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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诗的百年历程中，由一个时期具有独特性的流派、社团与个体诗人所构成的力量，其实和整体诗歌美学形成一种对话性。因此，重返某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诗歌群落或个体诗人写作的现场，重新思考它们与百年新诗的关系，就成为我们认知阶段性诗学的见证。本期栏目三篇文章，正是从某一时期的群体或个体诗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入手，深度阐释了百年新诗的内在复杂性。吴井泉《论新时期诗歌与四十年代诗学的关系》一文，将新时期诗歌置于40年代诗歌的精神谱系里，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这种梳理为40年代诗歌作为新时期诗歌的影响源提供了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二者的丰富关联。王巨川《自然书写与东北抗战中的反侵略精神》一文，以东北沦陷时期革命诗人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作为解读对象，一方面探讨了长诗融现代主义手法和现实主义思想为一体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也在对这首诗的理解中凸显了诗人作为抗联战士的形象和反侵略精神，从而强化了特殊时代诗人自然书写的精神旨归。易彬《张曙光与“90年代中国诗歌”》一文，以重读张曙光90年代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作为切入点，全面分析了张曙光的诗歌创作由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经验，尤其是诗歌主题的拓展和叙事艺术的推进，同构成了诗人在九十年代诗歌美学的纵深感。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百年新诗的个体与整体、传统与现代、影响与传承等关系，从而建构出百年新诗研究的谱系性和逻辑链。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刘波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表达着反杭日本侵略者的意识。其中，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以黑土大地上的“原始森林”“冰川雪岭”等自然物象为书写对象，通过自然书写的转喻方式把主体意识与客观物象有机地融为一体，构建出丰满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杭联战士形象，抒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意志与反侵略精神。
[关键词]自然书写；杭联战士；反侵略精神；金剑啸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031-06
黑土大地、原始森林、冰川雪岭等自然景观，不仅是广袤的中国北方地域最独特的地理风貌，还是许多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书写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满族诗人纳兰性德，他的大量诗词作品中就蕴含北方萧瑟、苦寒的切身经验。如“绝域当长宵，欲言冰在齿。生不赴边庭。苦寒宁识此？草白霜气空，沙黄月色死。哀鸿失其群，冻翮飞不起。”（《唆龙与经靠叔夜话》）诗中描写苦寒景色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再如《采桑子》（塞上咏雪花）、《满庭芳》（堠雪翻鸦）等许多诗作中，都有着诗人对北方自然景致描述的诗意呈现。另外，现代诗人艾青《北方》中的“土地”意象、作家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城”景致、端木蕻良《科尔沁草原》中蕴藏着原始生命力的农村，以及田贲《我们是丰厚》中的“金色的大豆”“红色的高粱”意象等，都以自然书写的形式呈现出他们的生命体验与精神铸炼。而在东北沦陷时期，作家们的自然书写中又多了一份更为深层的寓意，即通过自然物象的转喻来抒发内心中对抗争者的赞美和侵略者的蔑视。满族左翼作家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便是这样一部力作，这篇以北方的自然物象为筋骨的诗作融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书写方法，通过对兴安岭的“风雪”等自然物象的转喻，既讴歌英勇不屈的抗联战士与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又使诗作中蕴含坚定的反抗精神，从而使这篇力透纸背的诗作与残酷的现实状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一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文学作品大都从景而兴，比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情致、纳兰性德“草白霜气空，沙黄月色死”的北方萧瑟等等，不胜枚举的文学作品中少有西方式的彼岸思考和意象转喻。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北方大地上，许多文人墨客却无法再有古人们“对酒当歌”“驻居造园”“策马驰猎”的闲适情致，这是因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三省，并通过傀儡政权建立了“满洲国”，把中国的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之地，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沦为“失国”的中国人。
对于身处其中不甘被奴役、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而言，在“失国”的境遇中呈现出一致的身份认同和反抗意识。首先是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我们常把自己看作归属某个群体，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对这种归属的认识，文化背景肯定有影响。”[1]（p.97）作为具有同样文化基因背景和精神血脉相通的中国人，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其次是形成统一战线，利用各种方式反抗侵略者的文化殖民企图。资料显示，东北沦陷后侵略者便有意识地对这里进行一系列的文化殖民活动，不遗余力地对东北的文化系统进行文化编码重构。比如，开办中小学校、强制学习日语、修改历史教科书；通过其设立的文化机构制定发布文化政策来控制新闻、出版、发行；派驻“笔部队”宣扬其侵略的合法性，并大量译介符合殖民企图的书籍；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向这里输人其单一文化形态的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编码流重组和文化殖民的目的。然而，侵略者的这一企图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这里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以各种方式反抗着侵略者的文化殖民企图。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萧军和陈华主办的《夜哨》副刊，以及围绕其周围的金剑啸、白朗、萧红、罗烽、舒群、金人等一批进步作家。其中，本文讨论的金剑啸就是一位以自己的信仰和作品反抗侵略者文化殖民的知识分子。
