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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入海口的乐安县(今山东广饶),于民国三年(1914年)曾发生过一起义民为反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揭竿而起的“戕官案”,系一件震惊朝野、轰动民国的大案,后世却鲜为人知,只是当时的《东方杂志》称:“乡民聚众暴动,拥入知事卧室……”而袁世凯则横加蔑词:“扩鸷之风,甲于全县。”但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袁世凯搜刮地皮
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进而谋据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位。为了培植党羽,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实力,他便于翌年(1913年),责令财政部为其筹措军饷。为使“出师有名”,于是财政部为其谋划出“验契”之法,以便在“例行公事”的幌子下,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
按照当时规定:凡民间买卖田宅者,未经税契的,需遵照新章程完税,而“验契”时,不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言明地价(或房价)在30圆以上者收契尾纸税1元(即银元1块,当时系小麦150斤之价),另缴注册费1角;契价不足30元者,只收注册费1角;有田房而无文契者,由乡、庄具保,约同四邻,至县申明,补契呈验,如过期不验者,加倍惩罚。如遇田房纠纷诉讼,则以红契为准,白契无效;补契以地价为差,凡1亩以上者,一律交纳纸价洋1元、注册费1角,另写新契者照此办理。政令既出,责令当年8月1日施行,“验契”限期6个月完成。
森然此法,亟待贯彻。于是袁世凯责成其在山东的心腹、军务督理靳云鹏“将军”加紧催办。
王文琙“催税”邀功
王文琙,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他于清宣统二三年间(1910—1911),经人举荐先后任职于淄川、章丘等县,一度窃取了“任事虽短,政声颇著”的赞誉。宣统四年(公元1912年),经山东省民政长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
乐安县时为青州府属,隶属胶东道,方位在烟台西去400多公里处。境内所辖东北近渤海,险恶巨浪,狂澜拍岸,孕育了这方热土上百姓“风气彪悍”的性格,富有反抗精神。人们对于王文琙的贪婪阴毒早有不满,随之背后送绰号曰“王欠或(音毁)”因“文”字似“欠”,“琙”字像“或”,方言“或”、“毁”同音,“欠或”即“欠打”、“欠殺”之意。
王文琙毕竟是“验契”催税的急先锋。
民国二年(1913年)7月,王文琙接到北京政府“验契”的指令后,8月间他即将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他不由分辩地说:“上峰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不得有误。房屋税,够3间者需交税1元2角5分!”之后,他料想到一旦各首事着手办理,庶几民穷财尽,势必验证难畅,故而此事伊始,当宜雷厉风行。于是,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收税人员佩戴金丝眼镜,高坐其中,乐南百姓倾家荡产,排队验契。间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府前,用铁索索在柱子上示众。
当时,农民不堪重负,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还要送礼“递包”,外加吏役额外勒索,家家苦不堪言,故而至年底全县呈验完税的只占60%。但当王文琙将此数字解报省城时,想不到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是年年终,王文琙接到了山东省将军靳云鹏的“嘉奖令”,内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琙为道尹。”王文琙既发财又升官,自然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他暗下决心,年后继续催验,由乐南而乐北,不完不止。
碑寺口星夜“验契”
原来乐安北部一带,土地硗薄,荒碱地成片,五冬六夏白茫茫一片,庄稼种植成活率很低。有歌谣描述道:
走了些宽敞道,
喝了些骡马尿。
遍地是六月雪,
听了些鸭乱叫。
足见盐碱地贫瘠,百姓耕作之苦。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者三五亩,大者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凡此种种,碑寺口一带最多。王文琙思及这种地是块肥肉,油水多,不免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亲往“验契”。
民国二年(1913年)2月23日,已是农历正月二十九。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但利欲熏心的王文琙不顾这些,亲自带领一班衙役、幕僚、帮審、警卫数十人,兴冲冲地向乐北碑寺口进发。
到达碑寺口后,王文琙便下榻于牛浩然的书房里。牛浩然是崇二保的首事,为人阴险狡猾,无人不晓,一面在县知事面前百般殷勤,献媚取宠;一面又替王文琙下令,限期到碑寺口“验契”。
当日午后,王文琙便性急地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劈头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当即回话:“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闻听暴怒,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向齐光礼脸上打去。齐时年已60多岁,性格倔强,凑上去与孙扭打一处,孙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众悻悻而去。
