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11日上午，先后获悉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仙逝的消息。初闻噩耗，心为之惊；竞日徘徊，无所从事。念及两位大师同年同月同日谢世，不禁叹日：一日之内，痛失二师；梁柱摧矣，哲人萎矣!我在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上过任先生为我们开的《古代汉语》课，因而得以亲沐教泽。至于季先生，则是我在硕士生期间的导师，数十年来，所受教益良多。他在即将寿登期颐之际匆匆离去，令人无限惋惜和伤感。
一
我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感召和指引下踏入南亚研究领域的。1978年夏季，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这时，在刚刚成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工作的赵国华先生(1943～1991)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该所学习。他告诉我，季羡林先生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这倒使我动心。名师可遇而不可求。倘若能追随他从事印度文学特别是泰戈尔研究，可谓三生有幸。
在学习的最初二年，先生以讲座形式给我们研究生集体上过几次课，主要讲的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规范。他还延请了陈洪进等著名学者给我们举办讲座，以让我们广开眼界。他十分推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治学态度，主张在写作之前必须做好有关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不断查询各种工具书，以减少事实记忆和文字差错；他精通多门外语，学术涉猎面甚广，经常自称“杂家”，因而也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努力掌握几门外语，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同时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反复强调，做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凡是引用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话，亦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我们将这些谆谆教诲深刻地铭记于心并受益终身。
我在第二学年就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准备探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天，赵国华老师从先生处回来，送给我先生于1961年5月1 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他说，“这是季先生送给你的他的一篇旧作，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并不长，只有3500字左右，但却高度概括了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因而成为我撰写毕业论文的一个指南。在开始酝酿论文时，我到季先生家求教。先生对泰翁十分敬仰，对他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写过多篇论文。但他非常谦虚地对我说：“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有好久不看了。对你的论文，我恐怕难以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我建议你多看外国人写的有关论著，同时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在先生的启发下，阅读了当时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泰戈尔的全部英文著作和有关论著，并在追随李缘山先生(1942～2006)学习孟加拉语的同时阅读了一些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原著。
1981年5月，我将毕业论文初稿送呈季羡林先生审阅。五万字的长文对于当时身兼多职并日益繁忙的先生应是个负担。大约一周后，先生将论文返还我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建议我将论文压缩，将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删除。这样，一万多字减去了。先生说：“不过，可以将泰戈尔与短篇小说创作有关的生平活动保留在文章中。其余三个部分也需要压缩和进一步提炼。”我在逐字逐句修改论文的同时，将先生在我的初稿上批注的一些字句也揉入其中。1981年7月，我的论文终于定稿，随后在北京大学六院参加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刘安武、刘国砃、董友忱诸位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翻译家汤永宽先生。那年夏季，天气燠热异常。作为先生“文革”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失学八年，虽然后来上了大学，但毕竟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对于论文能否通过心里实在没底。还好，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对我十分宽厚，没有提任何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论文得以顺利通过。
二
根据张光磷先生的计算，季羡林先生的全部著作合计达1200万字。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学术论著和译著。无疑，这些著述所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远远多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先生终身笔耕不辍，才结出累累硕果。我总觉得，在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苦行者的精神。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十分艰辛的学术事业。他从不追求享受，即使在暮年，在医院的病榻上，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不断地写作着。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自己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用于无穷无尽的工作。实际上，他和常人一样，每天只有24小时。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天是不足24小时的，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由于声誉日隆和兼职过多，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接待盈门的访客，因而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愈来愈少。他所以能在晚年出现创作井喷现象，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在于勤苦二字。鲁迅先生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而季羡林先生则把别人用于睡眠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写作，谈何容易。
