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只需一双假想的鞋
　　现在的医生就叫医生，或叫大夫，也有叫先生的。可有一段时期，好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一线的医生，叫“赤脚医生”。当时，赤脚医生那可是了不得的，光荣！
　　那时有个电影叫《春苗》，说的就是一个扎根农村的女医生的故事。这个电影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篇，看了以后会让你热血沸腾。妈妈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一冲动报了名，去了农村的老家，做了一名光荣的赤脚医生。
　　其实，妈妈是不应该去“光荣”的，这“光荣”对她而言很危险。因为她是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二十二岁就在南京鼓楼医院做了分离手术。当时是苏联专家做的，手术很成功，但生育绝对不可以，如果生育死亡率在10%。我妈很固执，她说开刀就是为了生育，她本身就是个独女，孩子对于她来说重要。于是，次年就怀上了我，也就在这年，她报名去农村成了一名光荣的赤脚医生。她一冲动光荣了，可是，不但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我。
　　那时，我父亲在内蒙古当兵，妈妈单枪匹马怀着没有出世的我，战斗在那个叫“大队”的地方。那里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连瓦房也是没有的，所有的房子都是茅草盖的。保健站（医务室）却很“豪华”，是当时农民为迎接妈妈七手八脚地动手造的，两间，是全村唯一的瓦房，隔壁就是大队部。大队部是全村的最高首脑机关。医务室没什么设施和设备，就一个电炉，是消毒用的，一把手电筒，是夜间出诊用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上面发的，还有些器械之类的。保健站就妈妈一个人，也就不分什么科室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内外妇儿喉，代看猪马牛”，大概就是现在城里说的全科医生吧。
　　那可是一个疟疾（打摆子）、二号病（霍乱）、天花很“时髦”的年代。
　　记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雷电交加。我和妈妈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了，那时我好像六岁了。敲门的是一个村民，家里的孩子发热，可能是打摆子了。打摆子就是疟疾，发起病来抖个不停，且隔日就抖一次。听了村民简单的叙述，妈妈迅速穿好衣服背起药箱就随那个叫诊的人走了，好像身边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似的，把我扔在了诊室里。
　　其实，村民的家并不远，可妈妈好像走了很多个时辰，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我听见村民对妈妈说：“先生，我去帮你把车用水洗一下，擦干净上点油。”妈妈说：“不用了，你扛车很累了，我来处理好了。”
　　苏北的道路不像苏南，很是泥泞，下起雨来根本没办法骑车。骑一段路可以，再骑一段泥巴就会粘满车胎，让车动弹不得，只有扛回家。妈妈刚坐到床边，准备换下一身泥污的衣服，突然感到床在动，一看，是我在抖。妈妈摸了摸我的头，滚烫。她当时很是吃惊，一时没了主意。医生就是这样，自己和家人得了病就会乱了思路，好像病就应该人家得似的，所以没有思想准备。
　　妈妈随即找了个薄薄的被子裹起我，抱着就去大队部给远在内蒙古的爸爸打电话，想告诉爸爸我病了。电话等了近半个小时才接通，妈妈在电话里狂哭，好像泪水能治我的病似的。
　　爸爸本来就不同意妈妈去乡下“光荣”，听说我生病了，他很着急很气愤，发了脾气，妈妈的哭声反而更止不住了。可爸爸的愤怒和妈妈的哭对我起不了作用，我还是在妈妈怀里一如既往地摆。妈妈泪干了，喉咙也破了，才想起这样是没用的。于是，她放下电话让人叫来了邻村的医生（大概也是赤脚的）来同她会诊。
　　没几天我的病就好了，只是个打摆子而已。其实，和一般人同样治疗就可以了，只不过当时妈妈的心情很复杂。一是没想到她出诊的那夜，把我一个人丢在诊室里我私自就摆起来了，对我没关照好，感到内疚；二是我毕竟是她冒死生下的独苗，万一摆走了，那就不得了，因为她不能再生育了，没办法弥补！
　　妈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也是远近闻名的才女，是当时唯一靠成绩告别土地的人。她人长得也很好，皮肤很白，以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我怎么就那样黑。
　　据说，当时大队长对妈妈有点想法。有一次竟然动手动脚，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骚扰。妈妈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很响的耳光，很脆，一下子把他打肿了，半天都没好。
　　事后，妈妈很伤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远在内蒙古的爸爸，希望他早点转业。可在那个“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紧张局势下，爸爸怎么能回来呢？爸爸让妈妈放心，等他回来就收拾那个他。后来听说那个他被人家告了，没等爸爸回来，就被政府判了五年，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
　　可不是嘛，妈妈是派来给群众看病治病的，是天使；他算什么，他最多是上级部门看走了眼，把杂草当了高粱，才当了个小官。妈妈说活该。
　　妈妈在农村几年从来没出过医疗事故，连差错也没有。这是妈妈年迈的时候引以为傲的事情。在她看来，医疗事故和纠纷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医生对群众的感情淡薄，没有理想没有责任心，只盯着钱。
　　她那时每月就拿二十三元，还要养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送红包的说法，但妈妈也不否认，经常有村民送鸡、送蛋、送大米和土豆给我们。通常她是不退还的，说声客气话或笑一下就算回礼了。她说那不叫受贿，都是些土地里长出的东西，如果你退还了就会伤群众的心。但后来妈妈告诉我一件事，说是她一生中做的唯一的錯事。
　　有个老乡，已生了两个女儿，可她还想生一个，就想让妈妈给她取下按规定带上去的环儿，说穿了就是想生个儿子。妈妈考虑了很久，走访了她家若干次，最终帮她取了。后来，那个女人怀孕了，躲到外地参加了“超生游击队”，真的生了个儿子。
　　带儿子回来后，房子被扒了，还罚了款，可她感到很幸福。为了感激妈妈，她装了一大筐农产品送来。东西妈妈没要，让她以后也不要再来了，好好地带孩子。
　　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冒险帮她，妈妈说不是因为帮她要个儿子，是因为妈妈感觉她的两个女儿有点问题。一个女儿两岁了不会叫妈妈，另一个女儿四岁了走路像跳舞。哪个母亲都想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男女无所谓，再说那个女人年龄也不小了，拖下去就错过了生育的最好时机。这件事妈妈一直觉得对不起党对她的培养和信任，以至于退休以后，妈妈和我说起这事时，还是感到很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