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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与本土的地域特色和风俗人情相结合的为当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形式。远在古希腊,民间歌手和游吟诗人集体创演了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他们云游四方,在节日里、在庆典上、在王公贵族的宴会上说唱英雄们的传奇故事,寄托着民族的思想、情感和理想;在古老的印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初创者苏多(宫廷歌手,王之使者)和摩揭陀(记录谱系的人)弹琴演唱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故事套着故事,对话套着对话,盘根错节,引人入胜。还有产生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诙谐幽默的玛卡梅,由广为流传的长篇叙事诗《昆昌昆平》发展而来的泰国塞帕,非洲的民间艺人格里奥——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记诵者,宗教民族仪式的巫师和歌者,等等,令我们目不暇接。对此,我们曾做过一些蜻蜓点水般的推介工作,之所以未深入,是因为语言的鸿沟、资料的匮乏,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把视线拉近些,在研究中国说唱艺术的基础上,试图对我们的周边,确切说是东北亚文化圈的说唱艺术做一些历史的考证、实地的考察和较为深入地探讨。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的重要地区之一,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等。自古以来,东北亚国家比邻相守,彼此互通往来、学习借鉴,共同缔造了东北亚文化圈的灿烂文明。当今社会,学界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书法、戏剧、绘画等艺术的比较研究颇有建树,但是对于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说唱研究却微乎其微。《东北亚说唱艺术散论》将中国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艺术分成说的、唱的、有说有唱的、似说似唱的、边舞边唱的艺术做了要言不烦的论述,并重点阐述了日本的落语、漫才、漫谈、讲谈、曲唱与韩国的盘索里、漫谈、才谈,涉及它们的历史起源、表演特色、传承方式、代表人物及作品赏析等多个方面,力图做到精炼生动。可以说本书开辟出了东北亚说唱艺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
纵观中日韩说唱艺术,日韩两国都没有指代一种艺术门类的“曲艺”概念(事实上中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说唱艺术也没有具体称谓,它们被囊括在“百戏”“说书的”“唱曲的”“什样杂耍”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成为说唱艺术的总称,约定俗成沿用至今)。在日本归于传统艺能中,韩国则被放在国乐或者传统唱剧、喜剧中。我们按照中国对于曲艺的定义、特征、构成因素、表现形式,将日韩具有显著说唱艺术特征的传统艺术分离出来,并尽量避免与戏剧(如日本狂言、歌舞伎、文乐,韩国盘索里唱剧皆属于戏剧范畴)相混淆。由此三国说唱艺术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皆为文学、音乐、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以“叙述者”身份用“说”“唱”等手段向观众叙述故事,并且作品拥有代言部分,说书人与角色转换即“跳进跳出”的表现形式增强叙述故事的效果,语言通俗易懂、地方特色浓郁。在做了一定的对比研究后,概括出中日韩说唱艺术三個方面的特点。
一是成熟的说唱艺术品种皆形成于繁荣的市井生活中。中国的说唱艺术可谓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滑稽表演、优孟讽谏、俳优说唱,到了唐代,市井传奇和佛教俗讲的出现,促进了说话技艺的兴盛。及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职业作家、职业艺人和专门表演场所的出现,更是使各种世俗说唱艺术如:诸宫调、合生、商谜、说浑话、像生、陶真、杂曲小调等成为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同喜爱的娱乐消遣形式。明清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词话、弹词、鼓词等兴起,民国至今,遍及各地区、各民族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诸如相声、评书、快板、山东快书、大鼓、弹词等曲艺形式接地气、有底气、显生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在日本,江户时代是落语的空前繁荣期。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大阪、江户等新兴商业城市相继出现,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阶层体系确立,武士阶层处于最高位,然后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商人、手工业者是城市中异常活跃的町人阶层,他们在追求金钱财富和感官享受的同时,力求精神上的满足。于是这些拥有财富且控制物资流通的町人逐渐成为掌握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力量。以落语为代表的庶民艺术产生于他们当中。落语家绘声绘色描摹市井百态,表现町人喜怒哀乐,长屋、汤屋、游艺场等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场所成为典型环境,表演充满生活气息和俗趣。在落语段子里,市商习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个人生活礼仪习俗、节日习俗无所不包,堪称研究江户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浪曲也被称为“町人艺能”,以世俗性的作品为主,即使是反映大家族利益纷争、战争、社会事件等重大题材,唱词与对白也多质朴,反映新兴资产阶级与町人的文化品位和喜好,宣扬他们的道德观念。
