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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孽子》和《纸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中共同关注同性恋话题的两部长篇小说。20世纪八十年代是同性恋群体被主流社会严重敌视和妖魔化的一个时期，“恐同症”一词正产生于这一年代，白先勇与陈若曦两位作家分别将创作视域投射于台湾乡土社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对这一时期遭受到社会主流道德意志共同弃绝的同性恋群体予以温情的观照。本文试以两部作品中的同性书写为视点，体察不同文明环境中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在重压之下相似的生存境遇和情感世界，同时透析作家在对这一群体的审视关照中所传达的对于人的存在的思索。
【关键词】：同性恋；边缘；放逐
一 被放逐的处境
《孽子》与《纸婚》的故事背景处于两个迥异的社会文明环境中。《孽子》的故事发生在台北，这一时期的台湾，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政治处于高压状态，整个社会极不自由，是一个保守压抑的传统伦理社会环境，同性恋完全不能被正统社会所接受，被视为有违纲常、有悖人伦的存在。《孽子》中的同性恋群体，始终藏于“黑暗的国度”中，李青、小玉、老鼠这一群少年们，只能在夜晚的台北新公园里寻求狭隘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一个相对隐秘的环境，但却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每个人无时无刻不警惕着外界的风吹草动：“我们一个个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地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1]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他们随时可能被逮捕、审问和稽查，作为正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已经完全被剥夺。相比较而言，《纸婚》中美国社会的同性恋者生存空间更大，1969年纽约爆发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性少数解放运动，为这个群体争取到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相比于《孽子》中的同性恋群体，《纸婚》的男主人公项并未因同性恋身份严重影响其生存空间，基本上可以保障平和正常的生活。但作为边缘存在的少数群体，项又无可避免地陷于与“孽子”们相似的生存境遇中，这一处境由父权统治、由异性恋群体主宰着公共意志和权力话语，同性恋者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存在，被家庭和社会无情地驱逐拒斥。
《孽子》的主人公李青在同性取向被发现后，立刻被父亲轰出家门，同时又遭到学校张贴布告勒令其退学的处分。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正统的社会道德意志，因而李青的被放逐有着双重意味，一是被家庭抛弃，二是被社会抛弃。与李青类似，作品中的其他几个“孽子”，也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驱逐排挤出家庭和社会，小玉是被继父发现同性恋行为后遭到毒打，激愤之下毒杀继父未遂，才逃出家门成为流落街头的浪子，王夔龙的父亲发现儿子的同性取向后，便替他买了一张护照送到美国，并对其呵令，只要自己在世一天，就不许王夔龙回来。同样，《纸婚》的主人公项也遭受着父权社会和异性恋霸权社会的无情驱逐。在向家人坦露其性取向后，项的父亲立刻与其断绝关系，且直到患病临终前项也未获得父亲的理解和接纳。在项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仅会遭到邻居不怀好意的审视，还时常接到陌生人来电的恐吓谩骂，这种来自公众的恶意并不止于舆论的评判攻击，而是潜藏着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隐患，作品中提到旧金山湾区曾有同性恋市议员和容忍断袖之癖的市长遭到当众枪杀，犯罪人自称“替天行道”。在这种被社会正统道德意志坚决弃绝的处境中，项尽管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同性身份，但依然不得不在社会交往环境中谨慎小心，警惕应对各方的偏见和恶意。
体察两部作品中台湾乡土社会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性恋者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放逐的相同境遇，可见异性恋的身份认同在不断操演中，已经被异性恋者占大多数的主流社会深信具有一种自然、健康、正常的属性，相较之下，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及生活方式在主流视角中显现为绝对的异常和病态，即便同性恋者并未产生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实际扰乱和威胁，主流权力对他们的生存空间仍然表现出种种坚决取缔的姿态，使他们被异化为游走在悬崖边缘的特殊群体。
