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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争议分歧很大，但后来党和中央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国有制也已经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结构调整。”
12时过5分，刚刚结束上午的学术报告，刘伟便驱车赶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办公楼与《英才》记者会面。
12时58分，匆匆结束访谈，刘伟又赶往报告厅做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演讲。
接受《英才》记者采访中途，刘伟接到一个午饭邀请，但他示意对方不要等他。
采访结束，记者并不知道刘伟是否还有时间吃午饭。
像这个普通的中午一样，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始终忙碌在经济学领域。
然而30年前，在北大荒务农的刘伟却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还有经济学专业，以致收到北大经济学系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颇为意外，甚至担忧自己的前途。
20年前，刘伟对于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作为全国的第一批学者向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介绍国人尚不熟悉的西方产权理论。
10年前，刘伟因对中国产业结构研究而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迅速崛起，被香港媒体誉为“京城四少”之一。
特殊禀赋
“‘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
接到北大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着实让刘伟惊了一下。只知道热门学科数理化、文史哲的刘伟，对于当时冷僻的经济学甚至不曾听闻。其实，由于在北大荒务农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数理基础相对薄弱，刘伟填报志愿就没有考虑选择理工科。至于文科，刘伟选择的是图书馆学，理由很简单：就是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
事已至此，刘伟只能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文革”结束了，也开始拨乱反正了，国家可能是真的要恢复到搞经济工作了，“或许学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专业。”
很快刘伟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幸运也随之降临在他们这一代经济学研究者的头上——变革中的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中国以前任何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学者都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国外所有同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可企求的。
更让刘伟觉得幸运的是：整个时代充满了少有的对经济理论研究的鼓励和宽容，“造成了对经济理论研究犯错误、得出错误的意见以致争议的宽容性”。
经历了“文革”的刘伟，其研究被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批判性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关注度或许就是刘伟所说的特殊禀赋。
研究禁地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
中国体制改革是刘伟持续关注的领域。“单纯研究体制变化本身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太单薄”。
刘伟研究体制变化没有停留在变化本身，他试图发现体制变化的特殊性以及变化的意义，把体制性命题分析的落脚点放在发展进程的需要。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刘伟的产权研究始于1986年。在国内还不太了解西方产权理论的时候，刘伟的第一篇论文在1988年发表在《管理世界》，系统介绍了20世纪西方产权理论的演变。
介绍理论显然不是刘伟的目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寻找依据与出路才是刘伟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
第二年，《当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发表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刘伟用西方产权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当时企业制度改革。这是刘伟的第一次尝试，也几乎是当时全国最早的西方产权理论应用范本。刘伟试图在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企业产权制度可以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刘伟发现：一直以来，市场资源的配置都是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如何把市场资源配置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结合在一起，这显然需要不同的企业制度。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制度又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然后它还要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这是刘伟一直以来研究的核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个难题”。
然而考验刘伟的还不止于此。在大家还热情的批判私有化、西方自由主义的时候，刘伟研究并介绍的西方产权制度，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争议、分歧可想而知。
对于国有垄断的体制，刘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断定它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并且写了很多文章说明为什么国有制占垄断地位不可行，国有制产权的特殊性为什么和市场不能兼容。“当时争议分歧很大，但后来党和中央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国有制也已经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结构调整。”
角色转变
“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
自认为比较疏懒的刘伟，内在性格不太喜欢有大的变化。“所以才在北大从学士一直做到院长。”作为一个学者，刘伟自称需要不停思考。但是，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也经常被一些经济学之外的事情“打扰”。
2002年，刘伟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开始忙碌在官、学两种身份之间。
在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学术领导既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虽然，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但是“这两者之间要有一定的平衡”。刘伟现在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最佳的平衡点。
“教学、科研、外事和内部管理……全世界经济学院的院长都在做的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教学和科研是永恒的。”
担任院长期间，刘伟把学院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工作看作自己最该完成的工作。“我不太喜欢炒作，就是一步一步做。”
在刘伟心中，学生是检验学校的唯一标准。“学生来的时候是世界一流的学生，走的时候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生，这是检验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
