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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李樯算得上是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常客，由他创作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黄金时代》先后入围或获得过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不久前，李樯的名字再次与台湾电影金马奖产生交集，不过这次，他的身份是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决选评审团成员。
作为评委，李樯将与评审团主席陈国富，导演陈德森、演员桂纶镁、学者戴锦华等一起观看所有奖项的入围影片。出发之前，李樯在北京二环内闹中取静的西海湖畔接受了《综艺报》的专访，他一袭素色长衫，气质儒雅。
获奖并非雪中送炭
除了金马奖以外，李樯编剧的每一部影片在国际和华语电影节中都有不俗表现。李樯以“运动会”来形容电影节，他表示“参赛选手”除了“想拿名次”以外，还可以从中获得“目击年度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治和艺术背景的电影形态”的机会，而获奖则是“一种专业角度的认可”。
入行10年以来，李樯坚持独立写作，从起初拿着成型的剧本找导演，到后来邀约不断。李樯的处女作《孔雀》是一部文艺片，“这种片子在国内的销路一直不好，当年票房大概1000多万元”，即便之后写了卖座的商业电影《致青春》，也不代表“编剧就能够随意开价”了。
目前来看，李樯选择合作的导演都是业内被称做“腕儿”级别的，其中顾长卫、许鞍华是两次合作，但李樯更看重的是双方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度和对方的身份高低、名声大小都没有关系，只是对同一题材要有赤诚的态度”。在李樯看来，“无论导演的资历如何、成就如何，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剧本，会像选择演员、摄影师和美术一样去选编剧”。
当被问及是否会和青年导演合作时，李樯表示赵薇就算作一位——“赵薇并不因为自己是赵薇就比别人便利，她的资金不够也要自己贴钱，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面对质疑和压力”。
最终，因为“青年导演”赵薇的这部《致青春》，李樯捧回了最佳改编剧本奖，也是这部戏当年在金马唯一的斩获。次年，李樯耗时3年创作的《黄金时代》入围金马最佳原著剧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在第六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评选中，获得优秀电影剧作奖项。但李樯认为，“获奖只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我对自己每一部作品付出的心力都是相同的”。
如今身为评委，“自身的审美就需要得到发挥，使眼光不局限在自我狭窄的感知中”。李樯表示，他不会因为自己是编剧的原因在选片过程中就更侧重剧作的技术，而是会综合判断、衡量、选拔。
成功是一种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认可态度
李樯没有把获奖、做评委和成功之间画上等号，在他的标准里，成功是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认可态度”。
回忆起来，李樯称自己早年间参军、考学，转业，“北漂”的岁月为“反应堆”，直到后来完成它的“核变”，所有精神失意和生活困苦反而促成了他的信念和坚持，“从五马分尸的创作状态走出来，置之死地而后生”。
“后生”指的就是《孔雀》。这部影片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引起了巨大反响，吴宇森和许鞍华都是在观影后确定了和李樯后期的合作。从行业地位上说，李樯成功了，但他深知“技术和所谓的知名度，是成就不了一个好剧本的”，“如果曲高和寡，只有少数人才有兴趣；或者只有票房，但人人都看不上，口碑和利润方面达不到平衡都不是最好的”，“从《立春》开始，直到《黄金时代》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
对话李樯
电影票房对编剧就是一时之名
《综艺报》：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好剧本和好编剧的标准分别是什么？
李槽：笼统地讲，好剧本要有刻画得特别好的人物，和引起人共鸣的故事：更完美的标准是说既有艺术上的自足性，同时还能赢得大多数观众认可，即雅俗共赏。这个境界是很难达到的。
好编剧，最起码应有独立创作的能力、塑造人物的能力、台词的功夫，结构上不能有漏洞。市场可能出现一时之盛，也可能出现一时之缺，但好剧本和好编剧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综艺报》：你觉得现在的市场中，好剧本、好编剧占几成？
李樯：这个情况其实很复杂，很难通过表象来分析。有的好剧本在拍摄时有流失，也不全是编剧的责任；有的剧本阶段有遗憾，但是经过导演和主创集体创作，可能成为一部好电影。就总体的编剧成色而言，我觉得目前类型化太严重了，在题材上缺乏开拓能力。
《综艺报》：电影票房对编剧有什么影响？
李樯：就是一时之名吧。可能这部电影票房很高，会引起很大的关注度。但这并不代表，只因为编剧就可以使电影永远保持利润和水准。职业编剧应该把一时之名当成一次偶然和必然加在一起的巧合。因为好电影是没有模式的，编剧是没有秘方的。
《综艺报》：原创和改编电影剧本，对你来说哪个更有挑战性？
