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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对话”这个概念，前苏联美学家巴赫金建构了被称为“对话主义”的对话理论，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学批评“由内而外”转型的大趋势中，找到了一个“兼顾内外”的研究方向。虽然，巴赫金的“对话”有着乌托邦式色彩，但其理论价值不容质疑。在后现代阶段，对话以杂语或杂语沟通的形式复活，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对话；对话性；巴赫金；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交流活动，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然而，语言与对话之间的关联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断裂。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把语言同其安身立命的环境隔离开来。结构主义者将索绪尔的思想发扬光大，于是被视为“漂浮之物”的主体、作者等都被赶出了最初由索绪尔建立起来的体系。
就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一个人的声音虽然一开始被忽视但却异常坚定，他就是巴赫金。他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1]巴赫金把作为日常交流活动的对话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建立起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话哲学。日后蔚为大观的对话主义从巴赫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一、重筑巴别塔——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
对话者之间都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纯粹的对话关系”。它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对白中，在独白中，在意识与意识之间都会出现这种“纯粹的对话关系”，这就是对话性。“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使对话成其为对话的是对话性。以对话性为核心，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差异性。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如果一个人身上存在着分裂和差异，这个人的意识内部也能出现对话。
（二）平等性和独立性。在真正的对话中，每个声音都以相互平等、各自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没有哪一种声音主宰对话，没有哪一种声音垄断发言权，没有哪一种声音淹没其他声音，也没有哪一种声音被迫沉默。
（三）对话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双方或多方的交互言說和倾听关系。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都不是对话。对话是在说与听的交替中发生的各种声音、思想之间的交流。
（四）狂欢化场域。在狂欢节中，巴赫金找到了对话所需要的理想语境——全民参与、乞丐变帝王的等级颠覆、不分等级的交流和沟通、加冕与脱冕的更替精神、庄谐兼容和雅俗结合的包容精神等。
（五）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对话不同于静止和封闭的独白，它永远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运动过程。“从对话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涵义，即以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他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3]
二、独树一帜的对话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特点
巴赫金对话理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形成，虽不能说它与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胡塞尔以及巴特有直接联系，但其大背景无疑是语言学转向，而它也构成了这股潮流中富于独特魅力的一支，并且有别于语言论美学的主流，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一）巴赫金对话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从笛卡儿为近代西方哲学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就不断得到张扬，客体沦为主体的单纯认识对象。而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浪潮兴起之后，近代高高在上的主体土崩瓦解。无论高扬主体还是压抑主体，都是非此即彼的、非辨证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兼顾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新方向。朱丽娅?科里斯蒂娃把巴赫金的对话性概念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才发掘出“主体间性”这个范畴，从而缓解了结构主义的“主体困境”。而“主体间性”的精髓就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中。
（二）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向：文学研究从修辞式的“内部研究”到广义的“人类科学”的“外部研究”，在这一“由内向外”的转向过程中，巴赫金起到了关键作用。巴赫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致力于寻找一条“兼顾内外的综合研究”的道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对话，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文学既按照“自律”运动，也受“他律”制约，所以要在“自律”和“他律”的辨证关系中去解释文学的发展变化。
（三）对话理论带有乌托邦性质，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状态。巴赫金所言说的对话者是积极参与、积极应答的，这实际上把对话者理想化了，而没有考虑对话者的实际能力。现实中，对话者不但有身份、地位差别，其交流、表达能力也有强弱之分，这些都将制约他们在对话中能否发出声音、其声音能否被人听到。此外，对话的各方带着千差万别的意愿和目的参与对话，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看似众声喧哗、热闹非凡，实际上各持己见、对他者话语不进行积极理解，而任由自身思绪发展，直到对话的结束。这其实是“伪对话”，或者说是“无效的对话”。再者，不分等级的、具有包容精神的狂欢化场域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很多时候，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会影响甚至妨碍对话的进行。总之，无碍的、积极的对话很难实现，“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的状况普遍存在，“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