二 被异化的情感
在被放逐的人生处境中，生命本然的爱与欲望也无可逃脱地遭到扭曲与诋毁。同性恋者之所以遭受现实社会的鄙弃，正源于他们与以异性恋为样板、以繁衍生育为规范的婚姻道德完全相悖的情感交往方式，被主流社会所妖魔化、病态化的同性情感世界使得这一群体在面对内心真实的情感时，往往只能采取逃避或隐匿的姿态。两部作品对于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描写着笔不多，《孽子》中王夔龙与阿凤的感情故事只是小说的一条侧线，以回忆及第三人叙述的方式来重现，《纸婚》中朱连对项的爱情则是一条隐线，在小说结尾才突兀地交待了一直隐藏同性取向的朱连对项的深情，但这两段作家均未浓墨重彩进行刻画的关系都展现了爱情的最高境界——殉情，也将这一边缘群体因特殊取向而在爱情世界里所遭受的心灵痛楚、精神焦灼展现得淋漓尽致。
《孽子》中的“龙凤恋”以阿凤被爱人王夔龙杀死为终局。阿凤身世凄苦，性格乖谬，在与富家少爷王夔龙相遇后，发生了“天雷勾地火”般的爱恋之情，一个孤僻冷漠的乖戾少年，将象征着王夔龙的龙纹身刻在自己胸前，可见阿凤对于这份感情的炽热投入，但尽管爱得如此热烈，阿凤却对稳固下来的感情关系一再逃避，在与王夔龙相爱之后，也常常一味地想回到台北新公园里无休止的群体追逐中，委身于各种陌生人。这除了源于其与生俱来的叛逆和偏执之外，更是因为同性恋者的情感本身由于正统道德意志的打压贬斥而产生的心理障碍。在把异性之爱作为唯一标准的主流道德文化中，同性愛恋总会被强行施加羞耻感和罪恶感，这种被丑化、异化的尴尬处境使得这一边缘群体即便在对爱的正常渴求中也会不自觉地沉溺于卑弱的痛苦。面对爱人王夔龙深情的表白，阿凤称自己‘生来便没有心’，这种看似无情的回应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其内心深处无力去爱的绝望，在阿凤对郭公公的倾诉中，也可以透视到这一边缘群体在被妖魔化的情感世界中面对真情只能选择逃离的姿态：“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2]同性情感被异化的痛楚和不幸在阿凤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极致的演绎，最终他甘愿选择被心爱的人杀死，也要终结内心情感焦灼的痛苦折磨。 《纸婚》中朱连的殉情是在项身患艾滋病去世一周后，冷静地料理完各项事宜后开煤气自杀，整部小说在这一情节交代完后便戛然而止。作品中对朱连的刻画并不多，在项的生活中他一直以挚友的身份存在，对于自己的同性取向隐而不露。项患艾滋病以后，朱连没有像项的其他亲友那样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疏离，而是更为细心真诚地以“最好的朋友”的身份陪伴项，尽心尽力地帮助项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小说结尾朱连开煤气自杀的情节，那么从头至尾其对于主人公而言只是一个交情深厚的朋友角色。但若深入揣摩朱連在谈到项的同性取向时所表达的言论，便可体悟到这一人物在乐观积极的状态背后那隐忍煎熬的内心挣扎：“这真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只有上帝知晓，人但知折磨和苦难。压抑自己是很痛苦的事，若要承认自己不合乎常规习俗，便要付出代价。” “在我们家，可以谈黑人，但不能提同性恋。人们为黑人而受歧视不平，然而黑人还有家庭作避风港。同性恋却冒着被家庭和社会隔绝的双重危险，处境更加难堪。”[3] 对于同性恋在现实社会中的艰难处境，朱连有着非常清醒通透的认识，因此面对与他心灵相通的项，他选择隐匿自己的性取向和情感，自始至终谨守于“忠诚朋友”的位置，自杀这一突转决绝的人生选择与其一贯乐观积极的品格情性表现出强烈的悖谬，作家对这一人物行动的处理深刻揭示了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在面对主流社会的倾轧式道德审判时不得不隐匿自我真实情感的窘境，异性恋霸权社会的规约及主流的价值导向可能迫使他们伪装出合于‘正统’的人生抉择，然而人性与爱欲的本能又无时无刻不侵蚀着为了表现“正常”而进行的努力，在看似完美的理性自制背后，极有可能是深陷泥淖的崩溃与煎熬。
三 困境中存在意义的探求
在对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生存境遇及情感世界的观照中，两部作品分别从不同层面传达了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具体而言，当生命本体居于无所适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时，应该如何安处自身、寻求存在的意义？
