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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还债，内蒙古达拉特旗蓿亥图乡的纪检书记郭诚一脸苦恼：“要账的碰破了头，年前那几天，每天都有百十号人上门讨债，最多时楼道里有四五百人站着。就连乡里的旧三菱和旧吉普车都被顶了账。”
这个由两个贫困乡合并而成的小乡，如今已经背负了1200万元的债务。
而像郭诚一样苦于巨额债务的官员，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并不稀少。
2003年，宁夏开展撤并乡镇工作，原来隐藏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查明乡村两级负债达到75124．9万元。
2004年上半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县乡财政情况调查，查明截至2003年底，安徽省县乡政府负债约313亿元，县均负债2．29亿元，乡均负债753万。
有关调查表明，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也有许多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者甚至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境地。一些地方政府因还不上债被告上法庭。
政府负债逐渐由经济上的困难而影响到政治上的威信。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迫使党和政府很多政策和措施在执行中难以首尾兼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
地方政府债务泛滥成灾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大多对债务问题讳莫如深，既不愿说，也说不清楚。但随着一些地方机构改革与各地对政府负债的清理，发现各级政府负债已经成为普遍问题，由村、乡、县市到省概莫能外。
据四川省政府研究室的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省由省级政府承诺偿还或直接作为债务主体借入的债务总额达394．36亿元。
在东部某沿江经济发达省份，截至2001年末，当地各级地方政府的逾期债务达到280亿元，逾期率高达29％。
安徽省的一份统计表明，1995－1999年；安徽省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
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
2001年，据农业部统计，中国乡级债务已达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但从目前各地的一些典型调查的结果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
重庆市万州区的调查统计表明，2002年万州区乡镇债务高达8．8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债务近900万元。
另据湖北省农经管理局统计，2001年底全省的村级债务总额达到192．5亿元，平均每村60．9万元，90％以上的村负债。襄樊市2002年年底村级债务为30．67亿元，几乎村村都有债务，村平均债务达51．1万元。
越窮债越多
在各级政府普遍负债的背景下，政府债务仍然在滚雪球，呈现出债务规模日益扩大、地区越穷债务负担越重、层级越低债务压力越大和隐性债务重于显性债务的四大特点。
有专家估计，中国仅乡镇一级债务就在以每年200亿元的速度递增。
实际上，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相对债务负担就越是严重。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要严重于东部发达地区，例如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赤字面为35．6％。仅新疆一地，就有77个赤字县，赤字面达90％。
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乡镇财政的债务压力是最大的。以前，乡镇如果发生经费困难，就会考虑向农民多摊一点来弥补，而现在税费改革已然推开，向农民进行摊派已经不被允许，乡镇财政的收入维持政权运行都很艰难。
隐性负债更加不容忽视。据调查，2001年西部某省仅省一级债务就将近203亿元，包括国外贷款19．3亿，国债借款30．3亿元，中央专项借款5．4亿元，国内金融机构借款9．6亿元，单位和个人借款8．1亿元，拖欠职工工资14．1亿元，地方政府担保贷款、粮食企业亏损挂账等为115．8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8％。但这些还只是显性负债，如果考虑到隐性负债，仅当地32家金融机构积累的呆账就达10多亿元。
债务风险已超过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地方债务课题组负责人魏加宁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他说：“债务风险对于政府威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直接的。”
严格来说，地方政府债务本身并不合法，因为《预算法》规定，除国务院特批之外地方不得举债，而国务院至今并没有特批的案例。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却几乎泛滥成灾，造成政权运转艰难，威胁社会稳定。
沉重的债务压力造成地方政权运转艰难。首先是办公经费难以落实，导致“没钱干事”。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有75个干部，县财政2003年对其核定工资7万多元，可该镇仅打印、复印等办公经费就花了7万多元。
在乡镇一级，不少财政困难乡镇的领导常为电费、电话费、交通费等办公经费发愁，更多的地方则勉强度日，所谓“来人接待靠赊欠，用车加油领导垫”。
一些乡村干部因为“上头压(压各种指标)，下面骂(老百姓埋怨乡镇干部只知收税‘不务正业’)，回家老婆不说话(工资难以保障)”，因此宁愿舍弃这一“出力不讨好”并且“无利可图”的角色。乡村干部人心思走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情绪。
“没钱干事”、“无人干事”的直接后果是乡务、村务无人管，少数乡村政权在事实上几近瘫痪。而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对100个乡镇的调查，因为负债重而无法运转的乡镇占15％－20％。有能力的人不愿当村干部，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
另一个后果是政府在本应向农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上大打折扣，导致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以及乡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等受到影响。
巨额债务更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上级政府和债主的压力下，乡镇政府往往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增加了农民的对立情绪，由此引发的上访、告状接连不断。
此外，同乡村干部一样，农民也会采取“出走”的方式以逃避沉重的赋税、摊派及债务。在湖北一个仅有50多人的小村，为了躲避人头费，已经有10多人注销了自己的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即没有户口的人)；荆门市有个村组，一个晚上有8户农产乘夜幕请来卡车，将全部家当搬走，留下几栋破房子，永久地离开了家乡。据当地干部称，“他们被数百万元的村级债务吓住了。”
出走的农民虽然避免了赋税，但由于税费总额并没有减少，他们所承担的税费最后还者阴啭嫁到留村村民身上，留村人口的负担面临进一步地加重，其结果可能迫使留村农民继续外流，恶性循环由此形成。
