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何先生在生意场上拼了这么多年，一定会遇到一些恩怨，比如碰到别人对你很不仁不义的情况，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人生是一笔算不清楚的账，谨守原则，不负众人，这是做人的常理。但如果有人不义，亏欠我们，又将如何处理呢？
　　或许因为内心的玲珑剔透、清楚明白，亏欠于人不能或忘，对别人的亏欠，我也无法忘怀。很长的时间，我愤愤不平，怎么会有人如此厚颜呢？
　　2000年以前，我有机会以出版人的身份与陈水扁先生签下了一本书的出版合约，也预付了50万元新台币的版税。但随后因他事务缠身，这个合约迟迟无法实现。
　　几年后，他忽然想起这件事，透过中间人传达了愿意退回预付版税，并解除出版合约的想法。
　　我十分意外，他竟然还记得这件事，我回答：“我很乐意与您有一份未完成的出版合约，不需解约，未来一定有机会实践这份合约。”
　　就这样，这份合约仍然存在，也因为这个经验，不论陈水扁做了什么事，但在我（一个出版人）眼中，他是一个守信的作者，是个令人尊敬的作者，他至少言而有信、在乎承诺。
　　作为出版人，我有太多次因为作者的“健忘”而愤愤不平，也有许多次，我几乎就要正式对作者提出告诉，但最后我还是隐忍下来，悬崖勒马，保住了我作为出版人的礼貌与风度。
　　每天我们都在找有出书价值的“名人”出书，只要名人有意愿，我们通常会预付一些版税，并签订合约，也言明可能的出版时间。
　　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是一段漫长的沟通过程，虽然大多数的作者都能在我们细心的协助下完成出版，可是也有一些作者让我们痛苦不堪，有的人抽不出时间写作，有的人写不出原来计划中的内容，但只要能善意沟通，这些我们都能谅解，也不致破坏双方的情谊。
　　不过，也有一些作者会激起我的愤怒，他们交不出稿子却毫无歉意，甚至不闻不问，不接电话，找不到人。
　　由于他们是名人，在许多公众场合，我们也常有机会当众见面，我当然不会煞风景提这种不愉快的事，可是他们也依旧谈笑风生，面对我，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般，我哑巴吃黄连，只能气在心里。
　　公司的财务每半年就会追踪未冲销的预付版税，这些名人的合约，每半年就让我在财务检讨会中痛苦一次。公司的法务则建议，必要时可以兴讼，追回预付版税。
　　可是从入行出版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服务他们、让他们满意是我们的天职。我虽然愤怒，却始终在爆发边缘自我控制，其间，尊敬作者、满足作者的信念居功厥伟。
　　每一次的压抑、每一次的忍耐，都是极痛苦的煎熬。但每经一次忍耐，我的火气就少了一些，我更能体会出版人的天职与角色，我逐渐把所有的作者看成一个人：好的作者、守信的作者是“作者”这群人中的“好人”；而“健忘”、无信的作者是“作者”这群中的“坏人”，出版人就是要与所有的作者往来，不可能只挑“好人”，拒绝“坏人”。和有缺点的作者生气是不明智的。
　　逐渐地，我把不能实践的预付版税涂销，用赚的钱弥补这些亏损，也把我对这些名人的不满从心中抹去，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知道陈水扁先生也有守信的优点，名人也有“健忘”的缺点，我有机会知道名人的这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这也是一种乐趣吧！
　　后记
　　到现在为止，就算作者有万般不是，我从未对作者兴讼，虽然公司的法务部门对此有不同的主张，但我仍然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出版人的原则，而不是法律的层次。
　　我做不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境界，就算偶遇，我只能设法避开，我怕我的表情透露出内心的不平。
　　我选择退一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发觉积极地开发新的生意机会，比消极地追索旧账更有效率，成功率更大。何必去做这种伤心、伤神、伤和气，而效益又不大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