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放马滩秦简的历史文化背景
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具有天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人类居住条件，是秦人早期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是秦文化早期孕育发展的核心地带。《史记·秦本纪》载：“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日中橘，在西戎，保西垂。”这里所说的“西垂”就是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在秦简出土地放马滩西南约90公里处，说明早在商代，秦族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西周时期，周孝王因秦非子息马而封之为附庸，邑之秦。至周宣王时期，秦庄公伐戎有功受封为西垂大夫，秦人由此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并长期与犬戎相抗，镇守祖业。秦人壮大之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是“秦襄公将兵救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之以西之地”，秦国自此始。“文公元年（前765）居西垂宫，三年（前763），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至淠渭之会，日：‘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估日吉，即营邑之。”（《史记·秦本纪》）“淠渭之会”就是指秦人从西垂宫向咸阳东迁途经的今陕西宝鸡与甘肃天水的接壤地燕子关附近，也就是放马滩所在地“分水岭”一带。从“乃卜居之，占日吉”表明，秦人对于占卜数术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普遍生活行为，这也是放马滩秦简《日书》出现的秦早期社会文化背景。
据《秦州志》记载，秦文公五十年（前716），秦文公死后葬于麦积山下，与《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秦文公葬于西山（今陕西省宝鸡市以西）、秦宁公十二年（前704）卒也葬于西山的地理位置相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天水境内及其周边发现了大量的秦人遗址，包括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西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等，均在放马滩遗址100公里半径之内。这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佐证文献记载，深入研究秦、戎文化面貌和秦戎关系，以及秦人在天水一带的生活实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揭开了秦早期文化的神秘面纱。
在这些大量考古发掘发现的实物中，与文字相关的文物就是在放马滩1号墓（M1）中出土的秦简，被命名为“天水放马滩秦简”。这批秦简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文字演进过程中汉字的形体变化、书写习惯、审美嬗变等信息提供了直观的可靠资料，具有很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二、放马滩秦简的发现与发掘
1986年4月，连日降雨冲塌了放马滩所在的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的工区围墙，职工夏向清和他的同事老潘、老陈和小魏在修整时意外发现土中竹片上有清晰文字，当即上报文物部门。同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进行集中考古发掘，历时两个多月，依次发掘了1-14号墓葬群（M1-M14），包括13座秦代墓葬和1座汉代墓葬，期间共出土文物400多件，其中就包括举世瞩目的战国秦木板地图、放马滩秦简和西汉初期纸绘地图等重要文物。
放马滩秦简发现时置于棺内死者头部右侧，成卷装帧，并有蓝色粗布包裹。同时在放马滩1号墓（M1）墓葬中发现的30多种其他随葬器物中发现有毛笔及笔管，战国时期秦人的书写情形隐然若现。由此，尘封了2400多年的放马滩秦简惊人面世，揭开了放马滩人文史的神秘面纱，战国晚期秦人在天水放马滩一带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三、竹简
1.竹简概况
放马滩1号墓（M1）出土的竹简共有461枚，被命名为“天水放马滩秦简”。经整理，所书写的内容是用来占卜的《日书》。竹简分长短两种，一种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共有73枚，保存状况较好，字迹基本清晰，可辨识字数2300多个，被命名为《日书》甲种。另一种长23厘米，宽0.6厘米，厚0.2厘米，共有381枚，保存状况较差，部分简折断、开裂、字迹漫漶不清甚至完全脱落，可辨识字数10000余个，被命名为《日书》乙种。还有7枚，与《日书》乙种尺寸相同，被命名为《丹》，也称为《墓主记》，字迹也相对清晰，可辨识度高。这批竹简出土时成卷编制，卷首是《丹》的部分，之后依次为《日书》乙种和《日书》甲种。竹简上留存有上、中、下三道纬编痕迹，每枚竹简的右侧距顶端约1-2厘米处有楔形锲口，是用作编绳的卡口，留有系丝织物的腐朽痕迹，卷轴出土时表面附着有深蓝色粗布片残留物。由此可以看出，这批竹简先使用丝织物编制成卷，然后用深蓝色粗布包裹，这些裹布称之为卷帙，是古代包装书籍的主要形式。竹简上书写的内容是一部用作占卜的数术书，被称作《日书》，是当时全国发现的保存比较完整的第二部秦人文化典籍（此前是1976年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竹简有两个面，一面是竹子的表面篾青面，一面是竹子的里面篾黄面，这批竹简文字都写在篾黄面，篾青面无文字，每根竹简书写24至43个字不等。竹简书写时上下两端留有1厘米左右空白，相当于现在书写时留有的“天地头”。每简书写一条完整内容，至一个章节写完，空余多作留白;在同一竹简上，如剩余空间较大，也有连续书写不同章节，其间用大小圆点和粗线段等标点符号予以区分，以示分章;单枚简牍如写不完一则内容时转下一枚连续书写，并有符号标注。竹简简文以秦隶书写，保持篆法，间杂成熟隶体，有明显的偏旁分化，部分有草化字体。结字打破了篆书的方正而取斜势，左低右高，灵动自然而富有变化。用笔中锋为主，线条圆劲饱满，横画趋于平直，收尾处可见波磔，转折处圆转方折兼有，时有搭接，别有风貌。这批竹简时代早、保存完整，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图1）。
2.成书年代
在放马滩秦简《丹》的第一简有纪年文字，内容为“八年八月己巳”，甘肃省文物研究所于1989年《文物杂志》第二期发表的简报中初步定为“秦始皇八年八月己巳”（前239）（图2）。1990年李学勤发表研究论文，提出‘八年”不妥，在“八年”字样之前的黑色模糊部分为“卅”，当为“卅八年”，由此断为“秦昭王卅八年”。2008年甘肃省文物研究所以红外线扫描仪再次查看原简，确证李学勤所提出的“卅”字样为墨团，应当是章节开始的标点，依旧认定为“八年八月己巳”。张修桂提出是“秦昭襄王八年”（前299）。雍际春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书中提出其成书年代为“秦惠文王后八年”（前317）。如此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考證。但从20世纪相继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6年出土，成书于公元前306年前217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1980年出土，成书于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等所呈现的字体特征即用笔起止变化来看，放马滩秦简的与青川木牍相近，具有早期隶变的共同特征，但是比青川木牍的书写更为便捷率意，隶变演化进程较为超前，而云梦秦简古隶特征更加成熟和完备。另外，通过《日书》乙种直接书写“正”“政”二字，不避赢政讳来看，其抄写记录时间应该是赢政即位以前，《日书》甲种则更早。而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则将“正”字改为“典”，避赢政名讳。因此，放马滩秦简的成书年代应当是在公元前309年以后，秦王赢政即位（前247）以前，比较接近张修桂的观点。 3.竹简内容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是一部秦人用来占卜吉凶的数术书，是古人从事婚丧嫁娶、劳作出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之前占时日、卜吉凶的生活典籍，着重将天文历法时序与日常生活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指导古人完成既定的生活行为，是研究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民俗、农耕、人口、祭祀、文字发展等的确切史料。
（1）《日书》甲种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共73枚，出土时卷在竹简的最中间，均为竖行书写，最多者43字，最少者25字，书写内容分为八章，即：《月建》《建除》《亡盗》《入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须臾行》《忌》等。
（2）《日书》乙种