三、“对话”的复活节
巴赫金曾言：“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绝对的死亡，都有自己的复活节”。虽然在俄罗斯本土被迫沉寂三十多年，但自从在20世纪60年代被西方理论界“发现”以来，巴赫金的许多思想就不断汇入西方学术界主流，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符号学等吸纳，从而以不同的姿态一再“复活”，“西方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当代思想文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内部枯竭的危机。”[4]就如戴维?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中所说：“解构之后还有什么？……借助于米哈伊尔·巴赫金，活路还是有的。”
（一）延续对话性
在巴赫金之后，一场“保卫对话性”的战役在理论界打响。科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从巴赫金处得到启发，肯定文本间的对话，拥护文本间性；随后，热拉尔·热奈特提出“跨文本性”，认为文本与包围文本的宏大文化语境之间存在连续性与历时性的关系。总而言之，对话性提供的与结构主义相决裂又不拒绝结构主义成果的范式影响甚广，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从“杂语”到“杂语沟通”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很多后现代理论有相通之处，它包含的“颠覆等级、消除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的精神，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描述的“无中心化”有共通性。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对话理论在取消中心之后还有一个理想化的“建构”过程——求同，它希冀建立一座“相互理解”的巴别塔。为了洗掉“对话”的乌托邦色彩，以“主体非中心化和零散化”（杰姆逊语）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在对话理论中找到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要求的替身——杂语。在“杂语”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杂语沟通”、“杂语共鸣”等概念。
“杂语(heteroglossia)”是巴赫金在研究小说话语时创造的，他指出史诗与小说的一个原则性区别在于：史诗建立在统一的言语体系上，而小说却以社会的“杂语”为前提。杂语，就是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理论把杂语这个语言范畴改造成了文化范畴，以它来表征后现代文化的“取消中心、瓦解总体性、多元共存”的状况。
然而，在“杂语”时代多元化的繁荣景象中有多少泡沫呢？看似平等民主的表面之下又隐藏了多少“各说各话，只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他人的意见不置可否、充耳不闻”的“伪宽容”呢？一元化的确被打破了，但人类不可能就此停留在“打破”，因为一旦没有对话和交流，对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和消失。所以人们一再梦回巴别塔，即使完全的相互理解不可能实现，但仍忍不住去追寻。巴别塔倒了，但人类不会心甘情愿的生活在它的废墟之上。于是，“对话”借着“杂语沟通”、“杂语共鸣”复活了。绝对平等、无碍的对话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乌托邦，但作为美好的理想，它能激起我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并赋予我们不断打破隔膜的勇气。即使巴别塔会一再倒塌，在塔倒掉之后只要我们还有重建它的勇气和力量，对话的复活节就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42.
[2]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7.
[3]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51.
关键词：对话；对话性；巴赫金；对话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交流活动，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然而，语言与对话之间的关联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断裂。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把语言同其安身立命的环境隔离开来。结构主义者将索绪尔的思想发扬光大，于是被视为“漂浮之物”的主体、作者等都被赶出了最初由索绪尔建立起来的体系。
就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一个人的声音虽然一开始被忽视但却异常坚定，他就是巴赫金。他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1]巴赫金把作为日常交流活动的对话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建立起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对话哲学。日后蔚为大观的对话主义从巴赫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
一、重筑巴别塔——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内涵
对话者之间都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纯粹的对话关系”。它不仅存在于文本的对白中，在独白中，在意识与意识之间都会出现这种“纯粹的对话关系”，这就是对话性。“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使对话成其为对话的是对话性。以对话性为核心，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差异性。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如果一个人身上存在着分裂和差异，这个人的意识内部也能出现对话。
（二）平等性和独立性。在真正的对话中，每个声音都以相互平等、各自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没有哪一种声音主宰对话，没有哪一种声音垄断发言权，没有哪一种声音淹没其他声音，也没有哪一种声音被迫沉默。
（三）对话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双方或多方的交互言說和倾听关系。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都不是对话。对话是在说与听的交替中发生的各种声音、思想之间的交流。
（四）狂欢化场域。在狂欢节中，巴赫金找到了对话所需要的理想语境——全民参与、乞丐变帝王的等级颠覆、不分等级的交流和沟通、加冕与脱冕的更替精神、庄谐兼容和雅俗结合的包容精神等。
（五）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对话不同于静止和封闭的独白，它永远是开放的、未完成的运动过程。“从对话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涵义，即以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他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3]
