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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不忘初心，始终怀着这份初心，才能有始有终不半途而废。守住初心，坚持远大目标，善始善终是非常难的。一个远大的目标从提出到实现，不浮躁、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路至关重要，在实现了一定的目标后，要乘势而上开启新征程，更离不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而说起“继往开来”，就不得不提到历史上与之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个人物——王守仁。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之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他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明史》清代、民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清末曾有人断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最显著的有两个半人！两个人是指诸葛亮、王守仁，另半个人是指曾国藩。在古人心中，他能与诸葛亮并肩，可见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被称为“千古第一等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他的一生都是传奇。
王阳明生于书香世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为了光宗耀祖，让下一代也能考取功名，他特意请了先生来教儿子读书。王阳明十岁开始读四书五经，他悟性很高，先生们都惊讶于他的聪明。可在王阳明十二岁那年，一次课堂上，他一本正经地问先生：“何为天下第一等事？”先生见这小小孩子竟问出这样的问题，就笑答说：“像你爹一样，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是也。”王阳明摇摇头，不置可否地回答道：“依我看，恐怕未必如先生所说，第一等事并不是读书考取功名。”先生反问：“那你觉得何为天下第一等事？”王阳明说：“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
王阳明的回答令先生瞠目结舌，不由得暗暗称奇，这个学生太不一般了！后来先生也发现，这个学生不喜欢在私塾里坐着，喜欢读兵书，还常常跑到外面舞枪弄棍，不时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于是先生来到王家，见到王华后，就把这事说了一遍。王华听后，不由得拍案而起，口中说道：“小小年纪竟口出狂言，真是狂妄之极。”
王华思索良久，看来自己这个儿子的确非同寻常，书房容不下他了。见儿子在书房坐不住，于是王华决定带着儿子去关外转转，去开开眼界。
出了居庸关，第一次看到辽阔的大草原，年少的王阳明似乎看到了千军万马驰骋奔腾的场景，心中升起一股纵横天下的豪情，一颗种子已经在他的心中开始萌芽。一回到家，王阳明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看到儿子重新回到书房又安心读书了，王华会心地笑了。然而，几天后，一件令王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一大早，王阳明一反常态，手里拿着奏疏庄重地走到王华面前，严肃地说：“我已经写好了平安策，请转交皇上，只要给我几万人马，我愿出关，讨平鞑靼！”王华沉默了，他为带儿子出关这件事追悔莫及，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儿子真是啥都敢想敢做。他气愤地把奏疏往地上一扔，连声说道：“无知之极，狂妄之极！”就这样，王阳明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破灭了。
王华为了让儿子收一收心，在儿子十七岁那年，找到江西的一位故交，说起儿子成家的事。双方不谋而合，这桩婚事就定了下来。王华做人低调谨慎，怕在京城给儿子办婚事影响太大，因此不想在京城办，经过一番权衡，决定让儿子到南昌完婚。这一天，王华回到家，二话不说，要王阳明准备一下，马上去南昌。王阳明遵照父亲的吩咐，带上简单的行李，和仆人一起前往南昌迎娶诸氏。诸氏名芸玉，是王阳明表舅父的千金。芸玉生得清秀乖巧，言谈文雅，王阳明与这位贤良淑德的表妹也算门当户对。
谁知到了举行婚礼那天，找不到新郎官儿了。岳父急得团团转，吩咐家人赶紧四处寻找。天快黑了，派出去的人纷纷回来，都没找到。新婚之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本该与妻子洞房花烛，可新郎没了踪影，把岳父一家急得，这可如何是好？
灯笼火把，漫山遍野找了一夜，直到次日凌晨，才在一座道观里找到了王阳明。此时他正酒醉微醺，跟一个老道学习打坐呢！原来，王阳明昨日出来闲逛，路过一个道观，便走了进去，谁知在里面遇到一个老道，二人聊了几句，不料聊得很投缘。这个老道是个高人，深谙打坐之法，王阳明跟他学打坐，向他请教，老道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结果二人相对静坐，一坐就是一夜，竟忘了成婚之事。此事迅速传遍南昌，民众皆惊叹曰：“真乃一异人也。”
一年后，王阳明带着妻子回老家。途经广信时，去拜访了一位有名的理学家。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给弟子们讲课，场面很大，足足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己找到了真人，他向这位理学家请教，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
理学家自信满满地说，圣人可以靠后天的学习获取，并告诉他，朱圣人的书中有答案。朱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文公朱熹，是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大圣人。朱熹一生追求的东西叫作“道”。道，就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间一切。如何才能悟道呢？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格物致知”。格，就是琢磨的意思，就是不停地与事物接触，才能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理”。