站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讲台，面对全国最好的学生，这种状况让刘伟时刻充满着压力与挑战的冲动，社会的期望与鞭策。但对刘伟来说，这才是他所要的学术环境。“其实，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
12时过5分，刚刚结束上午的学术报告，刘伟便驱车赶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办公楼与《英才》记者会面。
12时58分，匆匆结束访谈，刘伟又赶往报告厅做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演讲。
接受《英才》记者采访中途，刘伟接到一个午饭邀请，但他示意对方不要等他。
采访结束，记者并不知道刘伟是否还有时间吃午饭。
像这个普通的中午一样，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始终忙碌在经济学领域。
然而30年前，在北大荒务农的刘伟却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还有经济学专业，以致收到北大经济学系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颇为意外，甚至担忧自己的前途。
20年前，刘伟对于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作为全国的第一批学者向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介绍国人尚不熟悉的西方产权理论。
10年前，刘伟因对中国产业结构研究而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迅速崛起，被香港媒体誉为“京城四少”之一。
特殊禀赋
“‘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
接到北大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着实让刘伟惊了一下。只知道热门学科数理化、文史哲的刘伟，对于当时冷僻的经济学甚至不曾听闻。其实，由于在北大荒务农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育，数理基础相对薄弱，刘伟填报志愿就没有考虑选择理工科。至于文科，刘伟选择的是图书馆学，理由很简单：就是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读书。
事已至此，刘伟只能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文革”结束了，也开始拨乱反正了，国家可能是真的要恢复到搞经济工作了，“或许学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专业。”
很快刘伟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幸运也随之降临在他们这一代经济学研究者的头上——变革中的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中国以前任何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学者都没有遇到过的课题，也是国外所有同时代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可企求的。
更让刘伟觉得幸运的是：整个时代充满了少有的对经济理论研究的鼓励和宽容，“造成了对经济理论研究犯错误、得出错误的意见以致争议的宽容性”。
经历了“文革”的刘伟，其研究被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文革’对一个民族肯定是灾难，但是它赋予了我们这代人特殊的经历，也锻造了这代人特殊的性格和禀赋。”批判性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关注度或许就是刘伟所说的特殊禀赋。
研究禁地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
中国体制改革是刘伟持续关注的领域。“单纯研究体制变化本身有意义，但这个意义太单薄”。
刘伟研究体制变化没有停留在变化本身，他试图发现体制变化的特殊性以及变化的意义，把体制性命题分析的落脚点放在发展进程的需要。
改革之初，体制性命题是敏感的，其中的核心——产权问题更是一个禁地。刘伟的产权研究始于1986年。在国内还不太了解西方产权理论的时候，刘伟的第一篇论文在1988年发表在《管理世界》，系统介绍了20世纪西方产权理论的演变。
介绍理论显然不是刘伟的目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寻找依据与出路才是刘伟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
第二年，《当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发表在《经济研究》第一期，刘伟用西方产权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当时企业制度改革。这是刘伟的第一次尝试，也几乎是当时全国最早的西方产权理论应用范本。刘伟试图在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企业产权制度可以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刘伟发现：一直以来，市场资源的配置都是和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如何把市场资源配置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结合在一起，这显然需要不同的企业制度。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制度又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然后它还要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这是刘伟一直以来研究的核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个难题”。
然而考验刘伟的还不止于此。在大家还热情的批判私有化、西方自由主义的时候，刘伟研究并介绍的西方产权制度，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当时的争议、分歧可想而知。
对于国有垄断的体制，刘伟在上世纪80年代就断定它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并且写了很多文章说明为什么国有制占垄断地位不可行，国有制产权的特殊性为什么和市场不能兼容。“当时争议分歧很大，但后来党和中央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国有制也已经进行了有进有退的战略结构调整。”
角色转变
“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
自认为比较疏懒的刘伟，内在性格不太喜欢有大的变化。“所以才在北大从学士一直做到院长。”作为一个学者，刘伟自称需要不停思考。但是，他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也经常被一些经济学之外的事情“打扰”。
2002年，刘伟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开始忙碌在官、学两种身份之间。
在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学术领导既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虽然，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最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行政领导，但是“这两者之间要有一定的平衡”。刘伟现在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最佳的平衡点。
“教学、科研、外事和内部管理……全世界经济学院的院长都在做的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教学和科研是永恒的。”
担任院长期间，刘伟把学院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工作看作自己最该完成的工作。“我不太喜欢炒作，就是一步一步做。”
在刘伟心中，学生是检验学校的唯一标准。“学生来的时候是世界一流的学生，走的时候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生，这是检验学校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
站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讲台，面对全国最好的学生，这种状况让刘伟时刻充满着压力与挑战的冲动，社会的期望与鞭策。但对刘伟来说，这才是他所要的学术环境。“其实，我现在对自己最满意的是现在的状态——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与状态，而不是哪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