金剑啸在中学时期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参加了学生罢课运动。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并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哈尔滨《晨光报》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以“剑啸”为笔名开始发表散文、诗歌、剧本等作品，其中无不饱含一个年轻爱国者的浓浓情感。1930年，金剑啸经友人陈凝秋（塞克）介绍前往上海，考人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深入接觸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三角壁报》（后改为《黑波壁板》），参加“摩登剧社”，通过出版壁报和演剧等形式批判社会不公现象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东北沦陷前夕，回到哈尔滨，带着党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抗侵略者殖民统治的工作中。在1936年8月慷慨就义前4年间，金剑啸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把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组织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比如，撰写宣传抗日救国小报、发起“助贩画展”救助受难灾民、负责党的秘密刊物《满洲红旗》绘画任务。同时，组织业余“抗日剧社”，亲自担任导演，排演了反映中国海员与日本“海风号”轮船斗争的话剧——《海风》。组织“星星剧团”，排演辛格莱《居住二楼的人》、白薇《娘姨》和白涛《一代不如一代》等话剧（萧军、萧红、白朗等当时都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大同报》《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等刊物的编辑身份，创作并发表进步文章作品，如短篇小说《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剧本《穷教员》《母与子》《黄昏》、诗歌《白云飞了》《洪流》、散文《谣》《文艺周刊》等，都“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披露了日伪统治下人民大众的苦难，启发民众奋发抗争，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p.71）。其中有些作品，如《谣》等还深刻地讽刺当时东北文坛上那种“无聊”的气氛，鼓励爱国青年的反抗意识和战斗精神。可以说，金剑啸创作发表的这些作品，极大地带动了东北反满抗日新生力量的勃发，为东北的抗日运动输入了新鲜而富有战斗性的文化营养。
在金剑啸所涉猎的版画、漫画、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等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坚定的反满抗日信念和不屈斗士姿态。除了文学作品，在他为文艺副刊所起的名字和刊头中也可见一斑，如《夜哨》，刊头的“画面是漆黑的夜空辉映着铁丝网，寓意着副刊决心冲决殖民统治的黑幕，办成广大民众心中的前哨阵地”[2]（p.71）。因其明显的抗日倾向，《夜哨》被日伪当局取缔。金剑啸通过这些坚守着以笔为武器来抵抗殖民统治的理念，金剑啸明白：“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尤其是要深入到极广大的大众之中！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任务是如此之重大！它应当各方面的去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它应当各方面的去鼓舞真正群眾的英勇的斗争的情绪，指示群众斗争的目的和方法……极广大的群众的热血是在沸腾着，他们等待着自己的文艺，等待着自己的战鼓。他们要求着真正自己的说书，故事，小唱，歌曲，戏剧。”[3]（p.164）作为一个热爱国者和革命者，金剑啸用各种文艺形式来宣传抗日思想，鼓动着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抗争侵略者的斗争中。即便是在最危险的境遇中，金剑啸依然用自己的行动和笔墨战斗。当身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反日同盟的进步作家白朗劝他离开东北去关内的时候，金剑啸决然拒绝说：“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指东北）的……我要创作第二次的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们卷回老家去！”[4]（p.35）
随着日伪当局在文化领域中实施越来越苛刻的专制手段，许多进步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金剑啸也成为日伪当局秘密监视的目标，使他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任副刊编辑，并起名《芜田》。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而成的，诗中以革命者的姿态，通过自然物象的转喻，抒发对东北抗联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的赞美，讴歌他们顶风冒雪、克服险阻、不屈不挠、坚持抗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
二
新诗自五四产生伊始便以高亢激昂的步伐向前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的抒情形式——叙事诗开始繁荣起来。茅盾在1937年曾说：“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5]（p.315）金剑啸的这篇《兴安岭的风雪》便是其中的一部。
金剑啸的诗歌创作主要有写憧憬爱情的《白云飞了》、激亢色调的《洪流》和曲隐讴歌的《兴安岭的风雪》三首。其中，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既是金剑啸诗歌创作的重要代表，也堪称东北现代诗歌史的瑰宝之作。据说这首诗“是金剑啸根据一位前线的抗联战士所讲述的抗日联军的一个连队，在风雪弥漫的兴安岭上和日寇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他听后非常激动，挥笔写下了这首歌颂抗联、追求光明与幸福的战斗诗篇”[6]。表达了“英雄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野蛮侵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抗联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团结战斗的骨肉情谊和前赴后继夺取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鼓励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黑暗，夺取那必然到了的胜利的春天！”[4]（p.36）这首诗1936年刊登在《黑龙江民报·艺文》上，署名巴来。是时，金剑啸担任《黑龙江民报》《艺文》主编，诗歌发表后便寄给了已经到达上海的萧军。1936年8月，金剑啸慷慨就义一年后，这首诗以《奴隶丛书》（后改名为《夜哨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后面并附有金剑啸生前10位好友的悼念文章。
《兴安岭的风雪》由“序诗”“风雪之夜”“太阳的下面”“一个思想”“奔驰”“浴血”“铁的志意”“十八个人之握手”等八个诗章部分构成，全诗通过他最为熟悉的兴安岭的“风雪”“山巅”等自然物象为核心，构建出抗联战士的精神力量，完成由外而内的形象塑造。虽然这首诗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但在这首极具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风格的叙事长诗中，诗人在现实叙事与自然物象的融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田间式”的口号疾呼和控诉敌人暴虐的现实叙事，而是诗人充满激情地在自然书写中敞开自己的全部情感对抗联战士精神的讴歌。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反抗斗志、激愤心情和赞美情绪，以及对抗联战士们在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中誓死保家卫国、迎接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等一切的书写，都是通过诗中一系列的自然物象展现出来。
