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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食物，真正的农夫，真诚的社区，
“分享收获”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
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
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进城市与乡村的交流与发展。
有机耕种的“分享收获”农场
每周一次的配送，是“分享收获”农场社员最忙碌的时候。跟蔬菜批发市场繁忙的节奏一样，他们从夜半就开始忙碌，为了能在凌晨把最新鲜的蔬菜送到客户的家中。但是与蔬菜批发市场不同的是，他们配送的蔬菜也许在几个小时前还长在农场的田垄里，浸透着泥土的新鲜气息。
“每个礼拜固定的某个清晨，我们的客户都能收到一个保鲜盒，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打开都有意外的惊喜。盒中装着五公斤的新鲜蔬菜，都是来自‘分享收获’农场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分享收获”创始人石嫣戴着一顶帽檐破损的草帽、手上拎着一个手编的篮子，正在给刚收了一茬的四季豆修剪老蔓，以促进底下的藤蔓生长。
和石嫣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田间，配送的车子已开走，社员都回到宿舍休息，农场里十分安静，只有鸡犬之声相闻。
石嫣每天早晨到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个角落转一转，看看蔬菜的长势。“现在正是春天时节，菜长得很快，昨天才黄豆大的果实今天比指甲盖还要大，绿油油的，感觉人与自然如此贴近，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一副“古意村妇”打扮的石嫣，更愿意别人叫她“新农民”，而农场的社员都亲切地唤她为“掌柜的”。
“掌柜的”对农活驾轻就熟，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皮肤被晒得有些黝黑的“农妇”竟然是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博士后。
“农业和土地改变了我。”采访时，石嫣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她师从中国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进行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
2008年4月，她飞赴美国深造。同样是留学，石嫣没有走进美国大学的校门，而是“洋插队”到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干起了农活。这一干就是半年。
“最初是一种新奇，向往一种田园生活。但农场的活其实很累、很枯燥。可能一个月你每天进出的地方就是温室、仓库和农具房，干的活就是不断清洗育苗盘和工具，天气还非常寒冷，很多人熬不过一个月，就都放弃了。”石嫣坚持了下来，一个从没有下过地干过活的女孩，从此喜欢上了与泥土打交道的生活。
2009年石嫣归国参与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年创办了“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目前在北京有两个农场，分别位于通州区和顺义区。与资本化运营的农业园区动辄上百亩、上千亩规模不同，“分享收获”位于通州区的农场占地60亩，位于顺义的农场只有40亩，规模都不大，用石嫣的话说“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不适合‘分享收获’”。
2009年开始，随着CSA理念的引进和推广，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CSA模式，参与者的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社、食品活动家、企业、政府和高校。
空气中弥漫着有机肥料发酵的气味，阡陌田埂上有来不及除去的杂草，大棚和露天的田垄里条理分明，分别种植着黄瓜、西红柿、丝瓜、四季豆、秋葵、洋葱、芦笋、胡萝卜、红萝卜、芹菜、蒜、韭菜、佛手、鸡腿菇等三十多个蔬菜品种。除了蔬菜，农场还在一角辟了养鸡场和养猪场。从创办至今农场一直坚持不施用化肥、农药、激素，不使用转基因品种，采取多样种植、生物防治、轮作等措施，按照有机自然农法栽培。
在健康的土地上，生产健康的食物，传导健康的理念。目前“分享收获”的客户数已经达到了六百多户，并在不断地增长。
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社区支持农业
“我选择做农业，没有指望它能够挣大钱，只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城乡矛盾如此突出的今天，用我的所学，力所能及地改变中国农业的现状。”石嫣说。
中国的经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快速推进，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从农村掠夺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农村越来越萧条，农民越来越贫穷，生活难以为继，“三农”问题突出。
另一方面，政府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使资本化农业对传统小农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工业化、化学化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在几十年内快速地取代了已传习几千年的传统农业耕作文明。农药、化肥、激素等的大量和过量使用，使农业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空气遭到污染，水源遭到污染，土壤遭到污染，这些供养人类生命生活的地球自然资源正在慢慢枯竭。
“分享收获”农场草莓种植大棚一角。草莓采摘的盛期已过，但是植株上依然垂挂着红艳艳的草莓。农场在种植过程中，杜绝农药、化肥及激素等，全部采用有机肥料，对害虫也仅采取物理控制的方法，保证了出产蔬菜、水果的安全，也保护了环境。
“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种、养殖结合的方式。农场内养着“跑步鸡”“大真猪”“喜羊羊”等。鸡、猪、羊日常主要喂饲玉米、麸子以及青饲料等，保证纯粮食喂养。鸡的平均生长周期150天左右，猪的整个生长周期7个月以上。
农场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活动，邀请订购农场菜品的用户到农场互动，如亲子一起行动收获蔬菜、“描绘大自然”儿童绘画比赛等等，主要是让生活在城市中的用户更加了解农场，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也增加城市和农村的交流。
而牺牲环境换来的并不是安全、美好的生活。中国近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黄豆等恶性事件的曝光，每一次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恐慌，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三农问题频发，中国乡村的出路在哪里？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反思着中国的城市化，思考着中国的乡村重建，在泥土中寻找着8亿农民的民生出路。