在这两部作品中，叙述者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差异。《孽子》对同性恋的观照视角居于“自我”的立场，叙述者李青本身是同性恋，他在被放逐的境遇中产生的精神困惑也是潜含于整部小说的价值话语之一：作为悖于主流的少数群体，应该如何实现自我认同和救赎？作品中的“孽子们”，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抛弃中被摧残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因而表现出强烈地自我价值认同的迫切，最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实现：主人公李青像疼爱亲生弟弟一样照顾陌生的白痴小弟、向在公园里流浪的罗平伸出援手，小玉不断寻找自己的父亲，最终去往东京踏上了寻父之路，吴敏主动照顾起生活不能自理的张先生，王夔龙则收留了陌生的“小金宝”。他们以不同的情感寄托方式，通过现实的价值行动来修复、建立人伦关系，以此构建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作品的终章，以李青带着罗平一起迎着寒流喊口令奔跑作为小说的结尾，带有积极、能动、向前等意涵的奔跑意象，也潜含了作家对于以现实层面的行动力来寻求生命价值归属的寄寓。《纸婚》中对同性恋群体的观照，则居于“他者”的立场，叙述者平平是一个异性恋，她对同性恋自始至终都无法理解，将同性恋与美国社会的其他种种问题归为一类，视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疾病’、‘罪恶’，因而与《孽子》相比，《纸婚》中对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体察，并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的诉求，而是表现为一种“他者”立场的理性审视，最终上升为对整个现代生活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小说中，作家一再提及《等待戈多》，并通过主人公项对《等待戈多》的体悟传达了对现代生活荒谬性的认识以及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如何安处自身的思索。项在身患艾滋病以后，一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情感交往方式产生了疑惧，也陷入了生命有限性的忧思，后来则逐渐接受了现实和自我，最终在平静安和中等待即将到来的死亡。作家通过项的人生体悟和抉择表达了这样一种存在命题：《等待戈多》就是我们的生活。项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选择了自愿坐以待毙，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而勇气本身便是强烈的内在意志活动，面对现实的荒谬处境和生命虚无的既定性，项未从外在的现实层面寻求解答，而是向“内”转，以内在意志力量的建构来确认自我，直面虚无。
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在对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关照中，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进行了‘外’与‘内’两个不同层面的探求，这种不同也折射了两部作品所依托的不同的文化底色，白先勇本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自己心灵的故乡，在《孽子》中他所描绘的台湾乡土社会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依从，作家关于存在的思考也从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寻求可能，遵从于儒家的价值规范，以现世层面的价值行动来实现自我意义的追求，而陈若曦在《纸婚》中的思考则更多地接受了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本位意识，面对荒诞性的生存困境，作家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无从寻求解脱，转而强调内心的理念意志力量对于个体的救赎。无论是向‘外’探求还是向‘内’沉积，都是对于人的价值存在可能性的有效解答，表达了两位作家基于生命和人性的立场对边缘群体温情理解和关照的共通的人文价值关怀。
注释：
[1]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3]陈若曦：《纸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57页。
参考文献：
[1] 尤作勇.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3）：185-188.
[2] 高照成.《孽子》中的同性恋与父子关系[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27-30.
[3] 艾尤. 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8（4）：32-36.
[4] 林树京，杨有庆. 放逐与回归之间——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解读[J].文学与艺术，2006（9）：191-192.
