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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困境与机遇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两者皆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与感受，因不同主体及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相异，受主体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影响，困境包含机遇。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典型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墨西哥为例，描述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机遇：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机遇；国家安全的困境与机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困境机遇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地球之上的国家都无法逃避，也不应逃避。但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参与主体并未有着等同的地位，更未能接受等同的影响。本文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与墨西哥为例分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境与机遇。
一 困境与机遇的概念界定
困境与机遇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判断与感受。困境是指主体主观判断客体对自己而言弊大于利，并且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去改变，而现在暂时无法改变；机遇是指主题主观判断客体对自己而言利大于弊，是实现重大目标的途径，但是却需要及时判断与把握。
将人与国家作为主体，是因为人与国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非被动接受结果与影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客体。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人与国家只能无奈的接受结果与影响，这主要是限于自身掌控事件的实力与水平低下。但是只要想去改变并付诸行动与掌握方法，摆脱被动的境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主观判断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根据客体对主体的实际影响来进行利弊的判断。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及在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以及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实质为掌控事件的不同实力与水平，并且主体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不同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进行不同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判断。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就是客体对不同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的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就是客体在主体发展不同阶段产生不同影响，并且主体结合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与在不同思维方式下对其作出了不同判断；笔者认为墨西哥陷于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但是也初步判断墨西哥现任政府自身并不认为其陷于困境，这就是在不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对于困境与机遇的不同判断。
二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机遇—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
1．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以北京为例
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1）机遇阶段。经济全球化以及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的具体事件带给我们的影响一直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与不用实力水平，我们关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在我国急需技术与资金，而国内无法满足时期，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无疑成为捷径与雨露。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改革开放后，为改变汽车工业“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的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以各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AMC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越野车、同年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桑塔纳汽车；1985年广州汽车有限公司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同年北京汽车联合公司和江西采用技贸结合的方式引进日本五十铃轻型货车技术，最后发展为合资；3月，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与意大利依维柯公司在南京签署了引进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依维柯公司S系列轻型汽车许可证转让和技术援助合同。
在此期间，大量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也采取技术引进、技术合作等方式引进汽车制造技术。这段期间，商用汽车发展迅速，商用系列逐步完整，轿车生产奠定了基本格局和基础。
（2）困境阶段。在我国跨越前阶段对技术与资金的渴求已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基础后，经济全球化对于参与其中的我们便从机遇转变成困境。
第一，绝对意义上我们是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但在相对意义上说，我们是吃亏的。如作为产业链末端的“贴牌”生产与众多的等同于“廉价制造”的“中国制造”，我们的企业只分得商品利润的小头。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0.35美元；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国企业的加工费只有5美元；又如，发达国家向我国进行污染转移，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将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环境代价更使我们大大吃亏。