二、独树一帜的对话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特点
巴赫金对话理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形成，虽不能说它与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胡塞尔以及巴特有直接联系，但其大背景无疑是语言学转向，而它也构成了这股潮流中富于独特魅力的一支，并且有别于语言论美学的主流，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一）巴赫金对话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从笛卡儿为近代西方哲学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就不断得到张扬，客体沦为主体的单纯认识对象。而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尤其是结构主义浪潮兴起之后，近代高高在上的主体土崩瓦解。无论高扬主体还是压抑主体，都是非此即彼的、非辨证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兼顾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新方向。朱丽娅?科里斯蒂娃把巴赫金的对话性概念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才发掘出“主体间性”这个范畴，从而缓解了结构主义的“主体困境”。而“主体间性”的精髓就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中。
（二）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向：文学研究从修辞式的“内部研究”到广义的“人类科学”的“外部研究”，在这一“由内向外”的转向过程中，巴赫金起到了关键作用。巴赫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致力于寻找一条“兼顾内外的综合研究”的道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对话，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文学既按照“自律”运动，也受“他律”制约，所以要在“自律”和“他律”的辨证关系中去解释文学的发展变化。
（三）对话理论带有乌托邦性质，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状态。巴赫金所言说的对话者是积极参与、积极应答的，这实际上把对话者理想化了，而没有考虑对话者的实际能力。现实中，对话者不但有身份、地位差别，其交流、表达能力也有强弱之分，这些都将制约他们在对话中能否发出声音、其声音能否被人听到。此外，对话的各方带着千差万别的意愿和目的参与对话，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看似众声喧哗、热闹非凡，实际上各持己见、对他者话语不进行积极理解，而任由自身思绪发展，直到对话的结束。这其实是“伪对话”，或者说是“无效的对话”。再者，不分等级的、具有包容精神的狂欢化场域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很多时候，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会影响甚至妨碍对话的进行。总之，无碍的、积极的对话很难实现，“只有说没有听”或者“只有听没有说”的状况普遍存在，“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
三、“对话”的复活节
巴赫金曾言：“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绝对的死亡，都有自己的复活节”。虽然在俄罗斯本土被迫沉寂三十多年，但自从在20世纪60年代被西方理论界“发现”以来，巴赫金的许多思想就不断汇入西方学术界主流，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文本主义、符号学等吸纳，从而以不同的姿态一再“复活”，“西方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当代思想文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内部枯竭的危机。”[4]就如戴维?洛奇在《巴赫金之后》中所说：“解构之后还有什么？……借助于米哈伊尔·巴赫金，活路还是有的。”
（一）延续对话性
在巴赫金之后，一场“保卫对话性”的战役在理论界打响。科里斯蒂娃和托多洛夫从巴赫金处得到启发，肯定文本间的对话，拥护文本间性；随后，热拉尔·热奈特提出“跨文本性”，认为文本与包围文本的宏大文化语境之间存在连续性与历时性的关系。总而言之，对话性提供的与结构主义相决裂又不拒绝结构主义成果的范式影响甚广，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从“杂语”到“杂语沟通”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很多后现代理论有相通之处，它包含的“颠覆等级、消除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的精神，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描述的“无中心化”有共通性。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对话理论在取消中心之后还有一个理想化的“建构”过程——求同，它希冀建立一座“相互理解”的巴别塔。为了洗掉“对话”的乌托邦色彩，以“主体非中心化和零散化”（杰姆逊语）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在对话理论中找到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要求的替身——杂语。在“杂语”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杂语沟通”、“杂语共鸣”等概念。
“杂语(heteroglossia)”是巴赫金在研究小说话语时创造的，他指出史诗与小说的一个原则性区别在于：史诗建立在统一的言语体系上，而小说却以社会的“杂语”为前提。杂语，就是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是文化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后现代理论把杂语这个语言范畴改造成了文化范畴，以它来表征后现代文化的“取消中心、瓦解总体性、多元共存”的状况。
然而，在“杂语”时代多元化的繁荣景象中有多少泡沫呢？看似平等民主的表面之下又隐藏了多少“各说各话，只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他人的意见不置可否、充耳不闻”的“伪宽容”呢？一元化的确被打破了，但人类不可能就此停留在“打破”，因为一旦没有对话和交流，对人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和消失。所以人们一再梦回巴别塔，即使完全的相互理解不可能实现，但仍忍不住去追寻。巴别塔倒了，但人类不会心甘情愿的生活在它的废墟之上。于是，“对话”借着“杂语沟通”、“杂语共鸣”复活了。绝对平等、无碍的对话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乌托邦，但作为美好的理想，它能激起我们改变现状的要求，并赋予我们不断打破隔膜的勇气。即使巴别塔会一再倒塌，在塔倒掉之后只要我们还有重建它的勇气和力量，对话的复活节就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42.
[2]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7.
[3]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