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影视剧的发展，以功夫为主题的影视剧越来越火，观众们几乎已把那追求视觉效果的功夫“表演”当做了传统武术——当然，武术虽非这些影视作品中那么神乎其神，但在历史上确有其辉煌的过去。
　　强种强国之精武会
　　
　　伴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武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随着古代中央集权的发展，特别是宋明以后，崇文抑武几乎成了国策。清军入关以后，为了消灭民间的反清复明势力，更是严格限制民间武术的发展，国民的尚武精神逐渐淡化。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逐渐沦为了“东亚病夫”，社会弥漫着腐化、文弱之气。甲午海战的炮声惊醒了一些中国人，深藏于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逐渐浮现。孙中山作为革命的领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体会到了强种强国的重要性。1919年，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为《精武本纪》作序，在序中写道：“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并为其题写了“尚武精神”的牌匾。
　　精武体育会就是电视剧《精武门》的原型，也是近现代最重要的民间武术组织之一。1909年前后，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在上海为起义培养革命力量，联合身在天津的同盟会会员农劲荪共同资助在天津小有名气的大力士霍元甲及其弟子刘振生南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学校由农劲荪担任会长，以霍元甲为主任教练，教授技击。精武学校创办者最开始在沪宁铁路旱桥西边找到一处旧式平房，有一个院子可以作为操场，月租金十四元，向房东借到一些桌椅板凳，买来刀枪若干，开始教授拳术。精武会创立的初衷，一方面是为同盟会培养体格健壮的的青年人才，另一方面也是解决霍元甲师徒在上海的生活问题。
　　精武会刚成立不久就遭遇困顿。1910年9月，霍元甲病逝，这对精武会无疑是巨大的冲击。学校停顿，里面空悬一块招牌，出入其中的是寄宿学员，无形中成了一间免费公寓。
　　陈公哲等一批早期会员决定迁移地址，重振精武会事业。1916年，将中国精武体操学校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从体操向体育的转变，是精武会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的转折。精武会意识到不能将武术与兵操混淆，也不能局限于武术运动，要打破传统武术与西方现代体育的疆界，以一种更加独立和开放的姿态去发展精武事业。
　　从1910年6月精武会开始招生，到1910年9月，霍元甲去世，他与精武会的交集只有短短3个月，但是他却长久成为了精武会的形象和精神象征。
　　真实的霍元甲
　　
　　影视剧中的霍元甲出身于富裕家庭，生活优越。而真实的霍元甲则是典型的农家孩子，为生计所迫，去天津打工。霍元甲最初在天津同盟会会员农劲荪开的药栈里打工，在药栈这段时间，他因为喜欢锄强扶弱，打抱不平，以惊人的力气和高超的武艺在天津一带小有名气，人称“大力士”。后来，正是由于农劲荪的牵线搭桥，霍元甲结识了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他开始了南下上海并名扬天下之路。
　　1909年底和1910年春，霍元甲先后两次来到上海，设擂台比武。正是这两次比武成就了霍元甲在上海的声望。尤其是第一次比武，因为对手是一位外国人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09年，有一个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亚波罗影戏院表演绝技，号称胸前承重千斤，并在台上展示肌肉和健美，一连数晚，最后一场扬言要与华人角力，言语充满轻蔑的口吻。在农劲荪的引荐下，41岁的霍元甲来到上海，与奥皮音比试，擂台设在张园。然而，比试当天奥皮音并没有出现，于是坊间出现了各种传闻，最多的是说奥皮音惧怕霍元甲，临阵退缩，逃回国了。根据陈公哲的回忆，当时奥皮音坚持他所熟悉的“手戴皮套，只击腰围上部，不许足踢”的比赛规则，而霍元甲坚持“中国擂台打斗方法，手足并用，无所限制，如有死伤，各安天命”，最终协议没有达成。原定与洋人的比试没有实现，但是据说霍元甲事前已与奥皮音签订了生死书，并以英洋一千元为彩。比试虽未进行，但事情已被报纸宣传，霍元甲因此在上海有了一定的名气。借助于媒体的宣传和同盟会培养军事人员的目的，霍元甲成为了当时武术界耀眼的明星。
　　擂台英雄王子平
　　然而与洋人打擂最多的，恐怕还不是霍元甲。
　　王子平出身于五代练武的武术世家，由于臂力过人，能举起大磨盘而被称为“千斤大力王”。王子平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一次次的擂台对决，痛击了洋人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民族精神。