李樯：真的都有挑战性。二者只是源头不一祥，也就是说生发灵感的出处不一样，但创作的难度是一样的。有点像竞技比赛里面的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综艺报》：你创作的女性题材更广为人知，以后会尝试男性题材吗？
李樯：我接下来的几个戏都是写男人的。我不会为了尝试什么、证明什么而去创作，也没有刻意在剧本创作规划当中区分男女，创作只是因为当时的故事和人物打动我。
作为评委，李樯将与评审团主席陈国富，导演陈德森、演员桂纶镁、学者戴锦华等一起观看所有奖项的入围影片。出发之前，李樯在北京二环内闹中取静的西海湖畔接受了《综艺报》的专访，他一袭素色长衫，气质儒雅。
获奖并非雪中送炭
除了金马奖以外，李樯编剧的每一部影片在国际和华语电影节中都有不俗表现。李樯以“运动会”来形容电影节，他表示“参赛选手”除了“想拿名次”以外，还可以从中获得“目击年度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政治和艺术背景的电影形态”的机会，而获奖则是“一种专业角度的认可”。
入行10年以来，李樯坚持独立写作，从起初拿着成型的剧本找导演，到后来邀约不断。李樯的处女作《孔雀》是一部文艺片，“这种片子在国内的销路一直不好，当年票房大概1000多万元”，即便之后写了卖座的商业电影《致青春》，也不代表“编剧就能够随意开价”了。
目前来看，李樯选择合作的导演都是业内被称做“腕儿”级别的，其中顾长卫、许鞍华是两次合作，但李樯更看重的是双方的“契合度”，“这种契合度和对方的身份高低、名声大小都没有关系，只是对同一题材要有赤诚的态度”。在李樯看来，“无论导演的资历如何、成就如何，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好剧本，会像选择演员、摄影师和美术一样去选编剧”。
当被问及是否会和青年导演合作时，李樯表示赵薇就算作一位——“赵薇并不因为自己是赵薇就比别人便利，她的资金不够也要自己贴钱，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面对质疑和压力”。
最终，因为“青年导演”赵薇的这部《致青春》，李樯捧回了最佳改编剧本奖，也是这部戏当年在金马唯一的斩获。次年，李樯耗时3年创作的《黄金时代》入围金马最佳原著剧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在第六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作评选中，获得优秀电影剧作奖项。但李樯认为，“获奖只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我对自己每一部作品付出的心力都是相同的”。
如今身为评委，“自身的审美就需要得到发挥，使眼光不局限在自我狭窄的感知中”。李樯表示，他不会因为自己是编剧的原因在选片过程中就更侧重剧作的技术，而是会综合判断、衡量、选拔。
成功是一种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认可态度
李樯没有把获奖、做评委和成功之间画上等号，在他的标准里，成功是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认可态度”。
回忆起来，李樯称自己早年间参军、考学，转业，“北漂”的岁月为“反应堆”，直到后来完成它的“核变”，所有精神失意和生活困苦反而促成了他的信念和坚持，“从五马分尸的创作状态走出来，置之死地而后生”。
“后生”指的就是《孔雀》。这部影片在当年的柏林电影节引起了巨大反响，吴宇森和许鞍华都是在观影后确定了和李樯后期的合作。从行业地位上说，李樯成功了，但他深知“技术和所谓的知名度，是成就不了一个好剧本的”，“如果曲高和寡，只有少数人才有兴趣；或者只有票房，但人人都看不上，口碑和利润方面达不到平衡都不是最好的”，“从《立春》开始，直到《黄金时代》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
对话李樯
电影票房对编剧就是一时之名
《综艺报》：从当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好剧本和好编剧的标准分别是什么？
李槽：笼统地讲，好剧本要有刻画得特别好的人物，和引起人共鸣的故事：更完美的标准是说既有艺术上的自足性，同时还能赢得大多数观众认可，即雅俗共赏。这个境界是很难达到的。
好编剧，最起码应有独立创作的能力、塑造人物的能力、台词的功夫，结构上不能有漏洞。市场可能出现一时之盛，也可能出现一时之缺，但好剧本和好编剧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综艺报》：你觉得现在的市场中，好剧本、好编剧占几成？
李樯：这个情况其实很复杂，很难通过表象来分析。有的好剧本在拍摄时有流失，也不全是编剧的责任；有的剧本阶段有遗憾，但是经过导演和主创集体创作，可能成为一部好电影。就总体的编剧成色而言，我觉得目前类型化太严重了，在题材上缺乏开拓能力。
《综艺报》：电影票房对编剧有什么影响？
李樯：就是一时之名吧。可能这部电影票房很高，会引起很大的关注度。但这并不代表，只因为编剧就可以使电影永远保持利润和水准。职业编剧应该把一时之名当成一次偶然和必然加在一起的巧合。因为好电影是没有模式的，编剧是没有秘方的。
《综艺报》：原创和改编电影剧本，对你来说哪个更有挑战性？
李樯：真的都有挑战性。二者只是源头不一祥，也就是说生发灵感的出处不一样，但创作的难度是一样的。有点像竞技比赛里面的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综艺报》：你创作的女性题材更广为人知，以后会尝试男性题材吗？
李樯：我接下来的几个戏都是写男人的。我不会为了尝试什么、证明什么而去创作，也没有刻意在剧本创作规划当中区分男女，创作只是因为当时的故事和人物打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