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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发现,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地方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原生农业区。中国周边则是受原生农业影响形成农业文明的次生农业区。被称为中国人的族群在约9000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开始进入稻作农业,从此与水利灌溉有关,因而只能聚落于水热条件具备之地。随后,约7000年前中国人驯化了野生蚕,开始演化成稻谷蚕桑的兼业化村社文明。与此同期,北方沿黄河流域兴起了粟稷为主的旱作农业。因此,中国土地上的先民们不仅是较早告别蒙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人类族群,且从原生农业之初就是旱作和水作多元化的生态文明,也就有了从伏羲八卦解释自然界到多神崇拜和多元文化的思想体系。
在东亚大陆上主要被中国人延续下来的所谓传统农业,就是得益于季风性气候带来的四季热量和降水量的差异,这种自然界本身的气候多样性结构,使得中国人在古代就一定要有水利才能归集天然来水和利用地表水维持生存。因此,距今6000至7000年前的中国部族社会,就已经是一个群体性聚居的、依靠水利灌溉维持的农业文明。
由于村社民众共同建设的坑塘库坝和灌溉的渠系是无法移动的,由此,东亚农村经济普遍存在的兼业化和多样性,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度“内生性”安土重迁、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直至近代东亚诸国都在“被侵略”的打击下不得不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这种传统农业文明才遭遇“生存抑或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
对我们在当代引入西方经济体制之后的农业变化情况,海内外各种文章和著作都有许多客观描述,很多人虽然没身临其境,但也有不同说法。中国九十年代以来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搞三农发展,无论农业产业化还是农村法制化,为什么大多数这化那化都不行?
因为,即使在工业化条件下,西方学者也大略把世界农业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如同现在大家脑子里被灌输的美国梦——电视里很上画面的那种大拖拉机一开,大农场一望无际!这种大农场形态的农业在世界上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都是殖民地——外面来的人把本地人大部分减少,把资源占领了,才形成大规模农业的条件。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全部都是外来殖民者占人口的绝对比重。总之,得是外来欧洲白人占了当地人的资源才有那种大农场农业,大农场对应的就是公司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因此,这种规模农业模式在世界上不可能推广,因为大多数国家客观上没有条件。
第二大类是小农场,老欧盟15国只有小农场,而且也不是产业化的,因为60%的农场是城里的市民在搞兼业化农业。市民农业就要求绿色环保,于是,绿色政治就在欧盟国家发起。于是,中下层次的中产阶级市民成为欧洲对本地农业采取高壁垒的扶持和保护政策的主要力量。这样高补贴的农业现代化,中国人学不起。
第三大类是东亚小农经济,东亚在远东之远,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在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无论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论何人为领袖,都是维护小农业和村社的利益。东亚农业对应的形式就是日韩(包括中国台湾)模式的综合农协,或者叫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大公司产业化。日本坚持保护农协体制下的小农经济一百多年,至今很少有企业法人能够进入日本农业。
东亚地权形态大抵延续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历史,又和从西方传来的土改不一样。事实上,世界上凡属于按照西方人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领导之下的土改几乎都没有成功。按照西方经济学搞发展中国家农业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国家范例。如若不信,可以到非洲、拉美、南亚去看看。即使有少数地区部分成功,现在也都找回去了。