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共出土381枚，内容较多，分为20余章，前七章与甲种所书内容相同，另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表》《四时啻》等。
（3）《丹》
《丹》又称《墓主记》，共7枚，记述的内容是当时县丞向秦国御史呈交的一份“谒书”，反映的是一位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的志怪故事。李学勤认为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相类，应是志怪小说之滥觞。
四、随葬毛笔及笔管
在放马滩一号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毛笔及笔管，共有4件，保存状况较差，现存毛笔2件，笔管1件（图3）。出土时毛笔尚插入笔管内，笔杆为竹质。毛笔全长25.5厘米，竹杆长23厘米，一端为嵌入笔锋的铜质镶套，一端则削成细尖。毛笔外露笔锋长2.5厘米，人杆0.7厘米，经鉴定为狼毫。笔管用两根圆竹镂空粘连而成，成双筒管，每根竹管中部镂空，同时可以插入两根毛笔。笔管表面髹黑漆，全长29厘米，宽2厘米。这管毛笔的发现告诉我们当时放马滩秦简书写的工具，为研究毛笔的制造以及竹简书写的工具选择和笔法体系提供了佐证。
五、放马滩秦简书法探赜
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文字书写是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以前汉字书写的原始状态。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周系文字体貌的基础上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呈现出汉字形体的异化和用笔方法的多样化。山东诸国的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中山系文字等在形体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独秦系文字相对比较完整、准确地承接周朝《史籀篇》及西周金文面目。从天水放马滩秦简文字来看，长期偏居在西部的秦国，由于“秦僻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使得秦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中规中矩继承周人的文字书写法则，并在长期自觉地沿袭历程中融入秦人包容开拓的人文精神，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书法特征，实际上是在沿用《史籀篇》的过程当中走出一条与山东诸国颇不相同的道路。
作为秦人亲笔书写的实物，放马滩秦简保留了大量鲜活的用笔细节，相较于更为早期的铸刻文字，无论在点画基本特征，还是结字造型上都能更加鲜活地反映古人书写的真实状态，是手写简牍墨迹的极佳范本。从用笔的痕迹既能体现出书写者高妙、娴熟的书写技法，也体现了书写者朴素、自然的审美观。
放马滩秦简字体处于汉字隶化阶段早期，篆形依然表现得比较具体，同时具有汉字字体隶变的早期特征。整体来看，有工整、自由两种书写形态：书写较为整饬的部分依然恪守篆书法度，字形解散程度和用笔都较为规矩，周系文字的书写特征保留较多，但也有秦人谨慎的微变，反映了周秦文字的原始风貌;书写较为自由的部分字形解散程度大，用笔自然活泼，蕴含了“隶化”的强烈动机，体现了汉字字体在隶化进程中的重要信息。
1.放马滩秦简书法字体界定
从出土简牍实物来看，放马滩秦简文字绝大部分字体的形制在篆隶之间，处于隶变早期的篆法隶势阶段，学术界普遍归之于“古隶”范畴，也称为“秦隶”。
《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运笔上有所不同，甲种较为烂漫灵动，结字尚存篆法，空灵简约，最明显的特征是在横画的书写上重按起笔和打点入笔，迅速提出，形成圆头细尾的意趣，转折部位弧线柔和流美，运笔轻重有度。乙种行笔略有呆板，字形方正，全以中锋出之，线条饱满圆厚，线条的平直化程度大大加强，转折处时有搭接，具有成熟隶书的特征。
在追求汉字书写效率的促使下，由于新的工具和材质的不断出现.篆字隶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的书写规范，这种自然流变的同向性演进因素，使得汉字在简化“篆引”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书写方法和新的字体。了解这些，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放马滩秦简在篆字隶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结果。
2.放马滩秦简书法特征
（1）字体特征
字体特征。放马滩秦简中《丹》的部分字形趋于扁方，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较小，体现出茂密古朴的艺术特点。《日书》甲种书写较为自然松动，笔调也较为统一，用笔自然流畅，线条活泼，飘逸灵动。结字篆法保留较多，字势扁方与纵长兼有，纵长者斜画长出，舒展自如，扁方者，结字严谨而见其变，重于内部结构，字间舒朗，圆曲弧线起笔重顿，收笔轻出，蚕头雁尾之势初显。如“吉”“可”（图4）等字之横画。李学勤认为是典型的“古文蝌蚪笔法”，与西周文字完全同构或者不同构而字素构成同义，传承关系一目了然，并对西汉时期的日常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从《马王堆帛书》中的书写特征便可以窥见。《日书》乙种较为规整，与《丹》的风格相近，字间紧促，结字宽博，点画厚重拙朴，方折与搭接频繁使用，上承大篆金文，下启帛书、八分，笔画简省，正斜相生;部分书写已具草意，率性自然;起笔裹锋与顿笔兼用，提笔收笔，偶有波挑，隶化生端。
篆书和隶书有着明显的差别，篆书取势纵长，隶书取势横扁。放马滩秦简字体具有明显过渡性特征，既保留了篆書的基本构形，同时又有因日常简化性快写而引发的隶变迹象，在字形构架和用笔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元素，孕育着隶书的萌芽。由于书写者在抄写时用笔较为灵活自由，体现在基本笔画上就会出现正、斜、长、扁等多种笔画形态。笔画的连接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方法，一部分保存了篆书圆转的特征，也开始出现方折用笔，搭接关系的笔画连接也有初现。个别横画（如波横）已初具成熟隶书的典型特征——蚕头雁尾。这些字改变了篆书的部分笔势，字形更为简省，处于汉字演变过程中“篆法隶势”的重要阶段，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为字体的形成和演变确立了以字形解散、偏旁分化、减省合并为主要手段的演变方案。其字体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笔势变化。从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字体来看，汉字已经完成了线条化的进程，改曲为直，平直化倾向特别明显，在《日书》乙种中还可以见到方折用笔的出现，甚至是笔画之间的搭接，虽然这些细微的变化还有些零散，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但因为变化后的笔形更加简便，所以它预示着汉字字体未来的发展趋势，简文中篆书的圆转笔势已经被平直化线条代替。在改造篆体屈曲笔势的同时还存在着轻微的欹斜和波动，而并非所有线条都表现为笔直和水平的均匀排列，给人_种灵动轻跃之感，这都充分说明了放马滩秦简文字作为古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字体，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笔锋特征。放马滩秦简运笔以中锋为主，起笔多为藏锋，顺逆相参，收笔有露有藏。露锋收笔的一部分笔画，形成尖锐的末端，具有轻快之感，书写时笔触的力度和速度由重到轻、自缓而急，鲜活自由。另一部分回锋收笔或提笔收笔的笔画形态粗细较为均匀，书写时笔触处于均衡性发力的状态。整体气象与其沉着遒劲的笔触和灵活多变的用笔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起笔时笔锋含蓄内敛，形成藏头的圆势，行笔的沉着稳定，入木三分。横画含蓄的起伏之状为末端挑锋上扬的用笔进行铺垫和蓄势，撇画侧锋轻出，捺画重笔下按，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以逆锋起笔和回锋收笔的笔画服务于护尾藏头，笔画形态因此略无锋芒，使得文字风格更为厚重，给人庄严之感。以露锋起笔和收笔的笔画体现出书写者在运笔时的自由和率意，不仅使得单字字形显得活泼跳跃，从宏观角度来说，也为章法的节奏多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橫笔篆体。放马滩秦简中，横式构型、形式扁平的造型意识是一以贯之的。横笔中存在左右两端大幅度延展的较长笔画，长度一般超出字形的高度，出现了宽扁的字形，这种特征为产生隶书的波势笔画准备了条件（图5）。在确立横向延展的审美意识基础上，对篆书旧体进行改造，将较为瘦长的篆体做了横式的改造，成为建立新书体的一种关键表现方式。
（2）字体成因
从放马滩秦简我们可以看出秦系文字的两大特点：一是完全承袭西周金文的特性，始终以《史籀篇》字为基础，保证了周系文字的稳定性;另一个则是在日常书写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书写性的简化方式，全面地引发了隶变。究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放马滩秦简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处于隶变初级阶段，秦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与诸国相对闭塞的交流状态决定了完全承袭《史籀篇》的特性，其结体和用笔都带有明显的篆书法则，尤其以《日书》甲种为甚。而《日书》乙种隶意初显，结字开阔、横平竖直、横画收尾处似有波磔，字形解散程度较大。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尚处于过渡期，具有不成熟性。但从书法的角度来讲则具有开创性和延展性，呈现出稚拙率真、自然朴素之美。
