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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所以他会为自己这代人不用抄书而感到庆幸。可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盗版和正版，竟然是出版业的一体两面。
一千年前，苏轼提笔给朋友陈传道写了一封信，抱怨道：“我最近因为那些奸商很是心烦。他们喜欢把我的文章拿去刊刻，我恨不得毁掉他们的雕版。等我有空了，得把那些还看得过去的诗文集结起来，自己出版。”
苏轼生前从未出版过文集，然而书肆印行的苏轼文集竟达二十余种，有的还流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所以他会为自己这代人不用抄书而感到庆幸。可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盗版和正版，竟然是出版业的一体两面。
宋代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匠人对笔墨的改良，都推动了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当时全国各地书肆林立，形成了京、浙、蜀、闽四大中心。印刷品除了一般的书，还包括时兴字画、导游图、报纸、纸币、茶盐钞引甚至广告。交易的繁荣促使了大型书籍市场的形成。北宋首都开封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可以说，宋代出版业的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
于是，盗版书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盗版方式，宋代一个不差。一是盗印原稿，就像苏轼遭遇的那种，诗文未经作者同意就被拿去刊刻；二是翻印翻刻，即书商见到某本书畅销，就将其原样不动地重新印行。朱熹出过一本 《论孟精义》，本是自印自销，然而因读者众多，某义乌书商立马抓住机会翻印起来。朱熹看到市场上的盗版书后一下子懵了，写信让吕祖谦帮他想办法，还自嘲道“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一代儒宗被逼到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苏轼和朱熹的作品在当时就是重灾区。苏轼的诗风行一时，福建书肆“争先镌刻，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有时候同时同地竟然会有五六个盗版出现。朱熹也好不到哪去，他最出名的 《论语集注》 其实最早不是自己刊行的。当时他写完这书拿给朋友传看，不知哪个缺心眼的就先拿去盗印了，“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
然而尤其可恨的是第三种，即假借作者名义刊行盗版。前面两种说到底文字还是作者的，作者少赚点钱，但名声还在。而这第三种干脆就是书商自写自刻，最后栽一个大家的名，赤裸裸侵犯作者的人身权利。宋初的李觏编了《退居类稿》十二卷，没想到过了三年就“不知被阿谁盗去”，用他的名字出了《退居类稿外集》，里面一百多篇文章和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最關键的是“刻印既甚差谬”，让他一直郁闷得不行。又如南宋初年，建阳书肆盗用大儒范浚之名出版了一部 《和元祐赋集》。范浚跟朋友写信说，这书他看过了，“无一语可读者”，不打官司是不行的。这和金庸先生当年看到“全庸”“金康”或“金庸新”的心情，大概差不多。
有盗版，便有反盗版。宋代出版人进行维权的第一步是在“牌记”上印上版权声明。当时书籍的卷首常有刊语，说明发行地点、时间或价格等，刊语外周以墨线围绕装饰，称为“牌记”。如程舍人的 《东都事略》，其牌记上便有一句“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的文字在现在看来几乎只是对盗版商的一句空话，但这种尝试在当时还是非常可贵的。
在声明无效的情况下，出版人往往就会诉诸法律。如上文说的范浚，最后将盗版一事上报官府，官府便发送了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雕版。又如朱熹，他在淳熙四年写完 《四书或问》，因无暇订正，并不想出版示人。然而在书稿都没给人看过的情况下，书市上居然就已经正大光明地卖盗版了。朱熹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也是将书商手中的雕版进行销毁。
除了出版人，宋朝政府也会采取措施打击盗版。比如祝穆 《方舆胜览》 的前集、后集、续集、拾遗四部，其自序里先提到了当时的盗版方式：“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 《舆地纪胜》 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劳心力，枉费本钱，委实切害。”然后发出了严正声明：“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这一公文，其实就是宋朝政府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祝穆将其奉若尚方宝剑，乃至于二十多年后，这四部书上仍刊有版权保护的官方文告。南宋咸淳二年（1266），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官府更是在榜文里说，《方舆胜览》 是作者“一坐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已经“两浙转运使、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戟翻刊”。如有盗版，保留作者“陈告、追人、断罪施刑”的权利。这样的版权保护力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除了法律，当时的出版业还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如绍兴十五年 （1146）诏令：“自今民间书肆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系列的印刷品行业标准。清朝时有人在古董店看到一块奇怪的铜雕板：“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有识货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也就是官方的刻书模板。