　　1918年9月，沙俄大力士康泰尔来北京摆下擂台，自吹“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曾经在武汉、上海等地摆擂台，打伤了不少中国人。当时王子平正在北京军队中教授武术，他听说了康泰尔的赛武会，决心要打击一下沙俄大力士的嚣张气焰。9月14日，就在康泰尔第一天登台表演的时候，王子平就带人前来比武。开擂铃声一响，康泰尔就傲慢地来到擂台中央，用俄语辱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王子平飞身跃上擂台，按照中华拳师武德先让对方两招，随后，王子平开始还击。他先冲出一掌打在康泰尔胸部，但是，这位沙俄大力士却一动未动，态度表现更加傲慢，王子平看到沙俄大力士果然有点力气，就开始改用武术和摔跤的技法继续攻击。打斗中，王子平忽然抓住康泰尔的腰部，转身一拧，将其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台下掌声雷动，欢声如潮。康泰尔爬起，灰溜溜不知去向，从此再不敢到中国摆擂比武。当时，北京《顺天时报》以及《晨钟》等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后来，王子平先后击败了美国体育教员阿拉曼、日本柔道家宫本、德国人柯芝麦、美国人沙利文等，在打击了洋人嚣张气焰的同时，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
　　 　　虽然武师们在擂台上战胜了嚣张的洋人，但真正改变中国人衰弱的体质与颓废的精神，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随着清末西洋体操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为应对西洋体育的挑战，一方面坚持“西学中源”，认为“体操乃非西法，我国自古有之”，另一方面将中华武术与西方体育相比，认为武术是一种“中国式的体操”，应对之进行体育化的改造。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以及精武体育会对传统武术的改造，开启了武术体育化的征程。
　　河北保阳人马良，少习武术，成年后在山西陆军学堂当武术教官，以他所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被山西巡抚赵次珊命名为“马氏体操”。后任直隶陆军学堂武术教官时，“亦以斯术为前题。”“马式体操”在北洋陆军中得以推广，数年以来，“北洋陆军官兵精通斯术者，不下數万人。”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承商学各界之欢迎，拟在该县由商团创立体育社，在各学校实行此术。”马良又广招能人，将其“马氏体操”编成教科书，定名曰“中华新武术”。
　　新文化运动期间，马良等人认为武术是中华国粹，并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造，提倡中华新武术，引来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人物的反对，将所谓的“中华新武术”当做是义和拳一样的事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武术的发展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中央国术馆系统的建立，体现了政府提倡武术的努力。时人将武术视为“土体育”的代表，并以此与洋体育相抗争，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土洋体育论争”。“土洋体育之争”后，武术的体育化进程进一步深化。
　　传统武术的转变
　　有人将现代社会的开端定位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时，其理由是，从那时起人类真正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也被鲍曼等人概括为“流动性”，武术人的生存境遇也正是在现代社会流动性中发生转变。
　　西方世界向东方的流动带来了两件事物：西方文化和失败的自卑感。后者源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晚清以来社会精英对于国家颓弱的反思。他们认为“身体不如人”是导致国运颓败遭受外侮的主要原因，于是基于强种强国、富国强兵理想以及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将武术作为了实现“强国梦”的首选。
　　于是，在朝野合作之下，从“强国必先强身”的理念出发，中国在20世纪初期展开了近30年的“国术运动”。以中央国术馆为主要推动者的武术组织意图通过建构“科学与理性的中国固有体育”这样一个正式与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来发扬武术。从改良传统武术重构新时代国术价值，到推行各类国术训练与教育，打破了传统武术狭小、封闭的教育和传播模式。
　　
　　西学东渐，西方体育也随之而来，学校里开始设“体操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体操、田径之类。体育教学发轫的同时，本土精英从抗衡西方体育出发，一方面展开“土洋体育之争”，论证武术教育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我国的武术选为“土体育”的代表搬进各级学校的课堂。从1910年代始，武术便与西方体育在学校中平起平坐，一直至今。
　　在“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中西碰撞中，武术第一次以新的功能被世人所发现和重视，在教育化、竞技化和社会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全面启动了武术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武术人角色从镖师、艺人、帮会成员等向教师、教练等的转换，为其以新的面貌融入国家社会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武术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武术人的现代化，武术现代化过程中竞技化、产业化等种种现象是社会变迁的必然。当下人们对传统武术的认识主要是从影视剧中来的，然而这并不是武术的真实面貌，反而会对真实的武术进行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