1984年，先生在“文革”中偷偷摸摸翻译的印度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金秋10月在杭州召开两大史诗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子湖畔著名景点柳浪闻莺附近。正是丹桂飘香时节。一天会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时，我贸然问道：“季先生，建国35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20年。”这些会议各种各样，但以各种非学术会议和政治学习居多，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批斗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中，尤其如此。许多宝贵的年华就这样浪费了。然而，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当是时也，他或闭目假寐，或思考问题，或推敲文句，或打腹稿，因而充分利用了所谓时间的“边角废料”。所以，他在晨兴写作时的效率是极高的，许多散文都是一挥而就，否则，他在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断然无法写出大量散文。他的这种争分夺秒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也值得每一个有志于写作和学术的人学习。
目前正在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收入了《清华园日记》，但先生还有大量未刊著作，主要包括他的日记和中英文书简。1999年6月8日下午，王树英先生与我相约去朗润园看望先生。那天，他兴致甚高，我们停留的时间也就长了些。谈了先生的散文创作，因为我恰好为他的米寿写了一篇长文《郁郁诗人意悠悠赤子情——谈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创作》，所以趁机讨教。我那篇文章，并没有一味说好，实际上还指出了先生早期和中期散文创作的一些问题。然而，王树英先生事先告诉我，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将拙文给先生读了一遍，后来先生自己又看了一遍，对此文还是满意的。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谈兴正浓，不禁问道：“先生写了大量日记，是否准备全部出版?”他回答说：“生前不准备出版。”我当即意识到，先生的日记系秉笔直书，应是无所不记的。我在读先生的文章时，常为他的惊人记忆力所动。在读《留德十年》一书时发现，他直接引用了自己的不少日记。记述相当细致，文笔干净利 落，绝非流水账。我于是判定他数十年来的日记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文革”中身陷“牛棚”曾中断外，他是一直认真记日记的。日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例如，英国散文家和政治家佩皮斯(samue]Pepys，1633～1703)在1825年出版的《日记》，长达2500页，约125万言，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英国社会史和他本人的生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李赋宁先生说，“读他的《日记》犹如读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集》那样亲切，引人入胜。佩皮斯的散文自然流畅，有如文雅的谈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791页)因此，他以自己的日记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只是自己从27岁至36岁的十年，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则长达大半个世纪。因此，我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追思会上发言时说，他的日记至少在100万字至150万字之间，具有重大出版和研究价值。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我感到自己的估计或许失于保守。现在，已有数部季羡林传出版，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先生的日记，他的传记才可能是全面的、准确的和深入的。
在1999年6月8日下午的谈话中，我顺便请先生看了北京市的一份语文高考模拟试题。上面有一篇先生的散文，要求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先生看了看笑着说，“这些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还对当时国内史学研究的状况谈了自己的一些尖锐而深刻的看法。先生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完全不像年近九旬之人。
三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实际上，从细微之处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和品质。
季羡林先生虽然永远十分忙碌，但他一般不轻易让学生帮助自己工作，以免占用他们的时间。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不会开口。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又在北大生活了七年，直到1988年8月才搬离16楼。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事业开始呈现繁荣局面。一天，先生的秘书李铮找到我，说先生想让我帮助翻译一份有关印度的名词术语，其中有多个孟加拉语词。李铮说，雷洁琼要写一篇文章，碰到了这些印度语词，请季羡林先生译成中文。我那时的孟加拉语水平十分有限，但还是迅速完成了先生委托的这件小事。此事说明，先生尽管很忙，却乐于助人，在自己爱莫能助的情况下，亦会辗转帮人解决难题。
由于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和感召，当时南亚研究所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国际交往繁多。我在读研时期即不断承担外事接待任务，而在工作之后也不断参加这样的活动。英语的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获得巨大进步。1984年孟夏，季羡林先生前往友谊宾馆印度专家沈纳兰先生家中看望前来访问的梅特丽耶·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1914～1990)。我有幸叨陪末座。黛维年轻时期十分秀丽，16岁即出版第一部诗集；泰戈尔非常欣赏这位才女，曾为她的这部诗集作序。诗人在暮年曾四度到黛维夫人家中度假，说了许多话，被她记录下来，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eside，1960)一书，至今一直不断再版，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黛维夫人还有其他多种著述论及泰戈尔，这是我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发现的。
