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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和管理方面与国际一流水平尚有差距，业内有人提出，为提高技术吸收速度，应大面积地引进某一国技术。但本人认为，引进核电技术不能走这个方向，因为这不仅可能使核能发展受制于人，更造成战略资源浪费。开放核电市场须综合考虑国家战略利益。
巨大核电发展空间引外资觊觎
目前内地共有9台核电机组投入运行，总装机容量700万千瓦左右，倘田湾电站今年建成运营后，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截止2004年底，内地核电核电装机容量约占总装机容量1.6%左右（附表），而2003年核能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2.29%，在浙江、广东两省，核电上网电量达本省总发电量的13%以上。
近年由于能源紧张、电力短缺、对进口能源资源（主要是石油）的依赖加重，同时也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中国政府己调整核能发展战略，从原来的 “适度发展”开始过渡到 “积极发展”乃至“快速发展”。根据政府核能远景规划，到2020年，内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将接近4000万千瓦，预计届时占总装机容量4%左右。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中国政府平均每年将批准建设两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所需总投资400亿美元以上。即使到那时，中国内地核电对电力的贡献仍远低于现有国际平均水平。自1986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核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平均水平为16%，有17个国家核电占总发电量25%以上，前几名包括法国77%、韩国38%、日本36%、美国29%以及英国28%等。核电在中国大有发展空间。
由于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和管理方面相对落后，在大型核电机组（如百万千瓦级）设计上与国际一流水平尚有差距，设备制造上更是如此，所以内地积极发展核电为外国核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据报道，在最近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两个核电站共四个反应堆（2 × 2）的初始招标中，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股份公司、美国西屋公司以及法国Areva集团从十多家世界核电巨头参与的竞标中拔得头筹。
警惕大规模引进形成技术依赖
与一般贸易和投资相比，核电技术设备的转让有如下特性：
金额巨大。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建造成本15亿美元左右，无疑是笔巨额的单项采购。
长期性。一座核电站设计寿命至少30年，中间的维护、升级、乃至报废都需要初始设计者不同形式的技术协助和参与，更不用说事件和事故处理了。如再加上建设期及建设前期准备阶段，这是至少两代人的合作过程，其间买方要长期依赖卖方。
技术复杂。核电站（其主要部分是反应堆）只是核燃料循环中的一节，所涉及的技术己非常复杂。通常所说的反应堆由堆芯、冷却系统、慢化系统、反射层、控制与保护系统、屏蔽系统、辐射测系统等组成，所有部分都必须万无一失，否则不仅影响运作效益，更可能酿造大祸。如再加上核燃料循环前期天然铀的勘探、开采、提炼、元件制造，以及后期乏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等部份，技术和管理过程的复杂性成倍增加。因此，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营可视为一国技术及工业水平的标志，是为战略性项目。
在能源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当今世界化石燃料日见枯竭，再加上对温室效应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关切已使人们重新审视核能的利弊，对中国这样的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环境污染已难以承载的地方，发展核电更有特殊意义。另外，当前反应堆的主流堆型“热中子反应堆”为新一代“热中子增殖堆”以及实验中的更先进的“受控核聚变堆”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有专家指出，人类要最终解决能源问题，受控聚变堆是个方向。今天不发展核能，未来很可能更受制于人。
核电合作须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准
所有上述因素，对核能技术的进出口国都适用，它们决定了国与国间民用核电站的合作所应考虑的因素远远不只是核电企业的效益和核电站所在地区的纯经济利益，也超出一般能源合作范围。因此，在对外招标中，除了通常的价格、国产化比例、及技术转让等条件外，最终选定谁必须以国家综合战略利益为标准。以下诸因素应在考量之列：
能源领域中其他方面的合作。应利用核能市场换取在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例如，可以和俄罗斯谈对华油气供应或对俄油气田投资；也可以要求美国人在中国石油公司走向海外时予以合作。
能源以外的合作。应当利用外国政府领导人为他们核能企业作说客的机会，要求对华开放其他技术。中国缺的不仅是能源，而是几乎所有资源。现在竭力向中国出售核电技术设备的国家，或自身拥有丰富的本土自然资源，如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或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力，如美国和法国等，我们应以核能市场作砝码，换取进入其他资源资产。
平衡各国在华利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内地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己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可供应链安全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定要打好手中的牌，核能市场就是一张王牌。
业内有人提出，为了便于管理，提高技术吸收速度，应大面积地引进某一国技术。单从行业角度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引进核能技术不能走这个方向，不应一边倒，那不仅会可能使核能发展受制于人，更造成战略资源浪费。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许多市场对外开放换来的只是一般消费品或濒临淘汰的设备技术，再也不能走这种路，核能尤其不能。
