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就要过春节的前几天，我正在医院陪母亲，突然接到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是克非突然去世了，这个情形与去年4月陈忠实去世的情形很相近，让我无法接受。
我与克非的相识，要说起來，真的是很多年前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从部队回到上海，第一份工作就是进了出版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编辑，说起来，这也是很稀里糊涂的事情，我连什么是小说都搞不清楚就开始了我的编辑工作。那个年代，文学创作还根本缺乏任何自由度，作家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官方的口径在写，有的作家只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夹带进了一些个人的体验，但是，写作题材与思想基本上毫无自由可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作家其实也很可怜，写作没有自由不说，稿费也没有，作家要是最终出版了书，就可以拿一部分书回去送人，稿费制度尚未恢复，能够出版，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那时候，作家协会也还没有恢复，出版社成为作家聚集的一个地方。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就有一批“牛鬼蛇神”，茹志鹃、哈华、赵自、黄宗英、菡子、王西彦等等。所以出版社的工作也是显得不伦不类。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为大作家的作家那时候都在出版社里写作，叶辛、张抗抗、孙颙、王周生等等。他们那时候的身份都还是知青，所以就写作条件来说，都很不具备，出版社就干脆拿出几间办公室来，或者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开几个房间，成为作家们写作的一个工作间。与这些知青作家不同的是，出版社也邀请了一些老作家来了上海，修改他们将要出版或者是接近定稿的作品，克非就是其中之一。
我那时候还年轻，也未成家，所以，上班下班都在抓紧看书学习，业余时间就与这些作家们一起闲聊甚至逛街。那时候在出版社修改稿子的作家中，除了克非之外，还有保定地质部来的作家奚青以及兰州军区的作家朱光亚。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却与我毫无界限之分，任何事情都喜欢叫上我，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想法是可以学到更多的文学与写作的知识。
克非在所有作家中是最健谈的，海阔天空，口若悬河吧。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这其实也与克非知识面广、关心的事情多有关系。我记得那时候去招待所看克非时，见到他的房间里，各种书籍以及《科学画报》一直堆到房顶，他基本上是一个什么书都看都爱琢磨的人。
克非满口的四川话，刚巧，我当兵的地方也在成都，对四川我有特别的亲切感，所以，克非的四川话也是我最爱听的。当时，出版社的同事中还有巴老的弟弟李济森，老人家更是一口毫不走调的成都话，引得我也夹在其中说些不大着调的四川话，大家济济一堂，好不开心。
克非当时在出版社修改他的代表作《春潮急》，这是一部描写四川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版书在“文革”前就已初版，因为经过“文革”，思想都已经全部调整，所以，要求作家再对小说做一点修改。克非小说的责任编辑不是我，是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邹大姐已经有些年纪了，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大外出，所以，与克非交往多的反而是我了。小说说是修改，其实也就是加一点符合当时形势的小细节，小说的主体还是四川农村生活。克非是一个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并有感情的人，他的故乡是成都平原上的眉山县，也就是苏东坡的家乡，但是，那时候，克非已经迁居到了绵阳，住在绵阳郊区的青义镇上，都是四川平原地区的土地，对克非来说，都差不多，只要不在城市里待着，他就自在。