黛维夫人于1982年访问中国时，将《家庭中的泰戈尔》这部代表作赠送季羡林先生并表示希望他能将该书译成中文。先生欣然承诺亲自翻译该书。翻译有时比写作还难，因为写作可以回避艰难之处，但翻译却不能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需要占用大量时间。然而，先生却不以翻译为苦，而是乐在其中。后来，诗人顾子欣表示愿意翻译此书，但却一直没有动笔。
时隔两年，在沈纳兰家中见到黛维夫人，她自然要问先生译事进展如何。已到古稀之年的她有些老态龙钟，也有些着急。席间，她不客气地问先生：“难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们翻译的这部书吗?”会见结束之后，先生在随后的八个月中将全书译成中文。可见，他是信守诺言和忠人之事的。
最令人佩服的是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1984年深秋，先生在翻译中遇到一个难于理解的孟加拉语词，于是委托其秘书李铮先生问我。至于解答的是否正确，我自己并没有把握，但至少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放在上下文中是通的。1986年初，我见到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中文译本，是先生赠阅的。在拜读这部名著时，我发现先生在“译者序言”之后的附记中写道：“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凌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建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在该书第207页的脚注中，先生写道：“根据刘建同志的意见，Praifi可能是Prairi的误写。”所谓“误写”，指的是拼写错误。那只是我在查阅词典之后的一个猜测，否则上下文难以贯通。从此事还可看出，先生非常尊重别人，连自己的学生帮了一点小忙也要交待清楚。
我在多次出席季羡林先生参与的外事活动中亲聆他的英文讲话。他的英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有很高的造诣。然而，我前些年看到他写的一份英文简历，在写到自己所掌握的多门外语之处，他没有用“精通”一词，而是用了个简单的英文词：know(懂)。从那时起，我就告诫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连季先生这样的大语言学家都这么谦虚，我们更不应该胡说自己“精通”某种或某些外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能说自己精通汉语，因为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四
从1996年起，我开始兼任《南亚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季羡林先生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和首任主编。在由于失去经费来源而停刊一年之后，在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南亚学界不少同仁的共同努力，杂志于1996年下半年复刊。先生欣然同意担任本刊名誉主编，为本刊题写了刊名，并在10月3日挥毫题词：“南亚研究，至关重要。希望全体从事南亚研究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再立新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先生的激励之下，刊物一直坚持办了下来。虽然经费困难，我们不但从不收取所谓“版面费”，而且一直给作者发放稿酬。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从季羡林海外基金会获得四万元的资助。在其余年月，我们主要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资助。
先生晚年不时受到视力障碍的困扰，但却一直在坚持写作，而且常须不断偿还文债。我们做学生的于是就想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7年为印度独立50周年。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为纪念这一盛事，拟编辑一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专刊，于是选定了先生刊发于《印度视野》第43卷第1～2期(1994年)上的一篇英文文章。为此事而在印度使馆和先生之间热心奔忙的王树英老师找到我，告诉我该文原稿系中文，但在国内从未发表过，而且经查季羡林先生处原稿无存。我于是受托将该文倒译成中文。译文送呈先生过目，得到他的首肯。经先生同意，《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首先刊发了这篇题为《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文章。先生的信任极大地增强了我搞点翻 译的信心。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学衔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室外修竹傲然挺立，厅内繁花暗送幽香。罗摩坎达·罗特院长首先宣读了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的决定。该院认为，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杰出东方学者，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为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他在开创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因而理应获得这一最高等级的嘉奖；而能够将该院给予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最高荣誉——名誉院士学衔授予先生，亦是该院的殊荣。罗特院长在颁发有关证书和证章之后发表演说，盛赞先生毕生为文化事业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接着，先生用英语致答词。他在对印度文学院和罗特先生表达谢沈之后，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间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他先后用中英两种语言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虽非烈士，但仍然要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多做贡献。我在分享先生荣誉之余，将他的英文演说稿译成中文，并在经他同意之后将该文刊发于《南亚研究》当年第2期卷首。
2000年4月1日，为中印建交50周年。印度使馆再次向先生约稿。那一段时间，先生视力较差，精力也有些衰退，毕竟是年近九秩的人了。他在当年3月2日，仅勉力写了一篇约450字的短文。王树英老师在从先生处拿到文章之后让我看，我们都觉得先生的文章短了些，可是也无法再劳动先生。经与先生商量，我将他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中的一段(“众所周知……”)400余字插入他为中印建交50周年而作的短文之中，使之得以加长，满足了印度使馆的需要。这篇题为《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的文章，随后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1期。这样，一篇为先生所写但却是由他的原文和我的译文组成的奇妙文章就问世了。所以，倘若有人读到这两篇文章，千万别认为先生在大段重复自己；责任应当完全在我。尚须说明的一点是，我在翻译《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一文时，几经辨认还是错将先生手稿中folklore一词看成了fables，因而将“传说”错译为“寓言”。这一错误在《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一文中得到改正。细心的读者应能发现这一点。2000年5月30日，先生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的英语讲话，我将它译成中文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2期。能够为先生做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五