其二是放马滩秦简属于墨书手写原迹，自然书写的日常性和简化性意义巨大。以文字实用性为要求的日常书写，加快速度是主要因素，形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字形愈加潦草，篆书圆转被肢解，形成方折和搭接，简化快捷的根本目的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文字的笔画形式愈加增多，起笔、收笔的动作多样化，引发了挑法等隶书的书写特征（图6）。在战国中期以前的金文篆书书写当中，线条粗细变化比较均匀，提按动作很少出现，放马滩秦简在运笔的过程中用笔的力量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提笔、按笔和方笔的运用。向下按笔，笔毫铺开;向上提笔，笔毫聚拢，产生了线条粗细的明显变化，进一步增加了书法的表现力。
其三是放马滩秦简中已出现草化笔法，在《日书》甲种当中尤为凸显，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汉字的形体演变开辟了道路（图7）。这也是由于日用手写体出于简便、省宜的主要作用，因而书写者们并不刻意注重点画波磔，有时甚至改变部首偏旁，在笔画转折处多作圆转处理，自然随意，日常书写实态一览无余。
透过放马滩秦简窥见了隶书的前身，字形变异严重，随意性较强而显得率真自然，而今人从书法的角度去审视和利用这些文字，正与当代书家追求个性的风格相一致，于是大批书家在隶书创作中开始借鉴和吸收，来作为隶书创新的突破口。
3 书写特征及具体体现
（1）篆法隶势、自然书写
篆法隶势指在书写过程中保留了篆书的字法结构方面体形特征，同时具有隶书的笔意。秦系文字的书写基本上都有这种特征。篆法隶势处于隶变的早期，字法以篆书为主，隶书的笔势和尚不成熟的偏旁相互参杂，呈现出有别于篆书的新风貌，就结字而言已经具有开创性。放马滩秦简《日书》书写于战国后期，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笔法意识不强。由于书写便捷的时代要求，加上处于新旧字体的承接阶段，书写技法上尚不成熟，与青川木牍相比，依然缺少较为严格的秩序感，但是篆书与隶书的书写技法依然可以从中找到踪迹。二是字的形体构筑仍沿用篆法，而在部件的书写上出现了偏旁的分化和长线条波磔，具备了隶书的书写特征。可以说明，放马滩秦简明显具备了篆法隶势早期阶段的特征，并作为日常手写体墨书长期使用。
（2）点画平行、均衡排列
放马滩秦简沿用了篆书规整的平衡造型特点，这也是书法自然流变过程和秦人人为变革的一致结果，与当时官方正文书写基本保持了统一。在将篆书的基本笔画解散以后，形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在整体扁方宽博字形的要求下，这些平直横画的走势有了简单的同势化倾向，起笔后从左向右下压，末尾处轻微上挑产生隶意，且笔画之间的排列相对均匀，体现出整饬、庄重之感。这与楚晋大地的楚简的肆意烂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放马滩秦简当中的均衡与整饬风格的渊源还是要追溯到西周金文。在西周中期，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盛行，对于文字书写的要求也随之规则化，在点画上要求凝重匀净，结字上要求平稳端正，整体章法要求和谐统一。这在清代晚期出土的《大盂鼎》《墙盘》《速盘》上均有体现。偏居于犬丘的秦国自护送周平王动迁洛阳，保全周王朝以后，被封为诸侯国。襄公立国以后，在文字上全面学习接收西周文字，在保持周系文字均衡、规范原则要求之下，开始了改造之路，完成了用笔的进一步丰富和汉字形体的剧烈变化，正是这种有序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了汉字字体的演变发展。 （3）铺毫起笔、裹毫调锋
调锋裹毫的起笔方式是秦人的创新，因为这种创新性的用笔成就了放马滩秦简朴厚、茂密、持重的点画特点。秦人不仅延用了“篆籀”的主要书写方法，还在起笔上有着比较丰富的变化，铺毫起笔又增加了对“篆籀笔法”恪守的中锋用笔予以改造。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铺毫动作在起笔之初的使用，大致有回笔完成铺毫、斜向按笔铺毫和切笔铺毫三种，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引发“蚕头”的重要因素。完成铺毫起笔以后迅速转中锋行笔，完成了裹毫调锋，回归到中锋的根本要求上来，这种即侧即中的运笔不仅成为了隶书的基本运笔法则，而且对草书、行书、楷书的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变曲为直、削弱弧法
放马滩秦简在书写中最突出特征是削弱了点画的弧度，改变了笔势，变大篆曲线为直线，从而影响了字形结构。秦人所用的削弱弧线的手段贯穿于战国中后期文字书写的全过程，并促使着隶书的成形。秦人全新的对直线和斜线重新组织，使得字形产生了新的秩序，并一直延续到隶变的完成。
（5）化线为点、化弧为撇和捺
早期文字的演变一直遵循着“线条化”“平直化”的规律，放马滩秦简中的文字正处在平直化的进程当中。在西周金文的字体当中，汉字的基本点画只包括横、竖和弧法，而在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当中出现了点画、撇画和捺的最初写法，比如“室”“安”“寅”等字宝盖头上的点画;“男”“方”“月”“夫”“不”“人”“左”“天”等字当中的撇画;“心”“人”“卜”“东”等字当中捺画的写法（图8）。这些笔画形成的基本规律就是化线为点、化弧为撇和捺，为汉字点画的进一步完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甲骨文当中长期存在的点引发了钟鼎文中的线形化，而在秦简当中，钟鼎文中长期使用的线又逐渐凝结成了简约厚重的点，这也是篆字隶变的主要信息。
（6）平捺挑出、斜捺远送
放马滩秦简在汉字向隶书演变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用笔过程的短促化倾向和较长笔画的频繁使用，甚至将有些字形也随之拉长。比如“以”“事”“史”“兔”等字的长尾笔画（图9）。从平捺和横画收笔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秦简古隶的书写已经趋于成熟，快捷的书写方式造就了点画的短促化倾向，同时也产生了“挑出”这一决定性的动作，也就是隶书“波挑”的最初形态。在有些字的书写当中，甚至将横画和竖画简化成撇的状态和点的状态，这种信息也是对篆书长线条的极大冲击。对于将弧线转化为较长的撇和捺的表现，在最初的篆法隶势当中也并不多见，比如在青川木牍中就寥寥无几，在放马滩秦简中拉长点画的手法却屡见不鲜，而且更为夸张，以至于在后来的汉简书写当中更加明显，甚至将这些笔画加粗加重，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书写方式。
（7）大小相间、错落有致
当隶化进程进入篆法隶势后期阶段后，在当时社会非官方用途的日常书写当中出现了小依大存、大依小滋、错落有致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简牍墨书中尤为显著。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当中表现得比较集中，书法的节奏也因此而生端倪，章法的空间构造上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日常的、快速的书写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时，字形的大小反差、字势的欹正跌宕，和个别笔画的肆意表达自然地生发出来。基于这些因素，放马滩秦简摆脱了较以往更加整饬的面貌，孕育了超前的空间感和节奏感，从而拓宽了书法的审美范畴，体现了文字发展过渡时期字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精微而致广大”，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文字本身书写非常小，多在1厘米见方之内，书写者对于细节的表现可谓精致入微，此足见秦人对于细节的把握和体现能力，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六、放马滩秦简书法审美范畴略探
1.特定审美范畴
隶书字体在战国乃至于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不断地孕育演化，占据了近千年的书法实用历史，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汉字的书写美感。放马滩秦简是隶书形成早期的典型代表，具有字体交替演变时期天真烂漫的特殊美感。在字形构筑上，放马滩秦简打破了之前古文篆体整饬的书写法则，一改篆体方正、机械的构筑理念，對其进行很大程度的解散，完成了字形的纵向取势，为了达到稳健的东方式审美要求，驱使横画趋于平直，并在收笔处加以波挑，改变篆书笔画圆收的常规处理，形成了“雁尾”的飘逸之美。
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在起笔上也有了多元化的倾向，有裹锋和侧锋打点的不同的起笔方式，从而造就了线形和线性的微变，这种微变似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裹锋绞转的中锋运笔法则造就的圆厚、凝练、饱满的点画和打点自然弹出，迅捷提笔收笔形成的活泼、劲健、自由率性的点画对比关系，此二者并置于一个画面当中，形成了丰富多变又和谐统一的形式美感。放马滩秦简选择了一简一行的书写规则，行与行之间的关系处理极具美感。一是单枚简牍一般书写一条内容，字与字之间关系紧凑，形成了茂密的、积点成面的书面效果;二是书写时留有天地头，并且在一条内容末尾留有空白，形成了整体章法的空间美感;三是在遇到停顿、章节、重点、重文、合文、重复处，运用了9种符号来予以表明（图10），既强调了阅读的重要信息，又增加了块面结构引发的形式美;四是在一枚简牍不能写完一条书写内容时，采用隔行续写的形式，统一的书写节奏和连续的文意表达又成就了隔行换气、气韵贯通的整体效果。
