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闹得纷纷嚷嚷的怒江13级水坝仍以上马告终。此前关于怒江开发的新闻也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舆论和公众的极大关注。撇开怒江开发是“给子孙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还是“给怒江人民一条出路”的争议不谈，笔者以为，如何对待专家的声音，特别是专家负责任的声音，同样是社会和公众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专家负责任的声音，不但是专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的体现，同样是社会进步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否给公众带来福祉，也考验着社会的理性。
　　作为激烈反对怒江建坝的清华大学李木盾教授说，怒江开发上马“这种情况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 ，但是“至少让我们出来讲了话，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作为学者、知识分子，我相信李木盾等专家无力阻止怒江开发的进行，因此，他对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感到满足，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如果让我们把眼光拉长，就发现这种满足是勉强的，甚至是一种压迫型、被动性的满足。
　　当初马寅初教授提出“新人口论”，认为“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提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意见，错误地批判了他，导致了今天一系列因人口过多引发的社会问题。
　　11月24日的《北京青年报》以《三门峡大坝：曾经“中国第一坝”如今命悬一线？》为题报道了三门峡大坝今天的现实。这让人想起当初曾激烈反对三门峡大坝修建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在论证会上，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在他人反驳后，黄换了一副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黄万里的良苦诤言，成了耳旁风。2001年8月，病榻上的黄万里教授临终感言：“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水利部副部长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三门峡水库在运用方式上的调整，并不是对三门峡水库的否定。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尽量避免犯错的问题。”
　　专家的振聋发聩之声，我们可曾真正领悟？我们应该把专家的声音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在怒江开发这个问题上，反思这些似乎并不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