在前一阶段，我们并未判断陷于经济全球化为困境，并非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相对意义的吃亏，而是限于当时自身落后现实：若不争取此相对意义上的吃亏，就无丝毫绝对意义上的获益，更无以此换来技术与资金的积累。前一阶段是退一步为了下一阶段进更多步，因此仍判断是利大于弊，是机遇。但是现在我国经济已跨越了前一阶段，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与资金，相对意义上的吃亏问题就凸显出来。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缺失。此为我国相对意义上吃亏的主要原因。仍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2005中国汽车产业高峰论坛”上，作为产业界的代表，长安汽车集团副总裁朱华荣直率地指出“我们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进行了20多年，但现在我们现在有谁换来了技术？可以说，目前合资企业还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我国最早引入的桑坦纳车型的国产化率已达到98%，帕萨特等近年来引进车型的国产化率也已超过70%，但合资工厂的操作仍停留在装配的层面，在整车开发以及发动机等核心技术的开发上仍进展缓慢，完全受控于外方。当前我国汽车工业似乎在利用外资数量扩张、产量增加的同时，却越发陷入产业利润水平低下的怪圈。
第三，机遇阶段。困境，现在看确实是困境，但是，若挣脱了此困境便能实现从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因此困境阶段同时也是机遇阶段。这里充分体现了不同思维方式对关于困境与机遇判断的影响。当然，这里的机遇与第一阶段的机遇的含义是有差异的。后者是基于急需而国内匮乏的现实，而有妥协意味的委屈求“进”，而现阶段的机遇则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上，主动出击，实现跨越的途径。
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是我国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与表现，那么此点也就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跨越的重要机遇。比亚迪是我国汽车行业自主创新的一个例子，作为电动车领域的领跑者和全球二次电池产业的领先者，比亚迪利用独步全球的技术优势，不断制造清洁能源的汽车产品。2008年12月15日，全球第一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双模电动车—比亚迪F3DM双模电动车在深圳正式上市。2009年，计划将推出纯电动汽车。比亚迪设立中央研究院、电子研究院、汽车工程研究院以及电力科学研究院，负责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以及产业和市场的研究等；拥有可以从硬件、软件以及测试等方面提供产品设计和项目管理的专业队伍。
2．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机遇——以墨西哥为例
第一，墨西哥陷入政治自主遭侵蚀的困境。墨西哥在80年代后期以来，外交政策“经济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靠拢，1992年2月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外交在墨西哥外交活动中的优先地位使其他妨碍这一优先地位的外交活动做出让步。中美洲问题以及联合国中的立场问题、移民问题、国内扫毒等问题上，墨西哥政府自主权减少。1986年1月，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警告德拉马德里政府，美国愿意与墨西哥参加一场中美洲和联合国问题的激战，并暗示墨西哥要为此在债务、贸易和与美国友好关系上付出代价。事实证明，墨西哥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在打击国内毒品向美国走私贩运问题上，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德拉马德里和萨里斯纳政府屡屡表现软弱和迁就。
第二，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孰轻孰重。站在笔者的立场，认为墨西哥陷入了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但是，通过其行为与态度等，笔者又简单初步判断墨西哥当局并未将此视为困境，因为其已判断与选择经济利益大于政治自主，政治自主并未能牵绊与使其难与抉择与平衡。
这里要讨论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转落到人的层面来思考。一个人为了得到钱，使物质生活过得更好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成为任人摆布与替决定的“附属品”吗？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求包养”的女大学生已明确的给出了也许能够代表部分人观点的答案。笔者个人价值观坚定的认为，只为追求与享受物质生活而丧失以人生自主决定权为基石的人的尊严的生活，走捷径而无为目标艰苦奋斗的经历的人生都是无法获得真正与长久的幸福的。上转到国家层面，道理依然。
这时，也许又有人说，如同讨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关系的问题，难道要在人都要饿死的情况下还固守环境的保护吗？笔者认为，首先的问题是有没有到要饿死的地步？其次是我们总能找到除以环境为代价之外的发展经济的办法。只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之一途径为“捷径”，无需太多其他的“精力投入”，才受到追捧并被错误的认为是发展经济必然的代价。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的关系问题，道理相同。
第三，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与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存在于困境相同，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也是国家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身处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即意味着面临强国依仗经济势力在外交或内政事务上试图强制影响甚至替决定，若前者已判断与选择政治自主大于经济利益，那么就可以在此具体事务上坚持自主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政治自主。至此，困境便成功的转化成了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当然，有的发展中国家是宁肯不要这样的机遇的，把握这样的机遇需要割舍与勇气。
3．国家安全的困境与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在经济领域内的相对意义上的吃亏困境及与之相应的机遇，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及与之相对应的机遇，更面临着国家安全威胁的困境。马斯洛已经在其需要理论中阐述了安全需要作为所有需要中的第一需要的重要基础性意义，国家层面的安全需要同样是基础需要。说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之前讨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主是都不及国家安全重要的。
国家安全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也包括生态领域、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相关度都大且含义广泛的社会领域，任何一领域受到威胁，国家安全都难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国家与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因为不论是人还是国家的接触不可能做到分割与抽取出经济性质的事物来接触，其他一切收回与保持到自己的可控范围内。所有一切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也是把握住“战机”来保卫与提高国家安全的机遇。
三 结语
困境与机遇是主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客观是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及不同发展阶段实质为掌控事物的不同实力与水平。主观是结合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实际实力基础与所需状况，在不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做出是困境还是机遇的判断。困境包含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出发，扩展到政治与其他领域。犹如人的层面，从经济利益，到人的尊严，再到安全。本文以中国与墨西哥为例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与机遇也是这样的逻辑：从经济领域内的相对意义吃亏的困境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机遇，到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再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困境与保卫国家安全的机遇。