2.不确定元素的审美效果
其一，早期隶书自篆体脱化而来，古形痕迹尚在，但隶势已初有显现，兼具篆隶二者之美感。它所渊源的篆体古形，本于简化“篆引”，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正体篆法衡量它，而是要增加隶书书写的审美范畴。其二，隶变中的书写性简化并无既定目标，尽管主流是隶书体的演进，而分支歧出、不属于隶书的东西也很多，草化的信息也包含其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旦以其为书法艺术作品，那么所有的现象都应该包含在内，都可能对审美产生影响。其三，隶变以解散篆体、改变笔势、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为主要技术手段，这就决定了早期隶书作品之审美的侧重点。换言之，不论早期隶书作品中残存的篆体古形如何，非隶书的其他成分有多少，都不能干扰我们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新书体发展因素的审视，否则，审美必然要发生错位，或者丢失具有衍生意义的一些书写因素。其四，早期隶书都处于流动、变异当中，古形和非隶书成分日益损减，主导因素日趋强化和成熟，审美也要随着不断的变化作相对应的调节，还要善于在细微的差异中把握个性的变化。其五，早期隶书的美感之所以单纯，来自秦文草体之书写性简化的单一发展线索，单纯中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是由于古形、非隶书成分、主导因素的三者共存;某些作品美感的复杂，则是因为六国文字和书写习惯的陆续加入与变迁，这些特点在其他的秦汉简牍帛书中都有充分的展示。 七、放马滩秦简的书法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字的基本形体仍然以殷周以来的文字为主体，但由于诸侯割据、长期战乱，以及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字的形体也随之发生了强烈的异化，且面目不尽相同，燕系文字、晋系文字、齐系文字、楚系文字、中山系文字和秦系文字都摆脱了西周晚期方正朴茂的约束，走出了各不相同的发展之路。放马滩秦简是秦系文字的主要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字，字形相对稳定，形体异化程度不大，承接了西周晚期的传统，但在书写上已经产生了新的方法，具备隶变早期的特性。恰恰是秦系文字一方面要全面接受周系文字，另一方面要摆脱周系文字的束缚，就确立了其在文字演变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种动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以《史籀篇》为统领的周系文字的全面继承保持了秦系文字自春秋战国以来字形的相对稳定性，这对后来秦国统一文字以及正体小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日常书写性简化形成的俗体“草篆”引发了全面隶变。
1.隶变的重要阶段
秦简墨书引发的隶变进程，和其在隶变初级阶段所表现出的“篆法隶势”书写特征，为研究中国书法字体演变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处于篆体、隶体之间，强烈的隶化动机、隶化技术信息以及隶化的早期结果，在放马滩秦简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是改变笔画的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二是由于自然书写引发的部分字形或局部、偏旁发生简省与合并现象，三是书写性简化和连笔。这些新的书写技术在日常书写中被广泛使用，打破并重组了原有的结字和运笔法则，形成了“古隶”。
一般认为，字体演变的过程为：甲骨文——金文（大篆）——秦小篆——隶书，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固化的学术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了文字自然流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简牍墨书。而秦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和里耶秦简的相继出土，基本上颠覆了这些论断。直接揭示的是汉字字体演化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日常书写性简化为代表的自然流变，多用于更为广泛的民间实用性文字的书写;另一条则是以人为的变革为核心的规范化改造，多用于官方公文的书写，说明在“书同文”以前的文字并行时期，简牍呈现的是自然流变的日常书写原貌，而后来成为官方文字的“秦小篆”代表了人为变革的演变线路，其简便性和日常性不如简牍墨书。
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结束了古文字阶段，并成为上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说明隶书是在日常书写性简化的驱使下对于篆书字形的解散重组和改造，字型变圆为方，线条变曲为直，笔画化繁为简，并出现了汉字偏旁的分化。秦系文字这种新的字体样式是对正体书写的一种反叛，被称之为“俗体”，文字在结字上更加简省，用笔上较之前更加明晰，并大大增加了文字的辨识度，成为了隶书产生的基础。
隶变在放马滩秦简中的具体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散篆体，改曲为直。放马滩秦简在保留篆书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对其笔画进行了重组和改造，同时改变了笔画之间的连接关系。把篆書的弯曲线条变为平直的线条，把篆书一笔成型的圆转变成了转折或者搭接，这些动作完成的前提是将篆书的形体进行了有机的笔画拆解，也就是字形的解散。
二是偏旁分化。在篆书的书写当中，几乎没用偏旁的概念，多个部首构成的字，基本上是一些独立的字符加以组合而成，而在放马滩秦简当中，汉字作为独立的字和作为偏旁的字符，其写法是有所不同的，于是产生了偏旁的基本概念，这些偏旁多由独立的字体分化而成，左右结构的偏旁加以拉长，上下结构的部首进行宽扁的处理，也有一些是原字简化而成。
三是近似偏旁的同化。为便于书写，放马滩秦简将一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利用简省的手段将其改造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进行书写，形成了偏旁同化的书写规则。
四是结构简省。简省合并是秦文隶化阶段的重要结字方法，一种是对相同部件的合并，比如“室”字里面将两个“至”的部件合并成一个;另一种是对书写笔画的合并，这一点在偏旁的使用过程中较为多见。如“走”“是”等的笔画简省。
五是圆转变为方折或搭接。在篆书的书写当中，很多结构使用圆转的长线条表达，比如“门、一、一、门、口”等，放马滩秦简为提高书写速度，将其分化成形成点、横、竖、捺、钩、折等新的笔画，并在笔画的连接上采用折、断和搭接的书写方法。
2.日常书写的价值
日常书写是文字书写更为本真的面目，是人类使用文字记录生活的重要手段。文字记载初期，日常书写是广泛的社会行为，也是书法的最初功用。放马滩秦简提供了战国中晚期、甚至更早历史时期秦系文字日常书写的实态，系统体现了当时手写墨书的形象资料和秦系文字的原始风貌，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秦简资料分析，简牍墨书的使用程度在那个时期显然是最为广泛的。研究认识其书法特征，有利于对过去“简牍墨书”具备民间性认识的纠正，同时更加清晰地还原当时的书写原貌。尤其是当下被书法过度的艺术化和制作所充斥，研究学习秦简墨书更有利于唤醒日常书写的回归。
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并非有意识的书法创作，而是日常的实用性书写，没有任何的书法意识、艺术意识和创作意识的支配，这种书写更加精准地交代了书写者的书写常态，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日常书写生态情景的完整还原，这种进化因素称为日常书写性简化，其主要成因是书写便捷的要求。
3.保留了周秦文字的原始风貌
放马滩秦简字体是研究周秦文字原始风貌的宝贵材料。由于秦人偏居僻壤，加之本身文化落后，周人成为了主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这些秦简既表现了秦系文字恪守西周文字特征，又从手书对笔画的反应，直观再现了在继承周系文字书写的框架下多元素融合的演变历程。通过分析其文字的字体特征和书写特征，突破文字学研究领域长期在静态的层面通过字素分析字体演变的现状，进而总结汉字在自为发展期的演变规律。
八、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放马滩秦简为当今研究和学习战国时期秦简的文字书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一，放马滩秦简处于上古文字向今文字演进的早期阶段，篆法隶势的构型扮演了上承古籀、下启八分的重要角色，从中可以窥见汉字隶变前后的形体变化。其二，东汉《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字头来编写的，而小篆属于秦系文字的正体，以放马滩秦简为代表的简牍墨书有别于山东诸国文字的过度形体异化，保留了周秦系文字的原始风貌，这为研究《说文解字》中的正体字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三，放马滩秦简通过解散篆体、偏旁分化、结构简省、改曲为直和笔画连接关系的变化，完成了文字的日常书写性简化，这为探讨手写体技术源流及书法创作提供了可借鉴资料。其四，放马滩秦简主要书写内容《日书》，一定程度上描绘了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展现了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以前的社会实态。