克非在上海的那段岁月，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每天他们几个作家就在招待所里改稿子，我就在办公室里看稿子，下班了，我就去招待所找他们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外出游逛一番，招待所距离上海的肇嘉浜路很近，那里一到晚上就全都是谈恋爱的人，躲在树荫里，动作超乎寻常。我们在绿树成荫的肇嘉浜路上走着，散着步，奚青他们对这种有碍观瞻的恋爱方式感到很不适应，反而是克非觉得倒是没什么，很正常。都是年纪轻轻的，没地方谈恋爱，再不这样，那青春很快就过去了。克非的这个观点引来了奚青和朱光亚的批评，他们认为克非的观点过于开放。还有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是，黑人的女性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美，但是，克非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在非洲人眼中，未必是这样，一样有美感。奚青和朱光亚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美不美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问题争论的时间最长，几乎每次见面都要争论一番，克非是一个不会被轻易说服的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还有一个经常会引发争论的问题就是克非最感兴趣的UFO问题，关于这个天外飞碟究竟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克非坚持认为一定是有的，他还认为，除了地球之外，其他的星球上一定也会有类似地球人类一样的生物体，而且很可能要比我们这个星球更为先进更为早熟。克非说他自己研究这个UFO已经很多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我在他的招待所屋子里的确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书，我觉得克非是一个内心非常年轻兴趣广泛的人。
克非那时在上海待了差不多一年多，然后稿子改好了，他就回四川去了。
我那时候，在出版社里兼任着西南西北地区的组稿，号称统管半个中国。所以，克非回四川不久，我就前往成都组稿。为了帮助我在四川开展工作，克非专程从他居住的绵阳来到成都，与我一起住在红星二路省作家协会对面的部队招待所里。白天，克非就带着我去四川省作协，给我介绍当时四川作协的领导唐大同、陈进，作家周克芹、流沙河，还有何洁、孙静轩、陈康、鲍川等等。后来转到《人民文学》杂志去当编辑的杨泥当时还在省作协创联部任职，杨泥与我年纪差不多，克非就让杨泥帮我，所以我凡是到省作协去都会去找杨泥。克非在四川省作家协会里属于独立特行的作家，那时候，作家是不是专业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像克非这样老资格的作家应该属于省作协认可的作家，也在成都红星路作协附近给他分了房子，但是，克非不喜欢待在成都这样的城市里，他坚持要自己待在绵阳乡下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所以省作协也没办法，只好顺着他。
我后来对四川作协非常熟悉了，似乎每个人都认识，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也是与克非为我的引荐有关系。很多年之后，我在克非的家乡发现了富有天才气质和才华的作家刘小川，并帮助他开发了《品中国文人》系列图书，畅销十年保持不衰，成为新一代四川作家的表率。很多时候，在我的内心其实都有着克非留给我的影子。我非常感谢克非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的提携与指导。 去克非家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次去也是与克非的女儿脚印一起去的。脚印那时候在《四川文学》当编辑。从成都坐大客车前往，但是，汽车行至半程，忽然熄火了，把我们一车子的人全都丢在荒山野地里，可是天却渐渐黑下来，四周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脚印不愧是克非的女儿，情绪淡定地指挥我们，然后一个人到路上去拦车，拦下来的是那种不大正规的农用车，脚印要我们上去，然后保持镇定，不要慌乱，结果那个车子在黑暗中疾驰，颠簸得几乎要散架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折腾，我们终于进入了有点灯光的绵阳市。
当晚，我们并没有去克非家，而是住在了绵阳市里。次日，我们初次前往近在绵阳市郊区的青义镇上的克非的家，那是一个很小的乡下集镇，有几所排列凌乱的房子，都是农家自己建造的那种平房，克非的住所就在那一片房子当中，一座二层小楼，房子是沿着一条河流建造的，家里都是寻常的摆设，类似于农家小院，住在这样的地方，应该很舒服。小河就在克非房子的后边，悄无声息地流淌着，空气清新，饱含着一种川西农村才有的独特气息，我对这样的气息非常熟悉和喜欢，让我想起自己从十六岁开始就远离父母来到四川当兵的经历。