韩国盘索里诞生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当时涌现出了大量反映城市庶民生活的民间故事传说,为了满足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盘索里应运而生,它以处在底层阶级的市民形象为主,充分表现市民生活和思想。尤其是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重大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萌芽,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动摇,带动平民艺术盘索里的发展。漫谈和才谈的两大代表人物申不出和朴春载皆生活在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代。那时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碰撞,民众思想意识觉醒。两位巨匠的作品充满市井气息,他们用说唱传达市民的悲欢,揭示时事的艰辛和人世的虚伪狡诈,为时代变迁中的市民带来大众艺术享受。
二是东北亚说唱艺术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韩文化是相通的。在古代东北亚三国发展过程中,中国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全面深刻吸引着日朝,由于它们普遍接受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汉文化圈。中国的曲艺,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中无不包含儒家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忠孝仁义等内容,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教化观念、道德理念。日本落语的不少段子和中国渊源甚深。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双方有一些零星的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兴起了中日交流的盛况,随着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来华,汉文佛经经典与经史子集开始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汉籍中也有笑话集。宋元明时期,来华的学问僧继续抄录汉籍回国,另外还有来华的商人和去日本的华人都会携带汉籍。至清代,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陆续将大量汉籍载入日本,其中不少是笑话集、通俗小说。日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大量编撰和文笑话,这些笑话除了取材于日本民间流传或者书面文献中保存的笑话外,还有许多来源于中国古代笑话《笑府》《笑林广记》等。它们是落语的重要素材。如《笑府·馒头》与落语《馒头可怕》,《笑府·看镜》与落语《松山镜》,《笑府·好饮》和落语《梦中酒》,《笑府·解僧卒》与落语《剃刀》等就能看出很强的关联性。在江户时代,为了巩固幕府统治,社会价值取向是中国的朱子理学,朱子理学最终还上升成为了官学。落语《亲子别》《文七元结》《怪谈牡丹灯笼》,讲谈《三人各损一两》等作品都可看出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进入4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儒家思想已在朝鲜广泛传播,汉唐经学、朱子理学受到官方的推崇和支持,儒家的“事君以孝、事亲以孝、交友以信”成為基本道德规范,由此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浸染。如今保留下来的五个传统盘索里曲目中除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成语、典故、诗句之外,主题都是与儒家伦理道德相一致的,如《春香传》强调贞烈节义,《沈清传》推崇孝道,《兴夫传》标榜悌,“忍为高”“和为贵”,以达到儒家教化、劝诫百姓之目的。韩国海外公报馆编印的《大韩民国》一书中这样说:“儒教伦理规范,根深蒂固地深入韩国人的灵魂,使韩国人比中国人更笃信儒教。”
三是日韩在吸收融合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植根于本民族特定文化条件下的独特气质。日本历史学家藤家礼之助在《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中写道:“我国的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却往往使接受的对象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接受方式,好似表示了我国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令人很感兴趣的。”的确,日本的说唱艺术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表现方式方面独具特色,呈现极致的美与悲。比如中国的伦理道德讲忠孝,但两字又归于仁,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所以忠孝不是绝对的,需要以仁来衡量。而忠孝观念在日本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落语《忠臣藏》中,武士们为忠于主人而舍命复仇,又为忠于幕府而自判身亡。这在中国思想意识中是不多见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替天行道,大快人心才是常理。再比如日本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幽玄、恬静之美,以净琉璃为例,它所使用的伴奏乐器三弦音色悠扬感伤,唱腔旋律线条多平缓进行,少有大的起伏,故事哀婉,正符合追求及时行乐的民众的审美需求,迥异于中国曲艺含蓄、中和之美。
韩国的艺术同样有其本色。申不出曾说:“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而去学习别人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事情。”“恰当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以使自己的文化领域变得更宽广。但是要进行文化创新决不能一味地模仿和追随,应该更加往前迈一步,倘若不加批判地模仿外来的文化艺术,最终会使民众在消化不良症中呻吟,这是极大的罪责。”那么它的说唱艺术又具有何种特征呢?朝鲜民族是饱受苦难的民族,广大民众无力反抗强大外部势力,对内又受到以两班贵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在他们的说唱艺术中流露着自叹与遗恨,如盘索里名唱们大多嗓音苍凉,演唱时情绪高昂,营造紧张、悲怆的氛围。为了寻求一种情感上的解脱和慰藉,朝鲜原始的宗教——巫俗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人们通过巫祭,比如祈福祭、驱病祭、死灵祭等祈求神佑现世平安。在盘索里《沈清传》,才谈《狗心语》《张大将打令》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巫歌、假面戏成分。朝鲜民族又是爱好歌舞的民族,注重直觉体验,他们的艺术情感表达往往通过载歌载舞展现,由此说唱艺术中包含有大量的民间歌辞、杂歌及歌谣。当然朝鲜民众又是坚韧不屈的。盘索里《春香传》生动反映了民族生活的广阔画面,也刻画了鲜明的民族性格,表现在春香、李梦龙、月梅等众多人物身上,尤其是春香体现着朝鲜劳动妇女传统的民族性格,对爱情的纯洁坚贞,在逆境中不屈的坚强品格。
