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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制度引进中国10多年后，这一试图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努力，近期因部分退休官员的独立董事身份波澜迭起。
截至4月21日，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至少有41位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而早在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商“同花顺”公开这个数据之前，已经有多名退休官员申请辞去独董。
瓜田李下之嫌
4月30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的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独立董事姚兵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相关职务。姚兵曾任中纪委驻建设部纪检组组长、住建部党组成员等职。
像姚兵这样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大多与上市公司有着工作上或者地域上的领导和管辖关系。比如，中国石油的独立董事李勇武，早年就曾担任过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以及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等相关职务；交通银行的独立董事刘廷焕，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建筑的独立董事车书剑，曾任建设部办公厅主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程文鼎，曾任贵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招商证券的独立董事武捷思，曾任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
“目前担任独立董事的退休官员，其在职时的职位都比较高或者是权力比较大，企业给他们的报酬也都不低，远远超出退休工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给企业带不来利益就不会用你，所以这实际上是借助权力资源谋利，难免败坏社会风气和竞争规则，也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口实。
从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商同花顺公开的名单中还可以发现，11名来自证监会、银监会和银行系统的退休官员，在41位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中特别显眼。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邹亚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的资本市场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政策市特点，所以以金融机构为背景的退休官员，因为他们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就更容易做独立董事。
这个判断在早年的一个相关研究中得到证实。2007年，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魏刚等人对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抽样调查发现，有17%的独立董事有政府背景，而且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
“退休官员做独董对上市公司有利有弊。”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副主任研究员刘俊海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大部分退休官员做独立董事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但毕竟曾经担任过领导，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易被认为通过公权力的延伸获得个人收入，同时还可能导致公司之间甚至是独立董事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旋转门越来越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4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沪深两市在岗的5972名独立董事中，除53位独立董事的年龄信息不详之外，71岁以上占4.6%，最大的84岁。
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不仅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其中，还对兼职企业的数量、年龄和任期首次作出明确规定。
早在200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曾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过清理。当时清理的主要对象是现职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未涉及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县处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明确表示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兼任企业独立董事进行清理。
随后，中纪委和中组部等相关部门又先后分多种情形对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规范。比如，国家公务员法就明文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退休官员一直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群体中占有相当比重。上海上市公司协会2012年对上海辖区上市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有19%的公司聘请了退休政府官员，10%的公司聘请了银行的退休或在职人员。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2年的调查显示，深交所1100多家上市公司在选聘独立董事的时候，除了考虑专业这个因素之外，还要看重独立董事的声誉和社会关系。
“上市公司聘任退休高官做独立董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企业需要光环，将退休高官当作炫耀其实力和地位的象征。”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俞建国本人也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大公司需要与其所谓级别相适应，而民营企业则希望借此脱胎换骨，将退休高官当作市场经营活动中的门面。”此外，退休高官的战略眼光、管理素质以及丰富阅历，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关键战略抉择和战术引领会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在各方质疑和日益趋紧的官方约束下，已有越来越多的退休官员辞任独立董事等职位。今年以来，像江河创建独立董事姚兵这样选择辞职的已有近百人，远远高于往年同期。
制度亟待完善
“退休高官担任独董亟须制度解决，用监管制约，用法律制衡，且应提上议事日程。”俞建国表示，退休官员们的敏锐眼光和经验有助于公司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应在制度上设置禁区约束其不合法行为。
人们对于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的不满，只是整个独立董事制度运行不畅的冰山一角。2013年8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独立董事“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最为肯定，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认可度较低。各类调查对象中，投资者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满意度最低，对独立董事工作的尽职情况也不甚满意。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旨在防止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由于原有的监事会制度运行不尽如人意，中国证监会试图通过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独立董事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减少公司控股股东的内部控制，改善公司治理，达到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2001年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引进。当年出台的指导意见中，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实际交由公司大股东控制，对任职资格规定模糊，又对独立性要求规定不足，这导致了独立董事在相当程度上沦为花瓶或橡皮图章，远未实现制度引进时的最初目的。
“这种制度下产生不了合格的独立董事，不管谁来都避免不了当花瓶的命运。”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也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独立董事的使命本来是制约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但现在的独立董事是由董事会聘请，董事会又是大股东聘请的，这就导致理论和现实的悖论。他说，“不改变这个现状，谁当独董都发挥不了作用，一旦抗衡就会被开除。”