按照科学哲学与生态伦理的理论来说，人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归属于宇宙间的自然系统。从这个视角来看（兴安岭的风雪》，我们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创作思路。因为一般所说的自然系统不包括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在内，即狭义自然系统。在这首诗中，诗人便是以狭义的自然系统为书写对象，来表现广义的自然系统中的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在这首诗中，兴安岭的“风雪”作为为核心的自然物象，承担起自然系统中“天然物”的人格化书写，以此来意指社会系统的现实状态。另外，诗中诸如“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太阳”“巨大的野兽”“红色的光”等自然意象的组合又起到架构全诗的精神象征和思维空间的作用。可以说，这首叙事长诗是诗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转喻，以现代主义手法来书写的极具现实意义的文本。 《兴安岭的风雪》之所以通过自然书写来表现诗人的精神旨归，是与诗人当时所处社会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在东北沦陷的现实境遇中，抗日宣传活动虽然不似正面战场上腥风血雨般惨烈，但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时刻处于日伪政府文化控制下的追捕围剿，因此，他们无法用正面的文学语言表达反满抗日情绪和讴歌英雄精神，只能以婉转隐喻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反抗意识。而诗歌的语言形式也正好符合这样情绪的抒发，当诗人听到抗日联军的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故事后，内心中充满着“沸腾的血浪”。他以诗人的敏感，把生命的经验和主观的思想化为一系列的自然物象，通过自然书写的方式把主体意识与客体物象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塑造出丰满的、英勇的抗联战士形象。
由此我们看到，兴安岭的“风雪”在诗中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而是现实境遇中的映像；不但是诗人得以存在的共生大地，而且是诗人精神寄托的发源地。作为自然系統中的兴安岭的“风雪”，被诗人在抒情叙事中赋予精神的价值和社会的实存。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体现价值内容的核心就是创造性，而创造性是由自然系统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自然系统中的万物是具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同时也赋予创造物的价值，这样才可能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世界，才能使得物种世界丰富与和谐。《兴安岭的风雪》中的“雪花”“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火炬”“星芒”“冻的云片”“披雪的古松”“像冻僵了的眼睛的窗户”等，都因此而得到生命的力量和现实的意义，全诗在自然物象的转喻承启中与诗人主体叙事的人物塑造紧密融合在一起。“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7]（p.10）。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人类在用书写来表述自我精神世界时要遵循的规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物象在共存共生中所显现出的生命创造性与精神自在性。
三
《兴安岭的风雪》是一首讴歌抗联英雄的史诗，诗中表现出革命者的反侵略精神。然而，在创作风格上来看，这首叙事长诗在现实主义的思想脉络中融入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是一首融现代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思想为一体的，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转喻达到对人物形象塑造和思想精神的表现。因此，在这篇诗作中，对抗联战士形象的塑造和反侵略精神的表现是两大重要主题。
一般而言，自然写作的书写者在叙事中一定是以他最擅长、最热爱的自然物为表现对象，因为这一自然物已经凝结到他生命中。作为满族后人的金剑啸，东北的冰雪与连绵的兴安岭是自然物，可以说是他精神生命栖息的家园，他在寻找创作灵感与确定表达对象的时候，必然会撷取他最为熟悉的自然物象作为思想抒发的载体，特别是在当时的现实境遇中。因此，兴安岭的“风雪”及其一系列的自然物象正是最为合适的承载精神思想的对象，这样书写的意喻更为深远，其思想更为深刻。在诗歌文本中，诗人没有采取主观的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展现抗联战士的形象，而是通过赋予客观自然物象的生命意识，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升华来呈现并塑造抗联战士的英雄气概与豪迈精神。
例如，在《兴安岭的风雪》长诗的开头，诗人便通过自然物“雪花”所带来的“娓娓动听的歌声”记录了“破乱低压着和爱”的时代，他写道：“在天上落着雪花的时候，/我遇到一种/娓娓动听的歌声：/歌声里有着血，热和爱。/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雪花”在作者书写的序列中被赋予生命价值，“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7]（p.303）。在这里，诗人与“雪花”同构为自然生态系统空间中的共同生命体，静默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娓娓动听的歌声”既是可以穿越历史时间的精灵，也是诗人内心所发出的歌颂声音，因为这歌声混杂着诗人和抗联战士们的生命体征（血、热和爱），是抗联战士们哼唱的声音。从自然写作来看，这种生命体征的“血”“热和爱”就像雨后的彩虹一般——“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雪花”“太阳的彩带”与诗人都是自然系统中的有机体和等价物。应该说，这些物像既是诗人熟悉的自然家园，也是自然精神的栖息之地和诗人对自然的生命有机价值的感知，由此让诗人要“记下这声音”，因为“伟大的，愤怒的潮，/煽动了血色的海”。“为了这个时代！/赠给她，/或者为了将来。/将来，将来……”这便给读者以视觉与感知的冲击，抗联战士的牺牲精神和乐观态度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塑造出来。在“风雪之夜”和“太阳的下面”两章诗句中，自然物象仍然是诗人书写的感知重点，通过对“风雪之夜”和“太阳的下面”这两个黑白时段中，自然物像不同状态的感知，为的是形象地塑造出抗联战士面对侵略者时的大无畏精神。
这首诗的前三章中，诗人在每一诗节的开头都是以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人与自然物象、人与自然景观共生共存的关系，营造一种在寒冷的北方大地上生命有机体的存在价值和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氛围。诗中的时空张力和紧张关系也是在这种创造性氛围中层层展开，比如，风雪之夜的“火炬”“星芒”的“温热的光”形象预示出抗联战士在黑夜中的行动：“有些黑的人形，/熊影？/如鬼样的，在黑暗中乱闯。/这么多，这么雄壮。/粗大的臂/斜倚着雪亮的刀剑。”比如，太阳的下面，“在寒冷的雪中”抗联战士“呵着手，/好似一个猴。/看着太阳的光，/就算坐围在炉边”也不能御寒的艰苦形象。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诗人所营造的自然物象烘托出来的，自然的书写无疑是在诗中产生巨大的生命感知价值，构成诗歌的生命活力。正如罗尔斯顿所说：“我们的价值观得与我们关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的观念保持一致。我们的义务观念，是从我们关于自然的本质的信仰和我们对自然的评价理论中推导出来的。”[8]（p.310）
《兴安岭的风雪》与其他自然写作文本强调和谐、共生关系不同，金剑啸通过兴安岭的风雪、山巅的寒冷等自然物书写，形成一种文字的张力，以及紧张、焦虑、欢快、希望等情绪交织的状态，对各种自然物的人格化书写表达出他对战友的缅怀与对入侵者的蔑视。 体态蜿蜒、连绵起伏的兴安岭之巅，覆盖着广袤的森林，风雪之夜的兴安岭之巅上无疑只有皑皑的白雪和寒冷的冰川——“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而诗人却在这充满寒意的、“身体死般的麻木冰冷”的世界中，以自然物象的感知抒发对希望和生命的呼唤：“是火炬，是星芒，/闪动在兴安岭之巅？/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哪来的/这温热的光？”兴安岭之巅的“火炬”“星芒”无疑是希望、是生命的力量，诗中又一次呈现出自然物（兴安岭）的生命价值，同时也言说着自然物（兴安岭）的创造性。而太阳下面的兴安岭的自然状态仍然是“太阳低低的悬着，/在清晨，/在寒冷的雪中。/雪是那样耀眼的明；/身体死般的麻木冰冷”。在这里，“太阳”“雪”“人”构成自然物质世界的共生共存景象，如果说“太阳”是物质世界中生命的永恒，那么“雪”“人”等这些有机个体却不然，这些构成自然物种内在生命价值的物质形态只能是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只能用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来抵御外部的侵蚀和死亡的威胁。
