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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医的济南样本
丛日超的名片上印着“董事长”的头衔，他更在乎的身份是“私人医生”。学历只达到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硕士，跟同行相比简直不好提起。但丛日超自有拥趸，他擅长“功法推拿”，尤其针对0到8岁儿童：急性肺炎患儿在医院吊水两周仍然高烧，送到他这里推拿两次，第三天一早便嚷饿；腹泻以致肝功能受损的幼儿，被他推拿一个小疗程，状态好得让西医们难以置信。
功法推拿不算神秘，历代医书都有相应记载。及至现代，推拿专业的学生仍然要炼气功，丛日超的研究生导师王道全就以气功推拿著称。当然，功法推拿并非包治百病，丛日超的精力也并非集中在治疗上。在他的理念里，人体自身具有的自愈力比想象中更强大，而他所做的是通过功法推拿引导患者自愈力的爆发，从而有病治病，没病“治未病”，但如果力所不逮，丛日超会直接让患者另请高明，以免他们花“冤枉钱”。
经常有人抛出“丛医生为什么不到医院坐诊”等问题，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公立医院几乎天天上演“摩登时代”，若非特需门诊，一个医生每天要看百余病人，每个病人平均耗时三分钟。推拿科也许特殊，大环境如此，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但是丛日超面对儿童患者，往往事无巨细地询问生活和饮食细节，每次推拿不低于半小时，手法轻柔，也不见孩子喊疼。
最重要的，多年临床经验告诉丛日超，力所能及的病症大多数可用功法推拿治疗，特别是儿童，点滴和药物反而是对其自愈力的威胁和破坏，所以，他几乎不开处方。
“只看病不开药，体制内允许这么放肆？”30 年前的政策赋予医院一个权限，即在购进药物后，可以收取差价5%-15% 的加成利润，“以药养医”模式造成了过度医疗问题。医院推拿单次诊费100元，但这之前却还要许多检查和药物费用，远多于一百元。丛日超坚持的出诊费是每疗程6000元，共包括三次推拿，“认为贵你可以不选我，但我也不会额外再黑你的钱”。
自大学开始，丛日超从未期望过“进体制”：诊疗费数十年不变，部分医生为创收多开药、过度检查，医患矛盾、医生待遇和晋升、人才垄断等问题让他觉得浪费，他更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几段探索后，丛日超建立起乾润恒私人健康托管机构，旗下有12位医师，定位中高端家庭，为0至8岁儿童进行健康服务，比如价格在3000元到6000不等的年卡，一年时间内定期登门为孩子进行体检和保健推拿，“一方面是治愈儿童疾病，一方面是通过功法推拿将孩子的自愈力提升到最高程度，增强儿童抵抗力，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当然这也是对传统中医精华的推广传承。”
因为口碑好，经常有京津地区的客户要求出诊，丛日超在北京建起了分店，价格是济南地区的两倍，但是接受度和市场效果却远好过济南，“大抵是健康保健意识较强，生活水平也高的原因”。
当然，公司式的运作让他不断分出精力来做模式和管理，但丛日超很看得开，“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实现价值，只要我看得清方向，任何弯路都不会白走，任何步骤也不会多余”。
出走“协和”的年轻人
33岁的朱岩仍然记得自己从山东大学医学部本科毕业后，考进协和医院的那场考试：一大排专家教授坐在对面。除了现场做几个病例分析，还需要用英文面试，阐述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
作为国内医学最高殿堂，协和几乎是中国医生最向往的地方。在协和的九年中，朱岩从普通医生晋升到主治医生，却也感到医生尊严的点点幻灭：作为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在协和医院的挂号费仅仅5元，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税后七八千。这样的工资现状在北京生活并不容易，医生要不甘于清贫，要不就收红包、拿回扣。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收入，很难让一个年轻人在北京生活。可当年谁不是抱着一腔热忱、十年寒窗，才穿上圣洁的白大衣的？”另一方面，作为医生“50% 的精力都被所谓的科研、无意义的职称指标等杂事耗费掉了。其实，国内 90% 的医生科研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想过了。”
朱岩将新浪微博昵称改为“回到明朝当医生”，在他看来，明朝只是一种虚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里可以做一名有尊严的医生，重建医者与患者之间古老的信任。
穿越不了明朝，朱岩选择了做自由医生，而且做好准备走一段“很长的黑暗路”。
“自由执业是医改的必经之路，可以解开80%～90%体制内优秀医生的束缚。”朱岩表示，离开“体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对协和不满，而是整个公立医院体制都不符合他理想中的样子。
“身边的医生一半以上动过走的心思。主要是对体制不满，诊疗费数十年不变，部分医生为创收多开药、过度检查，医患矛盾、医生待遇和晋升、人才垄断等问题。看病的流程设计是向上负责而不是为病人考虑。”
他与年龄相仿的同伴王志远、施翼，联合创办了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正医疗）。目前，卓正医疗旗下的 4 家诊所已经正式营业，旗下共拥有 9 名医生，预计年内形成 5 家诊所的规模。