在克非的书房里我还是看到了那堆熟悉的書，克非是一个什么书都读的博学的人，尤其热爱《科学画报》之类的自然科学的书籍，克非向我展示了他搜集的关于UFO的书籍，很多还是外国引进版的图书。那时候，克非已经开始转向研究“红学”。同样他搜集的国内红学专著也有很多，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吧。克非跟我说，所谓红学其实根本不存在，是一门不能成立的学说，所谓的专家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克非这个时候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批判红学的专著。他说他已经用了八年的时间来研究红学，后来发现，自己上当了，研究红学还不如直接研究《红楼梦》，于是，这八年，克非已经成了《红楼梦》专家，说是能从《红楼梦》中获得极多的文学素养，但同时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我对克非的这个性格太了解，他如果想要进入一个课题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到研究透彻绝不会半途而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非的夫人，也就是脚印的妈妈，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看模样，你是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个老太太会是教英语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克非已经开始自学英语，他自己说，已经到了可以直接看原版英文小说的程度，只是不能说也听不懂而已。为克非烧饭的年轻阿姨说，爷爷就是行啊，学什么都行。小保姆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敬仰和爱慕的神情。
有一年，我去成都，克非正准备去开全国人代会，全部代表都集中在成都的金牛宾馆，我到宾馆去看克非，克非与我一起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那一次，克非和我讲起了二女儿的事情。克非有三个女儿，老大就在绵阳市里工作，距离父母最近，也是唯一经常回家照顾父母的女儿。二女儿在重庆。老三，也就是脚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北京，与北京有才华的诗人多多结了婚，自己则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当编辑。距离远了，不能经常回家，在父亲的心目中，脚印是最贴心的，也是最像父母的一个孩子，从小就像个假小子一样长大，性格自由，内在却是很深沉，文学感觉好，很多年后，脚印肯定并确认了另一位四川藏区的作家阿来，阿来创作的《尘埃落定》就是由脚印发现并编辑的。脚印从那时起就特别推崇阿来，也向我介绍过阿来，我也从那时候起就与阿来建立了联系，一直到今天都未曾断过。克非和我说，让他最为伤心的就是没有处理好二女儿的婚姻问题。二女儿那时候在重庆，结识了一位带有残疾的男孩子，两个人相爱了，告诉父母要结婚，父母因为担心孩子的未来没有同意，结果女儿一意孤行，坚决地与那个男孩结婚了，惹得克非和老爱人很不开心。可是婚后，二女儿却被查出来脑子里患有肿瘤，到医院手术，也未获成功，最终还是脚印去重庆把小姐姐给背回了绵阳的家里。二女儿的去世，给了克非极大的打击，他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禁不住老泪纵横，声音哽咽。
克非三个女儿中，老二是我唯一没有见过的，可是我可以理解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我知道克非是一个非常坚强性格乐观的人，所以我更能理解他这个时候的内心创痛。
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非常关心克非的安全，尽管绵阳不是地震中心，但是，那场地震几乎整个四川都深陷其中，况且绵阳距离震中的北川也不是很远。我给克非电话，劝他抓紧离开青义镇的家，到安全的地方去待着，克非却在电话里跟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些鬼话，什么堰塞湖要垮了，不可能的。结果，克非就住在家里，家里其他的人都走了，整个小镇上都已经没人了，克非却是安然在家住着。我那些天里，几乎天天给克非打电话，哪怕是能与他聊聊天也好。
克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学识广泛而且渊博，性格独特且人很正直，这样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队伍的面貌似乎也改变了很多，各种性格各种价值观念行事原则的作家都有，但是，克非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与他选择居住在一个小镇上，远离闹市远离那些喧嚣的人事沉浮也有关系。从克非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认识到一个好的作家要怎样才能打造成。现在很多政府行为都在打造作家这个那个，其实，作家艺术家的修炼都是他们各自的事情，不是什么政府或者什么资助可以帮助完成的。还有就是怎么看待变化，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吃香的就是要学会不断地变化，变化者，能者也，不变化者，没希望也。其实也不然，变与不变，还是相对的，对有些确实落伍确实不合时宜的东西，当然要变，但是，变化本身却并不创造真理，有些坚守有些传承，显得要比变化更难。我们都在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可是有几个人真正能过得起这样淡然闲适、远离一切利益的生活呢？