作者为深圳数据数动公司董事，瑞士CPC石油公司联席董事
巨大核电发展空间引外资觊觎
目前内地共有9台核电机组投入运行，总装机容量700万千瓦左右，倘田湾电站今年建成运营后，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截止2004年底，内地核电核电装机容量约占总装机容量1.6%左右（附表），而2003年核能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2.29%，在浙江、广东两省，核电上网电量达本省总发电量的13%以上。
近年由于能源紧张、电力短缺、对进口能源资源（主要是石油）的依赖加重，同时也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中国政府己调整核能发展战略，从原来的 “适度发展”开始过渡到 “积极发展”乃至“快速发展”。根据政府核能远景规划，到2020年，内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将接近4000万千瓦，预计届时占总装机容量4%左右。这意味着未来15年中，中国政府平均每年将批准建设两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所需总投资400亿美元以上。即使到那时，中国内地核电对电力的贡献仍远低于现有国际平均水平。自1986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核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平均水平为16%，有17个国家核电占总发电量25%以上，前几名包括法国77%、韩国38%、日本36%、美国29%以及英国28%等。核电在中国大有发展空间。
由于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和管理方面相对落后，在大型核电机组（如百万千瓦级）设计上与国际一流水平尚有差距，设备制造上更是如此，所以内地积极发展核电为外国核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据报道，在最近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两个核电站共四个反应堆（2 × 2）的初始招标中，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股份公司、美国西屋公司以及法国Areva集团从十多家世界核电巨头参与的竞标中拔得头筹。
警惕大规模引进形成技术依赖
与一般贸易和投资相比，核电技术设备的转让有如下特性：
金额巨大。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建造成本15亿美元左右，无疑是笔巨额的单项采购。
长期性。一座核电站设计寿命至少30年，中间的维护、升级、乃至报废都需要初始设计者不同形式的技术协助和参与，更不用说事件和事故处理了。如再加上建设期及建设前期准备阶段，这是至少两代人的合作过程，其间买方要长期依赖卖方。
技术复杂。核电站（其主要部分是反应堆）只是核燃料循环中的一节，所涉及的技术己非常复杂。通常所说的反应堆由堆芯、冷却系统、慢化系统、反射层、控制与保护系统、屏蔽系统、辐射测系统等组成，所有部分都必须万无一失，否则不仅影响运作效益，更可能酿造大祸。如再加上核燃料循环前期天然铀的勘探、开采、提炼、元件制造，以及后期乏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等部份，技术和管理过程的复杂性成倍增加。因此，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营可视为一国技术及工业水平的标志，是为战略性项目。
在能源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当今世界化石燃料日见枯竭，再加上对温室效应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关切已使人们重新审视核能的利弊，对中国这样的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环境污染已难以承载的地方，发展核电更有特殊意义。另外，当前反应堆的主流堆型“热中子反应堆”为新一代“热中子增殖堆”以及实验中的更先进的“受控核聚变堆”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有专家指出，人类要最终解决能源问题，受控聚变堆是个方向。今天不发展核能，未来很可能更受制于人。
核电合作须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准
所有上述因素，对核能技术的进出口国都适用，它们决定了国与国间民用核电站的合作所应考虑的因素远远不只是核电企业的效益和核电站所在地区的纯经济利益，也超出一般能源合作范围。因此，在对外招标中，除了通常的价格、国产化比例、及技术转让等条件外，最终选定谁必须以国家综合战略利益为标准。以下诸因素应在考量之列：
能源领域中其他方面的合作。应利用核能市场换取在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例如，可以和俄罗斯谈对华油气供应或对俄油气田投资；也可以要求美国人在中国石油公司走向海外时予以合作。
能源以外的合作。应当利用外国政府领导人为他们核能企业作说客的机会，要求对华开放其他技术。中国缺的不仅是能源，而是几乎所有资源。现在竭力向中国出售核电技术设备的国家，或自身拥有丰富的本土自然资源，如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或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力，如美国和法国等，我们应以核能市场作砝码，换取进入其他资源资产。
平衡各国在华利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内地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己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可供应链安全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定要打好手中的牌，核能市场就是一张王牌。
业内有人提出，为了便于管理，提高技术吸收速度，应大面积地引进某一国技术。单从行业角度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引进核能技术不能走这个方向，不应一边倒，那不仅会可能使核能发展受制于人，更造成战略资源浪费。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许多市场对外开放换来的只是一般消费品或濒临淘汰的设备技术，再也不能走这种路，核能尤其不能。
作者为深圳数据数动公司董事，瑞士CPC石油公司联席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