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科学表述。马克思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再一次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建构之中。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逻辑的表现,而马克思则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于1847年撰写并发表的,是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该论作以论战的形势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在本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和阻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间传播的蒲鲁东观点。本文则为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第二章之《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点感想。
在该部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剖析了所谓“人类理性”发现完备的真理的谬论,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为了批判蒲鲁东假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马克思做了七个说明。这一章的开始,马克思就明确提出要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反讽地说,“刚才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从英国人变到德国人,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家变成哲学家。同时,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论说了李嘉图与黑格尔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以其前面的思路,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实际上是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的过程,而黑格尔不满意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物化状态,于是他再将物化了的人扬弃为绝对观念。蒲鲁东既不理解李嘉图也不了解黑格尔,他只是在用“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来解释政治经济学。
在这一节里,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则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他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入手,解释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具体地说,就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的问题,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不过就是人类理性逻辑的表现。他说:“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这就是说,他把经济范畴、理论看作是人们思想领域里本来就按一定的逻辑次序存在着的,而不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从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的逻辑次序。马克思揭露说,他这不过是扔向法国人的冒牌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中,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他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同时又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他还举例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既然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那么,它就同生产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马克思指出,在经济上的“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蒲鲁东不仅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糟粕,即它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歪曲了它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辩证法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黑格尔辩证法认为,观念或绝对精神是按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的。观念的第一阶段是肯定自身(正题);然后否定自身(反题),这是第二阶段;在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中,又否定了它的反题,即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的合题。但蒲鲁东却不然,他并不是从发展中去把握事物的变化,而是把每一个经济范畴划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寻求一种能消除坏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的“公式”。这样做法几乎是毫无可能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蒲鲁东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要保存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实际上无非是企图以狡猾的改良主义的手法来维护资本主义关系。但是,蒲鲁东却自命不凡地把他改良主义的货色当为宝贝来夸耀。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资本主义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指责其坏的方面,而他自己则既超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超越于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他这种狂妄的夸耀.给了无情的揭露和当头一棒。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之所以说他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水平低,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一个神秘的公式就可以不必深入纯经济学的细节;说他比社会主义者水平低,是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因此,他结果只是个小资产者,只不过“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因为在马克思已经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本体”规定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而是一定的历史性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确地看到了生产在人类生活中的基始性,一些优秀的代表人物(如李嘉图)已经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这些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唯物主义。在对待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由资产阶级否定封建社会,这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眼光。可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马克思分析道:“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而从实质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很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质遮蔽,在为其反动的不合理的资产阶级制度辩护。这种非历史的隐性历史唯心主义,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尺度上才能被正确的透视。因为蒲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用未经证明的原理来作为论据证明其所说的合理性,两者相互证明。马克思说,蒲魯东“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就显得幼雅可笑。因为蒲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当然,马克思这里有更加明确有力的分析:“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未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马克思阐明的关于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的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明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的这个原理不仅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也成了对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的经济学的阶级实质不过是动摇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不变的,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的这个光辉思想也为以后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6,137.
关键词:马克思;蒲鲁东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于1847年撰写并发表的,是为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该论作以论战的形势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的表述。在本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和阻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间传播的蒲鲁东观点。本文则为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第二章之《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点感想。
在该部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剖析了所谓“人类理性”发现完备的真理的谬论,指出“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为了批判蒲鲁东假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马克思做了七个说明。这一章的开始,马克思就明确提出要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反讽地说,“刚才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从英国人变到德国人,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家变成哲学家。同时,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论说了李嘉图与黑格尔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以其前面的思路,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实际上是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的过程,而黑格尔不满意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物化状态,于是他再将物化了的人扬弃为绝对观念。蒲鲁东既不理解李嘉图也不了解黑格尔,他只是在用“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来解释政治经济学。
在这一节里,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而马克思则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他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入手,解释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具体地说,就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的问题,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不过就是人类理性逻辑的表现。他说:“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这就是说,他把经济范畴、理论看作是人们思想领域里本来就按一定的逻辑次序存在着的,而不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从而也就不存在客观的逻辑次序。马克思揭露说,他这不过是扔向法国人的冒牌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中,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他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同时又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他还举例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既然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那么,它就同生产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马克思指出,在经济上的“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蒲鲁东不仅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糟粕,即它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歪曲了它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辩证法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黑格尔辩证法认为,观念或绝对精神是按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的。观念的第一阶段是肯定自身(正题);然后否定自身(反题),这是第二阶段;在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中,又否定了它的反题,即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的合题。但蒲鲁东却不然,他并不是从发展中去把握事物的变化,而是把每一个经济范畴划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寻求一种能消除坏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的“公式”。这样做法几乎是毫无可能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蒲鲁东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要保存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实际上无非是企图以狡猾的改良主义的手法来维护资本主义关系。但是,蒲鲁东却自命不凡地把他改良主义的货色当为宝贝来夸耀。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资本主义好的方面,社会主义者指责其坏的方面,而他自己则既超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又超越于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他这种狂妄的夸耀.给了无情的揭露和当头一棒。马克思说:“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之所以说他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水平低,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一个神秘的公式就可以不必深入纯经济学的细节;说他比社会主义者水平低,是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因此,他结果只是个小资产者,只不过“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因为在马克思已经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本体”规定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而是一定的历史性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确地看到了生产在人类生活中的基始性,一些优秀的代表人物(如李嘉图)已经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这些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唯物主义。在对待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由资产阶级否定封建社会,这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眼光。可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马克思分析道:“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而从实质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很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质遮蔽,在为其反动的不合理的资产阶级制度辩护。这种非历史的隐性历史唯心主义,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尺度上才能被正确的透视。因为蒲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用未经证明的原理来作为论据证明其所说的合理性,两者相互证明。马克思说,蒲魯东“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就显得幼雅可笑。因为蒲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当然,马克思这里有更加明确有力的分析:“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未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
马克思阐明的关于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的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明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的这个原理不仅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也成了对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的经济学的阶级实质不过是动摇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不变的,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马克思的这个光辉思想也为以后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