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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外籍顾问一直是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的存在对中国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德国顾问团，对其政治军事方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的对德外交就是从聘用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开始的。
德国顾问团
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蒋介石就曾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代觅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委托其老师、德国工程师学会主席康德·马其奥斯教授与德国军界进行联系。经鲁登道夫引荐，1927年12月中旬，马克斯·鲍尔上校乘船抵达上海，在朱家骅陪同下与蒋介石会面。不过这次会面只是鲍尔的私人访问，真正的顾问团来华，是在一年后。
1928年4月，鲍尔返德。蒋介石派遣陈仪、李鼐等人组成的考察团随其一起访问德国，寻求与德国开展合作并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聘用军事顾问的要求。11月，经双方反复协商，德国政府同意由鲍尔负责组建德国赴华顾问团。鲍尔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首批顾问团共有成员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教官，6人为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为民政警事顾问。
南京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到来给予了热烈欢迎。蒋介石亲自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款待顾问团全体成员。各顾问待遇也颇为优厚，鲍尔除由中方免费提供食宿、汽车及司机外，每月薪金1400元，他的两位助手施托茨纳中尉和胡默尔月薪则分别为500元和400元。为解决译员不足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公开登报招聘50名德文翻译分配给顾问团使用。不幸的是，鲍尔不久身染重病，1929年4月底被送到上海医治，不久病逝。临终前，鲍尔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代行总顾问之职。
克里拜尔尽管工作兢兢业业，但在蒋看来，克里拜尔以一个陆军中校，恐难负统领之责，于是他指示朱家骅另行寻聘高一级的德国将领。1930年5月，经鲁登道夫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就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
佛采尔在华期间，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他的顾问团成员结合德军一战实践，在国民党陆军大学里讲授的战略战术深受中国学员欢迎。在他们的努力下，国民党军队的新型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不过心直口快的佛采尔与蒋介石相处也不愉快，最终，1934年4月11日，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接替他成为第三任总顾问。
塞克特是德国前陆军总司令，在历任来华德国总顾问中军衔最高、与蒋介石关系最好。早在1933年4月，他曾受南京政府邀请，携夫人来华做过一次私人访问，期间写了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对国民党军队陆军的训练、军官素质培养、武器装备问题、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以及军费控制、军政组织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深受蒋介石推崇。在蒋的再三邀请和坚持下，塞克特于次年来华，正式顶替佛采尔出任总顾问。塞被委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职务，月薪达2000，他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蒋介石还为他专设了总顾问办公厅，有专车、专机、侍卫、厨师和仪仗队，在庐山和北戴河设有别墅。塞也投桃报李，为中国设计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御计划，及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事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工程之一。
1935年3月6日，因健康问题，塞克特被迫返德。参谋本部王鹗少将受蒋委托代为送行，并赠送白色杭州丝绸一匹。塞克特坚持不受，并说病好了会再来。遗憾的是，次年他在德国病逝。根据他的推荐，他在中国期间的得力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主持顾问团的全面工作。按蒋指令，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的思想》被译成中文分发国民党军队，可见其在蒋心中的分量。
法肯豪森就任总顾问时，对日作战日趋紧迫，协助中国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35年7月，他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四川峨眉山，与蒋、宋美龄及顾问团成员史太邱一起会谈，会后不久，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两年后全面抗战爆发的大致走向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终之为四川，为最后防地。”该建议书中的战略建议逐项被国民政府采纳，并在后来的抗战实践中加以运用。
1938年，希特勒与日本结盟，下令召回所有在华顾问。7月5日，最后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在法肯豪森带领下，乘坐国民政府安排的专列离开汉口，经中国香港返回德国。此时，距第一批顾问来华，正好10年。