而只有东亚才去西方化地完成了自主工业化。整个东亚其他岛国和半岛国家又恰是早期亚洲中心地区的古代原生农业所形成的社会文明扩散而成的次生农业,导致历史记忆下的文化积淀。延续到当代,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土地均分模式是一样的,其派生的农业制度的内涵本来也是一样的;遂有著名的日韩台模式。东亚诸国中,唯本国似乎在农业领域要搞“脱亚入美”,主流们激进地模仿美国殖民地国家那种搞大农场的做法……
从农业角度看资源环境人口比重等基本条件,就知道西方跟我们的炎黄文明不可能是同一的模式,数千年历史的演化历程也根本不一样。这些基本常识被当代极为落后的制式教育所屏蔽,就搞得越是著名高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人越是容易食洋不化……
改革之前很多老典型,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直接验证了我关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经验归纳,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的条件下只能以成规模集中劳动来替代资本”的理论。如毛泽东1957年高度评价的厉家寨,从1955年合作社成立以后,先后集中投入1500万个工日、仅钢钎铁锹铁镐这种简单工具就磨耗了几十吨钢材,这种集体化条件下才能集中起来的劳动力投入,主要用于兴修水利搞农田整治,全村土地大部分可灌溉,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
在历史上,类似这种改天换地最典型的是秦国李冰父子主修的都江堰,理性地运作天然来水灌溉几十万亩盆地农业。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工程,标志了乡土中国传统灌溉农业的水平。同一时期在关中还有郑国人帮秦国修的郑国渠。以史为鉴,我们得明白,古代农业文明之所以拒绝西方奴隶制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文化,不仅因为聚落而居,而是单家农户搞不成坑塘库坝和灌溉渠系!现在的主流政策则是“去组织化”,把农民全打散了,还把单家独户经济搞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这就很难解决如何归集天然来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地被化学化搞得板结严重,一方面下雨就成灾,另一方面个体农民的水利需求就变成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到处打井,那就造成超采地下水。就连西北干旱地区也靠打井超采地下水,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类来说是完全不顾子孙。
说当代的激进发展主义断子绝孙并不是骂人。大家平时把孩子当宝贝一样,但是对他们将来最大的不利是什么?是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那是不可恢复的。而这些巨大代价形成的增长当然也都进了GDP,表现为官方成绩了。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错,但他也不主张用这种伤及子孙生存的方式搞发展!
客观讲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干旱的、饥荒的国家,因为祖先留下来了利用24节气的本地化知识和群体文化基础上的灌溉农业传统,使得中国养活了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口。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极限能养活一个亿,现在也测算了很多次,有人说极限承载能力是15亿,有人说18个亿,总之现在的资源条件利用好了承载人口的能力大约也就是15-18亿。可如果进一步破坏资源,那再过20年左右能不能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希望这一代人别那么愚蠢地固执着我们的错误,要想想孩子,救救孩子,别把我们造下的问题一甩手留给他们!
在东亚大陆上主要被中国人延续下来的所谓传统农业,就是得益于季风性气候带来的四季热量和降水量的差异,这种自然界本身的气候多样性结构,使得中国人在古代就一定要有水利才能归集天然来水和利用地表水维持生存。因此,距今6000至7000年前的中国部族社会,就已经是一个群体性聚居的、依靠水利灌溉维持的农业文明。
由于村社民众共同建设的坑塘库坝和灌溉的渠系是无法移动的,由此,东亚农村经济普遍存在的兼业化和多样性,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度“内生性”安土重迁、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主要原因。直至近代东亚诸国都在“被侵略”的打击下不得不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这种传统农业文明才遭遇“生存抑或死亡”的哈姆雷特之问!
对我们在当代引入西方经济体制之后的农业变化情况,海内外各种文章和著作都有许多客观描述,很多人虽然没身临其境,但也有不同说法。中国九十年代以来试图按照西方模式搞三农发展,无论农业产业化还是农村法制化,为什么大多数这化那化都不行?