孙祥离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旋即对大家说:“打了公差,是谓‘殴差’,属犯法行为,王文琙决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情道歉,或可免祸。”齐登先50开外年纪,受辛亥革命影响,颇具民主思想和时局眼光,他的话立竿见影。于是,大伙找来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3位闾长,及6名妇女(其中一寡妇名齐田氏)前往碑寺口赔情。王文琙见了众人不问情由,滥施淫威。他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他们郁郁回村,向大家一一说明,村民们哀号震天:大祸临头,坐牢就在眼前!此时,齐登先挺身而出,他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火速传递暴动讯息。
次日即农历正月三十日,按多年传习,5日一集,碑寺口集市为“逢五排十”,故是日正值集期。午后“验契”者络绎不绝,直到午夜12时许,方停呈验,总计700多张,收京钱1000多串,但东齐乡民悉数未曾呈验。收税人等正思虑间,时约凌晨1时许,忽闻四野锣鼓齐鸣,又窥灯笼火把烛光照天,人声鼎沸,怒气腾腾,一股强大的人流蜂拥而至……
王文琙一命呜呼
原来,这是东齐村民众率领的一支农民反“验契”暴动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当时,在齐登先的积极倡导下,他们约定:以击鼓敲锣为号,带上武器、灯笼等,乘黑夜到牛家洼(位于碑寺口西北的大洼)集合。为了扩大队伍,由齐登先、齐世俊与齐敬信3人,急速写出了“鸡毛信”,送往临近各村。上书:
告白
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快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
按历史传习,“鸡毛信”又称“滚单”,原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庄)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此传递信息之法,沿用后世。那时的“鸡毛信”分两种:本制与纸制,所插鸡毛犹似令箭,见者即刻复制,传递不怠。这天,自东齐村发出的纸制“鸡毛信”,像插了翅膀一般,至黄昏时分就传遍了崇二保的村村庄庄。此时此刻,集合在牛家洼的足有400多人之众。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用作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将碑寺口团团包围。
此时,牛浩然见这般情景,匆匆来见王文琙,战战兢兢地说:“看来乡民要暴动,特请知事暂避,待本人前往劝说……”谁知牛浩然刚刚走至村口,即被乱棍当头击中,呻吟着负伤逃命而去。王文琙惊闻人声嘈杂,夺路而出,正欲劝阻,不料有人先行施放土炮,王文琙隨即两腿受伤倒地,经随从的警勇、家丁扶携入院内,遂越墙匿于张仲兴家,张仲兴将王文琙掩藏在南屋东头的磨坊里。怒火中烧的乡民们似潮水奔涌,四处搜索,夺下警勇枪支,将他们一一捆缚,并将院墙推倒,终于从张宅中搜出王文琙及其家丁赵顺、崔升等。这时,齐来明指着王文琙的鼻子大骂:“王欠或(毁),今天就是你升天的日子,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去吧!”于是,众人刀械齐下,王文琙立时毙命。
众英雄青史留名
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王文琙被乐北义民送上西天,乐安县民人心大快。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一)拂晓时分,闻讯赶来的牛庄、北隋、辛集、东里、武王、六户等70多个村庄的大约3000名农民,本欲跟王文琙清算较量,但见恶人已死,无不拍手称快。
杀官非小事,乐北一带自此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
老年人深知,这事当局者不会就此罢休,劝大家赶紧逃难。于是,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背井离乡,走上了流亡道路。乡民们有的逃往博兴、蒲台一带,有的逃往河口海滩淤地,部分青壮年则远走他乡,遁匿东北关外。数日之内,碑寺口、百户张、东齐、张柳店、陈家桥、陈家庄、邵家庄、邵家桥、陈官庄、斜里把、古河道、温家楼、坡南周等庄村,均已徙避一空,老幼妇孺不见一人。
面对这一情景,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张贴布告多张,尤以博兴、乐安交界处为多。布告大意是:“胁从者罔治”,如能“捆送正凶”,讯明属实,则优予奖励;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速回乡里,各营生业……
但毕竟事情发生后,袁世凯惊恐万状,他连忙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等,先后领兵前来乐安进行镇压。夏继泉带领2支马队和3连步队,连夜驰往乐安后,由吴永统一指挥。这群官兵,或悬赏购线,或密谋挖掘,走街串巷,昼夜捉人,刀光剑影,血光粼粼,一次次的大搜捕,先后有30多人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者计14人。
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朔风凛冽,雨雪霏霏。14名勇士视死如归,慷慨悲歌,英勇就义于碑寺口。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将他们枭首示众,先悬于村内,后悬于乐安县城。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