我与克非的相识，要说起來，真的是很多年前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从部队回到上海，第一份工作就是进了出版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小说编辑，说起来，这也是很稀里糊涂的事情，我连什么是小说都搞不清楚就开始了我的编辑工作。那个年代，文学创作还根本缺乏任何自由度，作家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官方的口径在写，有的作家只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夹带进了一些个人的体验，但是，写作题材与思想基本上毫无自由可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作家其实也很可怜，写作没有自由不说，稿费也没有，作家要是最终出版了书，就可以拿一部分书回去送人，稿费制度尚未恢复，能够出版，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那时候，作家协会也还没有恢复，出版社成为作家聚集的一个地方。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就有一批“牛鬼蛇神”，茹志鹃、哈华、赵自、黄宗英、菡子、王西彦等等。所以出版社的工作也是显得不伦不类。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为大作家的作家那时候都在出版社里写作，叶辛、张抗抗、孙颙、王周生等等。他们那时候的身份都还是知青，所以就写作条件来说，都很不具备，出版社就干脆拿出几间办公室来，或者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开几个房间，成为作家们写作的一个工作间。与这些知青作家不同的是，出版社也邀请了一些老作家来了上海，修改他们将要出版或者是接近定稿的作品，克非就是其中之一。
我那时候还年轻，也未成家，所以，上班下班都在抓紧看书学习，业余时间就与这些作家们一起闲聊甚至逛街。那时候在出版社修改稿子的作家中，除了克非之外，还有保定地质部来的作家奚青以及兰州军区的作家朱光亚。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却与我毫无界限之分，任何事情都喜欢叫上我，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想法是可以学到更多的文学与写作的知识。
克非在所有作家中是最健谈的，海阔天空，口若悬河吧。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这其实也与克非知识面广、关心的事情多有关系。我记得那时候去招待所看克非时，见到他的房间里，各种书籍以及《科学画报》一直堆到房顶，他基本上是一个什么书都看都爱琢磨的人。
克非满口的四川话，刚巧，我当兵的地方也在成都，对四川我有特别的亲切感，所以，克非的四川话也是我最爱听的。当时，出版社的同事中还有巴老的弟弟李济森，老人家更是一口毫不走调的成都话，引得我也夹在其中说些不大着调的四川话，大家济济一堂，好不开心。
克非当时在出版社修改他的代表作《春潮急》，这是一部描写四川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版书在“文革”前就已初版，因为经过“文革”，思想都已经全部调整，所以，要求作家再对小说做一点修改。克非小说的责任编辑不是我，是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邹大姐已经有些年纪了，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大外出，所以，与克非交往多的反而是我了。小说说是修改，其实也就是加一点符合当时形势的小细节，小说的主体还是四川农村生活。克非是一个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并有感情的人，他的故乡是成都平原上的眉山县，也就是苏东坡的家乡，但是，那时候，克非已经迁居到了绵阳，住在绵阳郊区的青义镇上，都是四川平原地区的土地，对克非来说，都差不多，只要不在城市里待着，他就自在。