因为,即使在工业化条件下,西方学者也大略把世界农业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如同现在大家脑子里被灌输的美国梦——电视里很上画面的那种大拖拉机一开,大农场一望无际!这种大农场形态的农业在世界上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都是殖民地——外面来的人把本地人大部分减少,把资源占领了,才形成大规模农业的条件。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全部都是外来殖民者占人口的绝对比重。总之,得是外来欧洲白人占了当地人的资源才有那种大农场农业,大农场对应的就是公司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因此,这种规模农业模式在世界上不可能推广,因为大多数国家客观上没有条件。
第二大类是小农场,老欧盟15国只有小农场,而且也不是产业化的,因为60%的农场是城里的市民在搞兼业化农业。市民农业就要求绿色环保,于是,绿色政治就在欧盟国家发起。于是,中下层次的中产阶级市民成为欧洲对本地农业采取高壁垒的扶持和保护政策的主要力量。这样高补贴的农业现代化,中国人学不起。
第三大类是东亚小农经济,东亚在远东之远,原住民为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在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无论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论何人为领袖,都是维护小农业和村社的利益。东亚农业对应的形式就是日韩(包括中国台湾)模式的综合农协,或者叫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大公司产业化。日本坚持保护农协体制下的小农经济一百多年,至今很少有企业法人能够进入日本农业。
东亚地权形态大抵延续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历史,又和从西方传来的土改不一样。事实上,世界上凡属于按照西方人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领导之下的土改几乎都没有成功。按照西方经济学搞发展中国家农业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国家范例。如若不信,可以到非洲、拉美、南亚去看看。即使有少数地区部分成功,现在也都找回去了。
而只有东亚才去西方化地完成了自主工业化。整个东亚其他岛国和半岛国家又恰是早期亚洲中心地区的古代原生农业所形成的社会文明扩散而成的次生农业,导致历史记忆下的文化积淀。延续到当代,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土地均分模式是一样的,其派生的农业制度的内涵本来也是一样的;遂有著名的日韩台模式。东亚诸国中,唯本国似乎在农业领域要搞“脱亚入美”,主流们激进地模仿美国殖民地国家那种搞大农场的做法……
从农业角度看资源环境人口比重等基本条件,就知道西方跟我们的炎黄文明不可能是同一的模式,数千年历史的演化历程也根本不一样。这些基本常识被当代极为落后的制式教育所屏蔽,就搞得越是著名高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人越是容易食洋不化……
改革之前很多老典型,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直接验证了我关于“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主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经验归纳,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的条件下只能以成规模集中劳动来替代资本”的理论。如毛泽东1957年高度评价的厉家寨,从1955年合作社成立以后,先后集中投入1500万个工日、仅钢钎铁锹铁镐这种简单工具就磨耗了几十吨钢材,这种集体化条件下才能集中起来的劳动力投入,主要用于兴修水利搞农田整治,全村土地大部分可灌溉,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
在历史上,类似这种改天换地最典型的是秦国李冰父子主修的都江堰,理性地运作天然来水灌溉几十万亩盆地农业。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工程,标志了乡土中国传统灌溉农业的水平。同一时期在关中还有郑国人帮秦国修的郑国渠。以史为鉴,我们得明白,古代农业文明之所以拒绝西方奴隶制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文化,不仅因为聚落而居,而是单家农户搞不成坑塘库坝和灌溉渠系!现在的主流政策则是“去组织化”,把农民全打散了,还把单家独户经济搞成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这就很难解决如何归集天然来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地被化学化搞得板结严重,一方面下雨就成灾,另一方面个体农民的水利需求就变成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到处打井,那就造成超采地下水。就连西北干旱地区也靠打井超采地下水,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类来说是完全不顾子孙。
说当代的激进发展主义断子绝孙并不是骂人。大家平时把孩子当宝贝一样,但是对他们将来最大的不利是什么?是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那是不可恢复的。而这些巨大代价形成的增长当然也都进了GDP,表现为官方成绩了。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不错,但他也不主张用这种伤及子孙生存的方式搞发展!
客观讲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干旱的、饥荒的国家,因为祖先留下来了利用24节气的本地化知识和群体文化基础上的灌溉农业传统,使得中国养活了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口。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极限能养活一个亿,现在也测算了很多次,有人说极限承载能力是15亿,有人说18个亿,总之现在的资源条件利用好了承载人口的能力大约也就是15-18亿。可如果进一步破坏资源,那再过20年左右能不能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很难说了。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希望这一代人别那么愚蠢地固执着我们的错误,要想想孩子,救救孩子,别把我们造下的问题一甩手留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