回到老家，王阳明便开始研读朱熹之学，读完朱文公的著作后，怀着成为圣贤的热诚和疑惑，王阳明邀请一位同样精钻朱熹理学的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这位朋友很纳闷，问他琢磨竹子能有什么道理？王阳明就对朋友说：“朱大圣人说了，天下万物包括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你不格，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道理？”朋友觉得王阳明说得有道理，于是二人走到院中一棵翠竹下。至于怎么“格”，王阳明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说：“两眼盯着它看，道理就出来了。”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棵竹子看，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这一看就是三天三夜，看得他们头昏脑涨、两眼昏黑，最后两人都病倒了，也没得到什么道理。事后，王阳明冷静地对朋友说：“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别说我们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即使格出來又能怎样？这个道理如果不被我们认可又该怎么办？如果通过朱熹这条路成为圣人，对我而言，恐怕是一条死路了。”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王阳明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禅师在打坐，他听人说，这位禅师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他还听说，这位禅师怪怪的，往那儿一坐也不吱声，闭着眼睛，也不跟别人说话，已不视不言三年了。王阳明说：“他是高人啊？我看看去！”王阳明绕着禅师走了几圈，然后蹲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你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听了这话，禅师慢慢睁开眼睛，望着王阳明，说：“施主这话什么意思啊？”王阳明盯着他问：“有家吗？”“有。”“家中尚有何人？”禅师回答：“还有老母。”王阳明问：“你想念她吗？”禅师没有即刻回答，良久之后，才满脸羞愧地说：“怎能不想啊！”
庙堂外传来疾厉的风声。王阳明站起来，严肃地说：“高堂老母尚在，你却不在家孝顺老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这对吗？‘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何为‘上报四重恩’？四重恩乃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上师恩。就是生你养你的父母、芸芸众生、这个国家、你的恩师，说白了就是你的祖国、民族、乡土，佛法僧三宝上师。这‘四重恩’里头，为什么排第一的是父母恩？没有父母给你这个身体，你拿什么去修行？所以，一个人不报父母之恩乃禽兽不如啊！你说你不在家孝敬你母亲却大老远跑这里来，你这样，对吗？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这话，禅师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阳明行了礼，就出门了。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孝顺母亲了。
经过这件事，王阳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性都是不能被泯灭的。王阳明顿时陷入沉思，从那一天起，他开始怀疑朱熹之学可能是错的。朱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王阳明认为，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他虽然怀疑朱熹的“天理”，但这个“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可是这个“理”在哪里呢？
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狐假虎威，大坏朝政，王阳明当时任兵部主事，出于义愤，他冒死上书，得罪了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当一名没品级的驿丞。龙场是一个专门发配犯人的地方，穷山恶水，荆棘丛生，人烟稀少，被发配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且不说后半生前途渺茫，就是想回趟家也得费尽千辛万苦。王阳明被发配到龙场，由繁华的京城漂落到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帮助。每天他自己砍柴、烧火、做饭，跟当地人学种地，他要在这里好好生活，继续寻找心中的那个“理”。他一头扎进山洞里，日夜打坐思考，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悟到了“理”就在心中，天理即是人欲，悟到了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悟道后，开始四处讲学，推行“心学”。他认为，懂得“理”很重要，但实际运用也很重要，“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于是，他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不仅要认识“知”，更应当以“行”实践“知”，只有把“知”“行”统一起来，才称得上“善”。就是说：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应该去付诸实践。实践符合这个道理，那“知”就是真知;若实践与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
知行合一，“知”即“良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事做得几分，是尽心尽意去做，还是假心假意去做，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去做，还是真真切切去做，旁人可能不一定十分清楚，可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就是内在的良知，正因为有良知，人们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摆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私心、私利、私欲的束缚，从而进入圣人的境界。
王阳明的一个弟子，始终不懂“知行合一”的真意。于是他问王阳明：“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其实很简单，比如在孝道方面，你看到久未见面的父母，嘴角不自觉地泛起笑容;你看到父母将要跌倒，不自觉地身体前倾想要上前扶住。知和行没有谁先谁后，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王阳明的学生杨士德问他：“格物之说，诚如先生所教诲的，简单明了，人人皆懂。朱熹聪明盖世，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王阳明回答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苦下功夫。如果先切己自修，自然无瑕顾此。等到德行高时，果然忧虑大道不行于世。拿孔子来说，修著六经，删繁从简，开导启发后生，大概也无须多少考索。朱熹早年之时就写了不少书，到晚年时才后悔，认为功夫给做顛倒了。”这段话的意思是朱熹早年把工夫给弄颠倒了，他虽然有志向，但一心只在著书立说上下功夫，反而忽略了对自我身心的修养，当他醒悟时则已晚矣。这就是“继往开来”的典故。