军事工业合作
德国顾问团来华，还带来了深广的中德军事工业合作。
首任顾问鲍尔认为，顾问团的使命是“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直接购买德国武器;二是在德国帮助下发展中国兵工工业。因此，在陈仪访德期间，鲍尔带着中国代表团与德国军政各界广泛接触，力图促成德国大公司、大企业来华投资。结果，代表团收获颇丰，在柏林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公司签订了一批价值100万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方面”的贸易合同。担任总顾问后，鲍尔甚至直接代表中方参与了与德国喜望冶金集团的合作谈判。
佛采尔也积极将德国军事工业介绍给中国政府。1932年，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中德合办一座大型炼钢厂，为中国军备工业提供原料。此外，他还将德国卜福尔厂所产的15公分轻榴弹炮及7.5公分高射炮引入中国，用以替代中国炮兵一贯使用的英国火炮。不过，德国军火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装备军队，是在塞克特和法肯豪森時期。 1934年4月28日，塞克特在江西牯岭与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高级军官举行了一周的会谈。期间，塞克特向蒋、陈、何等人重申了引进德国技术、资本，发展军事工业对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亲自拟定了《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提出中德合作建设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个汽车、卡车制造厂。蒋介石向塞克特承诺，为实现其《建设计划》中提出的统一中国军队武器制式目标，国民党政府从此后将只购买德式武器，并委托塞克特会同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伟研究应购武器之种类、数量及接洽办法。在塞克特的协调下，德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HAPRO的“德国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合步楼”），专营中德易货贸易事宜，实质上成为德国军火输华贸易的主要承担者。8月23日，中德双方在牯岭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规定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输送矿产及农产品，直接换取德国工业产品。
根据塞克特建议，俞大维不久就对中国兵工厂进行调整，对老厂实行改造、停办或合并，筹建新厂，创建兵工科研机构。其中汉阳兵工厂经“引用德国技术人员担任指导”，生产出民国兵工史上著名的“中正式”步枪;金陵兵工厂从德国获得了马克沁MG08式重机枪工作图样、工程程序、刀具、夹具等全套资料，并于1935年仿造出中国式马克沁机关枪，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制机枪的历史。1934年8月，经塞克特介绍，德国克虏伯集团董事长冯·波伦致函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兵工署长俞大维，提出帮助中国建造一个包括炮厂、炮弹厂、铜厂、钢厂等6个单位在内的新式兵工厂计划。经数度磋商，1936年3月，中德双方在柏林签订以造炮为主的中国新兵工厂机械设备购买合同。新厂设在湖南株洲，于1938年5月全部建成并迅速投产，可生产从20毫米到100毫米口径的各种大炮及炮弹。同年秋，因日军逼近湖南，该厂被迫西迁重庆，改组为兵工署第十兵工厂。
法肯豪森对德国来华投资企业也给予了有力支持，不过作为职业军人，法肯豪森与德国商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武器装备上，他更多倾向于“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 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拒绝了合步楼、西门子等德国军火商多批次的武器装备，并为此招来了德国军方及企业界的不满。
1936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率团访问德国，在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见到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和经济首脑。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中方每年可用2千万马克向德方进口军火及工业设备，而以价值1千万马克的农矿产品偿付德方，为期十年。这批军火后来陆续运抵中国，用于抗日战场。
参与抗日
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并不止于战略筹划和训练，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参与了各类作战。首任总顾问鲍尔就是在蒋桂战争前线染上天花的，克里拜尔曾与蒋介石一起乘坐铁道装甲车，赴前线督战对冯玉祥部的进攻;德国顾问团训练的教导旅和航空队在打击粤桂联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采尔助蒋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政变，广田内阁上台。曾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的法肯豪森预见到，日本军人派上台必将加速侵华步伐，于是他按照前几任总顾问建议，着手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配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另成立了若干炮兵团，组建了装甲兵团。此外，为准备对上海方面日军作战，他建议国民政府在苏州狮子林设立了中央军校野营演习办事处，以中央军校教育长办公室作为指挥机构。南京到上海的国防工事修筑期间，为加快进度，他还派在工兵学校的工兵顾问克鲁格等到现场监督指导。11月底，为反击日军在华北频繁的军事演习和挑衅，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沪宁间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法肯豪森率顾问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实战演习。