四
在这首诗的前三章，金剑啸给读者展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北方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北方特有的元素“雪花”“兴安岭”“古松”以及“太阳”“马”“人”（群的英雄），“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背景中，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并由自然支撑的，因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保持一种完整”[9]（p.32）。也就是说，人要实现现实中的理想与创造其自身的生命价值，是以自然界的完整为前提和基础的，其自我与有机生物融入至生命之流。这首长诗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诗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人格化处理，把“人”的具体生存空间坐标呈现出来：“太阳已经很高，/冻的云片成条。他们驰去，/望着那灰色的村晓。刀村郊有披雪的古松。/后面藏着小小的茅屋。/好像几个人头缩在肩内，/窗户像冻僵了的眼睛。”兴安岭雪岭中没有生命的村庄建筑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生命的气息，“他们进去，/如同家里一样，/村人们给他们饮食，如同看护着儿子一般”。雪郊的村庄、茅屋，以及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家”和“饮食”都由前序的叙事铺陈中一一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诗人将自然景象与人同时置于具体的时空序列的现代性的叙事中，无疑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众所周知，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生命形态是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形态表现出来的，恩格斯认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p.91）如果说，时间与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在这首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时空则是自然系统中的共存共融关系，自然书写的目标是为后面诗人要表达的反侵略思想与抗联战士形象做建构。
在第四章“一个思想”诗节中，诗人不再表达人与有机物的共融存在，而是做了一种转折性的书写——人的存在与一群想要实现理想的人，“村人”“骑士”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共同信仰着“一个思想”：
他们有着一个思想。
村人，骑士……
在一个思想里
充塞着他们的希望。
一个坚定的信念与目標，引领他们踏过死亡走向希望，诗人坚信，“耐过严冬，/不就是春天？/穿过黑夜的暗网，/不就是黎明的微光？”这里的反问不是怀疑，而是坚定的信念，“——活下去吧，伙伴们，/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刀追迫着严冬的难/用着他们的真理的热情。/削着黑夜的网，/用他们尖利的刀剑。”“严冬的难”与“黑夜的网”既是自然物象的环境，也是社会现实的境遇，但因为共有的“一个思想”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众所周知，生物学意义上任何生物的存在大都是以种群为存在形态，“种群不仅是构成物种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构成群落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种群在自然界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与其它物种的种群一起构成群落。”[11]（p.83）在这首长诗里，从对“风雪”“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等自然物象的书写，到“群的英雄”；从对象征希望的“火炬”“星芒”等意象的构建，到“一个思想”，诗人塑造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长诗的第五章“奔驰”与第六章“浴血”中，诗人用简洁凝练的诗意语言，叙述抗联战士们的浴血奋战，描述出抗联战士与入侵者进行的殊死战斗，使全诗达到高潮：“是山崩，/是海啸；/抑是狂风骤雨的来到？/人与马的混嘶，/死亡在每个人头上飞绕。/死与死的撕拚……/刀与刀的相啃……/肉与肉的残杀……/声与声的相混……”在这场浴血奋战中，诗人没有明写战争如何残酷，却把战争的场面以“山崩”“海啸”“狂风骤雨”等自然界现象描写得栩栩如生，把敌人的机枪比喻为“野兽”、子弹比喻为“小东西”，“一条红色的线”形象地写出了被子弹打中后鲜血的爆发。战争的残酷、死亡的直面在诗人富有想象力的比喻中，真实地呈现出来：“内心怀着战栗，经过一次昏迷，当天边抹上鱼肚色时，才知道自己卧在死亡的边地。”
马克思在人的属性中曾这样论述：“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自然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2]（p.169）“属人的自然产物”指明人的社会属性，在他构建的“自然—人—社会”的运行系统中明确阐释了当人拥有社会属性的同时，种群之间就会发生争斗，入侵者不但会对原住种群进行杀戮，同时也对自然界中其他有机体进行无情的破坏。这一点在《兴安岭的风雪》中通过“风雪”“山脉”等具有代表性地域符码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些自然物象在这里无疑是诗人精神中的民族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两章节中，以铿锵有力的笔触描述了抗联战士与入侵者展开的顽强战斗场面：“全身浴着血，旁边或是热的尸身？马在身旁长嘶着。人是惊着恶梦。”诗人满怀无比激昂的心情奋笔疾书着抗敌战争的惨烈，原有平静的村庄、美好的家园变成杀戮的战场，变成“死与死的撕拼、刀与刀的相啃.肉与肉的残杀”。这种如号角般的诗句必然唤起读者强烈的民族认同与情感归属，正如泰弗尔（Tajfel H.）认为的：“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3] 诗人在这里并没有一味地留恋战争的叙事，而是将笔锋转向更探层次的精神层面。为什么抗联战士能够有如此坚强的斗志？为什么抗联战士面对入侵的敌人时能够充满必胜的信心？诗人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他们除了“有着一种思想”之外，还有“铁的意志”。全诗的最后两章节“铁的意志”和“十八个人之握手”给读者展现出一种乐观的情绪：“冲过了雪的统治，/又见到春天的明媚。”这里的“雪”又多了一层意义，即侵略者的围剿和黑暗的社会现状。“春天”给人带来的是希望、新生和斗争的力量：“充满着青春。/——是，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最后两个章节一反之前的压抑、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诗人更多的是呼唤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侵略，“前进是我们唯一的生存。/回顾是些什么：/那泥泞/那颓废的诗文！刀——是，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同时，诗人在诗中描绘了未来的愿景：“山环抱着河。河低吮着山角。天风在四周舞着，丛林热烈的欢呼。”全诗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升华，反抗侵略者的精神凝聚成“一种思想”和“铁的意志”，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这也正是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讨论的“民族想象”对于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历史宿命感”，“使人们在‘民族’的想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14]（p.13）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述出强烈的族群情感和深厚的民族意识，通过文字的力量希望呼唤起更多的东北民众的族群意识以抵抗侵略者。