本文主要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具体是什么，并未就如何摆脱困境与把握机遇继续进行探讨，这也是笔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困境机遇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地球之上的国家都无法逃避，也不应逃避。但是经济全球化中的参与主体并未有着等同的地位，更未能接受等同的影响。本文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与墨西哥为例分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境与机遇。
一 困境与机遇的概念界定
困境与机遇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判断与感受。困境是指主体主观判断客体对自己而言弊大于利，并且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去改变，而现在暂时无法改变；机遇是指主题主观判断客体对自己而言利大于弊，是实现重大目标的途径，但是却需要及时判断与把握。
将人与国家作为主体，是因为人与国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而非被动接受结果与影响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客体。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人与国家只能无奈的接受结果与影响，这主要是限于自身掌控事件的实力与水平低下。但是只要想去改变并付诸行动与掌握方法，摆脱被动的境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主观判断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根据客体对主体的实际影响来进行利弊的判断。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及在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以及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实质为掌控事件的不同实力与水平，并且主体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不同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进行不同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判断。
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就是客体对不同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的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就是客体在主体发展不同阶段产生不同影响，并且主体结合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与在不同思维方式下对其作出了不同判断；笔者认为墨西哥陷于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但是也初步判断墨西哥现任政府自身并不认为其陷于困境，这就是在不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对于困境与机遇的不同判断。
二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机遇—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
1．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以北京为例
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困境—机遇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1）机遇阶段。经济全球化以及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的具体事件带给我们的影响一直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基于我国不同发展阶段与不用实力水平，我们关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做出了不同的判断。
在我国急需技术与资金，而国内无法满足时期，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无疑成为捷径与雨露。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改革开放后，为改变汽车工业“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的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以各种形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AMC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越野车、同年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桑塔纳汽车；1985年广州汽车有限公司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同年北京汽车联合公司和江西采用技贸结合的方式引进日本五十铃轻型货车技术，最后发展为合资；3月，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与意大利依维柯公司在南京签署了引进意大利菲亚特集团依维柯公司S系列轻型汽车许可证转让和技术援助合同。
在此期间，大量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政府也采取技术引进、技术合作等方式引进汽车制造技术。这段期间，商用汽车发展迅速，商用系列逐步完整，轿车生产奠定了基本格局和基础。
（2）困境阶段。在我国跨越前阶段对技术与资金的渴求已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基础后，经济全球化对于参与其中的我们便从机遇转变成困境。
第一，绝对意义上我们是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但在相对意义上说，我们是吃亏的。如作为产业链末端的“贴牌”生产与众多的等同于“廉价制造”的“中国制造”，我们的企业只分得商品利润的小头。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0.35美元；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国企业的加工费只有5美元；又如，发达国家向我国进行污染转移，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将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环境代价更使我们大大吃亏。
在前一阶段，我们并未判断陷于经济全球化为困境，并非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相对意义的吃亏，而是限于当时自身落后现实：若不争取此相对意义上的吃亏，就无丝毫绝对意义上的获益，更无以此换来技术与资金的积累。前一阶段是退一步为了下一阶段进更多步，因此仍判断是利大于弊，是机遇。但是现在我国经济已跨越了前一阶段，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与资金，相对意义上的吃亏问题就凸显出来。
第二，自主创新能力缺失。此为我国相对意义上吃亏的主要原因。仍以我国汽车行业为例。“2005中国汽车产业高峰论坛”上，作为产业界的代表，长安汽车集团副总裁朱华荣直率地指出“我们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进行了20多年，但现在我们现在有谁换来了技术？可以说，目前合资企业还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我国最早引入的桑坦纳车型的国产化率已达到98%，帕萨特等近年来引进车型的国产化率也已超过70%，但合资工厂的操作仍停留在装配的层面，在整车开发以及发动机等核心技术的开发上仍进展缓慢，完全受控于外方。当前我国汽车工业似乎在利用外资数量扩张、产量增加的同时，却越发陷入产业利润水平低下的怪圈。