（作者单位：甘肃天水日报社）
责任编辑：韩少玄
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具有天然优越的气候条件和人类居住条件，是秦人早期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是秦文化早期孕育发展的核心地带。《史记·秦本纪》载：“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日中橘，在西戎，保西垂。”这里所说的“西垂”就是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在秦简出土地放马滩西南约90公里处，说明早在商代，秦族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西周时期，周孝王因秦非子息马而封之为附庸，邑之秦。至周宣王时期，秦庄公伐戎有功受封为西垂大夫，秦人由此在这一带站稳了脚跟，并长期与犬戎相抗，镇守祖业。秦人壮大之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是“秦襄公将兵救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之以西之地”，秦国自此始。“文公元年（前765）居西垂宫，三年（前763），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前762），至淠渭之会，日：‘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估日吉，即营邑之。”（《史记·秦本纪》）“淠渭之会”就是指秦人从西垂宫向咸阳东迁途经的今陕西宝鸡与甘肃天水的接壤地燕子关附近，也就是放马滩所在地“分水岭”一带。从“乃卜居之，占日吉”表明，秦人对于占卜数术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普遍生活行为，这也是放马滩秦简《日书》出现的秦早期社会文化背景。
据《秦州志》记载，秦文公五十年（前716），秦文公死后葬于麦积山下，与《史记·秦本纪》记载的秦文公葬于西山（今陕西省宝鸡市以西）、秦宁公十二年（前704）卒也葬于西山的地理位置相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天水境内及其周边发现了大量的秦人遗址，包括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西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清水李崖遗址等，均在放马滩遗址100公里半径之内。这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佐证文献记载，深入研究秦、戎文化面貌和秦戎关系，以及秦人在天水一带的生活实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揭开了秦早期文化的神秘面纱。
在这些大量考古发掘发现的实物中，与文字相关的文物就是在放马滩1号墓（M1）中出土的秦简，被命名为“天水放马滩秦简”。这批秦简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文字演进过程中汉字的形体变化、书写习惯、审美嬗变等信息提供了直观的可靠资料，具有很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二、放马滩秦简的发现与发掘
1986年4月，连日降雨冲塌了放马滩所在的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党川林场的工区围墙，职工夏向清和他的同事老潘、老陈和小魏在修整时意外发现土中竹片上有清晰文字，当即上报文物部门。同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进行集中考古发掘，历时两个多月，依次发掘了1-14号墓葬群（M1-M14），包括13座秦代墓葬和1座汉代墓葬，期间共出土文物400多件，其中就包括举世瞩目的战国秦木板地图、放马滩秦简和西汉初期纸绘地图等重要文物。
放马滩秦简发现时置于棺内死者头部右侧，成卷装帧，并有蓝色粗布包裹。同时在放马滩1号墓（M1）墓葬中发现的30多种其他随葬器物中发现有毛笔及笔管，战国时期秦人的书写情形隐然若现。由此，尘封了2400多年的放马滩秦简惊人面世，揭开了放马滩人文史的神秘面纱，战国晚期秦人在天水放马滩一带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三、竹简
1.竹简概况
放马滩1号墓（M1）出土的竹简共有461枚，被命名为“天水放马滩秦简”。经整理，所书写的内容是用来占卜的《日书》。竹简分长短两种，一种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共有73枚，保存状况较好，字迹基本清晰，可辨识字数2300多个，被命名为《日书》甲种。另一种长23厘米，宽0.6厘米，厚0.2厘米，共有381枚，保存状况较差，部分简折断、开裂、字迹漫漶不清甚至完全脱落，可辨识字数10000余个，被命名为《日书》乙种。还有7枚，与《日书》乙种尺寸相同，被命名为《丹》，也称为《墓主记》，字迹也相对清晰，可辨识度高。这批竹简出土时成卷编制，卷首是《丹》的部分，之后依次为《日书》乙种和《日书》甲种。竹简上留存有上、中、下三道纬编痕迹，每枚竹简的右侧距顶端约1-2厘米处有楔形锲口，是用作编绳的卡口，留有系丝织物的腐朽痕迹，卷轴出土时表面附着有深蓝色粗布片残留物。由此可以看出，这批竹简先使用丝织物编制成卷，然后用深蓝色粗布包裹，这些裹布称之为卷帙，是古代包装书籍的主要形式。竹简上书写的内容是一部用作占卜的数术书，被称作《日书》，是当时全国发现的保存比较完整的第二部秦人文化典籍（此前是1976年发现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竹简有两个面，一面是竹子的表面篾青面，一面是竹子的里面篾黄面，这批竹简文字都写在篾黄面，篾青面无文字，每根竹简书写24至43个字不等。竹简书写时上下两端留有1厘米左右空白，相当于现在书写时留有的“天地头”。每简书写一条完整内容，至一个章节写完，空余多作留白;在同一竹简上，如剩余空间较大，也有连续书写不同章节，其间用大小圆点和粗线段等标点符号予以区分，以示分章;单枚简牍如写不完一则内容时转下一枚连续书写，并有符号标注。竹简简文以秦隶书写，保持篆法，间杂成熟隶体，有明显的偏旁分化，部分有草化字体。结字打破了篆书的方正而取斜势，左低右高，灵动自然而富有变化。用笔中锋为主，线条圆劲饱满，横画趋于平直，收尾处可见波磔，转折处圆转方折兼有，时有搭接，别有风貌。这批竹简时代早、保存完整，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图1）。
2.成书年代
在放马滩秦简《丹》的第一简有纪年文字，内容为“八年八月己巳”，甘肃省文物研究所于1989年《文物杂志》第二期发表的简报中初步定为“秦始皇八年八月己巳”（前239）（图2）。1990年李学勤发表研究论文，提出‘八年”不妥，在“八年”字样之前的黑色模糊部分为“卅”，当为“卅八年”，由此断为“秦昭王卅八年”。2008年甘肃省文物研究所以红外线扫描仪再次查看原简，确证李学勤所提出的“卅”字样为墨团，应当是章节开始的标点，依旧认定为“八年八月己巳”。张修桂提出是“秦昭襄王八年”（前299）。雍际春在《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书中提出其成书年代为“秦惠文王后八年”（前317）。如此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需要进一步考證。但从20世纪相继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6年出土，成书于公元前306年前217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木牍（1980年出土，成书于战国晚期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等所呈现的字体特征即用笔起止变化来看，放马滩秦简的与青川木牍相近，具有早期隶变的共同特征，但是比青川木牍的书写更为便捷率意，隶变演化进程较为超前，而云梦秦简古隶特征更加成熟和完备。另外，通过《日书》乙种直接书写“正”“政”二字，不避赢政讳来看，其抄写记录时间应该是赢政即位以前，《日书》甲种则更早。而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则将“正”字改为“典”，避赢政名讳。因此，放马滩秦简的成书年代应当是在公元前309年以后，秦王赢政即位（前247）以前，比较接近张修桂的观点。 3.竹简内容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是一部秦人用来占卜吉凶的数术书，是古人从事婚丧嫁娶、劳作出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之前占时日、卜吉凶的生活典籍，着重将天文历法时序与日常生活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指导古人完成既定的生活行为，是研究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思想、民俗、农耕、人口、祭祀、文字发展等的确切史料。
（1）《日书》甲种
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共73枚，出土时卷在竹简的最中间，均为竖行书写，最多者43字，最少者25字，书写内容分为八章，即：《月建》《建除》《亡盗》《入月吉凶》《男女日》（（生子》《禹须臾行》《忌》等。
（2）《日书》乙种