随后他与蒋介石一起检阅了演习部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法肯豪森正在南京。7月10日，他与克鲁马赫上尉等人乘轮船前往江西牯岭，面见在那里的蒋介石。法肯豪森向蒋表示，他将随时准备返回南京指挥作战。蒋挽留他在山上先休息几天，静观战事发展。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他，他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申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一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几天后，蒋委派他前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指挥中心保定参与军机，与华北前线指挥官会商对日作战方案。平津失守后，法肯豪森返回南京，面对德国外交部要求其严守“中立”并劝蒋放弃武力抗日的电报，法肯豪森没有照办，他说：“当在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8月13日，驻沪的87、88师开始围歼上海日本驻军，这两支部队是在德国顾问一手训练下整编出来的，拥有全副德式装备。法肯豪森认为87、88师投入战场，正好是检验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他不顾德政府禁令，让副手斯达克代理总顾问，自己立即前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战事。据后来统计，当时在上海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达70余人。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曾撰写了多份战报发往国内，对战场状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1938年4月，法肯豪森在第五战区前线指挥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工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方法加以聚歼，结果在鲁西南重镇台儿庄，中国军队击溃日本精锐部队并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日军一万余人，取得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捷”。此后，他向指挥部建议“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乘胜前进……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徐州不久失守。除了法肯豪森外，顾问团中的史太邱中将在山东协助韩复渠布防;斯达克少将与史培曼少将在陕西协助阎锡山抵御日军。
法肯豪森返回德国后，被任命为比利时总督。1944年7月在刺杀希特勒失败后，他受牵连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起初被盟军审判，后因其为反纳粹分子，不久释放返德，曾出任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1966年逝世。另根据中方文件记载，顾问团中，斯泰因上尉和史托尔兹纳尔少尉拒绝返国，蒋介石卫队司令斯特涅斯也没有回国。
（本文参考资料：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業发展史》）
德国顾问团
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蒋介石就曾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代觅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委托其老师、德国工程师学会主席康德·马其奥斯教授与德国军界进行联系。经鲁登道夫引荐，1927年12月中旬，马克斯·鲍尔上校乘船抵达上海，在朱家骅陪同下与蒋介石会面。不过这次会面只是鲍尔的私人访问，真正的顾问团来华，是在一年后。
1928年4月，鲍尔返德。蒋介石派遣陈仪、李鼐等人组成的考察团随其一起访问德国，寻求与德国开展合作并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聘用军事顾问的要求。11月，经双方反复协商，德国政府同意由鲍尔负责组建德国赴华顾问团。鲍尔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首批顾问团共有成员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教官，6人为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为民政警事顾问。
南京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到来给予了热烈欢迎。蒋介石亲自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款待顾问团全体成员。各顾问待遇也颇为优厚，鲍尔除由中方免费提供食宿、汽车及司机外，每月薪金1400元，他的两位助手施托茨纳中尉和胡默尔月薪则分别为500元和400元。为解决译员不足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公开登报招聘50名德文翻译分配给顾问团使用。不幸的是，鲍尔不久身染重病，1929年4月底被送到上海医治，不久病逝。临终前，鲍尔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代行总顾问之职。
克里拜尔尽管工作兢兢业业，但在蒋看来，克里拜尔以一个陆军中校，恐难负统领之责，于是他指示朱家骅另行寻聘高一级的德国将领。1930年5月，经鲁登道夫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就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
佛采尔在华期间，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他的顾问团成员结合德军一战实践，在国民党陆军大学里讲授的战略战术深受中国学员欢迎。在他们的努力下，国民党军队的新型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不过心直口快的佛采尔与蒋介石相处也不愉快，最终，1934年4月11日，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接替他成为第三任总顾问。