“分享收获”项目是石嫣创建的一个致力于研究、推广社区食品安全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这个项目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实践基地。
社区支持农业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乡村建设的运作模式之一，是寻求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等的一种探索。
消费者预先支付农场全年的会费，作为农场生产的成本。作为回报，消费者每周都会分到规定数量的新鲜蔬菜。
“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CSA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社区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和当地的农场或者农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使本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石嫣介绍道。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CSA是一种城乡合作的农业经济。
社区支持农业在全球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最初，农民与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 Cocagne）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士出现，社区支持农业由此起源;随后日本成立了类似的组织“Teikei（提携）”，日本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Box”，截止2001年，55%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Teikei系统直销;德国于1986年建立了“托柯楠堡”（Topinambour）;1990年代英国遍地开花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意大利于1994年建立了第一个GAS（即CSA），1996年成立了GAS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600家GAS;葡萄牙将CSA称为Reciproco，其国内有52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CSA关系;法国将CSA称为AMAP，第一家AMAP农场于2001年建立，到2012年法国已经有约3000个AMAP小组。
在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被称为“城乡互助”“社区农业”“社会农业”“社群支持农业”或“社区支援农业”等等。近年来，CSA在中国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出现了五百多家CSA。
做关注环境和社会的“新农夫”
“你们的团队看上去非常专业，蔬菜的品质看上去也不错，但是到底我怎么才能确认你们的产品是值得信任的？”时常有人这么问石嫣。
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对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的负面报道，人们对食品、食品的生产者都缺乏信任，甚至对一些权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中国目前虽已有五百多家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农场，但是缺乏规范，各个农场各自为战。
CSA农场基本上以生产生鲜初级农产品为主，‘分享收获’从最初的4个蔬菜品种，已经发展到现在近40个品种的种植规模，规模也从原来的一个农场扩大到两个农场。“对外我们不会宣称我们的产品是‘有机产品’，即使我们的产品完全达到有机产品的标准。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产品都去做认证，这在时间和经济成本上都是巨大的浪费。即使认证，送检的费用最终也会摊到消费者的头上。我们希望建立与消费者直接的信任关系。”
社区支持农业生产目前在国内还缺乏低成本的生态农业技术支持，在农业生产、农资采购、土壤培肥、病虫害控制、产品产量与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农场尽管有有机认证，但在实际的种植运营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认证的要求去做。
诚然，国内的社区支持农业尚不成熟。但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建立在产销双方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唯有诚信才能让社区支持农业的路走得更远。
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与国外的模式不同，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从生产主体上来说，国外社区支持农业生产环节的生产者是农场主。而在中国，因为这个模式刚刚起步，从事的主体是原本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或者商人，他们为了追求健康生产方式和健康食品转而去农村“务农”，土地和劳动力都需要购买，必然造成项目经营成本的攀升。农场种植的品种繁多，多品种繁复的管理，要求生产管理者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杰出的管理能力，这些目前农场的经营者都不具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已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他们密切关注食物来自于哪里，是如何生长的。从消费端来看，他们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主体，实际上消费人群并不是高端消费者，更多的是对健康饮食有特殊需求的家庭。
分享收获团队目前有20人，主要以80后为主，平均年龄28岁。团队中90%以上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2名，硕士2名。团队成员专业涉及广泛，有学物理的，有学医学的，有学生物的，有学计算机的，也有学农业的，但都会背诵“24节气歌”。
在乡村，他们在泥土上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在农场中劳动，付出辛勤的汗水，收获的是累累的果实和客户的信任。
如今“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食物由生产地到进入你嘴巴所经过的距离越短，表明蔬菜越新鲜，因为不需要大规模运输和保存的条件下，就不需要保鲜剂、防腐剂、催熟、打蜡等。不仅如此，短距离运输所消耗的燃油以及各种资源也就越少，这些食物被称为“低碳食物”。CSA农场就是实践“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最好体现。