2007年3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中国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召开的季羡林新著《病榻杂记》座谈会。在捧读先生的这部新书之际，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一个九秩之年的老人，为二竖缠身，困于轮椅与病榻之间，犹自笔耕不辍，数年之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竟成煌煌一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奇迹。少年时读陆放翁暮年诗作，就很为他在八旬之年的创作精神所感动。至于九旬之人连续创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均属凤毛麟角。我感到先生依然是个思想者。他身居病室，心忧天下，思想的电光石火不时从他的笔端迸发出来，对于哲学、道德、教育、治学等还有不少不刊之论，无不闪耀着一个智者真知灼见的光辉。
《病榻杂记》有相当多的篇目属于忆旧之作。人到老年，尤其是在病中，自然容易回首前尘往事。然而，先生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是关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在为我们了解他的成才之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不忘故旧特别是自己的恩师。时隔七十年，他还能回忆起自己求学历程中各个阶段众多的老师，说明他对有恩于自己的人终生怀抱感激之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位老师对自己的作文的批语。他的尊师重道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8年初，我同朱明忠、葛维钧合著的“世界文明大系”之一《印度文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出版社表示希望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3月5日，先生欣然命笔，写了下面这些话语：“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能够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得不到像今天这样的发展。《世界文明大系》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先生的话对于我们既是莫大的勉励，也是殷切的期许。
季羡林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笔遗产属于他的子孙，属于北京大学，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太史公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学生虽然不才，在学术上难以望先生项背，但却愿意永远学习和继承他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精神。用一片真心和扎实的工作，不遗余力地薪传他的事业，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季羡林先生，安息吧!
(责任编辑 张位均)
一
我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感召和指引下踏入南亚研究领域的。1978年夏季，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这时，在刚刚成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工作的赵国华先生(1943～1991)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该所学习。他告诉我，季羡林先生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这倒使我动心。名师可遇而不可求。倘若能追随他从事印度文学特别是泰戈尔研究，可谓三生有幸。
在学习的最初二年，先生以讲座形式给我们研究生集体上过几次课，主要讲的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规范。他还延请了陈洪进等著名学者给我们举办讲座，以让我们广开眼界。他十分推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治学态度，主张在写作之前必须做好有关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不断查询各种工具书，以减少事实记忆和文字差错；他精通多门外语，学术涉猎面甚广，经常自称“杂家”，因而也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努力掌握几门外语，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同时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反复强调，做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凡是引用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话，亦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我们将这些谆谆教诲深刻地铭记于心并受益终身。
我在第二学年就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准备探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天，赵国华老师从先生处回来，送给我先生于1961年5月1 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他说，“这是季先生送给你的他的一篇旧作，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并不长，只有3500字左右，但却高度概括了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因而成为我撰写毕业论文的一个指南。在开始酝酿论文时，我到季先生家求教。先生对泰翁十分敬仰，对他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写过多篇论文。但他非常谦虚地对我说：“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有好久不看了。对你的论文，我恐怕难以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我建议你多看外国人写的有关论著，同时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在先生的启发下，阅读了当时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泰戈尔的全部英文著作和有关论著，并在追随李缘山先生(1942～2006)学习孟加拉语的同时阅读了一些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原著。
