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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是项英同志诞辰120周年。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人民会永远铭记。
项英同志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辍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虐待。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同志受到影响，心中开始向往革命。1920年4月，他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项英同志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项英同志是重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等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团结，很快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项英同志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与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等同志一起指挥罢工，始终战斗在一线。他坚决反对复工，断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现出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罢工遭到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营救被捕的林祥谦等人，积极处理善后工作。
大革命时期，项英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辗转于上海、武汉两地从事工运工作。1924年，党中央派项英同志到上海工作。他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项英同志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作，同时担任武装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指挥武汉工人武装支持、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革命秩序，参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对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斗争。项英同志还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师，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养一批工运骨干，“成绩斐然”。这一时期，项英同志曾当选党的二大代表，党的第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运工作。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1月，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會委员长。在项英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近半数时间从事工人运动。他亲身参与或领导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中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一页。他在斗争实践中成为深受工人群众信赖和拥戴的工运领袖。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把项英同志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从1928年起，项英同志任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环境险恶，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项英同志是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改任中央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他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以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他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1933年6月，项英同志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将南昌起义之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他提出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决定为红军军人颁发红星奖章，主持制定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8月，颁布《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提出纪律是红军命脉的重要观点。项英同志积极领导扩大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有力支援反“围剿”斗争。在扩红运动中，他号召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同时告诫负责扩红的同志绝不能强迫命令。
项英同志为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夙夜在公。1931年11月起，项英同志在较长时期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积极协助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他要求各级政府机关把认真贯彻临时中央政府的训令、通令、决议、条例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要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提倡依法办事，设立各级控告机关，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使红军“无顾虑的顺利的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配合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陈潭秋同志筹集24万担粮食供应前方，保证了战争急需。他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反对不良作风。他认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主张对贪污分子予以严厉惩治。他不仅带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这样做。项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为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决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他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义无反顾，勇挑重担。他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等一起，率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采取阻击骚扰敌人以迟滞敌之进攻、抗击进犯敌人以减轻红军主力压力等措施，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项英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接受陈毅同志提出的立即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设想，提出“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并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于2月发来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与陈毅、贺昌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革命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赣粤边游击队会合。他们贯彻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持续遭到国民党军队“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领导红军和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岁月，项英同志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员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但他仍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带在身边，随时翻阅，从中汲取力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项英同志始终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坚持把革命前途教育放在首位，提出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悲观主义倾向，教育激励红军和游击队干部战士坚定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经过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难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了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进攻。保存下来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成为日后南方各省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对于项英同志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13日作出决议给予高度评价。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区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擊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主力的伟大长征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烈而光辉的篇章。
项英同志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积极奔走，呕心沥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无法直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项英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为了让红军游击队早日开赴抗日战场，他和陈毅同志一起，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团结抗日的精神，在江西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队伍问题达成协议。在他的主持下，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1937年11月，叶挺同志和他先后到达延安，接受中央赋予的组建新四军、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此后，项英同志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他及时传达党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与各游击区主要领导人商定具体编组方案。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和叶挺同志及陈毅等同志一起，辗转奔波于武汉、南昌、皖南等地，很快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他注重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部队，动员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改编。
项英同志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成立后，项英同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大江南北、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同志迅速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并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新四军出师不久，就在巢县以南的蒋家河口战斗和镇江附近的韦岗战斗中分别歼灭日军一部，有力地鼓舞了华中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响。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按照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项英同志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4月，项英同志直接指挥皖南春季反“扫荡”作战，歼灭日军近千人。10月，又参与指挥皖南秋季反“扫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同时，还开展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的斗争。这一时期，以项英同志为书记的东南分局和东南局，大力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其中苏南抗日根据地用一年时间就普遍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1940年底，东南局所辖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万多人。新四军主力部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9万人，脱产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达数十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00万。 项英同志非常重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部队不能胜利而且不能生存。他主张发挥政治工作威力，激励广大指战员树立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动作敏捷、行动机警、攻击勇猛、紧张活泼的战斗作风。为加强新四军的思想作风建设，他编写《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的学习材料，并亲自给政工干部讲课。他撰写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如项英同志所言，能够获得在大江南北抗战的许多胜利，正是我们依靠政治思想教育。
项英同志十分重视新四军的干部队伍建设。他强调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新四军组建时，项英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为新四军调配领导干部。后来，他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参照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設立教导队，广泛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战地工作。为了克服新四军组建前存在的不足，项英同志提倡在部队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他总结了十条优良传统，教育指战员摒弃不好的作风和习气，使我军成为最进步的革命军队。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他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
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项英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斗志、情怀、品德、作风。他自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抱定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满怀信心地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和战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长期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但在工作中一贯以身作则、脚踏实地，与指战员同甘共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项英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砥砺我们开拓奋进。他勤勉敬业、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今天我们纪念项英同志，就是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崇高风范和优良品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原载201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项英同志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属武汉市）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辍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虐待。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同志受到影响，心中开始向往革命。1920年4月，他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项英同志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项英同志是重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等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团结，很快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项英同志作为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与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等同志一起指挥罢工，始终战斗在一线。他坚决反对复工，断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现出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在罢工遭到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营救被捕的林祥谦等人，积极处理善后工作。