朱岩常被公立医院的朋友拉着谈自由执业的感受。他用了四组对比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公立医院像是做一项职业，自由执业更像是做一项事业；前者可能有一半精力不在临床，后者可以把100%精力放在服务病人身上；前者像低技术工作的机械重复，后者在与患者充分交流后，获得的信任与感激更能体现医生的价值；前者要么失去道德底线，要么生活在贫困边缘，后者则依靠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应有报酬，活得更有尊严。
“酷医生”们的模式探索
1949年以来，公立医院一直占据着中国医疗市场的主流，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医生们唯一的“栖身之所”。在1990年代后期民营医院大量出现后，出现了许多“医生走穴”的状况，曾一度备受社会抨击。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医生多点执业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医生在不超过三个医疗机构多点执业。不过，虽然制度允许了，但现实却依然是无法打破的一块坚冰，“没有哪个公立医院院长会同意让自己的医生出去执业”。
“我身边的医生，一半以上动过走的心思”，2011年，仅朱岩所在的协和医院内科就有十余名住院医师辞职，有的出国行医，有的去了大型医药公司，有的回老家继续当医生。
出走者很“酷”，但并不孤独。
2010 年云南的周乐今医生“下海”，成为探索自由执业的先行者。虽然此后不断与私营医院发生冲突，并最终对簿公堂，但他从未后悔。
在出走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张强在今年一月开始自由执业，从此，他不再隶属于任何一家医院，不仅自己给自己发薪水，甚至连助手和秘书的薪水和五险一金都是他来发。
张强的理想已经部分实现了：病人是预约的。等候大厅温馨明亮；有秘书安排病人；就诊私密；诊室隔开；检查和抽血不需预约；记录电子化；可从网络上查结果和咨询。
微博红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公开宣布离开协和医院。拥有 200 多万粉丝的她还没有明确计划好下一步做什么，但当“于莺”这个名字拥有了品牌影响力之后，她决定不再依附于公立医院的体制。
跟张强不同，朱岩占据了医疗系统的塔基部分，他跟合伙人借鉴香港诊所的模式，希望针对高端人群做家庭医生服务式的连锁品牌。实行包药模式，所有诊疗打包统一收费 380 元。服务项目包括内科、儿科，并逐步推行到全科。医生的收入与所开药品、检查无关，只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有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在参观完卓正诊所后，感慨道，“相信这种模式会成功” 。
但是朱岩也清楚，卓正医疗目前还未盈利，朱岩对此很淡定，“做医疗不是短期就有成效，想做得规范和专业是一个长期过程”，他做好了“长跑”的准备。
丛日超的名片上印着“董事长”的头衔，他更在乎的身份是“私人医生”。学历只达到山东省中医药大学硕士，跟同行相比简直不好提起。但丛日超自有拥趸，他擅长“功法推拿”，尤其针对0到8岁儿童：急性肺炎患儿在医院吊水两周仍然高烧，送到他这里推拿两次，第三天一早便嚷饿；腹泻以致肝功能受损的幼儿，被他推拿一个小疗程，状态好得让西医们难以置信。
功法推拿不算神秘，历代医书都有相应记载。及至现代，推拿专业的学生仍然要炼气功，丛日超的研究生导师王道全就以气功推拿著称。当然，功法推拿并非包治百病，丛日超的精力也并非集中在治疗上。在他的理念里，人体自身具有的自愈力比想象中更强大，而他所做的是通过功法推拿引导患者自愈力的爆发，从而有病治病，没病“治未病”，但如果力所不逮，丛日超会直接让患者另请高明，以免他们花“冤枉钱”。
经常有人抛出“丛医生为什么不到医院坐诊”等问题，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公立医院几乎天天上演“摩登时代”，若非特需门诊，一个医生每天要看百余病人，每个病人平均耗时三分钟。推拿科也许特殊，大环境如此，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但是丛日超面对儿童患者，往往事无巨细地询问生活和饮食细节，每次推拿不低于半小时，手法轻柔，也不见孩子喊疼。
最重要的，多年临床经验告诉丛日超，力所能及的病症大多数可用功法推拿治疗，特别是儿童，点滴和药物反而是对其自愈力的威胁和破坏，所以，他几乎不开处方。
“只看病不开药，体制内允许这么放肆？”30 年前的政策赋予医院一个权限，即在购进药物后，可以收取差价5%-15% 的加成利润，“以药养医”模式造成了过度医疗问题。医院推拿单次诊费100元，但这之前却还要许多检查和药物费用，远多于一百元。丛日超坚持的出诊费是每疗程6000元，共包括三次推拿，“认为贵你可以不选我，但我也不会额外再黑你的钱”。
自大学开始，丛日超从未期望过“进体制”：诊疗费数十年不变，部分医生为创收多开药、过度检查，医患矛盾、医生待遇和晋升、人才垄断等问题让他觉得浪费，他更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几段探索后，丛日超建立起乾润恒私人健康托管机构，旗下有12位医师，定位中高端家庭，为0至8岁儿童进行健康服务，比如价格在3000元到6000不等的年卡，一年时间内定期登门为孩子进行体检和保健推拿，“一方面是治愈儿童疾病，一方面是通过功法推拿将孩子的自愈力提升到最高程度，增强儿童抵抗力，达到‘治未病’的目的，当然这也是对传统中医精华的推广传承。”
因为口碑好，经常有京津地区的客户要求出诊，丛日超在北京建起了分店，价格是济南地区的两倍，但是接受度和市场效果却远好过济南，“大抵是健康保健意识较强，生活水平也高的原因”。