[5] 方华.台湾现代派文学流变小议[J].海峡科学，2007（9）：66-67.
[6] 梁若梅.论陈若曦早期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特点[J].兰州大学学报，1989（1）：80-86.
【关键词】：同性恋；边缘；放逐
一 被放逐的处境
《孽子》与《纸婚》的故事背景处于两个迥异的社会文明环境中。《孽子》的故事发生在台北，这一时期的台湾，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政治处于高压状态，整个社会极不自由，是一个保守压抑的传统伦理社会环境，同性恋完全不能被正统社会所接受，被视为有违纲常、有悖人伦的存在。《孽子》中的同性恋群体，始终藏于“黑暗的国度”中，李青、小玉、老鼠这一群少年们，只能在夜晚的台北新公园里寻求狭隘的生存空间，虽然这是一个相对隐秘的环境，但却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每个人无时无刻不警惕着外界的风吹草动：“我们一个个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地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1]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他们随时可能被逮捕、审问和稽查，作为正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已经完全被剥夺。相比较而言，《纸婚》中美国社会的同性恋者生存空间更大，1969年纽约爆发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性少数解放运动，为这个群体争取到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相比于《孽子》中的同性恋群体，《纸婚》的男主人公项并未因同性恋身份严重影响其生存空间，基本上可以保障平和正常的生活。但作为边缘存在的少数群体，项又无可避免地陷于与“孽子”们相似的生存境遇中，这一处境由父权统治、由异性恋群体主宰着公共意志和权力话语，同性恋者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存在，被家庭和社会无情地驱逐拒斥。
《孽子》的主人公李青在同性取向被发现后，立刻被父亲轰出家门，同时又遭到学校张贴布告勒令其退学的处分。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正统的社会道德意志，因而李青的被放逐有着双重意味，一是被家庭抛弃，二是被社会抛弃。与李青类似，作品中的其他几个“孽子”，也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驱逐排挤出家庭和社会，小玉是被继父发现同性恋行为后遭到毒打，激愤之下毒杀继父未遂，才逃出家门成为流落街头的浪子，王夔龙的父亲发现儿子的同性取向后，便替他买了一张护照送到美国，并对其呵令，只要自己在世一天，就不许王夔龙回来。同样，《纸婚》的主人公项也遭受着父权社会和异性恋霸权社会的无情驱逐。在向家人坦露其性取向后，项的父亲立刻与其断绝关系，且直到患病临终前项也未获得父亲的理解和接纳。在项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不仅会遭到邻居不怀好意的审视，还时常接到陌生人来电的恐吓谩骂，这种来自公众的恶意并不止于舆论的评判攻击，而是潜藏着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隐患，作品中提到旧金山湾区曾有同性恋市议员和容忍断袖之癖的市长遭到当众枪杀，犯罪人自称“替天行道”。在这种被社会正统道德意志坚决弃绝的处境中，项尽管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同性身份，但依然不得不在社会交往环境中谨慎小心，警惕应对各方的偏见和恶意。
体察两部作品中台湾乡土社会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性恋者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放逐的相同境遇，可见异性恋的身份认同在不断操演中，已经被异性恋者占大多数的主流社会深信具有一种自然、健康、正常的属性，相较之下，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及生活方式在主流视角中显现为绝对的异常和病态，即便同性恋者并未产生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实际扰乱和威胁，主流权力对他们的生存空间仍然表现出种种坚决取缔的姿态，使他们被异化为游走在悬崖边缘的特殊群体。
二 被异化的情感