在“分享收获”农场中现在种着三十多个品种的蔬菜，除了每周固定给客户配送的数量外，农场也会在有机农产品市集上进行售卖。蔬菜的卖相可能比不上那些用过化肥、农药等的蔬菜，但是有机、安全、生态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另外中国的社区和外国的社区在概念上不一样，外国的社区广泛地包括地区内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群，但是中国目前的社区仅仅指一个生活区，所以很多人在最初了解CSA的时候，就误以为应该是以小区为主拓展消费者群体，但反而发展起来很艰难。
“虽然问题多多，但是在中国乡村建设陷入困境的今天，社区支持农业不妨是一种尝试。”石嫣说。今年的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北京举行。石嫣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忙碌着做着会议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完善，我们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的农耕形式。”
“分享收获”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
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
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进城市与乡村的交流与发展。
有机耕种的“分享收获”农场
每周一次的配送，是“分享收获”农场社员最忙碌的时候。跟蔬菜批发市场繁忙的节奏一样，他们从夜半就开始忙碌，为了能在凌晨把最新鲜的蔬菜送到客户的家中。但是与蔬菜批发市场不同的是，他们配送的蔬菜也许在几个小时前还长在农场的田垄里，浸透着泥土的新鲜气息。
“每个礼拜固定的某个清晨，我们的客户都能收到一个保鲜盒，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打开都有意外的惊喜。盒中装着五公斤的新鲜蔬菜，都是来自‘分享收获’农场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分享收获”创始人石嫣戴着一顶帽檐破损的草帽、手上拎着一个手编的篮子，正在给刚收了一茬的四季豆修剪老蔓，以促进底下的藤蔓生长。
和石嫣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田间，配送的车子已开走，社员都回到宿舍休息，农场里十分安静，只有鸡犬之声相闻。
石嫣每天早晨到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个角落转一转，看看蔬菜的长势。“现在正是春天时节，菜长得很快，昨天才黄豆大的果实今天比指甲盖还要大，绿油油的，感觉人与自然如此贴近，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一副“古意村妇”打扮的石嫣，更愿意别人叫她“新农民”，而农场的社员都亲切地唤她为“掌柜的”。
“掌柜的”对农活驾轻就熟，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皮肤被晒得有些黝黑的“农妇”竟然是个“城里人”，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博士后。
“农业和土地改变了我。”采访时，石嫣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她师从中国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进行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
2008年4月，她飞赴美国深造。同样是留学，石嫣没有走进美国大学的校门，而是“洋插队”到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干起了农活。这一干就是半年。
“最初是一种新奇，向往一种田园生活。但农场的活其实很累、很枯燥。可能一个月你每天进出的地方就是温室、仓库和农具房，干的活就是不断清洗育苗盘和工具，天气还非常寒冷，很多人熬不过一个月，就都放弃了。”石嫣坚持了下来，一个从没有下过地干过活的女孩，从此喜欢上了与泥土打交道的生活。
2009年石嫣归国参与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2012年创办了“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目前在北京有两个农场，分别位于通州区和顺义区。与资本化运营的农业园区动辄上百亩、上千亩规模不同，“分享收获”位于通州区的农场占地60亩，位于顺义的农场只有40亩，规模都不大，用石嫣的话说“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不适合‘分享收获’”。
空气中弥漫着有机肥料发酵的气味，阡陌田埂上有来不及除去的杂草，大棚和露天的田垄里条理分明，分别种植着黄瓜、西红柿、丝瓜、四季豆、秋葵、洋葱、芦笋、胡萝卜、红萝卜、芹菜、蒜、韭菜、佛手、鸡腿菇等三十多个蔬菜品种。除了蔬菜，农场还在一角辟了养鸡场和养猪场。从创办至今农场一直坚持不施用化肥、农药、激素，不使用转基因品种，采取多样种植、生物防治、轮作等措施，按照有机自然农法栽培。
在健康的土地上，生产健康的食物，传导健康的理念。目前“分享收获”的客户数已经达到了六百多户，并在不断地增长。
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社区支持农业
“我选择做农业，没有指望它能够挣大钱，只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城乡矛盾如此突出的今天，用我的所学，力所能及地改变中国农业的现状。”石嫣说。
中国的经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快速推进，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从农村掠夺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农村越来越萧条，农民越来越贫穷，生活难以为继，“三农”问题突出。
另一方面，政府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使资本化农业对传统小农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工业化、化学化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在几十年内快速地取代了已传习几千年的传统农业耕作文明。农药、化肥、激素等的大量和过量使用，使农业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空气遭到污染，水源遭到污染，土壤遭到污染，这些供养人类生命生活的地球自然资源正在慢慢枯竭。
而牺牲环境换来的并不是安全、美好的生活。中国近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黄豆等恶性事件的曝光，每一次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恐慌，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三农问题频发，中国乡村的出路在哪里？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反思着中国的城市化，思考着中国的乡村重建，在泥土中寻找着8亿农民的民生出路。
“分享收获”项目是石嫣创建的一个致力于研究、推广社区食品安全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这个项目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区食物安全研究推广中心的实践基地。
社区支持农业是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乡村建设的运作模式之一，是寻求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等的一种探索。