克非在上海的那段岁月，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每天他们几个作家就在招待所里改稿子，我就在办公室里看稿子，下班了，我就去招待所找他们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外出游逛一番，招待所距离上海的肇嘉浜路很近，那里一到晚上就全都是谈恋爱的人，躲在树荫里，动作超乎寻常。我们在绿树成荫的肇嘉浜路上走着，散着步，奚青他们对这种有碍观瞻的恋爱方式感到很不适应，反而是克非觉得倒是没什么，很正常。都是年纪轻轻的，没地方谈恋爱，再不这样，那青春很快就过去了。克非的这个观点引来了奚青和朱光亚的批评，他们认为克非的观点过于开放。还有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是，黑人的女性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美，但是，克非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在非洲人眼中，未必是这样，一样有美感。奚青和朱光亚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美不美还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问题争论的时间最长，几乎每次见面都要争论一番，克非是一个不会被轻易说服的人，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还有一个经常会引发争论的问题就是克非最感兴趣的UFO问题，关于这个天外飞碟究竟有还是没有的问题，克非坚持认为一定是有的，他还认为，除了地球之外，其他的星球上一定也会有类似地球人类一样的生物体，而且很可能要比我们这个星球更为先进更为早熟。克非说他自己研究这个UFO已经很多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我在他的招待所屋子里的确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书，我觉得克非是一个内心非常年轻兴趣广泛的人。
克非那时在上海待了差不多一年多，然后稿子改好了，他就回四川去了。
我那时候，在出版社里兼任着西南西北地区的组稿，号称统管半个中国。所以，克非回四川不久，我就前往成都组稿。为了帮助我在四川开展工作，克非专程从他居住的绵阳来到成都，与我一起住在红星二路省作家协会对面的部队招待所里。白天，克非就带着我去四川省作协，给我介绍当时四川作协的领导唐大同、陈进，作家周克芹、流沙河，还有何洁、孙静轩、陈康、鲍川等等。后来转到《人民文学》杂志去当编辑的杨泥当时还在省作协创联部任职，杨泥与我年纪差不多，克非就让杨泥帮我，所以我凡是到省作协去都会去找杨泥。克非在四川省作家协会里属于独立特行的作家，那时候，作家是不是专业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像克非这样老资格的作家应该属于省作协认可的作家，也在成都红星路作协附近给他分了房子，但是，克非不喜欢待在成都这样的城市里，他坚持要自己待在绵阳乡下自己建造的房子里。所以省作协也没办法，只好顺着他。
我后来对四川作协非常熟悉了，似乎每个人都认识，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也是与克非为我的引荐有关系。很多年之后，我在克非的家乡发现了富有天才气质和才华的作家刘小川，并帮助他开发了《品中国文人》系列图书，畅销十年保持不衰，成为新一代四川作家的表率。很多时候，在我的内心其实都有着克非留给我的影子。我非常感谢克非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的提携与指导。 去克非家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那次去也是与克非的女儿脚印一起去的。脚印那时候在《四川文学》当编辑。从成都坐大客车前往，但是，汽车行至半程，忽然熄火了，把我们一车子的人全都丢在荒山野地里，可是天却渐渐黑下来，四周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脚印不愧是克非的女儿，情绪淡定地指挥我们，然后一个人到路上去拦车，拦下来的是那种不大正规的农用车，脚印要我们上去，然后保持镇定，不要慌乱，结果那个车子在黑暗中疾驰，颠簸得几乎要散架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折腾，我们终于进入了有点灯光的绵阳市。
当晚，我们并没有去克非家，而是住在了绵阳市里。次日，我们初次前往近在绵阳市郊区的青义镇上的克非的家，那是一个很小的乡下集镇，有几所排列凌乱的房子，都是农家自己建造的那种平房，克非的住所就在那一片房子当中，一座二层小楼，房子是沿着一条河流建造的，家里都是寻常的摆设，类似于农家小院，住在这样的地方，应该很舒服。小河就在克非房子的后边，悄无声息地流淌着，空气清新，饱含着一种川西农村才有的独特气息，我对这样的气息非常熟悉和喜欢，让我想起自己从十六岁开始就远离父母来到四川当兵的经历。