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兴安岭的风雪》这篇叙事长诗在艺术上不仅融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是一首具有自然写作风格特征的诗作。它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得到彰显，即通过对兴安岭的“风雪”等自然物象的转喻，完成对抗联战士的颂扬和对侵略者的蔑视，表现出极强的反侵略精神。诚然如姜椿芳所说：“由于彼时彼地是不可能发表这样激烈的诗篇的，作者不得不用‘奴隶’的语言，在发表时假托妖魔来代表英勇的战士。”[15]（p.12）也正是因为“彼时彼地”的异态时空环境，才促使金剑啸成就了一篇“既具有战斗精神又不得不采用這样一种自然写作的方式”的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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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刘波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书写方式表达着反杭日本侵略者的意识。其中，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以黑土大地上的“原始森林”“冰川雪岭”等自然物象为书写对象，通过自然书写的转喻方式把主体意识与客观物象有机地融为一体，构建出丰满的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杭联战士形象，抒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意志与反侵略精神。
[关键词]自然书写；杭联战士；反侵略精神；金剑啸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031-06
黑土大地、原始森林、冰川雪岭等自然景观，不仅是广袤的中国北方地域最独特的地理风貌，还是许多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书写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满族诗人纳兰性德，他的大量诗词作品中就蕴含北方萧瑟、苦寒的切身经验。如“绝域当长宵，欲言冰在齿。生不赴边庭。苦寒宁识此？草白霜气空，沙黄月色死。哀鸿失其群，冻翮飞不起。”（《唆龙与经靠叔夜话》）诗中描写苦寒景色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再如《采桑子》（塞上咏雪花）、《满庭芳》（堠雪翻鸦）等许多诗作中，都有着诗人对北方自然景致描述的诗意呈现。另外，现代诗人艾青《北方》中的“土地”意象、作家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城”景致、端木蕻良《科尔沁草原》中蕴藏着原始生命力的农村，以及田贲《我们是丰厚》中的“金色的大豆”“红色的高粱”意象等，都以自然书写的形式呈现出他们的生命体验与精神铸炼。而在东北沦陷时期，作家们的自然书写中又多了一份更为深层的寓意，即通过自然物象的转喻来抒发内心中对抗争者的赞美和侵略者的蔑视。满族左翼作家金剑啸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便是这样一部力作，这篇以北方的自然物象为筋骨的诗作融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书写方法，通过对兴安岭的“风雪”等自然物象的转喻，既讴歌英勇不屈的抗联战士与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又使诗作中蕴含坚定的反抗精神，从而使这篇力透纸背的诗作与残酷的现实状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一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文学作品大都从景而兴，比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情致、纳兰性德“草白霜气空，沙黄月色死”的北方萧瑟等等，不胜枚举的文学作品中少有西方式的彼岸思考和意象转喻。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北方大地上，许多文人墨客却无法再有古人们“对酒当歌”“驻居造园”“策马驰猎”的闲适情致，这是因为日本军队入侵东北三省，并通过傀儡政权建立了“满洲国”，把中国的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之地，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沦为“失国”的中国人。
对于身处其中不甘被奴役、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而言，在“失国”的境遇中呈现出一致的身份认同和反抗意识。首先是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我们常把自己看作归属某个群体，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对这种归属的认识，文化背景肯定有影响。”[1]（p.97）作为具有同样文化基因背景和精神血脉相通的中国人，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其次是形成统一战线，利用各种方式反抗侵略者的文化殖民企图。资料显示，东北沦陷后侵略者便有意识地对这里进行一系列的文化殖民活动，不遗余力地对东北的文化系统进行文化编码重构。比如，开办中小学校、强制学习日语、修改历史教科书；通过其设立的文化机构制定发布文化政策来控制新闻、出版、发行；派驻“笔部队”宣扬其侵略的合法性，并大量译介符合殖民企图的书籍；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向这里输人其单一文化形态的文化价值观，从而达到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化编码流重组和文化殖民的目的。然而，侵略者的这一企图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这里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地以各种方式反抗着侵略者的文化殖民企图。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萧军和陈华主办的《夜哨》副刊，以及围绕其周围的金剑啸、白朗、萧红、罗烽、舒群、金人等一批进步作家。其中，本文讨论的金剑啸就是一位以自己的信仰和作品反抗侵略者文化殖民的知识分子。
金剑啸在中学时期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参加了学生罢课运动。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并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哈尔滨《晨光报》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以“剑啸”为笔名开始发表散文、诗歌、剧本等作品，其中无不饱含一个年轻爱国者的浓浓情感。1930年，金剑啸经友人陈凝秋（塞克）介绍前往上海，考人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深入接觸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三角壁报》（后改为《黑波壁板》），参加“摩登剧社”，通过出版壁报和演剧等形式批判社会不公现象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东北沦陷前夕，回到哈尔滨，带着党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抗侵略者殖民统治的工作中。在1936年8月慷慨就义前4年间，金剑啸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把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组织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比如，撰写宣传抗日救国小报、发起“助贩画展”救助受难灾民、负责党的秘密刊物《满洲红旗》绘画任务。同时，组织业余“抗日剧社”，亲自担任导演，排演了反映中国海员与日本“海风号”轮船斗争的话剧——《海风》。组织“星星剧团”，排演辛格莱《居住二楼的人》、白薇《娘姨》和白涛《一代不如一代》等话剧（萧军、萧红、白朗等当时都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大同报》《国际协报》《大北新报》等刊物的编辑身份，创作并发表进步文章作品，如短篇小说《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剧本《穷教员》《母与子》《黄昏》、诗歌《白云飞了》《洪流》、散文《谣》《文艺周刊》等，都“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披露了日伪统治下人民大众的苦难，启发民众奋发抗争，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p.71）。其中有些作品，如《谣》等还深刻地讽刺当时东北文坛上那种“无聊”的气氛，鼓励爱国青年的反抗意识和战斗精神。可以说，金剑啸创作发表的这些作品，极大地带动了东北反满抗日新生力量的勃发，为东北的抗日运动输入了新鲜而富有战斗性的文化营养。