当然，公司式的运作让他不断分出精力来做模式和管理，但丛日超很看得开，“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实现价值，只要我看得清方向，任何弯路都不会白走，任何步骤也不会多余”。
出走“协和”的年轻人
33岁的朱岩仍然记得自己从山东大学医学部本科毕业后，考进协和医院的那场考试：一大排专家教授坐在对面。除了现场做几个病例分析，还需要用英文面试，阐述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
作为国内医学最高殿堂，协和几乎是中国医生最向往的地方。在协和的九年中，朱岩从普通医生晋升到主治医生，却也感到医生尊严的点点幻灭：作为肾内科主治医师，朱岩在协和医院的挂号费仅仅5元，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税后七八千。这样的工资现状在北京生活并不容易，医生要不甘于清贫，要不就收红包、拿回扣。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收入，很难让一个年轻人在北京生活。可当年谁不是抱着一腔热忱、十年寒窗，才穿上圣洁的白大衣的？”另一方面，作为医生“50% 的精力都被所谓的科研、无意义的职称指标等杂事耗费掉了。其实，国内 90% 的医生科研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想过了。”
朱岩将新浪微博昵称改为“回到明朝当医生”，在他看来，明朝只是一种虚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里可以做一名有尊严的医生，重建医者与患者之间古老的信任。
穿越不了明朝，朱岩选择了做自由医生，而且做好准备走一段“很长的黑暗路”。
“自由执业是医改的必经之路，可以解开80%～90%体制内优秀医生的束缚。”朱岩表示，离开“体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对协和不满，而是整个公立医院体制都不符合他理想中的样子。
“身边的医生一半以上动过走的心思。主要是对体制不满，诊疗费数十年不变，部分医生为创收多开药、过度检查，医患矛盾、医生待遇和晋升、人才垄断等问题。看病的流程设计是向上负责而不是为病人考虑。”
他与年龄相仿的同伴王志远、施翼，联合创办了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正医疗）。目前，卓正医疗旗下的 4 家诊所已经正式营业，旗下共拥有 9 名医生，预计年内形成 5 家诊所的规模。
朱岩常被公立医院的朋友拉着谈自由执业的感受。他用了四组对比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公立医院像是做一项职业，自由执业更像是做一项事业；前者可能有一半精力不在临床，后者可以把100%精力放在服务病人身上；前者像低技术工作的机械重复，后者在与患者充分交流后，获得的信任与感激更能体现医生的价值；前者要么失去道德底线，要么生活在贫困边缘，后者则依靠医疗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应有报酬，活得更有尊严。
“酷医生”们的模式探索
1949年以来，公立医院一直占据着中国医疗市场的主流，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医生们唯一的“栖身之所”。在1990年代后期民营医院大量出现后，出现了许多“医生走穴”的状况，曾一度备受社会抨击。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医生多点执业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医生在不超过三个医疗机构多点执业。不过，虽然制度允许了，但现实却依然是无法打破的一块坚冰，“没有哪个公立医院院长会同意让自己的医生出去执业”。
“我身边的医生，一半以上动过走的心思”，2011年，仅朱岩所在的协和医院内科就有十余名住院医师辞职，有的出国行医，有的去了大型医药公司，有的回老家继续当医生。
出走者很“酷”，但并不孤独。
2010 年云南的周乐今医生“下海”，成为探索自由执业的先行者。虽然此后不断与私营医院发生冲突，并最终对簿公堂，但他从未后悔。
在出走前就已经功成名就的静脉曲张微创手术专家张强在今年一月开始自由执业，从此，他不再隶属于任何一家医院，不仅自己给自己发薪水，甚至连助手和秘书的薪水和五险一金都是他来发。
张强的理想已经部分实现了：病人是预约的。等候大厅温馨明亮；有秘书安排病人；就诊私密；诊室隔开；检查和抽血不需预约；记录电子化；可从网络上查结果和咨询。
微博红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公开宣布离开协和医院。拥有 200 多万粉丝的她还没有明确计划好下一步做什么，但当“于莺”这个名字拥有了品牌影响力之后，她决定不再依附于公立医院的体制。
跟张强不同，朱岩占据了医疗系统的塔基部分，他跟合伙人借鉴香港诊所的模式，希望针对高端人群做家庭医生服务式的连锁品牌。实行包药模式，所有诊疗打包统一收费 380 元。服务项目包括内科、儿科，并逐步推行到全科。医生的收入与所开药品、检查无关，只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有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在参观完卓正诊所后，感慨道，“相信这种模式会成功” 。
但是朱岩也清楚，卓正医疗目前还未盈利，朱岩对此很淡定，“做医疗不是短期就有成效，想做得规范和专业是一个长期过程”，他做好了“长跑”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