宣扬其宗教教义，必然要从外引入佛教典籍。从此，佛经翻译活动就开始了。在佛经翻译活动中，一批颇有造诣、深谙佛经偈言、佛经翻译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涌现，其中包括三国时的支谦、东晋时的道安、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以及唐朝的玄奘。这些人提出的翻译原则有“质朴”和“文丽”两类，并逐渐演变为后世翻译理论中的“直译”和“意译”。
为什么这些佛经翻译家会有如此成就呢？就像上文提到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之地，翻译家往往会采取“归化”（domestication）的译介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居于中心地位，翻译家就倾向于采取“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方法。从多元系统理论看，东晋和唐代的佛经翻译活动都是成功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佛经翻译家正确地领会并把握了翻译文化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并把这种认知应用于翻译活动中。换句话说，当译入语文化的地位比原语文化弱小时，译文就会最大限度地倾向于实现充分性，此时译者较可能使用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翻译策略，正如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而当译人语文化比原语文化地位强大时，译文就会更加关注怎样实现表达的归化，正如唐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于当时正在创立的文化多元系统来说，佛经翻译活动、佛经教义的引入正好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力量。佛经翻译这一活动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化多元系统文学中心的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动力。总之，当文化多元系统从中心地位转向边缘地位，翻译文学系统就自然而然地由弱势走向中心。
2.第二次翻译高潮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成就我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末清初，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此，吸引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在宗教传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们不仅向中国人民宣扬基督教宗教教义，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科学理念。所以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渴求，轰轰烈烈的科技翻译活动便开始了，这一翻译活动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们互相合作，共同完成。在这些中国士大夫中，徐光启、马建忠、李之藻在此次翻译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由徐光启、利玛窦共同著成）等的成功翻译，开创了引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先例。这次科技翻译的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实属历来罕有，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到了明末清初，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统治危机出现。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自然科学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强国，当时统治者企图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强国”目的。虽然该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士大夫和官僚阶层的觉醒，由此，科技翻译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正是因为科技这一类型文本在中国翻译类型中实属罕见，处于弱势、边缘位置，所以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共同合作引进并翻译的大批科技作品，使得科技文本由弱势逐步向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大的多元系统的中心靠拢，与上述佐哈尔描述的第二种情形相符合。 徐光启、李之藻是我国明末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实践者。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却不熟悉洋文，在翻译过程中凭借传教士口头叙述，结合他们自己的笔记，通力合作才成功翻译出许多科技有关著作，由此可知，这些翻译家主要是采用意译或是归化的策略。这些翻译家的目的是向当时的群朝众臣和统治者介绍并普及这些科技作品，所以译文必须符合明末清初的语言使用规范、融合于译入语文化系统。这一期间的翻译作品并不能彻底实现对原文的忠实，而是选择了摘译、省译的方法，但是翻译的作用并没有被削弱，所译的作品仍然清晰流畅，清楚易懂，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文学及理论，还促进了科技这一生产力的发展。
3.第三次翻譯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西学翻译”活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翻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在此期间“涌现出大批文学家兼翻译家，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文学大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政治家、思想家”。引入西学思想是这次翻译高潮最为显著突出的特点。各文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方法的探讨以及翻译方法选择之争也为后世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比如，“直译”与“意译”之争、“信”“顺”之争以及“形似”与“神似”的探讨。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提倡“硬译”。因此，他的译文中有许多充满“洋昧”的欧化语言以及异化的风格。茅盾的“神韵”论、郭沫若的“气韵”论、林语堂的“美”论，都丰富并发展了翻译美学。在这些翻译大家中，钱钟书的“化境”论以及傅雷的“神似”说都为文学翻译提供目标和最高美学追求。
在“五四”时期，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深陷战乱，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由于社会混乱以及经济崩溃，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所滞后，因此，文学地位正处于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第三种情况，即中国文学出现转折点或真空。既然本国文学转为弱势地位，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及翻译就必须负担起填补国内文学这一真空。这一时期，各个翻译家的翻译活动频繁，翻译的内容也层出不穷，翻译思想及理论就在这种译介活动及译者问的不断交流得到丰富和发展。由此可知，“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明显处于整个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这种中心地位，打开当时中国人民的眼界，带来纷繁的文学作品，丰富他们的思想和觉悟，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和升华我国传统翻译理论。
四、结语
纵观中国三次翻译高潮：佛经翻译一科技翻译一西学翻译，不难看出各种类型的文本在互相角逐，彼此你争我夺尝试从边缘向多元系统的中心靠近，背后支撑这一“向心”运动的不竭动力就是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要求，反过来看这一“向心”运动也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场合，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这三个不同时期的翻译高潮表现的形式不同，规模也不尽相同，有大有小，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翻译事业都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此外，三次翻译高潮佐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即翻译活动不是单纯的两种或以上的语言的简单转换，必然涉及社会内部多种元素（系统）的互相牵制及影响。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此做出精辟独到的阐述。在认知和理解多元系统理论后，我们应当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和全面的视角把文学翻译所采用的策略放在社会内部不断运动的各个系统考量，并且加以深入研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别国、异族文化的心态产生变化，由过去的盲目排斥到现在的兼容并包，正如孙致礼先生所说：“我国21世纪的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调，这将是提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必由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