在金剑啸所涉猎的版画、漫画、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等的文艺创作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他坚定的反满抗日信念和不屈斗士姿态。除了文学作品，在他为文艺副刊所起的名字和刊头中也可见一斑，如《夜哨》，刊头的“画面是漆黑的夜空辉映着铁丝网，寓意着副刊决心冲决殖民统治的黑幕，办成广大民众心中的前哨阵地”[2]（p.71）。因其明显的抗日倾向，《夜哨》被日伪当局取缔。金剑啸通过这些坚守着以笔为武器来抵抗殖民统治的理念，金剑啸明白：“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尤其是要深入到极广大的大众之中！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任务是如此之重大！它应当各方面的去攻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它应当各方面的去鼓舞真正群眾的英勇的斗争的情绪，指示群众斗争的目的和方法……极广大的群众的热血是在沸腾着，他们等待着自己的文艺，等待着自己的战鼓。他们要求着真正自己的说书，故事，小唱，歌曲，戏剧。”[3]（p.164）作为一个热爱国者和革命者，金剑啸用各种文艺形式来宣传抗日思想，鼓动着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抗争侵略者的斗争中。即便是在最危险的境遇中，金剑啸依然用自己的行动和笔墨战斗。当身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反日同盟的进步作家白朗劝他离开东北去关内的时候，金剑啸决然拒绝说：“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指东北）的……我要创作第二次的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们卷回老家去！”[4]（p.35）
随着日伪当局在文化领域中实施越来越苛刻的专制手段，许多进步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金剑啸也成为日伪当局秘密监视的目标，使他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任副刊编辑，并起名《芜田》。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而成的，诗中以革命者的姿态，通过自然物象的转喻，抒发对东北抗联战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的赞美，讴歌他们顶风冒雪、克服险阻、不屈不挠、坚持抗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
二
新诗自五四产生伊始便以高亢激昂的步伐向前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的抒情形式——叙事诗开始繁荣起来。茅盾在1937年曾说：“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十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已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了。”[5]（p.315）金剑啸的这篇《兴安岭的风雪》便是其中的一部。
金剑啸的诗歌创作主要有写憧憬爱情的《白云飞了》、激亢色调的《洪流》和曲隐讴歌的《兴安岭的风雪》三首。其中，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既是金剑啸诗歌创作的重要代表，也堪称东北现代诗歌史的瑰宝之作。据说这首诗“是金剑啸根据一位前线的抗联战士所讲述的抗日联军的一个连队，在风雪弥漫的兴安岭上和日寇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他听后非常激动，挥笔写下了这首歌颂抗联、追求光明与幸福的战斗诗篇”[6]。表达了“英雄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联军，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野蛮侵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抗联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团结战斗的骨肉情谊和前赴后继夺取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鼓励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和黑暗，夺取那必然到了的胜利的春天！”[4]（p.36）这首诗1936年刊登在《黑龙江民报·艺文》上，署名巴来。是时，金剑啸担任《黑龙江民报》《艺文》主编，诗歌发表后便寄给了已经到达上海的萧军。1936年8月，金剑啸慷慨就义一年后，这首诗以《奴隶丛书》（后改名为《夜哨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后面并附有金剑啸生前10位好友的悼念文章。
《兴安岭的风雪》由“序诗”“风雪之夜”“太阳的下面”“一个思想”“奔驰”“浴血”“铁的志意”“十八个人之握手”等八个诗章部分构成，全诗通过他最为熟悉的兴安岭的“风雪”“山巅”等自然物象为核心，构建出抗联战士的精神力量，完成由外而内的形象塑造。虽然这首诗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但在这首极具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风格的叙事长诗中，诗人在现实叙事与自然物象的融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田间式”的口号疾呼和控诉敌人暴虐的现实叙事，而是诗人充满激情地在自然书写中敞开自己的全部情感对抗联战士精神的讴歌。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反抗斗志、激愤心情和赞美情绪，以及对抗联战士们在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中誓死保家卫国、迎接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等一切的书写，都是通过诗中一系列的自然物象展现出来。
按照科学哲学与生态伦理的理论来说，人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归属于宇宙间的自然系统。从这个视角来看（兴安岭的风雪》，我们则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创作思路。因为一般所说的自然系统不包括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在内，即狭义自然系统。在这首诗中，诗人便是以狭义的自然系统为书写对象，来表现广义的自然系统中的社会系统和思维系统。在这首诗中，兴安岭的“风雪”作为为核心的自然物象，承担起自然系统中“天然物”的人格化书写，以此来意指社会系统的现实状态。另外，诗中诸如“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太阳”“巨大的野兽”“红色的光”等自然意象的组合又起到架构全诗的精神象征和思维空间的作用。可以说，这首叙事长诗是诗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转喻，以现代主义手法来书写的极具现实意义的文本。 《兴安岭的风雪》之所以通过自然书写来表现诗人的精神旨归，是与诗人当时所处社会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在东北沦陷的现实境遇中，抗日宣传活动虽然不似正面战场上腥风血雨般惨烈，但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时刻处于日伪政府文化控制下的追捕围剿，因此，他们无法用正面的文学语言表达反满抗日情绪和讴歌英雄精神，只能以婉转隐喻的方式抒发自己的反抗意识。而诗歌的语言形式也正好符合这样情绪的抒发，当诗人听到抗日联军的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故事后，内心中充满着“沸腾的血浪”。他以诗人的敏感，把生命的经验和主观的思想化为一系列的自然物象，通过自然书写的方式把主体意识与客体物象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塑造出丰满的、英勇的抗联战士形象。