消费者预先支付农场全年的会费，作为农场生产的成本。作为回报，消费者每周都会分到规定数量的新鲜蔬菜。
“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CSA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社区化的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体系。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把社区里的消费者和当地的农场或者农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使本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石嫣介绍道。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CSA是一种城乡合作的农业经济。
社区支持农业在全球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最初，农民与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 Cocagne）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士出现，社区支持农业由此起源;随后日本成立了类似的组织“Teikei（提携）”，日本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Box”，截止2001年，55%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Teikei系统直销;德国于1986年建立了“托柯楠堡”（Topinambour）;1990年代英国遍地开花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意大利于1994年建立了第一个GAS（即CSA），1996年成立了GAS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600家GAS;葡萄牙将CSA称为Reciproco，其国内有52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CSA关系;法国将CSA称为AMAP，第一家AMAP农场于2001年建立，到2012年法国已经有约3000个AMAP小组。
在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被称为“城乡互助”“社区农业”“社会农业”“社群支持农业”或“社区支援农业”等等。近年来，CSA在中国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等地出现了五百多家CSA。
做关注环境和社会的“新农夫”
“你们的团队看上去非常专业，蔬菜的品质看上去也不错，但是到底我怎么才能确认你们的产品是值得信任的？”时常有人这么问石嫣。
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对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的负面报道，人们对食品、食品的生产者都缺乏信任，甚至对一些权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中国目前虽已有五百多家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农场，但是缺乏规范，各个农场各自为战。
CSA农场基本上以生产生鲜初级农产品为主，‘分享收获’从最初的4个蔬菜品种，已经发展到现在近40个品种的种植规模，规模也从原来的一个农场扩大到两个农场。“对外我们不会宣称我们的产品是‘有机产品’，即使我们的产品完全达到有机产品的标准。我们不可能把每个产品都去做认证，这在时间和经济成本上都是巨大的浪费。即使认证，送检的费用最终也会摊到消费者的头上。我们希望建立与消费者直接的信任关系。”
社区支持农业生产目前在国内还缺乏低成本的生态农业技术支持，在农业生产、农资采购、土壤培肥、病虫害控制、产品产量与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农场尽管有有机认证，但在实际的种植运营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认证的要求去做。
诚然，国内的社区支持农业尚不成熟。但是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是建立在产销双方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唯有诚信才能让社区支持农业的路走得更远。
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与国外的模式不同，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从生产主体上来说，国外社区支持农业生产环节的生产者是农场主。而在中国，因为这个模式刚刚起步，从事的主体是原本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或者商人，他们为了追求健康生产方式和健康食品转而去农村“务农”，土地和劳动力都需要购买，必然造成项目经营成本的攀升。农场种植的品种繁多，多品种繁复的管理，要求生产管理者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杰出的管理能力，这些目前农场的经营者都不具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已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他们密切关注食物来自于哪里，是如何生长的。从消费端来看，他们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主体，实际上消费人群并不是高端消费者，更多的是对健康饮食有特殊需求的家庭。
在乡村，他们在泥土上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在农场中劳动，付出辛勤的汗水，收获的是累累的果实和客户的信任。
如今“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食物由生产地到进入你嘴巴所经过的距离越短，表明蔬菜越新鲜，因为不需要大规模运输和保存的条件下，就不需要保鲜剂、防腐剂、催熟、打蜡等。不仅如此，短距离运输所消耗的燃油以及各种资源也就越少，这些食物被称为“低碳食物”。CSA农场就是实践“吃在当地、吃在当季”的最好体现。
在“分享收获”农场中现在种着三十多个品种的蔬菜，除了每周固定给客户配送的数量外，农场也会在有机农产品市集上进行售卖。蔬菜的卖相可能比不上那些用过化肥、农药等的蔬菜，但是有机、安全、生态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另外中国的社区和外国的社区在概念上不一样，外国的社区广泛地包括地区内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群，但是中国目前的社区仅仅指一个生活区，所以很多人在最初了解CSA的时候，就误以为应该是以小区为主拓展消费者群体，但反而发展起来很艰难。
“虽然问题多多，但是在中国乡村建设陷入困境的今天，社区支持农业不妨是一种尝试。”石嫣说。今年的11月，全球第六届CSA会议将在北京举行。石嫣作为国际社会农业联盟副主席，忙碌着做着会议的准备工作。“希望通过不断的交流，不断的完善，我们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的农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