宋朝的出版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这一点可以从具体实施的側重看出来。当时政府管得最严的是历书和九部官方的儒家经典。《宋会要辑稿》 里收录了一条元丰三年（1080）的诏令：“自今岁降大小历本付川、广、福建、江、浙、荆湖路转运司印卖，不得抑配。其钱岁终市轻赍物附纲送历日所，余路听商人指定路分卖。”政府之所以垄断司天监独家出版日历，是因为历法在封建农业社会里极其重要，能上升到国本的层面。另据罗壁的 《识遗》 记载：监本的“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想翻刻的话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其他涉及议论朝政、御书墨宝、宗教天文等的书籍，也往往在打击之列。
但是，官方的出版审查似乎并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如国家禁止印刷关于士兵操练的书籍，以防军事机密泄露到辽金等地。但苏辙去了一趟辽国后就感叹道：“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出版业的利润非常高。以淳熙三年（1176）官方出版的 《大易粹言》 为例，此书算上雕版、纸张、人工等的成本共计3480文，而售价是8000文，赢利130%。私人刻本的利润更高，如王禹偁的 《小畜集》，成本1190文，售价是3850文，赢利高达233%。绍圣年间，在越州任职的慕容彦逢苦于经费不足，就精刻了“三史”拿去卖，结果“迨今 （宣和年间） 蒙利焉”。刻卖三种书，竟得以补贴州学经费达二十多年。正版利润如此，盗版自不必说。
有趣的是，在苏轼、朱熹等人为了盗版而头疼的时候，有一个人却要对盗版书商感激涕零，那就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有一次他参加宋孝宗的宴会，孝宗说：“最近看了一部 《甚斋随笔》。”两人一聊，洪迈小心翼翼答道：“那好像是臣的《容斋随笔》，写得不怎么样。”孝宗说：“有些议论还是不错的。”洪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盗版书商把他的书改名出版了，又被宫里的人买走呈给皇上。他后来在《容斋随笔》的序里谈到这件事，叹道：“书生遭遇，可谓至荣！”—— 当然，这种等同于中双色球的情况，毕竟太少太少了。
一千年前，苏轼提笔给朋友陈传道写了一封信，抱怨道：“我最近因为那些奸商很是心烦。他们喜欢把我的文章拿去刊刻，我恨不得毁掉他们的雕版。等我有空了，得把那些还看得过去的诗文集结起来，自己出版。”
苏轼生前从未出版过文集，然而书肆印行的苏轼文集竟达二十余种，有的还流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所以他会为自己这代人不用抄书而感到庆幸。可他当时大概没有想到，盗版和正版，竟然是出版业的一体两面。
宋代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匠人对笔墨的改良，都推动了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当时全国各地书肆林立，形成了京、浙、蜀、闽四大中心。印刷品除了一般的书，还包括时兴字画、导游图、报纸、纸币、茶盐钞引甚至广告。交易的繁荣促使了大型书籍市场的形成。北宋首都开封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可以说，宋代出版业的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
于是，盗版书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盗版方式，宋代一个不差。一是盗印原稿，就像苏轼遭遇的那种，诗文未经作者同意就被拿去刊刻；二是翻印翻刻，即书商见到某本书畅销，就将其原样不动地重新印行。朱熹出过一本 《论孟精义》，本是自印自销，然而因读者众多，某义乌书商立马抓住机会翻印起来。朱熹看到市场上的盗版书后一下子懵了，写信让吕祖谦帮他想办法，还自嘲道“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一代儒宗被逼到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苏轼和朱熹的作品在当时就是重灾区。苏轼的诗风行一时，福建书肆“争先镌刻，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有时候同时同地竟然会有五六个盗版出现。朱熹也好不到哪去，他最出名的 《论语集注》 其实最早不是自己刊行的。当时他写完这书拿给朋友传看，不知哪个缺心眼的就先拿去盗印了，“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