1981年5月，我将毕业论文初稿送呈季羡林先生审阅。五万字的长文对于当时身兼多职并日益繁忙的先生应是个负担。大约一周后，先生将论文返还我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建议我将论文压缩，将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删除。这样，一万多字减去了。先生说：“不过，可以将泰戈尔与短篇小说创作有关的生平活动保留在文章中。其余三个部分也需要压缩和进一步提炼。”我在逐字逐句修改论文的同时，将先生在我的初稿上批注的一些字句也揉入其中。1981年7月，我的论文终于定稿，随后在北京大学六院参加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刘安武、刘国砃、董友忱诸位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翻译家汤永宽先生。那年夏季，天气燠热异常。作为先生“文革”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失学八年，虽然后来上了大学，但毕竟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对于论文能否通过心里实在没底。还好，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对我十分宽厚，没有提任何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论文得以顺利通过。
二
根据张光磷先生的计算，季羡林先生的全部著作合计达1200万字。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学术论著和译著。无疑，这些著述所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远远多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先生终身笔耕不辍，才结出累累硕果。我总觉得，在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苦行者的精神。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十分艰辛的学术事业。他从不追求享受，即使在暮年，在医院的病榻上，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不断地写作着。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自己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用于无穷无尽的工作。实际上，他和常人一样，每天只有24小时。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天是不足24小时的，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由于声誉日隆和兼职过多，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接待盈门的访客，因而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愈来愈少。他所以能在晚年出现创作井喷现象，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在于勤苦二字。鲁迅先生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而季羡林先生则把别人用于睡眠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写作，谈何容易。
1984年，先生在“文革”中偷偷摸摸翻译的印度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金秋10月在杭州召开两大史诗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子湖畔著名景点柳浪闻莺附近。正是丹桂飘香时节。一天会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时，我贸然问道：“季先生，建国35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20年。”这些会议各种各样，但以各种非学术会议和政治学习居多，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批斗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中，尤其如此。许多宝贵的年华就这样浪费了。然而，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当是时也，他或闭目假寐，或思考问题，或推敲文句，或打腹稿，因而充分利用了所谓时间的“边角废料”。所以，他在晨兴写作时的效率是极高的，许多散文都是一挥而就，否则，他在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断然无法写出大量散文。他的这种争分夺秒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也值得每一个有志于写作和学术的人学习。
目前正在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收入了《清华园日记》，但先生还有大量未刊著作，主要包括他的日记和中英文书简。1999年6月8日下午，王树英先生与我相约去朗润园看望先生。那天，他兴致甚高，我们停留的时间也就长了些。谈了先生的散文创作，因为我恰好为他的米寿写了一篇长文《郁郁诗人意悠悠赤子情——谈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创作》，所以趁机讨教。我那篇文章，并没有一味说好，实际上还指出了先生早期和中期散文创作的一些问题。然而，王树英先生事先告诉我，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将拙文给先生读了一遍，后来先生自己又看了一遍，对此文还是满意的。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谈兴正浓，不禁问道：“先生写了大量日记，是否准备全部出版?”他回答说：“生前不准备出版。”我当即意识到，先生的日记系秉笔直书，应是无所不记的。我在读先生的文章时，常为他的惊人记忆力所动。在读《留德十年》一书时发现，他直接引用了自己的不少日记。记述相当细致，文笔干净利 落，绝非流水账。我于是判定他数十年来的日记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文革”中身陷“牛棚”曾中断外，他是一直认真记日记的。日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例如，英国散文家和政治家佩皮斯(samue]Pepys，1633～1703)在1825年出版的《日记》，长达2500页，约125万言，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英国社会史和他本人的生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李赋宁先生说，“读他的《日记》犹如读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集》那样亲切，引人入胜。佩皮斯的散文自然流畅，有如文雅的谈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791页)因此，他以自己的日记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只是自己从27岁至36岁的十年，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则长达大半个世纪。因此，我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追思会上发言时说，他的日记至少在100万字至150万字之间，具有重大出版和研究价值。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我感到自己的估计或许失于保守。现在，已有数部季羡林传出版，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先生的日记，他的传记才可能是全面的、准确的和深入的。