不同的文化形成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但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开放、扩大交流,才能发展创新,真正保持其独立性和适应性。中日韩说唱艺术的发展也只有经由交流传播才能不断补充提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我们的传统艺术都遭遇了一定的困境,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相信东北亚人民所喜爱的说唱艺术和文化交流,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与时代同步发展。
(责任编辑/马瑜)
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的重要地区之一,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等。自古以来,东北亚国家比邻相守,彼此互通往来、学习借鉴,共同缔造了东北亚文化圈的灿烂文明。当今社会,学界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书法、戏剧、绘画等艺术的比较研究颇有建树,但是对于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说唱研究却微乎其微。《东北亚说唱艺术散论》将中国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艺术分成说的、唱的、有说有唱的、似说似唱的、边舞边唱的艺术做了要言不烦的论述,并重点阐述了日本的落语、漫才、漫谈、讲谈、曲唱与韩国的盘索里、漫谈、才谈,涉及它们的历史起源、表演特色、传承方式、代表人物及作品赏析等多个方面,力图做到精炼生动。可以说本书开辟出了东北亚说唱艺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
纵观中日韩说唱艺术,日韩两国都没有指代一种艺术门类的“曲艺”概念(事实上中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说唱艺术也没有具体称谓,它们被囊括在“百戏”“说书的”“唱曲的”“什样杂耍”中,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艺成为说唱艺术的总称,约定俗成沿用至今)。在日本归于传统艺能中,韩国则被放在国乐或者传统唱剧、喜剧中。我们按照中国对于曲艺的定义、特征、构成因素、表现形式,将日韩具有显著说唱艺术特征的传统艺术分离出来,并尽量避免与戏剧(如日本狂言、歌舞伎、文乐,韩国盘索里唱剧皆属于戏剧范畴)相混淆。由此三国说唱艺术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皆为文学、音乐、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以“叙述者”身份用“说”“唱”等手段向观众叙述故事,并且作品拥有代言部分,说书人与角色转换即“跳进跳出”的表现形式增强叙述故事的效果,语言通俗易懂、地方特色浓郁。在做了一定的对比研究后,概括出中日韩说唱艺术三個方面的特点。
一是成熟的说唱艺术品种皆形成于繁荣的市井生活中。中国的说唱艺术可谓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滑稽表演、优孟讽谏、俳优说唱,到了唐代,市井传奇和佛教俗讲的出现,促进了说话技艺的兴盛。及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职业作家、职业艺人和专门表演场所的出现,更是使各种世俗说唱艺术如:诸宫调、合生、商谜、说浑话、像生、陶真、杂曲小调等成为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同喜爱的娱乐消遣形式。明清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词话、弹词、鼓词等兴起,民国至今,遍及各地区、各民族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诸如相声、评书、快板、山东快书、大鼓、弹词等曲艺形式接地气、有底气、显生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在日本,江户时代是落语的空前繁荣期。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大阪、江户等新兴商业城市相继出现,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阶层体系确立,武士阶层处于最高位,然后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商人、手工业者是城市中异常活跃的町人阶层,他们在追求金钱财富和感官享受的同时,力求精神上的满足。于是这些拥有财富且控制物资流通的町人逐渐成为掌握文化话语权的重要力量。以落语为代表的庶民艺术产生于他们当中。落语家绘声绘色描摹市井百态,表现町人喜怒哀乐,长屋、汤屋、游艺场等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场所成为典型环境,表演充满生活气息和俗趣。在落语段子里,市商习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个人生活礼仪习俗、节日习俗无所不包,堪称研究江户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浪曲也被称为“町人艺能”,以世俗性的作品为主,即使是反映大家族利益纷争、战争、社会事件等重大题材,唱词与对白也多质朴,反映新兴资产阶级与町人的文化品位和喜好,宣扬他们的道德观念。
韩国盘索里诞生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当时涌现出了大量反映城市庶民生活的民间故事传说,为了满足大众文化生活需要,盘索里应运而生,它以处在底层阶级的市民形象为主,充分表现市民生活和思想。尤其是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重大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萌芽,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动摇,带动平民艺术盘索里的发展。漫谈和才谈的两大代表人物申不出和朴春载皆生活在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代。那时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碰撞,民众思想意识觉醒。两位巨匠的作品充满市井气息,他们用说唱传达市民的悲欢,揭示时事的艰辛和人世的虚伪狡诈,为时代变迁中的市民带来大众艺术享受。