然而尤其可恨的是第三种，即假借作者名义刊行盗版。前面两种说到底文字还是作者的，作者少赚点钱，但名声还在。而这第三种干脆就是书商自写自刻，最后栽一个大家的名，赤裸裸侵犯作者的人身权利。宋初的李觏编了《退居类稿》十二卷，没想到过了三年就“不知被阿谁盗去”，用他的名字出了《退居类稿外集》，里面一百多篇文章和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最關键的是“刻印既甚差谬”，让他一直郁闷得不行。又如南宋初年，建阳书肆盗用大儒范浚之名出版了一部 《和元祐赋集》。范浚跟朋友写信说，这书他看过了，“无一语可读者”，不打官司是不行的。这和金庸先生当年看到“全庸”“金康”或“金庸新”的心情，大概差不多。
有盗版，便有反盗版。宋代出版人进行维权的第一步是在“牌记”上印上版权声明。当时书籍的卷首常有刊语，说明发行地点、时间或价格等，刊语外周以墨线围绕装饰，称为“牌记”。如程舍人的 《东都事略》，其牌记上便有一句“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的文字在现在看来几乎只是对盗版商的一句空话，但这种尝试在当时还是非常可贵的。
在声明无效的情况下，出版人往往就会诉诸法律。如上文说的范浚，最后将盗版一事上报官府，官府便发送了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雕版。又如朱熹，他在淳熙四年写完 《四书或问》，因无暇订正，并不想出版示人。然而在书稿都没给人看过的情况下，书市上居然就已经正大光明地卖盗版了。朱熹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也是将书商手中的雕版进行销毁。
除了出版人，宋朝政府也会采取措施打击盗版。比如祝穆 《方舆胜览》 的前集、后集、续集、拾遗四部，其自序里先提到了当时的盗版方式：“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 《舆地纪胜》 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劳心力，枉费本钱，委实切害。”然后发出了严正声明：“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这一公文，其实就是宋朝政府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祝穆将其奉若尚方宝剑，乃至于二十多年后，这四部书上仍刊有版权保护的官方文告。南宋咸淳二年（1266），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官府更是在榜文里说，《方舆胜览》 是作者“一坐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已经“两浙转运使、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戟翻刊”。如有盗版，保留作者“陈告、追人、断罪施刑”的权利。这样的版权保护力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除了法律，当时的出版业还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如绍兴十五年 （1146）诏令：“自今民间书肆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系列的印刷品行业标准。清朝时有人在古董店看到一块奇怪的铜雕板：“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有识货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也就是官方的刻书模板。
宋朝的出版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这一点可以从具体实施的側重看出来。当时政府管得最严的是历书和九部官方的儒家经典。《宋会要辑稿》 里收录了一条元丰三年（1080）的诏令：“自今岁降大小历本付川、广、福建、江、浙、荆湖路转运司印卖，不得抑配。其钱岁终市轻赍物附纲送历日所，余路听商人指定路分卖。”政府之所以垄断司天监独家出版日历，是因为历法在封建农业社会里极其重要，能上升到国本的层面。另据罗壁的 《识遗》 记载：监本的“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想翻刻的话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其他涉及议论朝政、御书墨宝、宗教天文等的书籍，也往往在打击之列。
但是，官方的出版审查似乎并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如国家禁止印刷关于士兵操练的书籍，以防军事机密泄露到辽金等地。但苏辙去了一趟辽国后就感叹道：“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出版业的利润非常高。以淳熙三年（1176）官方出版的 《大易粹言》 为例，此书算上雕版、纸张、人工等的成本共计3480文，而售价是8000文，赢利130%。私人刻本的利润更高，如王禹偁的 《小畜集》，成本1190文，售价是3850文，赢利高达233%。绍圣年间，在越州任职的慕容彦逢苦于经费不足，就精刻了“三史”拿去卖，结果“迨今 （宣和年间） 蒙利焉”。刻卖三种书，竟得以补贴州学经费达二十多年。正版利润如此，盗版自不必说。
有趣的是，在苏轼、朱熹等人为了盗版而头疼的时候，有一个人却要对盗版书商感激涕零，那就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有一次他参加宋孝宗的宴会，孝宗说：“最近看了一部 《甚斋随笔》。”两人一聊，洪迈小心翼翼答道：“那好像是臣的《容斋随笔》，写得不怎么样。”孝宗说：“有些议论还是不错的。”洪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盗版书商把他的书改名出版了，又被宫里的人买走呈给皇上。他后来在《容斋随笔》的序里谈到这件事，叹道：“书生遭遇，可谓至荣！”—— 当然，这种等同于中双色球的情况，毕竟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