这个由两个贫困乡合并而成的小乡，如今已经背负了1200万元的债务。
而像郭诚一样苦于巨额债务的官员，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并不稀少。
2003年，宁夏开展撤并乡镇工作，原来隐藏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查明乡村两级负债达到75124．9万元。
2004年上半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县乡财政情况调查，查明截至2003年底，安徽省县乡政府负债约313亿元，县均负债2．29亿元，乡均负债753万。
有关调查表明，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也有许多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者甚至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境地。一些地方政府因还不上债被告上法庭。
政府负债逐渐由经济上的困难而影响到政治上的威信。一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迫使党和政府很多政策和措施在执行中难以首尾兼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
地方政府债务泛滥成灾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大多对债务问题讳莫如深，既不愿说，也说不清楚。但随着一些地方机构改革与各地对政府负债的清理，发现各级政府负债已经成为普遍问题，由村、乡、县市到省概莫能外。
据四川省政府研究室的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省由省级政府承诺偿还或直接作为债务主体借入的债务总额达394．36亿元。
在东部某沿江经济发达省份，截至2001年末，当地各级地方政府的逾期债务达到280亿元，逾期率高达29％。
安徽省的一份统计表明，1995－1999年；安徽省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11．1亿元，到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
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
2001年，据农业部统计，中国乡级债务已达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但从目前各地的一些典型调查的结果看，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
重庆市万州区的调查统计表明，2002年万州区乡镇债务高达8．8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债务近900万元。
另据湖北省农经管理局统计，2001年底全省的村级债务总额达到192．5亿元，平均每村60．9万元，90％以上的村负债。襄樊市2002年年底村级债务为30．67亿元，几乎村村都有债务，村平均债务达51．1万元。
越窮债越多
在各级政府普遍负债的背景下，政府债务仍然在滚雪球，呈现出债务规模日益扩大、地区越穷债务负担越重、层级越低债务压力越大和隐性债务重于显性债务的四大特点。
有专家估计，中国仅乡镇一级债务就在以每年200亿元的速度递增。
实际上，越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相对债务负担就越是严重。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债务负担要严重于东部发达地区，例如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赤字面为35．6％。仅新疆一地，就有77个赤字县，赤字面达90％。
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乡镇财政的债务压力是最大的。以前，乡镇如果发生经费困难，就会考虑向农民多摊一点来弥补，而现在税费改革已然推开，向农民进行摊派已经不被允许，乡镇财政的收入维持政权运行都很艰难。
隐性负债更加不容忽视。据调查，2001年西部某省仅省一级债务就将近203亿元，包括国外贷款19．3亿，国债借款30．3亿元，中央专项借款5．4亿元，国内金融机构借款9．6亿元，单位和个人借款8．1亿元，拖欠职工工资14．1亿元，地方政府担保贷款、粮食企业亏损挂账等为115．8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8％。但这些还只是显性负债，如果考虑到隐性负债，仅当地32家金融机构积累的呆账就达10多亿元。
债务风险已超过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地方债务课题组负责人魏加宁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他说：“债务风险对于政府威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直接的。”
严格来说，地方政府债务本身并不合法，因为《预算法》规定，除国务院特批之外地方不得举债，而国务院至今并没有特批的案例。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却几乎泛滥成灾，造成政权运转艰难，威胁社会稳定。
沉重的债务压力造成地方政权运转艰难。首先是办公经费难以落实，导致“没钱干事”。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有75个干部，县财政2003年对其核定工资7万多元，可该镇仅打印、复印等办公经费就花了7万多元。
在乡镇一级，不少财政困难乡镇的领导常为电费、电话费、交通费等办公经费发愁，更多的地方则勉强度日，所谓“来人接待靠赊欠，用车加油领导垫”。
一些乡村干部因为“上头压(压各种指标)，下面骂(老百姓埋怨乡镇干部只知收税‘不务正业’)，回家老婆不说话(工资难以保障)”，因此宁愿舍弃这一“出力不讨好”并且“无利可图”的角色。乡村干部人心思走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情绪。
“没钱干事”、“无人干事”的直接后果是乡务、村务无人管，少数乡村政权在事实上几近瘫痪。而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对100个乡镇的调查，因为负债重而无法运转的乡镇占15％－20％。有能力的人不愿当村干部，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
另一个后果是政府在本应向农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上大打折扣，导致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以及乡村道路修建、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等受到影响。
巨额债务更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上级政府和债主的压力下，乡镇政府往往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增加了农民的对立情绪，由此引发的上访、告状接连不断。
此外，同乡村干部一样，农民也会采取“出走”的方式以逃避沉重的赋税、摊派及债务。在湖北一个仅有50多人的小村，为了躲避人头费，已经有10多人注销了自己的户口；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人”(即没有户口的人)；荆门市有个村组，一个晚上有8户农产乘夜幕请来卡车，将全部家当搬走，留下几栋破房子，永久地离开了家乡。据当地干部称，“他们被数百万元的村级债务吓住了。”
出走的农民虽然避免了赋税，但由于税费总额并没有减少，他们所承担的税费最后还者阴啭嫁到留村村民身上，留村人口的负担面临进一步地加重，其结果可能迫使留村农民继续外流，恶性循环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