大革命时期，项英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辗转于上海、武汉两地从事工运工作。1924年，党中央派项英同志到上海工作。他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和组织在党的周围。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项英同志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作，同时担任武装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指挥武汉工人武装支持、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革命秩序，参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对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斗争。项英同志还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师，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养一批工运骨干，“成绩斐然”。这一时期，项英同志曾当选党的二大代表，党的第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运工作。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9年11月，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會委员长。在项英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近半数时间从事工人运动。他亲身参与或领导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中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一页。他在斗争实践中成为深受工人群众信赖和拥戴的工运领袖。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把项英同志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党和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从1928年起，项英同志任第六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环境险恶，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项英同志是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改任中央局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他坚持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以教育为主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他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1933年6月，项英同志以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将南昌起义之日——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7月，他提出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决定为红军军人颁发红星奖章，主持制定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8月，颁布《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提出纪律是红军命脉的重要观点。项英同志积极领导扩大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有力支援反“围剿”斗争。在扩红运动中，他号召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同时告诫负责扩红的同志绝不能强迫命令。
项英同志为推进根据地各项建设夙夜在公。1931年11月起，项英同志在较长时期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积极协助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致力于苏维埃政权建设。他要求各级政府机关把认真贯彻临时中央政府的训令、通令、决议、条例作为重要任务；提出要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他提倡依法办事，设立各级控告机关，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他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使红军“无顾虑的顺利的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配合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陈潭秋同志筹集24万担粮食供应前方，保证了战争急需。他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反对不良作风。他认为“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主张对贪污分子予以严厉惩治。他不仅带头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而且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这样做。项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为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保存革命力量和日后建立南方各省抗日战争战略支点作出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决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他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义无反顾，勇挑重担。他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同志等一起，率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约1.6万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采取阻击骚扰敌人以迟滞敌之进攻、抗击进犯敌人以减轻红军主力压力等措施，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项英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接受陈毅同志提出的立即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决定放弃依赖主力胜利回师反攻的设想，提出“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始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并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项英同志根据党中央于2月发来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与陈毅、贺昌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部在原中央革命根据地穿插游击，指导各地工作，同时派负责干部到各游击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底，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赣粤边游击队会合。他们贯彻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针，在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持续遭到国民党军队“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等领导红军和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岁月，项英同志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员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和茅草密林之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但他仍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带在身边，随时翻阅，从中汲取力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项英同志始终保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坚持把革命前途教育放在首位，提出在政治上坚决反对悲观主义倾向，教育激励红军和游击队干部战士坚定对革命胜利的信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经过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难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逐步停止了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进攻。保存下来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区，成为日后南方各省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支点。对于项英同志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12月13日作出决议给予高度评价。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区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擊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主力的伟大长征交相辉映，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烈而光辉的篇章。
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付出很大心血
项英同志是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他为新四军的组建积极奔走，呕心沥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无法直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项英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为了让红军游击队早日开赴抗日战场，他和陈毅同志一起，按照党中央关于国共团结抗日的精神，在江西赣州、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队伍问题达成协议。在他的主持下，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1937年11月，叶挺同志和他先后到达延安，接受中央赋予的组建新四军、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此后，项英同志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他及时传达党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与各游击区主要领导人商定具体编组方案。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和叶挺同志及陈毅等同志一起，辗转奔波于武汉、南昌、皖南等地，很快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新四军。他注重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部队，动员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改编。
项英同志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四军成立后，项英同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在大江南北、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8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项英同志迅速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并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新四军出师不久，就在巢县以南的蒋家河口战斗和镇江附近的韦岗战斗中分别歼灭日军一部，有力地鼓舞了华中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影响。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按照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项英同志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不断粉碎日军的“扫荡”。1940年4月，项英同志直接指挥皖南春季反“扫荡”作战，歼灭日军近千人。10月，又参与指挥皖南秋季反“扫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到1940年底，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同时，还开展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的斗争。这一时期，以项英同志为书记的东南分局和东南局，大力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其中苏南抗日根据地用一年时间就普遍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1940年底，东南局所辖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万多人。新四军主力部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9万人，脱产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达数十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400万。 项英同志非常重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部队不能胜利而且不能生存。他主张发挥政治工作威力，激励广大指战员树立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动作敏捷、行动机警、攻击勇猛、紧张活泼的战斗作风。为加强新四军的思想作风建设，他编写《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的学习材料，并亲自给政工干部讲课。他撰写的《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如项英同志所言，能够获得在大江南北抗战的许多胜利，正是我们依靠政治思想教育。
项英同志十分重视新四军的干部队伍建设。他强调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新四军组建时，项英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为新四军调配领导干部。后来，他和新四军其他领导人一起参照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設立教导队，广泛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战地工作。为了克服新四军组建前存在的不足，项英同志提倡在部队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游击习气，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他总结了十条优良传统，教育指战员摒弃不好的作风和习气，使我军成为最进步的革命军队。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他在突围中不幸遇难，年仅43岁。
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项英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斗志、情怀、品德、作风。他自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抱定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满怀信心地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和战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长期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但在工作中一贯以身作则、脚踏实地，与指战员同甘共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项英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砥砺我们开拓奋进。他勤勉敬业、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今天我们纪念项英同志，就是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崇高风范和优良品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原载201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