但北京政府到底是色厉内荏,惶惶难安,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验契”,并把逮捕去的一部分人释放回家,并于7月10日发出电令:“责成地方官吏考察验契弊端,以求改正。”当时,统治者退却让步,是勇士们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乐安英雄勇抗苛捐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与日月同光,为世代景仰传颂。
袁世凯搜刮地皮
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进而谋据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之位。为了培植党羽,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实力,他便于翌年(1913年),责令财政部为其筹措军饷。为使“出师有名”,于是财政部为其谋划出“验契”之法,以便在“例行公事”的幌子下,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
按照当时规定:凡民间买卖田宅者,未经税契的,需遵照新章程完税,而“验契”时,不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言明地价(或房价)在30圆以上者收契尾纸税1元(即银元1块,当时系小麦150斤之价),另缴注册费1角;契价不足30元者,只收注册费1角;有田房而无文契者,由乡、庄具保,约同四邻,至县申明,补契呈验,如过期不验者,加倍惩罚。如遇田房纠纷诉讼,则以红契为准,白契无效;补契以地价为差,凡1亩以上者,一律交纳纸价洋1元、注册费1角,另写新契者照此办理。政令既出,责令当年8月1日施行,“验契”限期6个月完成。
森然此法,亟待贯彻。于是袁世凯责成其在山东的心腹、军务督理靳云鹏“将军”加紧催办。
王文琙“催税”邀功
王文琙,字伯乐,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他于清宣统二三年间(1910—1911),经人举荐先后任职于淄川、章丘等县,一度窃取了“任事虽短,政声颇著”的赞誉。宣统四年(公元1912年),经山东省民政长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
乐安县时为青州府属,隶属胶东道,方位在烟台西去400多公里处。境内所辖东北近渤海,险恶巨浪,狂澜拍岸,孕育了这方热土上百姓“风气彪悍”的性格,富有反抗精神。人们对于王文琙的贪婪阴毒早有不满,随之背后送绰号曰“王欠或(音毁)”因“文”字似“欠”,“琙”字像“或”,方言“或”、“毁”同音,“欠或”即“欠打”、“欠殺”之意。
王文琙毕竟是“验契”催税的急先锋。
民国二年(1913年)7月,王文琙接到北京政府“验契”的指令后,8月间他即将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他不由分辩地说:“上峰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不得有误。房屋税,够3间者需交税1元2角5分!”之后,他料想到一旦各首事着手办理,庶几民穷财尽,势必验证难畅,故而此事伊始,当宜雷厉风行。于是,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收税人员佩戴金丝眼镜,高坐其中,乐南百姓倾家荡产,排队验契。间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府前,用铁索索在柱子上示众。
当时,农民不堪重负,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还要送礼“递包”,外加吏役额外勒索,家家苦不堪言,故而至年底全县呈验完税的只占60%。但当王文琙将此数字解报省城时,想不到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是年年终,王文琙接到了山东省将军靳云鹏的“嘉奖令”,内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琙为道尹。”王文琙既发财又升官,自然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他暗下决心,年后继续催验,由乐南而乐北,不完不止。
碑寺口星夜“验契”
原来乐安北部一带,土地硗薄,荒碱地成片,五冬六夏白茫茫一片,庄稼种植成活率很低。有歌谣描述道:
走了些宽敞道,
喝了些骡马尿。
遍地是六月雪,
听了些鸭乱叫。
足见盐碱地贫瘠,百姓耕作之苦。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者三五亩,大者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凡此种种,碑寺口一带最多。王文琙思及这种地是块肥肉,油水多,不免垂涎三尺,迫不及待地亲往“验契”。
民国二年(1913年)2月23日,已是农历正月二十九。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但利欲熏心的王文琙不顾这些,亲自带领一班衙役、幕僚、帮審、警卫数十人,兴冲冲地向乐北碑寺口进发。
到达碑寺口后,王文琙便下榻于牛浩然的书房里。牛浩然是崇二保的首事,为人阴险狡猾,无人不晓,一面在县知事面前百般殷勤,献媚取宠;一面又替王文琙下令,限期到碑寺口“验契”。
当日午后,王文琙便性急地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劈头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当即回话:“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闻听暴怒,不由分说,一个耳光向齐光礼脸上打去。齐时年已60多岁,性格倔强,凑上去与孙扭打一处,孙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众悻悻而去。