在被放逐的人生处境中，生命本然的爱与欲望也无可逃脱地遭到扭曲与诋毁。同性恋者之所以遭受现实社会的鄙弃，正源于他们与以异性恋为样板、以繁衍生育为规范的婚姻道德完全相悖的情感交往方式，被主流社会所妖魔化、病态化的同性情感世界使得这一群体在面对内心真实的情感时，往往只能采取逃避或隐匿的姿态。两部作品对于同性恋者之间的爱情描写着笔不多，《孽子》中王夔龙与阿凤的感情故事只是小说的一条侧线，以回忆及第三人叙述的方式来重现，《纸婚》中朱连对项的爱情则是一条隐线，在小说结尾才突兀地交待了一直隐藏同性取向的朱连对项的深情，但这两段作家均未浓墨重彩进行刻画的关系都展现了爱情的最高境界——殉情，也将这一边缘群体因特殊取向而在爱情世界里所遭受的心灵痛楚、精神焦灼展现得淋漓尽致。
《孽子》中的“龙凤恋”以阿凤被爱人王夔龙杀死为终局。阿凤身世凄苦，性格乖谬，在与富家少爷王夔龙相遇后，发生了“天雷勾地火”般的爱恋之情，一个孤僻冷漠的乖戾少年，将象征着王夔龙的龙纹身刻在自己胸前，可见阿凤对于这份感情的炽热投入，但尽管爱得如此热烈，阿凤却对稳固下来的感情关系一再逃避，在与王夔龙相爱之后，也常常一味地想回到台北新公园里无休止的群体追逐中，委身于各种陌生人。这除了源于其与生俱来的叛逆和偏执之外，更是因为同性恋者的情感本身由于正统道德意志的打压贬斥而产生的心理障碍。在把异性之爱作为唯一标准的主流道德文化中，同性愛恋总会被强行施加羞耻感和罪恶感，这种被丑化、异化的尴尬处境使得这一边缘群体即便在对爱的正常渴求中也会不自觉地沉溺于卑弱的痛苦。面对爱人王夔龙深情的表白，阿凤称自己‘生来便没有心’，这种看似无情的回应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其内心深处无力去爱的绝望，在阿凤对郭公公的倾诉中，也可以透视到这一边缘群体在被妖魔化的情感世界中面对真情只能选择逃离的姿态：“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2]同性情感被异化的痛楚和不幸在阿凤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极致的演绎，最终他甘愿选择被心爱的人杀死，也要终结内心情感焦灼的痛苦折磨。 《纸婚》中朱连的殉情是在项身患艾滋病去世一周后，冷静地料理完各项事宜后开煤气自杀，整部小说在这一情节交代完后便戛然而止。作品中对朱连的刻画并不多，在项的生活中他一直以挚友的身份存在，对于自己的同性取向隐而不露。项患艾滋病以后，朱连没有像项的其他亲友那样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疏离，而是更为细心真诚地以“最好的朋友”的身份陪伴项，尽心尽力地帮助项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小说结尾朱连开煤气自杀的情节，那么从头至尾其对于主人公而言只是一个交情深厚的朋友角色。但若深入揣摩朱連在谈到项的同性取向时所表达的言论，便可体悟到这一人物在乐观积极的状态背后那隐忍煎熬的内心挣扎：“这真是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只有上帝知晓，人但知折磨和苦难。压抑自己是很痛苦的事，若要承认自己不合乎常规习俗，便要付出代价。” “在我们家，可以谈黑人，但不能提同性恋。人们为黑人而受歧视不平，然而黑人还有家庭作避风港。同性恋却冒着被家庭和社会隔绝的双重危险，处境更加难堪。”[3] 对于同性恋在现实社会中的艰难处境，朱连有着非常清醒通透的认识，因此面对与他心灵相通的项，他选择隐匿自己的性取向和情感，自始至终谨守于“忠诚朋友”的位置，自杀这一突转决绝的人生选择与其一贯乐观积极的品格情性表现出强烈的悖谬，作家对这一人物行动的处理深刻揭示了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在面对主流社会的倾轧式道德审判时不得不隐匿自我真实情感的窘境，异性恋霸权社会的规约及主流的价值导向可能迫使他们伪装出合于‘正统’的人生抉择，然而人性与爱欲的本能又无时无刻不侵蚀着为了表现“正常”而进行的努力，在看似完美的理性自制背后，极有可能是深陷泥淖的崩溃与煎熬。
三 困境中存在意义的探求
在对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生存境遇及情感世界的观照中，两部作品分别从不同层面传达了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具体而言，当生命本体居于无所适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时，应该如何安处自身、寻求存在的意义？
在这两部作品中，叙述者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有着鲜明的差异。《孽子》对同性恋的观照视角居于“自我”的立场，叙述者李青本身是同性恋，他在被放逐的境遇中产生的精神困惑也是潜含于整部小说的价值话语之一：作为悖于主流的少数群体，应该如何实现自我认同和救赎？作品中的“孽子们”，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抛弃中被摧残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因而表现出强烈地自我价值认同的迫切，最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实现：主人公李青像疼爱亲生弟弟一样照顾陌生的白痴小弟、向在公园里流浪的罗平伸出援手，小玉不断寻找自己的父亲，最终去往东京踏上了寻父之路，吴敏主动照顾起生活不能自理的张先生，王夔龙则收留了陌生的“小金宝”。