二是东北亚说唱艺术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韩文化是相通的。在古代东北亚三国发展过程中,中国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全面深刻吸引着日朝,由于它们普遍接受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汉文化圈。中国的曲艺,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中无不包含儒家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忠孝仁义等内容,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教化观念、道德理念。日本落语的不少段子和中国渊源甚深。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双方有一些零星的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兴起了中日交流的盛况,随着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来华,汉文佛经经典与经史子集开始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汉籍中也有笑话集。宋元明时期,来华的学问僧继续抄录汉籍回国,另外还有来华的商人和去日本的华人都会携带汉籍。至清代,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陆续将大量汉籍载入日本,其中不少是笑话集、通俗小说。日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大量编撰和文笑话,这些笑话除了取材于日本民间流传或者书面文献中保存的笑话外,还有许多来源于中国古代笑话《笑府》《笑林广记》等。它们是落语的重要素材。如《笑府·馒头》与落语《馒头可怕》,《笑府·看镜》与落语《松山镜》,《笑府·好饮》和落语《梦中酒》,《笑府·解僧卒》与落语《剃刀》等就能看出很强的关联性。在江户时代,为了巩固幕府统治,社会价值取向是中国的朱子理学,朱子理学最终还上升成为了官学。落语《亲子别》《文七元结》《怪谈牡丹灯笼》,讲谈《三人各损一两》等作品都可看出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进入4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儒家思想已在朝鲜广泛传播,汉唐经学、朱子理学受到官方的推崇和支持,儒家的“事君以孝、事亲以孝、交友以信”成為基本道德规范,由此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浸染。如今保留下来的五个传统盘索里曲目中除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成语、典故、诗句之外,主题都是与儒家伦理道德相一致的,如《春香传》强调贞烈节义,《沈清传》推崇孝道,《兴夫传》标榜悌,“忍为高”“和为贵”,以达到儒家教化、劝诫百姓之目的。韩国海外公报馆编印的《大韩民国》一书中这样说:“儒教伦理规范,根深蒂固地深入韩国人的灵魂,使韩国人比中国人更笃信儒教。”
三是日韩在吸收融合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植根于本民族特定文化条件下的独特气质。日本历史学家藤家礼之助在《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中写道:“我国的文化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却往往使接受的对象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接受方式,好似表示了我国文化的特质,这也是令人很感兴趣的。”的确,日本的说唱艺术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表现方式方面独具特色,呈现极致的美与悲。比如中国的伦理道德讲忠孝,但两字又归于仁,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所以忠孝不是绝对的,需要以仁来衡量。而忠孝观念在日本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落语《忠臣藏》中,武士们为忠于主人而舍命复仇,又为忠于幕府而自判身亡。这在中国思想意识中是不多见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替天行道,大快人心才是常理。再比如日本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幽玄、恬静之美,以净琉璃为例,它所使用的伴奏乐器三弦音色悠扬感伤,唱腔旋律线条多平缓进行,少有大的起伏,故事哀婉,正符合追求及时行乐的民众的审美需求,迥异于中国曲艺含蓄、中和之美。
韩国的艺术同样有其本色。申不出曾说:“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而去学习别人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事情。”“恰当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可以使自己的文化领域变得更宽广。但是要进行文化创新决不能一味地模仿和追随,应该更加往前迈一步,倘若不加批判地模仿外来的文化艺术,最终会使民众在消化不良症中呻吟,这是极大的罪责。”那么它的说唱艺术又具有何种特征呢?朝鲜民族是饱受苦难的民族,广大民众无力反抗强大外部势力,对内又受到以两班贵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在他们的说唱艺术中流露着自叹与遗恨,如盘索里名唱们大多嗓音苍凉,演唱时情绪高昂,营造紧张、悲怆的氛围。为了寻求一种情感上的解脱和慰藉,朝鲜原始的宗教——巫俗就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人们通过巫祭,比如祈福祭、驱病祭、死灵祭等祈求神佑现世平安。在盘索里《沈清传》,才谈《狗心语》《张大将打令》等作品中随处可见巫歌、假面戏成分。朝鲜民族又是爱好歌舞的民族,注重直觉体验,他们的艺术情感表达往往通过载歌载舞展现,由此说唱艺术中包含有大量的民间歌辞、杂歌及歌谣。当然朝鲜民众又是坚韧不屈的。盘索里《春香传》生动反映了民族生活的广阔画面,也刻画了鲜明的民族性格,表现在春香、李梦龙、月梅等众多人物身上,尤其是春香体现着朝鲜劳动妇女传统的民族性格,对爱情的纯洁坚贞,在逆境中不屈的坚强品格。
不同的文化形成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但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开放、扩大交流,才能发展创新,真正保持其独立性和适应性。中日韩说唱艺术的发展也只有经由交流传播才能不断补充提升,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我们的传统艺术都遭遇了一定的困境,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相信东北亚人民所喜爱的说唱艺术和文化交流,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与时代同步发展。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