在1999年6月8日下午的谈话中，我顺便请先生看了北京市的一份语文高考模拟试题。上面有一篇先生的散文，要求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先生看了看笑着说，“这些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还对当时国内史学研究的状况谈了自己的一些尖锐而深刻的看法。先生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完全不像年近九旬之人。
三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实际上，从细微之处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和品质。
季羡林先生虽然永远十分忙碌，但他一般不轻易让学生帮助自己工作，以免占用他们的时间。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不会开口。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又在北大生活了七年，直到1988年8月才搬离16楼。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事业开始呈现繁荣局面。一天，先生的秘书李铮找到我，说先生想让我帮助翻译一份有关印度的名词术语，其中有多个孟加拉语词。李铮说，雷洁琼要写一篇文章，碰到了这些印度语词，请季羡林先生译成中文。我那时的孟加拉语水平十分有限，但还是迅速完成了先生委托的这件小事。此事说明，先生尽管很忙，却乐于助人，在自己爱莫能助的情况下，亦会辗转帮人解决难题。
由于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和感召，当时南亚研究所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国际交往繁多。我在读研时期即不断承担外事接待任务，而在工作之后也不断参加这样的活动。英语的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获得巨大进步。1984年孟夏，季羡林先生前往友谊宾馆印度专家沈纳兰先生家中看望前来访问的梅特丽耶·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1914～1990)。我有幸叨陪末座。黛维年轻时期十分秀丽，16岁即出版第一部诗集；泰戈尔非常欣赏这位才女，曾为她的这部诗集作序。诗人在暮年曾四度到黛维夫人家中度假，说了许多话，被她记录下来，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eside，1960)一书，至今一直不断再版，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黛维夫人还有其他多种著述论及泰戈尔，这是我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发现的。
黛维夫人于1982年访问中国时，将《家庭中的泰戈尔》这部代表作赠送季羡林先生并表示希望他能将该书译成中文。先生欣然承诺亲自翻译该书。翻译有时比写作还难，因为写作可以回避艰难之处，但翻译却不能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需要占用大量时间。然而，先生却不以翻译为苦，而是乐在其中。后来，诗人顾子欣表示愿意翻译此书，但却一直没有动笔。
时隔两年，在沈纳兰家中见到黛维夫人，她自然要问先生译事进展如何。已到古稀之年的她有些老态龙钟，也有些着急。席间，她不客气地问先生：“难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们翻译的这部书吗?”会见结束之后，先生在随后的八个月中将全书译成中文。可见，他是信守诺言和忠人之事的。
最令人佩服的是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1984年深秋，先生在翻译中遇到一个难于理解的孟加拉语词，于是委托其秘书李铮先生问我。至于解答的是否正确，我自己并没有把握，但至少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放在上下文中是通的。1986年初，我见到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中文译本，是先生赠阅的。在拜读这部名著时，我发现先生在“译者序言”之后的附记中写道：“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凌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建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在该书第207页的脚注中，先生写道：“根据刘建同志的意见，Praifi可能是Prairi的误写。”所谓“误写”，指的是拼写错误。那只是我在查阅词典之后的一个猜测，否则上下文难以贯通。从此事还可看出，先生非常尊重别人，连自己的学生帮了一点小忙也要交待清楚。
我在多次出席季羡林先生参与的外事活动中亲聆他的英文讲话。他的英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有很高的造诣。然而，我前些年看到他写的一份英文简历，在写到自己所掌握的多门外语之处，他没有用“精通”一词，而是用了个简单的英文词：know(懂)。从那时起，我就告诫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连季先生这样的大语言学家都这么谦虚，我们更不应该胡说自己“精通”某种或某些外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能说自己精通汉语，因为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四
从1996年起，我开始兼任《南亚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季羡林先生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和首任主编。在由于失去经费来源而停刊一年之后，在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南亚学界不少同仁的共同努力，杂志于1996年下半年复刊。先生欣然同意担任本刊名誉主编，为本刊题写了刊名，并在10月3日挥毫题词：“南亚研究，至关重要。希望全体从事南亚研究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再立新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先生的激励之下，刊物一直坚持办了下来。虽然经费困难，我们不但从不收取所谓“版面费”，而且一直给作者发放稿酬。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从季羡林海外基金会获得四万元的资助。在其余年月，我们主要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资助。