他们以不同的情感寄托方式，通过现实的价值行动来修复、建立人伦关系，以此构建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作品的终章，以李青带着罗平一起迎着寒流喊口令奔跑作为小说的结尾，带有积极、能动、向前等意涵的奔跑意象，也潜含了作家对于以现实层面的行动力来寻求生命价值归属的寄寓。《纸婚》中对同性恋群体的观照，则居于“他者”的立场，叙述者平平是一个异性恋，她对同性恋自始至终都无法理解，将同性恋与美国社会的其他种种问题归为一类，视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疾病’、‘罪恶’，因而与《孽子》相比，《纸婚》中对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体察，并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的诉求，而是表现为一种“他者”立场的理性审视，最终上升为对整个现代生活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小说中，作家一再提及《等待戈多》，并通过主人公项对《等待戈多》的体悟传达了对现代生活荒谬性的认识以及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如何安处自身的思索。项在身患艾滋病以后，一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情感交往方式产生了疑惧，也陷入了生命有限性的忧思，后来则逐渐接受了现实和自我，最终在平静安和中等待即将到来的死亡。作家通过项的人生体悟和抉择表达了这样一种存在命题：《等待戈多》就是我们的生活。项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选择了自愿坐以待毙，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而勇气本身便是强烈的内在意志活动，面对现实的荒谬处境和生命虚无的既定性，项未从外在的现实层面寻求解答，而是向“内”转，以内在意志力量的建构来确认自我，直面虚无。
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在对同性恋者生存境遇的关照中，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进行了‘外’与‘内’两个不同层面的探求，这种不同也折射了两部作品所依托的不同的文化底色，白先勇本人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自己心灵的故乡，在《孽子》中他所描绘的台湾乡土社会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依从，作家关于存在的思考也从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寻求可能，遵从于儒家的价值规范，以现世层面的价值行动来实现自我意义的追求，而陈若曦在《纸婚》中的思考则更多地接受了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本位意识，面对荒诞性的生存困境，作家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无从寻求解脱，转而强调内心的理念意志力量对于个体的救赎。无论是向‘外’探求还是向‘内’沉积，都是对于人的价值存在可能性的有效解答，表达了两位作家基于生命和人性的立场对边缘群体温情理解和关照的共通的人文价值关怀。
注释：
[1]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白先勇：《孽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3]陈若曦：《纸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57页。
参考文献：
[1] 尤作勇.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3）：185-188.
[2] 高照成.《孽子》中的同性恋与父子关系[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27-30.
[3] 艾尤. 边缘人的放逐悲歌——从《孽子》看白先勇创作视点的转移[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8（4）：32-36.
[4] 林树京，杨有庆. 放逐与回归之间——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解读[J].文学与艺术，2006（9）：191-192.
[5] 方华.台湾现代派文学流变小议[J].海峡科学，2007（9）：66-67.
[6] 梁若梅.论陈若曦早期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特点[J].兰州大学学报，1989（1）：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