在克非的书房里我还是看到了那堆熟悉的書，克非是一个什么书都读的博学的人，尤其热爱《科学画报》之类的自然科学的书籍，克非向我展示了他搜集的关于UFO的书籍，很多还是外国引进版的图书。那时候，克非已经开始转向研究“红学”。同样他搜集的国内红学专著也有很多，可以用堆积如山来形容吧。克非跟我说，所谓红学其实根本不存在，是一门不能成立的学说，所谓的专家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克非这个时候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批判红学的专著。他说他已经用了八年的时间来研究红学，后来发现，自己上当了，研究红学还不如直接研究《红楼梦》，于是，这八年，克非已经成了《红楼梦》专家，说是能从《红楼梦》中获得极多的文学素养，但同时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我对克非的这个性格太了解，他如果想要进入一个课题研究什么问题，那是不到研究透彻绝不会半途而废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非的夫人，也就是脚印的妈妈，是当地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看模样，你是绝不会想到这样一个老太太会是教英语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克非已经开始自学英语，他自己说，已经到了可以直接看原版英文小说的程度，只是不能说也听不懂而已。为克非烧饭的年轻阿姨说，爷爷就是行啊，学什么都行。小保姆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敬仰和爱慕的神情。
有一年，我去成都，克非正准备去开全国人代会，全部代表都集中在成都的金牛宾馆，我到宾馆去看克非，克非与我一起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那一次，克非和我讲起了二女儿的事情。克非有三个女儿，老大就在绵阳市里工作，距离父母最近，也是唯一经常回家照顾父母的女儿。二女儿在重庆。老三，也就是脚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北京，与北京有才华的诗人多多结了婚，自己则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当编辑。距离远了，不能经常回家，在父亲的心目中，脚印是最贴心的，也是最像父母的一个孩子，从小就像个假小子一样长大，性格自由，内在却是很深沉，文学感觉好，很多年后，脚印肯定并确认了另一位四川藏区的作家阿来，阿来创作的《尘埃落定》就是由脚印发现并编辑的。脚印从那时起就特别推崇阿来，也向我介绍过阿来，我也从那时候起就与阿来建立了联系，一直到今天都未曾断过。克非和我说，让他最为伤心的就是没有处理好二女儿的婚姻问题。二女儿那时候在重庆，结识了一位带有残疾的男孩子，两个人相爱了，告诉父母要结婚，父母因为担心孩子的未来没有同意，结果女儿一意孤行，坚决地与那个男孩结婚了，惹得克非和老爱人很不开心。可是婚后，二女儿却被查出来脑子里患有肿瘤，到医院手术，也未获成功，最终还是脚印去重庆把小姐姐给背回了绵阳的家里。二女儿的去世，给了克非极大的打击，他和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禁不住老泪纵横，声音哽咽。
克非三个女儿中，老二是我唯一没有见过的，可是我可以理解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我知道克非是一个非常坚强性格乐观的人，所以我更能理解他这个时候的内心创痛。
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非常关心克非的安全，尽管绵阳不是地震中心，但是，那场地震几乎整个四川都深陷其中，况且绵阳距离震中的北川也不是很远。我给克非电话，劝他抓紧离开青义镇的家，到安全的地方去待着，克非却在电话里跟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些鬼话，什么堰塞湖要垮了，不可能的。结果，克非就住在家里，家里其他的人都走了，整个小镇上都已经没人了，克非却是安然在家住着。我那些天里，几乎天天给克非打电话，哪怕是能与他聊聊天也好。
克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学识广泛而且渊博，性格独特且人很正直，这样的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队伍的面貌似乎也改变了很多，各种性格各种价值观念行事原则的作家都有，但是，克非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与他选择居住在一个小镇上，远离闹市远离那些喧嚣的人事沉浮也有关系。从克非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认识到一个好的作家要怎样才能打造成。现在很多政府行为都在打造作家这个那个，其实，作家艺术家的修炼都是他们各自的事情，不是什么政府或者什么资助可以帮助完成的。还有就是怎么看待变化，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吃香的就是要学会不断地变化，变化者，能者也，不变化者，没希望也。其实也不然，变与不变，还是相对的，对有些确实落伍确实不合时宜的东西，当然要变，但是，变化本身却并不创造真理，有些坚守有些传承，显得要比变化更难。我们都在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可是有几个人真正能过得起这样淡然闲适、远离一切利益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