塞克特是德国前陆军总司令，在历任来华德国总顾问中军衔最高、与蒋介石关系最好。早在1933年4月，他曾受南京政府邀请，携夫人来华做过一次私人访问，期间写了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对国民党军队陆军的训练、军官素质培养、武器装备问题、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以及军费控制、军政组织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深受蒋介石推崇。在蒋的再三邀请和坚持下，塞克特于次年来华，正式顶替佛采尔出任总顾问。塞被委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职务，月薪达2000，他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蒋介石还为他专设了总顾问办公厅，有专车、专机、侍卫、厨师和仪仗队，在庐山和北戴河设有别墅。塞也投桃报李，为中国设计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御计划，及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事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工程之一。
1935年3月6日，因健康问题，塞克特被迫返德。参谋本部王鹗少将受蒋委托代为送行，并赠送白色杭州丝绸一匹。塞克特坚持不受，并说病好了会再来。遗憾的是，次年他在德国病逝。根据他的推荐，他在中国期间的得力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主持顾问团的全面工作。按蒋指令，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的思想》被译成中文分发国民党军队，可见其在蒋心中的分量。
法肯豪森就任总顾问时，对日作战日趋紧迫，协助中国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35年7月，他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四川峨眉山，与蒋、宋美龄及顾问团成员史太邱一起会谈，会后不久，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两年后全面抗战爆发的大致走向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终之为四川，为最后防地。”该建议书中的战略建议逐项被国民政府采纳，并在后来的抗战实践中加以运用。
1938年，希特勒与日本结盟，下令召回所有在华顾问。7月5日，最后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在法肯豪森带领下，乘坐国民政府安排的专列离开汉口，经中国香港返回德国。此时，距第一批顾问来华，正好10年。
军事工业合作
德国顾问团来华，还带来了深广的中德军事工业合作。
首任顾问鲍尔认为，顾问团的使命是“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直接购买德国武器;二是在德国帮助下发展中国兵工工业。因此，在陈仪访德期间，鲍尔带着中国代表团与德国军政各界广泛接触，力图促成德国大公司、大企业来华投资。结果，代表团收获颇丰，在柏林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公司签订了一批价值100万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方面”的贸易合同。担任总顾问后，鲍尔甚至直接代表中方参与了与德国喜望冶金集团的合作谈判。
佛采尔也积极将德国军事工业介绍给中国政府。1932年，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中德合办一座大型炼钢厂，为中国军备工业提供原料。此外，他还将德国卜福尔厂所产的15公分轻榴弹炮及7.5公分高射炮引入中国，用以替代中国炮兵一贯使用的英国火炮。不过，德国军火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装备军队，是在塞克特和法肯豪森時期。 1934年4月28日，塞克特在江西牯岭与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高级军官举行了一周的会谈。期间，塞克特向蒋、陈、何等人重申了引进德国技术、资本，发展军事工业对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亲自拟定了《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提出中德合作建设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个汽车、卡车制造厂。蒋介石向塞克特承诺，为实现其《建设计划》中提出的统一中国军队武器制式目标，国民党政府从此后将只购买德式武器，并委托塞克特会同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伟研究应购武器之种类、数量及接洽办法。在塞克特的协调下，德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HAPRO的“德国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合步楼”），专营中德易货贸易事宜，实质上成为德国军火输华贸易的主要承担者。8月23日，中德双方在牯岭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规定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输送矿产及农产品，直接换取德国工业产品。
根据塞克特建议，俞大维不久就对中国兵工厂进行调整，对老厂实行改造、停办或合并，筹建新厂，创建兵工科研机构。其中汉阳兵工厂经“引用德国技术人员担任指导”，生产出民国兵工史上著名的“中正式”步枪;金陵兵工厂从德国获得了马克沁MG08式重机枪工作图样、工程程序、刀具、夹具等全套资料，并于1935年仿造出中国式马克沁机关枪，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制机枪的历史。1934年8月，经塞克特介绍，德国克虏伯集团董事长冯·波伦致函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兵工署长俞大维，提出帮助中国建造一个包括炮厂、炮弹厂、铜厂、钢厂等6个单位在内的新式兵工厂计划。经数度磋商，1936年3月，中德双方在柏林签订以造炮为主的中国新兵工厂机械设备购买合同。新厂设在湖南株洲，于1938年5月全部建成并迅速投产，可生产从20毫米到100毫米口径的各种大炮及炮弹。同年秋，因日军逼近湖南，该厂被迫西迁重庆，改组为兵工署第十兵工厂。