由此我们看到，兴安岭的“风雪”在诗中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而是现实境遇中的映像；不但是诗人得以存在的共生大地，而且是诗人精神寄托的发源地。作为自然系統中的兴安岭的“风雪”，被诗人在抒情叙事中赋予精神的价值和社会的实存。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体现价值内容的核心就是创造性，而创造性是由自然系统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自然系统中的万物是具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同时也赋予创造物的价值，这样才可能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世界，才能使得物种世界丰富与和谐。《兴安岭的风雪》中的“雪花”“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火炬”“星芒”“冻的云片”“披雪的古松”“像冻僵了的眼睛的窗户”等，都因此而得到生命的力量和现实的意义，全诗在自然物象的转喻承启中与诗人主体叙事的人物塑造紧密融合在一起。“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只有在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7]（p.10）。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人类在用书写来表述自我精神世界时要遵循的规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物象在共存共生中所显现出的生命创造性与精神自在性。
三
《兴安岭的风雪》是一首讴歌抗联英雄的史诗，诗中表现出革命者的反侵略精神。然而，在创作风格上来看，这首叙事长诗在现实主义的思想脉络中融入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是一首融现代主义手法与现实主义思想为一体的，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转喻达到对人物形象塑造和思想精神的表现。因此，在这篇诗作中，对抗联战士形象的塑造和反侵略精神的表现是两大重要主题。
一般而言，自然写作的书写者在叙事中一定是以他最擅长、最热爱的自然物为表现对象，因为这一自然物已经凝结到他生命中。作为满族后人的金剑啸，东北的冰雪与连绵的兴安岭是自然物，可以说是他精神生命栖息的家园，他在寻找创作灵感与确定表达对象的时候，必然会撷取他最为熟悉的自然物象作为思想抒发的载体，特别是在当时的现实境遇中。因此，兴安岭的“风雪”及其一系列的自然物象正是最为合适的承载精神思想的对象，这样书写的意喻更为深远，其思想更为深刻。在诗歌文本中，诗人没有采取主观的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展现抗联战士的形象，而是通过赋予客观自然物象的生命意识，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升华来呈现并塑造抗联战士的英雄气概与豪迈精神。
例如，在《兴安岭的风雪》长诗的开头，诗人便通过自然物“雪花”所带来的“娓娓动听的歌声”记录了“破乱低压着和爱”的时代，他写道：“在天上落着雪花的时候，/我遇到一种/娓娓动听的歌声：/歌声里有着血，热和爱。/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雪花”在作者书写的序列中被赋予生命价值，“价值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的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7]（p.303）。在这里，诗人与“雪花”同构为自然生态系统空间中的共同生命体，静默的“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娓娓动听的歌声”既是可以穿越历史时间的精灵，也是诗人内心所发出的歌颂声音，因为这歌声混杂着诗人和抗联战士们的生命体征（血、热和爱），是抗联战士们哼唱的声音。从自然写作来看，这种生命体征的“血”“热和爱”就像雨后的彩虹一般——“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雪花”“太阳的彩带”与诗人都是自然系统中的有机体和等价物。应该说，这些物像既是诗人熟悉的自然家园，也是自然精神的栖息之地和诗人对自然的生命有机价值的感知，由此让诗人要“记下这声音”，因为“伟大的，愤怒的潮，/煽动了血色的海”。“为了这个时代！/赠给她，/或者为了将来。/将来，将来……”这便给读者以视觉与感知的冲击，抗联战士的牺牲精神和乐观态度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塑造出来。在“风雪之夜”和“太阳的下面”两章诗句中，自然物象仍然是诗人书写的感知重点，通过对“风雪之夜”和“太阳的下面”这两个黑白时段中，自然物像不同状态的感知，为的是形象地塑造出抗联战士面对侵略者时的大无畏精神。
这首诗的前三章中，诗人在每一诗节的开头都是以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人与自然物象、人与自然景观共生共存的关系，营造一种在寒冷的北方大地上生命有机体的存在价值和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氛围。诗中的时空张力和紧张关系也是在这种创造性氛围中层层展开，比如，风雪之夜的“火炬”“星芒”的“温热的光”形象预示出抗联战士在黑夜中的行动：“有些黑的人形，/熊影？/如鬼样的，在黑暗中乱闯。/这么多，这么雄壮。/粗大的臂/斜倚着雪亮的刀剑。”比如，太阳的下面，“在寒冷的雪中”抗联战士“呵着手，/好似一个猴。/看着太阳的光，/就算坐围在炉边”也不能御寒的艰苦形象。等等这些，都是通过诗人所营造的自然物象烘托出来的，自然的书写无疑是在诗中产生巨大的生命感知价值，构成诗歌的生命活力。正如罗尔斯顿所说：“我们的价值观得与我们关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的观念保持一致。我们的义务观念，是从我们关于自然的本质的信仰和我们对自然的评价理论中推导出来的。”[8]（p.310）
《兴安岭的风雪》与其他自然写作文本强调和谐、共生关系不同，金剑啸通过兴安岭的风雪、山巅的寒冷等自然物书写，形成一种文字的张力，以及紧张、焦虑、欢快、希望等情绪交织的状态，对各种自然物的人格化书写表达出他对战友的缅怀与对入侵者的蔑视。 体态蜿蜒、连绵起伏的兴安岭之巅，覆盖着广袤的森林，风雪之夜的兴安岭之巅上无疑只有皑皑的白雪和寒冷的冰川——“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而诗人却在这充满寒意的、“身体死般的麻木冰冷”的世界中，以自然物象的感知抒发对希望和生命的呼唤：“是火炬，是星芒，/闪动在兴安岭之巅？/天地如同包在冰里一样，/哪来的/这温热的光？”兴安岭之巅的“火炬”“星芒”无疑是希望、是生命的力量，诗中又一次呈现出自然物（兴安岭）的生命价值，同时也言说着自然物（兴安岭）的创造性。而太阳下面的兴安岭的自然状态仍然是“太阳低低的悬着，/在清晨，/在寒冷的雪中。/雪是那样耀眼的明；/身体死般的麻木冰冷”。在这里，“太阳”“雪”“人”构成自然物质世界的共生共存景象，如果说“太阳”是物质世界中生命的永恒，那么“雪”“人”等这些有机个体却不然，这些构成自然物种内在生命价值的物质形态只能是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只能用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来抵御外部的侵蚀和死亡的威胁。
四