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共出土381枚，内容较多，分为20余章，前七章与甲种所书内容相同，另有《门忌》《日忌》《月忌》《五种忌》《入官忌》《天官书》《五行书》《律书》《巫医》《占卦》《牝牡月》（（昼夜长短表》《四时啻》等。
（3）《丹》
《丹》又称《墓主记》，共7枚，记述的内容是当时县丞向秦国御史呈交的一份“谒书”，反映的是一位名叫“丹”的人死而复生的志怪故事。李学勤认为与《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相类，应是志怪小说之滥觞。
四、随葬毛笔及笔管
在放马滩一号墓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毛笔及笔管，共有4件，保存状况较差，现存毛笔2件，笔管1件（图3）。出土时毛笔尚插入笔管内，笔杆为竹质。毛笔全长25.5厘米，竹杆长23厘米，一端为嵌入笔锋的铜质镶套，一端则削成细尖。毛笔外露笔锋长2.5厘米，人杆0.7厘米，经鉴定为狼毫。笔管用两根圆竹镂空粘连而成，成双筒管，每根竹管中部镂空，同时可以插入两根毛笔。笔管表面髹黑漆，全长29厘米，宽2厘米。这管毛笔的发现告诉我们当时放马滩秦简书写的工具，为研究毛笔的制造以及竹简书写的工具选择和笔法体系提供了佐证。
五、放马滩秦简书法探赜
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文字书写是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以前汉字书写的原始状态。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周系文字体貌的基础上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呈现出汉字形体的异化和用笔方法的多样化。山东诸国的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中山系文字等在形体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独秦系文字相对比较完整、准确地承接周朝《史籀篇》及西周金文面目。从天水放马滩秦简文字来看，长期偏居在西部的秦国，由于“秦僻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使得秦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中规中矩继承周人的文字书写法则，并在长期自觉地沿袭历程中融入秦人包容开拓的人文精神，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书法特征，实际上是在沿用《史籀篇》的过程当中走出一条与山东诸国颇不相同的道路。
作为秦人亲笔书写的实物，放马滩秦简保留了大量鲜活的用笔细节，相较于更为早期的铸刻文字，无论在点画基本特征，还是结字造型上都能更加鲜活地反映古人书写的真实状态，是手写简牍墨迹的极佳范本。从用笔的痕迹既能体现出书写者高妙、娴熟的书写技法，也体现了书写者朴素、自然的审美观。
放马滩秦简字体处于汉字隶化阶段早期，篆形依然表现得比较具体，同时具有汉字字体隶变的早期特征。整体来看，有工整、自由两种书写形态：书写较为整饬的部分依然恪守篆书法度，字形解散程度和用笔都较为规矩，周系文字的书写特征保留较多，但也有秦人谨慎的微变，反映了周秦文字的原始风貌;书写较为自由的部分字形解散程度大，用笔自然活泼，蕴含了“隶化”的强烈动机，体现了汉字字体在隶化进程中的重要信息。
1.放马滩秦简书法字体界定
从出土简牍实物来看，放马滩秦简文字绝大部分字体的形制在篆隶之间，处于隶变早期的篆法隶势阶段，学术界普遍归之于“古隶”范畴，也称为“秦隶”。
《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运笔上有所不同，甲种较为烂漫灵动，结字尚存篆法，空灵简约，最明显的特征是在横画的书写上重按起笔和打点入笔，迅速提出，形成圆头细尾的意趣，转折部位弧线柔和流美，运笔轻重有度。乙种行笔略有呆板，字形方正，全以中锋出之，线条饱满圆厚，线条的平直化程度大大加强，转折处时有搭接，具有成熟隶书的特征。
在追求汉字书写效率的促使下，由于新的工具和材质的不断出现.篆字隶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的书写规范，这种自然流变的同向性演进因素，使得汉字在简化“篆引”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书写方法和新的字体。了解这些，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放马滩秦简在篆字隶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结果。
2.放马滩秦简书法特征
（1）字体特征
字体特征。放马滩秦简中《丹》的部分字形趋于扁方，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较小，体现出茂密古朴的艺术特点。《日书》甲种书写较为自然松动，笔调也较为统一，用笔自然流畅，线条活泼，飘逸灵动。结字篆法保留较多，字势扁方与纵长兼有，纵长者斜画长出，舒展自如，扁方者，结字严谨而见其变，重于内部结构，字间舒朗，圆曲弧线起笔重顿，收笔轻出，蚕头雁尾之势初显。如“吉”“可”（图4）等字之横画。李学勤认为是典型的“古文蝌蚪笔法”，与西周文字完全同构或者不同构而字素构成同义，传承关系一目了然，并对西汉时期的日常书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从《马王堆帛书》中的书写特征便可以窥见。《日书》乙种较为规整，与《丹》的风格相近，字间紧促，结字宽博，点画厚重拙朴，方折与搭接频繁使用，上承大篆金文，下启帛书、八分，笔画简省，正斜相生;部分书写已具草意，率性自然;起笔裹锋与顿笔兼用，提笔收笔，偶有波挑，隶化生端。
篆书和隶书有着明显的差别，篆书取势纵长，隶书取势横扁。放马滩秦简字体具有明显过渡性特征，既保留了篆書的基本构形，同时又有因日常简化性快写而引发的隶变迹象，在字形构架和用笔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元素，孕育着隶书的萌芽。由于书写者在抄写时用笔较为灵活自由，体现在基本笔画上就会出现正、斜、长、扁等多种笔画形态。笔画的连接关系上也出现了新的方法，一部分保存了篆书圆转的特征，也开始出现方折用笔，搭接关系的笔画连接也有初现。个别横画（如波横）已初具成熟隶书的典型特征——蚕头雁尾。这些字改变了篆书的部分笔势，字形更为简省，处于汉字演变过程中“篆法隶势”的重要阶段，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为字体的形成和演变确立了以字形解散、偏旁分化、减省合并为主要手段的演变方案。其字体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笔势变化。从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字体来看，汉字已经完成了线条化的进程，改曲为直，平直化倾向特别明显，在《日书》乙种中还可以见到方折用笔的出现，甚至是笔画之间的搭接，虽然这些细微的变化还有些零散，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但因为变化后的笔形更加简便，所以它预示着汉字字体未来的发展趋势，简文中篆书的圆转笔势已经被平直化线条代替。在改造篆体屈曲笔势的同时还存在着轻微的欹斜和波动，而并非所有线条都表现为笔直和水平的均匀排列，给人_种灵动轻跃之感，这都充分说明了放马滩秦简文字作为古今文字的一种过渡字体，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笔锋特征。放马滩秦简运笔以中锋为主，起笔多为藏锋，顺逆相参，收笔有露有藏。露锋收笔的一部分笔画，形成尖锐的末端，具有轻快之感，书写时笔触的力度和速度由重到轻、自缓而急，鲜活自由。另一部分回锋收笔或提笔收笔的笔画形态粗细较为均匀，书写时笔触处于均衡性发力的状态。整体气象与其沉着遒劲的笔触和灵活多变的用笔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起笔时笔锋含蓄内敛，形成藏头的圆势，行笔的沉着稳定，入木三分。横画含蓄的起伏之状为末端挑锋上扬的用笔进行铺垫和蓄势，撇画侧锋轻出，捺画重笔下按，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以逆锋起笔和回锋收笔的笔画服务于护尾藏头，笔画形态因此略无锋芒，使得文字风格更为厚重，给人庄严之感。以露锋起笔和收笔的笔画体现出书写者在运笔时的自由和率意，不仅使得单字字形显得活泼跳跃，从宏观角度来说，也为章法的节奏多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橫笔篆体。放马滩秦简中，横式构型、形式扁平的造型意识是一以贯之的。横笔中存在左右两端大幅度延展的较长笔画，长度一般超出字形的高度，出现了宽扁的字形，这种特征为产生隶书的波势笔画准备了条件（图5）。在确立横向延展的审美意识基础上，对篆书旧体进行改造，将较为瘦长的篆体做了横式的改造，成为建立新书体的一种关键表现方式。
（2）字体成因
从放马滩秦简我们可以看出秦系文字的两大特点：一是完全承袭西周金文的特性，始终以《史籀篇》字为基础，保证了周系文字的稳定性;另一个则是在日常书写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书写性的简化方式，全面地引发了隶变。究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放马滩秦简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处于隶变初级阶段，秦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与诸国相对闭塞的交流状态决定了完全承袭《史籀篇》的特性，其结体和用笔都带有明显的篆书法则，尤其以《日书》甲种为甚。而《日书》乙种隶意初显，结字开阔、横平竖直、横画收尾处似有波磔，字形解散程度较大。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尚处于过渡期，具有不成熟性。但从书法的角度来讲则具有开创性和延展性，呈现出稚拙率真、自然朴素之美。