而说起“继往开来”，就不得不提到历史上与之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个人物——王守仁。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之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他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明史》清代、民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清末曾有人断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最显著的有两个半人！两个人是指诸葛亮、王守仁，另半个人是指曾国藩。在古人心中，他能与诸葛亮并肩，可见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被称为“千古第一等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他的一生都是传奇。
王阳明生于书香世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为了光宗耀祖，让下一代也能考取功名，他特意请了先生来教儿子读书。王阳明十岁开始读四书五经，他悟性很高，先生们都惊讶于他的聪明。可在王阳明十二岁那年，一次课堂上，他一本正经地问先生：“何为天下第一等事？”先生见这小小孩子竟问出这样的问题，就笑答说：“像你爹一样，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是也。”王阳明摇摇头，不置可否地回答道：“依我看，恐怕未必如先生所说，第一等事并不是读书考取功名。”先生反问：“那你觉得何为天下第一等事？”王阳明说：“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
王阳明的回答令先生瞠目结舌，不由得暗暗称奇，这个学生太不一般了！后来先生也发现，这个学生不喜欢在私塾里坐着，喜欢读兵书，还常常跑到外面舞枪弄棍，不时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于是先生来到王家，见到王华后，就把这事说了一遍。王华听后，不由得拍案而起，口中说道：“小小年纪竟口出狂言，真是狂妄之极。”
王华思索良久，看来自己这个儿子的确非同寻常，书房容不下他了。见儿子在书房坐不住，于是王华决定带着儿子去关外转转，去开开眼界。
出了居庸关，第一次看到辽阔的大草原，年少的王阳明似乎看到了千军万马驰骋奔腾的场景，心中升起一股纵横天下的豪情，一颗种子已经在他的心中开始萌芽。一回到家，王阳明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看到儿子重新回到书房又安心读书了，王华会心地笑了。然而，几天后，一件令王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一大早，王阳明一反常态，手里拿着奏疏庄重地走到王华面前，严肃地说：“我已经写好了平安策，请转交皇上，只要给我几万人马，我愿出关，讨平鞑靼！”王华沉默了，他为带儿子出关这件事追悔莫及，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儿子真是啥都敢想敢做。他气愤地把奏疏往地上一扔，连声说道：“无知之极，狂妄之极！”就这样，王阳明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破灭了。
王华为了让儿子收一收心，在儿子十七岁那年，找到江西的一位故交，说起儿子成家的事。双方不谋而合，这桩婚事就定了下来。王华做人低调谨慎，怕在京城给儿子办婚事影响太大，因此不想在京城办，经过一番权衡，决定让儿子到南昌完婚。这一天，王华回到家，二话不说，要王阳明准备一下，马上去南昌。王阳明遵照父亲的吩咐，带上简单的行李，和仆人一起前往南昌迎娶诸氏。诸氏名芸玉，是王阳明表舅父的千金。芸玉生得清秀乖巧，言谈文雅，王阳明与这位贤良淑德的表妹也算门当户对。
谁知到了举行婚礼那天，找不到新郎官儿了。岳父急得团团转，吩咐家人赶紧四处寻找。天快黑了，派出去的人纷纷回来，都没找到。新婚之夜，春宵一刻值千金，本该与妻子洞房花烛，可新郎没了踪影，把岳父一家急得，这可如何是好？
灯笼火把，漫山遍野找了一夜，直到次日凌晨，才在一座道观里找到了王阳明。此时他正酒醉微醺，跟一个老道学习打坐呢！原来，王阳明昨日出来闲逛，路过一个道观，便走了进去，谁知在里面遇到一个老道，二人聊了几句，不料聊得很投缘。这个老道是个高人，深谙打坐之法，王阳明跟他学打坐，向他请教，老道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结果二人相对静坐，一坐就是一夜，竟忘了成婚之事。此事迅速传遍南昌，民众皆惊叹曰：“真乃一异人也。”
一年后，王阳明带着妻子回老家。途经广信时，去拜访了一位有名的理学家。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给弟子们讲课，场面很大，足足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己找到了真人，他向这位理学家请教，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
理学家自信满满地说，圣人可以靠后天的学习获取，并告诉他，朱圣人的书中有答案。朱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文公朱熹，是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大圣人。朱熹一生追求的东西叫作“道”。道，就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间一切。如何才能悟道呢？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格物致知”。格，就是琢磨的意思，就是不停地与事物接触，才能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理”。