在这首诗的前三章，金剑啸给读者展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北方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北方特有的元素“雪花”“兴安岭”“古松”以及“太阳”“马”“人”（群的英雄），“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背景中，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并由自然支撑的，因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保持一种完整”[9]（p.32）。也就是说，人要实现现实中的理想与创造其自身的生命价值，是以自然界的完整为前提和基础的，其自我与有机生物融入至生命之流。这首长诗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诗人通过对自然物象的人格化处理，把“人”的具体生存空间坐标呈现出来：“太阳已经很高，/冻的云片成条。他们驰去，/望着那灰色的村晓。刀村郊有披雪的古松。/后面藏着小小的茅屋。/好像几个人头缩在肩内，/窗户像冻僵了的眼睛。”兴安岭雪岭中没有生命的村庄建筑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生命的气息，“他们进去，/如同家里一样，/村人们给他们饮食，如同看护着儿子一般”。雪郊的村庄、茅屋，以及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家”和“饮食”都由前序的叙事铺陈中一一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诗人将自然景象与人同时置于具体的时空序列的现代性的叙事中，无疑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众所周知，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生命形态是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形态表现出来的，恩格斯认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p.91）如果说，时间与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那么在这首诗中诗人所表达的时空则是自然系统中的共存共融关系，自然书写的目标是为后面诗人要表达的反侵略思想与抗联战士形象做建构。
在第四章“一个思想”诗节中，诗人不再表达人与有机物的共融存在，而是做了一种转折性的书写——人的存在与一群想要实现理想的人，“村人”“骑士”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共同信仰着“一个思想”：
他们有着一个思想。
村人，骑士……
在一个思想里
充塞着他们的希望。
一个坚定的信念与目標，引领他们踏过死亡走向希望，诗人坚信，“耐过严冬，/不就是春天？/穿过黑夜的暗网，/不就是黎明的微光？”这里的反问不是怀疑，而是坚定的信念，“——活下去吧，伙伴们，/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刀追迫着严冬的难/用着他们的真理的热情。/削着黑夜的网，/用他们尖利的刀剑。”“严冬的难”与“黑夜的网”既是自然物象的环境，也是社会现实的境遇，但因为共有的“一个思想”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众所周知，生物学意义上任何生物的存在大都是以种群为存在形态，“种群不仅是构成物种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构成群落的基本单位。任何一个种群在自然界都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与其它物种的种群一起构成群落。”[11]（p.83）在这首长诗里，从对“风雪”“太阳的彩带”“血色的海”等自然物象的书写，到“群的英雄”；从对象征希望的“火炬”“星芒”等意象的构建，到“一个思想”，诗人塑造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长诗的第五章“奔驰”与第六章“浴血”中，诗人用简洁凝练的诗意语言，叙述抗联战士们的浴血奋战，描述出抗联战士与入侵者进行的殊死战斗，使全诗达到高潮：“是山崩，/是海啸；/抑是狂风骤雨的来到？/人与马的混嘶，/死亡在每个人头上飞绕。/死与死的撕拚……/刀与刀的相啃……/肉与肉的残杀……/声与声的相混……”在这场浴血奋战中，诗人没有明写战争如何残酷，却把战争的场面以“山崩”“海啸”“狂风骤雨”等自然界现象描写得栩栩如生，把敌人的机枪比喻为“野兽”、子弹比喻为“小东西”，“一条红色的线”形象地写出了被子弹打中后鲜血的爆发。战争的残酷、死亡的直面在诗人富有想象力的比喻中，真实地呈现出来：“内心怀着战栗，经过一次昏迷，当天边抹上鱼肚色时，才知道自己卧在死亡的边地。”
马克思在人的属性中曾这样论述：“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自然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2]（p.169）“属人的自然产物”指明人的社会属性，在他构建的“自然—人—社会”的运行系统中明确阐释了当人拥有社会属性的同时，种群之间就会发生争斗，入侵者不但会对原住种群进行杀戮，同时也对自然界中其他有机体进行无情的破坏。这一点在《兴安岭的风雪》中通过“风雪”“山脉”等具有代表性地域符码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些自然物象在这里无疑是诗人精神中的民族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两章节中，以铿锵有力的笔触描述了抗联战士与入侵者展开的顽强战斗场面：“全身浴着血，旁边或是热的尸身？马在身旁长嘶着。人是惊着恶梦。”诗人满怀无比激昂的心情奋笔疾书着抗敌战争的惨烈，原有平静的村庄、美好的家园变成杀戮的战场，变成“死与死的撕拼、刀与刀的相啃.肉与肉的残杀”。这种如号角般的诗句必然唤起读者强烈的民族认同与情感归属，正如泰弗尔（Tajfel H.）认为的：“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3] 诗人在这里并没有一味地留恋战争的叙事，而是将笔锋转向更探层次的精神层面。为什么抗联战士能够有如此坚强的斗志？为什么抗联战士面对入侵的敌人时能够充满必胜的信心？诗人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他们除了“有着一种思想”之外，还有“铁的意志”。全诗的最后两章节“铁的意志”和“十八个人之握手”给读者展现出一种乐观的情绪：“冲过了雪的统治，/又见到春天的明媚。”这里的“雪”又多了一层意义，即侵略者的围剿和黑暗的社会现状。“春天”给人带来的是希望、新生和斗争的力量：“充满着青春。/——是，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最后两个章节一反之前的压抑、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诗人更多的是呼唤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侵略，“前进是我们唯一的生存。/回顾是些什么：/那泥泞/那颓废的诗文！刀——是，我们是铁的，/我们要前进。”同时，诗人在诗中描绘了未来的愿景：“山环抱着河。河低吮着山角。天风在四周舞着，丛林热烈的欢呼。”全诗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升华，反抗侵略者的精神凝聚成“一种思想”和“铁的意志”，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这也正是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讨论的“民族想象”对于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历史宿命感”，“使人们在‘民族’的想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14]（p.13）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用诗歌的形式表述出强烈的族群情感和深厚的民族意识，通过文字的力量希望呼唤起更多的东北民众的族群意识以抵抗侵略者。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兴安岭的风雪》这篇叙事长诗在艺术上不仅融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是一首具有自然写作风格特征的诗作。它的意义和价值也由此得到彰显，即通过对兴安岭的“风雪”等自然物象的转喻，完成对抗联战士的颂扬和对侵略者的蔑视，表现出极强的反侵略精神。诚然如姜椿芳所说：“由于彼时彼地是不可能发表这样激烈的诗篇的，作者不得不用‘奴隶’的语言，在发表时假托妖魔来代表英勇的战士。”[15]（p.12）也正是因为“彼时彼地”的异态时空环境，才促使金剑啸成就了一篇“既具有战斗精神又不得不采用這样一种自然写作的方式”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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