第三，机遇阶段。困境，现在看确实是困境，但是，若挣脱了此困境便能实现从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因此困境阶段同时也是机遇阶段。这里充分体现了不同思维方式对关于困境与机遇判断的影响。当然，这里的机遇与第一阶段的机遇的含义是有差异的。后者是基于急需而国内匮乏的现实，而有妥协意味的委屈求“进”，而现阶段的机遇则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上，主动出击，实现跨越的途径。
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是我国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与表现，那么此点也就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跨越的重要机遇。比亚迪是我国汽车行业自主创新的一个例子，作为电动车领域的领跑者和全球二次电池产业的领先者，比亚迪利用独步全球的技术优势，不断制造清洁能源的汽车产品。2008年12月15日，全球第一款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双模电动车—比亚迪F3DM双模电动车在深圳正式上市。2009年，计划将推出纯电动汽车。比亚迪设立中央研究院、电子研究院、汽车工程研究院以及电力科学研究院，负责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以及产业和市场的研究等；拥有可以从硬件、软件以及测试等方面提供产品设计和项目管理的专业队伍。
2．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机遇——以墨西哥为例
第一，墨西哥陷入政治自主遭侵蚀的困境。墨西哥在80年代后期以来，外交政策“经济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靠拢，1992年2月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外交在墨西哥外交活动中的优先地位使其他妨碍这一优先地位的外交活动做出让步。中美洲问题以及联合国中的立场问题、移民问题、国内扫毒等问题上，墨西哥政府自主权减少。1986年1月，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警告德拉马德里政府，美国愿意与墨西哥参加一场中美洲和联合国问题的激战，并暗示墨西哥要为此在债务、贸易和与美国友好关系上付出代价。事实证明，墨西哥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了美国的压力。在打击国内毒品向美国走私贩运问题上，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德拉马德里和萨里斯纳政府屡屡表现软弱和迁就。
第二，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孰轻孰重。站在笔者的立场，认为墨西哥陷入了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但是，通过其行为与态度等，笔者又简单初步判断墨西哥当局并未将此视为困境，因为其已判断与选择经济利益大于政治自主，政治自主并未能牵绊与使其难与抉择与平衡。
这里要讨论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转落到人的层面来思考。一个人为了得到钱，使物质生活过得更好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成为任人摆布与替决定的“附属品”吗？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求包养”的女大学生已明确的给出了也许能够代表部分人观点的答案。笔者个人价值观坚定的认为，只为追求与享受物质生活而丧失以人生自主决定权为基石的人的尊严的生活，走捷径而无为目标艰苦奋斗的经历的人生都是无法获得真正与长久的幸福的。上转到国家层面，道理依然。
这时，也许又有人说，如同讨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关系的问题，难道要在人都要饿死的情况下还固守环境的保护吗？笔者认为，首先的问题是有没有到要饿死的地步？其次是我们总能找到除以环境为代价之外的发展经济的办法。只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之一途径为“捷径”，无需太多其他的“精力投入”，才受到追捧并被错误的认为是发展经济必然的代价。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的关系问题，道理相同。
第三，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与经济领域内的机遇存在于困境相同，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也是国家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身处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即意味着面临强国依仗经济势力在外交或内政事务上试图强制影响甚至替决定，若前者已判断与选择政治自主大于经济利益，那么就可以在此具体事务上坚持自主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政治自主。至此，困境便成功的转化成了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当然，有的发展中国家是宁肯不要这样的机遇的，把握这样的机遇需要割舍与勇气。
3．国家安全的困境与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在经济领域内的相对意义上的吃亏困境及与之相应的机遇，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及与之相对应的机遇，更面临着国家安全威胁的困境。马斯洛已经在其需要理论中阐述了安全需要作为所有需要中的第一需要的重要基础性意义，国家层面的安全需要同样是基础需要。说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之前讨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主是都不及国家安全重要的。
国家安全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也包括生态领域、文化领域、与其他领域相关度都大且含义广泛的社会领域，任何一领域受到威胁，国家安全都难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超出经济领域扩展到国家与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因为不论是人还是国家的接触不可能做到分割与抽取出经济性质的事物来接触，其他一切收回与保持到自己的可控范围内。所有一切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也是把握住“战机”来保卫与提高国家安全的机遇。
三 结语
困境与机遇是主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客观是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及不同发展阶段实质为掌控事物的不同实力与水平。主观是结合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实际实力基础与所需状况，在不同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下做出是困境还是机遇的判断。困境包含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出发，扩展到政治与其他领域。犹如人的层面，从经济利益，到人的尊严，再到安全。本文以中国与墨西哥为例分析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与机遇也是这样的逻辑：从经济领域内的相对意义吃亏的困境与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机遇，到经济利益与政治自主相矛盾的困境与争取政治自主的机遇，再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困境与保卫国家安全的机遇。
本文主要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面临的困境与机遇具体是什么，并未就如何摆脱困境与把握机遇继续进行探讨，这也是笔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