回到老家，王阳明便开始研读朱熹之学，读完朱文公的著作后，怀着成为圣贤的热诚和疑惑，王阳明邀请一位同样精钻朱熹理学的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这位朋友很纳闷，问他琢磨竹子能有什么道理？王阳明就对朋友说：“朱大圣人说了，天下万物包括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你不格，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道理？”朋友觉得王阳明说得有道理，于是二人走到院中一棵翠竹下。至于怎么“格”，王阳明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说：“两眼盯着它看，道理就出来了。”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棵竹子看，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这一看就是三天三夜，看得他们头昏脑涨、两眼昏黑，最后两人都病倒了，也没得到什么道理。事后，王阳明冷静地对朋友说：“格个竹子都这么费劲，别说我们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即使格出來又能怎样？这个道理如果不被我们认可又该怎么办？如果通过朱熹这条路成为圣人，对我而言，恐怕是一条死路了。”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王阳明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禅师在打坐，他听人说，这位禅师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他还听说，这位禅师怪怪的，往那儿一坐也不吱声，闭着眼睛，也不跟别人说话，已不视不言三年了。王阳明说：“他是高人啊？我看看去！”王阳明绕着禅师走了几圈，然后蹲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你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听了这话，禅师慢慢睁开眼睛，望着王阳明，说：“施主这话什么意思啊？”王阳明盯着他问：“有家吗？”“有。”“家中尚有何人？”禅师回答：“还有老母。”王阳明问：“你想念她吗？”禅师没有即刻回答，良久之后，才满脸羞愧地说：“怎能不想啊！”
庙堂外传来疾厉的风声。王阳明站起来，严肃地说：“高堂老母尚在，你却不在家孝顺老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这对吗？‘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何为‘上报四重恩’？四重恩乃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上师恩。就是生你养你的父母、芸芸众生、这个国家、你的恩师，说白了就是你的祖国、民族、乡土，佛法僧三宝上师。这‘四重恩’里头，为什么排第一的是父母恩？没有父母给你这个身体，你拿什么去修行？所以，一个人不报父母之恩乃禽兽不如啊！你说你不在家孝敬你母亲却大老远跑这里来，你这样，对吗？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听到这话，禅师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庄重地向王阳明行了礼，就出门了。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孝顺母亲了。
经过这件事，王阳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性都是不能被泯灭的。王阳明顿时陷入沉思，从那一天起，他开始怀疑朱熹之学可能是错的。朱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王阳明认为，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他虽然怀疑朱熹的“天理”，但这个“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可是这个“理”在哪里呢？
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狐假虎威，大坏朝政，王阳明当时任兵部主事，出于义愤，他冒死上书，得罪了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当一名没品级的驿丞。龙场是一个专门发配犯人的地方，穷山恶水，荆棘丛生，人烟稀少，被发配到这么偏远的地方，且不说后半生前途渺茫，就是想回趟家也得费尽千辛万苦。王阳明被发配到龙场，由繁华的京城漂落到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帮助。每天他自己砍柴、烧火、做饭，跟当地人学种地，他要在这里好好生活，继续寻找心中的那个“理”。他一头扎进山洞里，日夜打坐思考，终于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悟到了“理”就在心中，天理即是人欲，悟到了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悟道后，开始四处讲学，推行“心学”。他认为，懂得“理”很重要，但实际运用也很重要，“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于是，他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不仅要认识“知”，更应当以“行”实践“知”，只有把“知”“行”统一起来，才称得上“善”。就是说：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应该去付诸实践。实践符合这个道理，那“知”就是真知;若实践与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
知行合一，“知”即“良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事做得几分，是尽心尽意去做，还是假心假意去做，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去做，还是真真切切去做，旁人可能不一定十分清楚，可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就是内在的良知，正因为有良知，人们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摆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私心、私利、私欲的束缚，从而进入圣人的境界。
王阳明的一个弟子，始终不懂“知行合一”的真意。于是他问王阳明：“到底什么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其实很简单，比如在孝道方面，你看到久未见面的父母，嘴角不自觉地泛起笑容;你看到父母将要跌倒，不自觉地身体前倾想要上前扶住。知和行没有谁先谁后，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王阳明的学生杨士德问他：“格物之说，诚如先生所教诲的，简单明了，人人皆懂。朱熹聪明盖世，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王阳明回答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苦下功夫。如果先切己自修，自然无瑕顾此。等到德行高时，果然忧虑大道不行于世。拿孔子来说，修著六经，删繁从简，开导启发后生，大概也无须多少考索。朱熹早年之时就写了不少书，到晚年时才后悔，认为功夫给做顛倒了。”这段话的意思是朱熹早年把工夫给弄颠倒了，他虽然有志向，但一心只在著书立说上下功夫，反而忽略了对自我身心的修养，当他醒悟时则已晚矣。这就是“继往开来”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