法肯豪森对德国来华投资企业也给予了有力支持，不过作为职业军人，法肯豪森与德国商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武器装备上，他更多倾向于“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 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拒绝了合步楼、西门子等德国军火商多批次的武器装备，并为此招来了德国军方及企业界的不满。
1936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率团访问德国，在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见到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和经济首脑。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中方每年可用2千万马克向德方进口军火及工业设备，而以价值1千万马克的农矿产品偿付德方，为期十年。这批军火后来陆续运抵中国，用于抗日战场。
参与抗日
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并不止于战略筹划和训练，还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参与了各类作战。首任总顾问鲍尔就是在蒋桂战争前线染上天花的，克里拜尔曾与蒋介石一起乘坐铁道装甲车，赴前线督战对冯玉祥部的进攻;德国顾问团训练的教导旅和航空队在打击粤桂联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采尔助蒋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政变，广田内阁上台。曾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的法肯豪森预见到，日本军人派上台必将加速侵华步伐，于是他按照前几任总顾问建议，着手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配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另成立了若干炮兵团，组建了装甲兵团。此外，为准备对上海方面日军作战，他建议国民政府在苏州狮子林设立了中央军校野营演习办事处，以中央军校教育长办公室作为指挥机构。南京到上海的国防工事修筑期间，为加快进度，他还派在工兵学校的工兵顾问克鲁格等到现场监督指导。11月底，为反击日军在华北频繁的军事演习和挑衅，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沪宁间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法肯豪森率顾问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实战演习。随后他与蒋介石一起检阅了演习部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法肯豪森正在南京。7月10日，他与克鲁马赫上尉等人乘轮船前往江西牯岭，面见在那里的蒋介石。法肯豪森向蒋表示，他将随时准备返回南京指挥作战。蒋挽留他在山上先休息几天，静观战事发展。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他，他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申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一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几天后，蒋委派他前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指挥中心保定参与军机，与华北前线指挥官会商对日作战方案。平津失守后，法肯豪森返回南京，面对德国外交部要求其严守“中立”并劝蒋放弃武力抗日的电报，法肯豪森没有照办，他说：“当在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8月13日，驻沪的87、88师开始围歼上海日本驻军，这两支部队是在德国顾问一手训练下整编出来的，拥有全副德式装备。法肯豪森认为87、88师投入战场，正好是检验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他不顾德政府禁令，让副手斯达克代理总顾问，自己立即前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战事。据后来统计，当时在上海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达70余人。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曾撰写了多份战报发往国内，对战场状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1938年4月，法肯豪森在第五战区前线指挥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工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方法加以聚歼，结果在鲁西南重镇台儿庄，中国军队击溃日本精锐部队并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日军一万余人，取得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捷”。此后，他向指挥部建议“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乘胜前进……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徐州不久失守。除了法肯豪森外，顾问团中的史太邱中将在山东协助韩复渠布防;斯达克少将与史培曼少将在陕西协助阎锡山抵御日军。
法肯豪森返回德国后，被任命为比利时总督。1944年7月在刺杀希特勒失败后，他受牵连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起初被盟军审判，后因其为反纳粹分子，不久释放返德，曾出任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1966年逝世。另根据中方文件记载，顾问团中，斯泰因上尉和史托尔兹纳尔少尉拒绝返国，蒋介石卫队司令斯特涅斯也没有回国。
（本文参考资料：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業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