除了独立董事实际由大股东选聘外，薪水的发放也来自上市公司，再加上事后监督问责机制不严，导致独立董事履职程度大打折扣，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执行效果的不利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在2013年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选聘机制和细化明确工作职责、建立评价问责机制被认为是独立董事法律法规体系中亟需完善的重点，此外还包括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认证和管理、薪酬发放机制等，均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截至4月21日，市值排前100名的上市公司中，至少有41位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而早在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商“同花顺”公开这个数据之前，已经有多名退休官员申请辞去独董。
瓜田李下之嫌
4月30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的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说，独立董事姚兵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相关职务。姚兵曾任中纪委驻建设部纪检组组长、住建部党组成员等职。
像姚兵这样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大多与上市公司有着工作上或者地域上的领导和管辖关系。比如，中国石油的独立董事李勇武，早年就曾担任过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以及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等相关职务；交通银行的独立董事刘廷焕，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建筑的独立董事车书剑，曾任建设部办公厅主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程文鼎，曾任贵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招商证券的独立董事武捷思，曾任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
“目前担任独立董事的退休官员，其在职时的职位都比较高或者是权力比较大，企业给他们的报酬也都不低，远远超出退休工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给企业带不来利益就不会用你，所以这实际上是借助权力资源谋利，难免败坏社会风气和竞争规则，也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口实。
从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商同花顺公开的名单中还可以发现，11名来自证监会、银监会和银行系统的退休官员，在41位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中特别显眼。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邹亚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的资本市场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政策市特点，所以以金融机构为背景的退休官员，因为他们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就更容易做独立董事。
这个判断在早年的一个相关研究中得到证实。2007年，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魏刚等人对1999?2002年的上市公司抽样调查发现，有17%的独立董事有政府背景，而且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经营业绩越好。
“退休官员做独董对上市公司有利有弊。”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副主任研究员刘俊海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大部分退休官员做独立董事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但毕竟曾经担任过领导，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易被认为通过公权力的延伸获得个人收入，同时还可能导致公司之间甚至是独立董事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旋转门越来越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14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沪深两市在岗的5972名独立董事中，除53位独立董事的年龄信息不详之外，71岁以上占4.6%，最大的84岁。
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不仅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其中，还对兼职企业的数量、年龄和任期首次作出明确规定。
早在2004年，中央有关部门就曾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过清理。当时清理的主要对象是现职的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未涉及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县处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明确表示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兼任企业独立董事进行清理。
随后，中纪委和中组部等相关部门又先后分多种情形对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规范。比如，国家公务员法就明文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2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退休官员一直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群体中占有相当比重。上海上市公司协会2012年对上海辖区上市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有19%的公司聘请了退休政府官员，10%的公司聘请了银行的退休或在职人员。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2年的调查显示，深交所1100多家上市公司在选聘独立董事的时候，除了考虑专业这个因素之外，还要看重独立董事的声誉和社会关系。
“上市公司聘任退休高官做独立董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企业需要光环，将退休高官当作炫耀其实力和地位的象征。”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俞建国本人也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大公司需要与其所谓级别相适应，而民营企业则希望借此脱胎换骨，将退休高官当作市场经营活动中的门面。”此外，退休高官的战略眼光、管理素质以及丰富阅历，在一定程度上对上市公司的关键战略抉择和战术引领会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在各方质疑和日益趋紧的官方约束下，已有越来越多的退休官员辞任独立董事等职位。今年以来，像江河创建独立董事姚兵这样选择辞职的已有近百人，远远高于往年同期。
制度亟待完善
“退休高官担任独董亟须制度解决，用监管制约，用法律制衡，且应提上议事日程。”俞建国表示，退休官员们的敏锐眼光和经验有助于公司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应在制度上设置禁区约束其不合法行为。
人们对于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的不满，只是整个独立董事制度运行不畅的冰山一角。2013年8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独立董事“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最为肯定，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认可度较低。各类调查对象中，投资者对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整体发展、促进公司治理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等方面的满意度最低，对独立董事工作的尽职情况也不甚满意。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旨在防止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由于原有的监事会制度运行不尽如人意，中国证监会试图通过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独立董事加强对公司的监督，减少公司控股股东的内部控制，改善公司治理，达到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目的。
2001年独立董事制度正式引进。当年出台的指导意见中，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实际交由公司大股东控制，对任职资格规定模糊，又对独立性要求规定不足，这导致了独立董事在相当程度上沦为花瓶或橡皮图章，远未实现制度引进时的最初目的。
“这种制度下产生不了合格的独立董事，不管谁来都避免不了当花瓶的命运。”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也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独立董事的使命本来是制约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但现在的独立董事是由董事会聘请，董事会又是大股东聘请的，这就导致理论和现实的悖论。他说，“不改变这个现状，谁当独董都发挥不了作用，一旦抗衡就会被开除。”
除了独立董事实际由大股东选聘外，薪水的发放也来自上市公司，再加上事后监督问责机制不严，导致独立董事履职程度大打折扣，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执行效果的不利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在2013年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选聘机制和细化明确工作职责、建立评价问责机制被认为是独立董事法律法规体系中亟需完善的重点，此外还包括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认证和管理、薪酬发放机制等，均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