其二是放马滩秦简属于墨书手写原迹，自然书写的日常性和简化性意义巨大。以文字实用性为要求的日常书写，加快速度是主要因素，形成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字形愈加潦草，篆书圆转被肢解，形成方折和搭接，简化快捷的根本目的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文字的笔画形式愈加增多，起笔、收笔的动作多样化，引发了挑法等隶书的书写特征（图6）。在战国中期以前的金文篆书书写当中，线条粗细变化比较均匀，提按动作很少出现，放马滩秦简在运笔的过程中用笔的力量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提笔、按笔和方笔的运用。向下按笔，笔毫铺开;向上提笔，笔毫聚拢，产生了线条粗细的明显变化，进一步增加了书法的表现力。
其三是放马滩秦简中已出现草化笔法，在《日书》甲种当中尤为凸显，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汉字的形体演变开辟了道路（图7）。这也是由于日用手写体出于简便、省宜的主要作用，因而书写者们并不刻意注重点画波磔，有时甚至改变部首偏旁，在笔画转折处多作圆转处理，自然随意，日常书写实态一览无余。
透过放马滩秦简窥见了隶书的前身，字形变异严重，随意性较强而显得率真自然，而今人从书法的角度去审视和利用这些文字，正与当代书家追求个性的风格相一致，于是大批书家在隶书创作中开始借鉴和吸收，来作为隶书创新的突破口。
3 书写特征及具体体现
（1）篆法隶势、自然书写
篆法隶势指在书写过程中保留了篆书的字法结构方面体形特征，同时具有隶书的笔意。秦系文字的书写基本上都有这种特征。篆法隶势处于隶变的早期，字法以篆书为主，隶书的笔势和尚不成熟的偏旁相互参杂，呈现出有别于篆书的新风貌，就结字而言已经具有开创性。放马滩秦简《日书》书写于战国后期，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笔法意识不强。由于书写便捷的时代要求，加上处于新旧字体的承接阶段，书写技法上尚不成熟，与青川木牍相比，依然缺少较为严格的秩序感，但是篆书与隶书的书写技法依然可以从中找到踪迹。二是字的形体构筑仍沿用篆法，而在部件的书写上出现了偏旁的分化和长线条波磔，具备了隶书的书写特征。可以说明，放马滩秦简明显具备了篆法隶势早期阶段的特征，并作为日常手写体墨书长期使用。
（2）点画平行、均衡排列
放马滩秦简沿用了篆书规整的平衡造型特点，这也是书法自然流变过程和秦人人为变革的一致结果，与当时官方正文书写基本保持了统一。在将篆书的基本笔画解散以后，形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在整体扁方宽博字形的要求下，这些平直横画的走势有了简单的同势化倾向，起笔后从左向右下压，末尾处轻微上挑产生隶意，且笔画之间的排列相对均匀，体现出整饬、庄重之感。这与楚晋大地的楚简的肆意烂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放马滩秦简当中的均衡与整饬风格的渊源还是要追溯到西周金文。在西周中期，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盛行，对于文字书写的要求也随之规则化，在点画上要求凝重匀净，结字上要求平稳端正，整体章法要求和谐统一。这在清代晚期出土的《大盂鼎》《墙盘》《速盘》上均有体现。偏居于犬丘的秦国自护送周平王动迁洛阳，保全周王朝以后，被封为诸侯国。襄公立国以后，在文字上全面学习接收西周文字，在保持周系文字均衡、规范原则要求之下，开始了改造之路，完成了用笔的进一步丰富和汉字形体的剧烈变化，正是这种有序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了汉字字体的演变发展。 （3）铺毫起笔、裹毫调锋
调锋裹毫的起笔方式是秦人的创新，因为这种创新性的用笔成就了放马滩秦简朴厚、茂密、持重的点画特点。秦人不仅延用了“篆籀”的主要书写方法，还在起笔上有着比较丰富的变化，铺毫起笔又增加了对“篆籀笔法”恪守的中锋用笔予以改造。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铺毫动作在起笔之初的使用，大致有回笔完成铺毫、斜向按笔铺毫和切笔铺毫三种，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引发“蚕头”的重要因素。完成铺毫起笔以后迅速转中锋行笔，完成了裹毫调锋，回归到中锋的根本要求上来，这种即侧即中的运笔不仅成为了隶书的基本运笔法则，而且对草书、行书、楷书的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变曲为直、削弱弧法
放马滩秦简在书写中最突出特征是削弱了点画的弧度，改变了笔势，变大篆曲线为直线，从而影响了字形结构。秦人所用的削弱弧线的手段贯穿于战国中后期文字书写的全过程，并促使着隶书的成形。秦人全新的对直线和斜线重新组织，使得字形产生了新的秩序，并一直延续到隶变的完成。
（5）化线为点、化弧为撇和捺
早期文字的演变一直遵循着“线条化”“平直化”的规律，放马滩秦简中的文字正处在平直化的进程当中。在西周金文的字体当中，汉字的基本点画只包括横、竖和弧法，而在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当中出现了点画、撇画和捺的最初写法，比如“室”“安”“寅”等字宝盖头上的点画;“男”“方”“月”“夫”“不”“人”“左”“天”等字当中的撇画;“心”“人”“卜”“东”等字当中捺画的写法（图8）。这些笔画形成的基本规律就是化线为点、化弧为撇和捺，为汉字点画的进一步完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甲骨文当中长期存在的点引发了钟鼎文中的线形化，而在秦简当中，钟鼎文中长期使用的线又逐渐凝结成了简约厚重的点，这也是篆字隶变的主要信息。
（6）平捺挑出、斜捺远送
放马滩秦简在汉字向隶书演变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用笔过程的短促化倾向和较长笔画的频繁使用，甚至将有些字形也随之拉长。比如“以”“事”“史”“兔”等字的长尾笔画（图9）。从平捺和横画收笔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秦简古隶的书写已经趋于成熟，快捷的书写方式造就了点画的短促化倾向，同时也产生了“挑出”这一决定性的动作，也就是隶书“波挑”的最初形态。在有些字的书写当中，甚至将横画和竖画简化成撇的状态和点的状态，这种信息也是对篆书长线条的极大冲击。对于将弧线转化为较长的撇和捺的表现，在最初的篆法隶势当中也并不多见，比如在青川木牍中就寥寥无几，在放马滩秦简中拉长点画的手法却屡见不鲜，而且更为夸张，以至于在后来的汉简书写当中更加明显，甚至将这些笔画加粗加重，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书写方式。
（7）大小相间、错落有致
当隶化进程进入篆法隶势后期阶段后，在当时社会非官方用途的日常书写当中出现了小依大存、大依小滋、错落有致的现象，这一现象在简牍墨书中尤为显著。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当中表现得比较集中，书法的节奏也因此而生端倪，章法的空间构造上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当日常的、快速的书写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时，字形的大小反差、字势的欹正跌宕，和个别笔画的肆意表达自然地生发出来。基于这些因素，放马滩秦简摆脱了较以往更加整饬的面貌，孕育了超前的空间感和节奏感，从而拓宽了书法的审美范畴，体现了文字发展过渡时期字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精微而致广大”，放马滩秦简所呈现的文字本身书写非常小，多在1厘米见方之内，书写者对于细节的表现可谓精致入微，此足见秦人对于细节的把握和体现能力，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六、放马滩秦简书法审美范畴略探
1.特定审美范畴
隶书字体在战国乃至于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不断地孕育演化，占据了近千年的书法实用历史，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汉字的书写美感。放马滩秦简是隶书形成早期的典型代表，具有字体交替演变时期天真烂漫的特殊美感。在字形构筑上，放马滩秦简打破了之前古文篆体整饬的书写法则，一改篆体方正、机械的构筑理念，對其进行很大程度的解散，完成了字形的纵向取势，为了达到稳健的东方式审美要求，驱使横画趋于平直，并在收笔处加以波挑，改变篆书笔画圆收的常规处理，形成了“雁尾”的飘逸之美。
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在起笔上也有了多元化的倾向，有裹锋和侧锋打点的不同的起笔方式，从而造就了线形和线性的微变，这种微变似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裹锋绞转的中锋运笔法则造就的圆厚、凝练、饱满的点画和打点自然弹出，迅捷提笔收笔形成的活泼、劲健、自由率性的点画对比关系，此二者并置于一个画面当中，形成了丰富多变又和谐统一的形式美感。放马滩秦简选择了一简一行的书写规则，行与行之间的关系处理极具美感。一是单枚简牍一般书写一条内容，字与字之间关系紧凑，形成了茂密的、积点成面的书面效果;二是书写时留有天地头，并且在一条内容末尾留有空白，形成了整体章法的空间美感;三是在遇到停顿、章节、重点、重文、合文、重复处，运用了9种符号来予以表明（图10），既强调了阅读的重要信息，又增加了块面结构引发的形式美;四是在一枚简牍不能写完一条书写内容时，采用隔行续写的形式，统一的书写节奏和连续的文意表达又成就了隔行换气、气韵贯通的整体效果。
2.不确定元素的审美效果