先生晚年不时受到视力障碍的困扰，但却一直在坚持写作，而且常须不断偿还文债。我们做学生的于是就想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7年为印度独立50周年。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为纪念这一盛事，拟编辑一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专刊，于是选定了先生刊发于《印度视野》第43卷第1～2期(1994年)上的一篇英文文章。为此事而在印度使馆和先生之间热心奔忙的王树英老师找到我，告诉我该文原稿系中文，但在国内从未发表过，而且经查季羡林先生处原稿无存。我于是受托将该文倒译成中文。译文送呈先生过目，得到他的首肯。经先生同意，《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首先刊发了这篇题为《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文章。先生的信任极大地增强了我搞点翻 译的信心。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学衔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室外修竹傲然挺立，厅内繁花暗送幽香。罗摩坎达·罗特院长首先宣读了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的决定。该院认为，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杰出东方学者，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为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他在开创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因而理应获得这一最高等级的嘉奖；而能够将该院给予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最高荣誉——名誉院士学衔授予先生，亦是该院的殊荣。罗特院长在颁发有关证书和证章之后发表演说，盛赞先生毕生为文化事业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接着，先生用英语致答词。他在对印度文学院和罗特先生表达谢沈之后，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间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他先后用中英两种语言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虽非烈士，但仍然要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多做贡献。我在分享先生荣誉之余，将他的英文演说稿译成中文，并在经他同意之后将该文刊发于《南亚研究》当年第2期卷首。
2000年4月1日，为中印建交50周年。印度使馆再次向先生约稿。那一段时间，先生视力较差，精力也有些衰退，毕竟是年近九秩的人了。他在当年3月2日，仅勉力写了一篇约450字的短文。王树英老师在从先生处拿到文章之后让我看，我们都觉得先生的文章短了些，可是也无法再劳动先生。经与先生商量，我将他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中的一段(“众所周知……”)400余字插入他为中印建交50周年而作的短文之中，使之得以加长，满足了印度使馆的需要。这篇题为《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的文章，随后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1期。这样，一篇为先生所写但却是由他的原文和我的译文组成的奇妙文章就问世了。所以，倘若有人读到这两篇文章，千万别认为先生在大段重复自己；责任应当完全在我。尚须说明的一点是，我在翻译《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一文时，几经辨认还是错将先生手稿中folklore一词看成了fables，因而将“传说”错译为“寓言”。这一错误在《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一文中得到改正。细心的读者应能发现这一点。2000年5月30日，先生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的英语讲话，我将它译成中文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2期。能够为先生做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五
2007年3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中国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召开的季羡林新著《病榻杂记》座谈会。在捧读先生的这部新书之际，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一个九秩之年的老人，为二竖缠身，困于轮椅与病榻之间，犹自笔耕不辍，数年之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竟成煌煌一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奇迹。少年时读陆放翁暮年诗作，就很为他在八旬之年的创作精神所感动。至于九旬之人连续创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均属凤毛麟角。我感到先生依然是个思想者。他身居病室，心忧天下，思想的电光石火不时从他的笔端迸发出来，对于哲学、道德、教育、治学等还有不少不刊之论，无不闪耀着一个智者真知灼见的光辉。
《病榻杂记》有相当多的篇目属于忆旧之作。人到老年，尤其是在病中，自然容易回首前尘往事。然而，先生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是关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在为我们了解他的成才之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不忘故旧特别是自己的恩师。时隔七十年，他还能回忆起自己求学历程中各个阶段众多的老师，说明他对有恩于自己的人终生怀抱感激之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位老师对自己的作文的批语。他的尊师重道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8年初，我同朱明忠、葛维钧合著的“世界文明大系”之一《印度文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出版社表示希望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3月5日，先生欣然命笔，写了下面这些话语：“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能够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得不到像今天这样的发展。《世界文明大系》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先生的话对于我们既是莫大的勉励，也是殷切的期许。
季羡林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笔遗产属于他的子孙，属于北京大学，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太史公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学生虽然不才，在学术上难以望先生项背，但却愿意永远学习和继承他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精神。用一片真心和扎实的工作，不遗余力地薪传他的事业，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季羡林先生，安息吧!
(责任编辑 张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