孙祥离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旋即对大家说:“打了公差,是谓‘殴差’,属犯法行为,王文琙决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情道歉,或可免祸。”齐登先50开外年纪,受辛亥革命影响,颇具民主思想和时局眼光,他的话立竿见影。于是,大伙找来了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3位闾长,及6名妇女(其中一寡妇名齐田氏)前往碑寺口赔情。王文琙见了众人不问情由,滥施淫威。他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他们郁郁回村,向大家一一说明,村民们哀号震天:大祸临头,坐牢就在眼前!此时,齐登先挺身而出,他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火速传递暴动讯息。
次日即农历正月三十日,按多年传习,5日一集,碑寺口集市为“逢五排十”,故是日正值集期。午后“验契”者络绎不绝,直到午夜12时许,方停呈验,总计700多张,收京钱1000多串,但东齐乡民悉数未曾呈验。收税人等正思虑间,时约凌晨1时许,忽闻四野锣鼓齐鸣,又窥灯笼火把烛光照天,人声鼎沸,怒气腾腾,一股强大的人流蜂拥而至……
王文琙一命呜呼
原来,这是东齐村民众率领的一支农民反“验契”暴动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当时,在齐登先的积极倡导下,他们约定:以击鼓敲锣为号,带上武器、灯笼等,乘黑夜到牛家洼(位于碑寺口西北的大洼)集合。为了扩大队伍,由齐登先、齐世俊与齐敬信3人,急速写出了“鸡毛信”,送往临近各村。上书:
告白
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快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
按历史传习,“鸡毛信”又称“滚单”,原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庄)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此传递信息之法,沿用后世。那时的“鸡毛信”分两种:本制与纸制,所插鸡毛犹似令箭,见者即刻复制,传递不怠。这天,自东齐村发出的纸制“鸡毛信”,像插了翅膀一般,至黄昏时分就传遍了崇二保的村村庄庄。此时此刻,集合在牛家洼的足有400多人之众。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用作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的带领下,将碑寺口团团包围。
此时,牛浩然见这般情景,匆匆来见王文琙,战战兢兢地说:“看来乡民要暴动,特请知事暂避,待本人前往劝说……”谁知牛浩然刚刚走至村口,即被乱棍当头击中,呻吟着负伤逃命而去。王文琙惊闻人声嘈杂,夺路而出,正欲劝阻,不料有人先行施放土炮,王文琙隨即两腿受伤倒地,经随从的警勇、家丁扶携入院内,遂越墙匿于张仲兴家,张仲兴将王文琙掩藏在南屋东头的磨坊里。怒火中烧的乡民们似潮水奔涌,四处搜索,夺下警勇枪支,将他们一一捆缚,并将院墙推倒,终于从张宅中搜出王文琙及其家丁赵顺、崔升等。这时,齐来明指着王文琙的鼻子大骂:“王欠或(毁),今天就是你升天的日子,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去吧!”于是,众人刀械齐下,王文琙立时毙命。
众英雄青史留名
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王文琙被乐北义民送上西天,乐安县民人心大快。2月25日(农历二月初一)拂晓时分,闻讯赶来的牛庄、北隋、辛集、东里、武王、六户等70多个村庄的大约3000名农民,本欲跟王文琙清算较量,但见恶人已死,无不拍手称快。
杀官非小事,乐北一带自此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
老年人深知,这事当局者不会就此罢休,劝大家赶紧逃难。于是,家家户户,拖儿带女,背井离乡,走上了流亡道路。乡民们有的逃往博兴、蒲台一带,有的逃往河口海滩淤地,部分青壮年则远走他乡,遁匿东北关外。数日之内,碑寺口、百户张、东齐、张柳店、陈家桥、陈家庄、邵家庄、邵家桥、陈官庄、斜里把、古河道、温家楼、坡南周等庄村,均已徙避一空,老幼妇孺不见一人。
面对这一情景,当局深恐“长此流亡,难免不变为流寇”,乃张贴布告多张,尤以博兴、乐安交界处为多。布告大意是:“胁从者罔治”,如能“捆送正凶”,讯明属实,则优予奖励;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速回乡里,各营生业……
但毕竟事情发生后,袁世凯惊恐万状,他连忙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等,先后领兵前来乐安进行镇压。夏继泉带领2支马队和3连步队,连夜驰往乐安后,由吴永统一指挥。这群官兵,或悬赏购线,或密谋挖掘,走街串巷,昼夜捉人,刀光剑影,血光粼粼,一次次的大搜捕,先后有30多人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者计14人。
3月21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朔风凛冽,雨雪霏霏。14名勇士视死如归,慷慨悲歌,英勇就义于碑寺口。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将他们枭首示众,先悬于村内,后悬于乐安县城。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
但北京政府到底是色厉内荏,惶惶难安,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暂停验契”,并把逮捕去的一部分人释放回家,并于7月10日发出电令:“责成地方官吏考察验契弊端,以求改正。”当时,统治者退却让步,是勇士们的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乐安英雄勇抗苛捐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与日月同光,为世代景仰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