其一，早期隶书自篆体脱化而来，古形痕迹尚在，但隶势已初有显现，兼具篆隶二者之美感。它所渊源的篆体古形，本于简化“篆引”，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用正体篆法衡量它，而是要增加隶书书写的审美范畴。其二，隶变中的书写性简化并无既定目标，尽管主流是隶书体的演进，而分支歧出、不属于隶书的东西也很多，草化的信息也包含其中。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旦以其为书法艺术作品，那么所有的现象都应该包含在内，都可能对审美产生影响。其三，隶变以解散篆体、改变笔势、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为主要技术手段，这就决定了早期隶书作品之审美的侧重点。换言之，不论早期隶书作品中残存的篆体古形如何，非隶书的其他成分有多少，都不能干扰我们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新书体发展因素的审视，否则，审美必然要发生错位，或者丢失具有衍生意义的一些书写因素。其四，早期隶书都处于流动、变异当中，古形和非隶书成分日益损减，主导因素日趋强化和成熟，审美也要随着不断的变化作相对应的调节，还要善于在细微的差异中把握个性的变化。其五，早期隶书的美感之所以单纯，来自秦文草体之书写性简化的单一发展线索，单纯中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是由于古形、非隶书成分、主导因素的三者共存;某些作品美感的复杂，则是因为六国文字和书写习惯的陆续加入与变迁，这些特点在其他的秦汉简牍帛书中都有充分的展示。 七、放马滩秦简的书法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字的基本形体仍然以殷周以来的文字为主体，但由于诸侯割据、长期战乱，以及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字的形体也随之发生了强烈的异化，且面目不尽相同，燕系文字、晋系文字、齐系文字、楚系文字、中山系文字和秦系文字都摆脱了西周晚期方正朴茂的约束，走出了各不相同的发展之路。放马滩秦简是秦系文字的主要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字，字形相对稳定，形体异化程度不大，承接了西周晚期的传统，但在书写上已经产生了新的方法，具备隶变早期的特性。恰恰是秦系文字一方面要全面接受周系文字，另一方面要摆脱周系文字的束缚，就确立了其在文字演变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种动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以《史籀篇》为统领的周系文字的全面继承保持了秦系文字自春秋战国以来字形的相对稳定性，这对后来秦国统一文字以及正体小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日常书写性简化形成的俗体“草篆”引发了全面隶变。
1.隶变的重要阶段
秦简墨书引发的隶变进程，和其在隶变初级阶段所表现出的“篆法隶势”书写特征，为研究中国书法字体演变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处于篆体、隶体之间，强烈的隶化动机、隶化技术信息以及隶化的早期结果，在放马滩秦简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是改变笔画的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二是由于自然书写引发的部分字形或局部、偏旁发生简省与合并现象，三是书写性简化和连笔。这些新的书写技术在日常书写中被广泛使用，打破并重组了原有的结字和运笔法则，形成了“古隶”。
一般认为，字体演变的过程为：甲骨文——金文（大篆）——秦小篆——隶书，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固化的学术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了文字自然流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简牍墨书。而秦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和里耶秦简的相继出土，基本上颠覆了这些论断。直接揭示的是汉字字体演化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日常书写性简化为代表的自然流变，多用于更为广泛的民间实用性文字的书写;另一条则是以人为的变革为核心的规范化改造，多用于官方公文的书写，说明在“书同文”以前的文字并行时期，简牍呈现的是自然流变的日常书写原貌，而后来成为官方文字的“秦小篆”代表了人为变革的演变线路，其简便性和日常性不如简牍墨书。
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此结束了古文字阶段，并成为上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卫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说明隶书是在日常书写性简化的驱使下对于篆书字形的解散重组和改造，字型变圆为方，线条变曲为直，笔画化繁为简，并出现了汉字偏旁的分化。秦系文字这种新的字体样式是对正体书写的一种反叛，被称之为“俗体”，文字在结字上更加简省，用笔上较之前更加明晰，并大大增加了文字的辨识度，成为了隶书产生的基础。
隶变在放马滩秦简中的具体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散篆体，改曲为直。放马滩秦简在保留篆书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对其笔画进行了重组和改造，同时改变了笔画之间的连接关系。把篆書的弯曲线条变为平直的线条，把篆书一笔成型的圆转变成了转折或者搭接，这些动作完成的前提是将篆书的形体进行了有机的笔画拆解，也就是字形的解散。
二是偏旁分化。在篆书的书写当中，几乎没用偏旁的概念，多个部首构成的字，基本上是一些独立的字符加以组合而成，而在放马滩秦简当中，汉字作为独立的字和作为偏旁的字符，其写法是有所不同的，于是产生了偏旁的基本概念，这些偏旁多由独立的字体分化而成，左右结构的偏旁加以拉长，上下结构的部首进行宽扁的处理，也有一些是原字简化而成。
三是近似偏旁的同化。为便于书写，放马滩秦简将一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利用简省的手段将其改造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进行书写，形成了偏旁同化的书写规则。
四是结构简省。简省合并是秦文隶化阶段的重要结字方法，一种是对相同部件的合并，比如“室”字里面将两个“至”的部件合并成一个;另一种是对书写笔画的合并，这一点在偏旁的使用过程中较为多见。如“走”“是”等的笔画简省。
五是圆转变为方折或搭接。在篆书的书写当中，很多结构使用圆转的长线条表达，比如“门、一、一、门、口”等，放马滩秦简为提高书写速度，将其分化成形成点、横、竖、捺、钩、折等新的笔画，并在笔画的连接上采用折、断和搭接的书写方法。
2.日常书写的价值
日常书写是文字书写更为本真的面目，是人类使用文字记录生活的重要手段。文字记载初期，日常书写是广泛的社会行为，也是书法的最初功用。放马滩秦简提供了战国中晚期、甚至更早历史时期秦系文字日常书写的实态，系统体现了当时手写墨书的形象资料和秦系文字的原始风貌，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秦简资料分析，简牍墨书的使用程度在那个时期显然是最为广泛的。研究认识其书法特征，有利于对过去“简牍墨书”具备民间性认识的纠正，同时更加清晰地还原当时的书写原貌。尤其是当下被书法过度的艺术化和制作所充斥，研究学习秦简墨书更有利于唤醒日常书写的回归。
放马滩秦简的书写并非有意识的书法创作，而是日常的实用性书写，没有任何的书法意识、艺术意识和创作意识的支配，这种书写更加精准地交代了书写者的书写常态，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日常书写生态情景的完整还原，这种进化因素称为日常书写性简化，其主要成因是书写便捷的要求。
3.保留了周秦文字的原始风貌
放马滩秦简字体是研究周秦文字原始风貌的宝贵材料。由于秦人偏居僻壤，加之本身文化落后，周人成为了主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这些秦简既表现了秦系文字恪守西周文字特征，又从手书对笔画的反应，直观再现了在继承周系文字书写的框架下多元素融合的演变历程。通过分析其文字的字体特征和书写特征，突破文字学研究领域长期在静态的层面通过字素分析字体演变的现状，进而总结汉字在自为发展期的演变规律。
八、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放马滩秦简为当今研究和学习战国时期秦简的文字书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一，放马滩秦简处于上古文字向今文字演进的早期阶段，篆法隶势的构型扮演了上承古籀、下启八分的重要角色，从中可以窥见汉字隶变前后的形体变化。其二，东汉《说文解字》是以小篆为字头来编写的，而小篆属于秦系文字的正体，以放马滩秦简为代表的简牍墨书有别于山东诸国文字的过度形体异化，保留了周秦系文字的原始风貌，这为研究《说文解字》中的正体字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三，放马滩秦简通过解散篆体、偏旁分化、结构简省、改曲为直和笔画连接关系的变化，完成了文字的日常书写性简化，这为探讨手写体技术源流及书法创作提供了可借鉴资料。其四，放马滩秦简主要书写内容《日书》，一定程度上描绘了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展现了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以前的社会实态。
（作者单位：甘肃天水日报社）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