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匹兹堡峰会上,G20的领导人有必要继续向世人证明,用这样一个平台来改造世界是正确的选择
20国集团(G20)领导人9月24日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第三次峰会时,心情应该比半年前的伦敦峰会轻松得多。
“20国的工业产值都已企稳或开始增长,全球贸易在扩张,金融市场的压力显著减轻,我们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募集所需资本。”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8日在谈及即将召开的匹兹堡峰会时历数成绩。
相较此前的G20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刺激”的议题——英、美和法、德不再为要不要进行统一的财政刺激争执不下,因为各国不同方式的刺激政策都已初显成效;欧美不需再想方设法说服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因为中国已经允诺购买500亿美元的IMF债券;英、法、美也不用再给瑞士等国家施加压力,因为它们已经答应加强税务信息的交流;发展中国家对IMF改革也不会有太多新的要求,因为IMF已经开始增发特别提款权(SDR),国际金融机构成员国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改革已加速进行。
这一切需要感谢伦敦峰会。作为接棒伦敦的匹兹堡,能否继续达成这样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进步,成为此次峰会最大的看点。
但作为匹兹堡峰会的“预告片”——9月4日至9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表现,有些令人担忧——一旦危机平息,G20领导人是否能继续携手前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薪酬噪音
当其他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来到欧洲时,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们正为一件他们并不很关注的事情大费唇舌——要不要限制金融业者的薪酬。
之前几天,当地各大报纸充斥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9月3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公开信,代表欧盟声明将在匹兹堡峰会采取的立场,其中很大篇幅是关于建立薪酬管制。
从会后G20财长们发表的两份文件,也可以看出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除了一份回顾已取得成就的公报,财长们在另一份关于下一步为稳定金融体系将采取的行动的联合宣言中,将薪酬管制排在了第一点,详细阐明了财长们达成一致的原则。
简而言之,这些原则就是不能给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全付现金,不能一次给完;风险决策如果造成了损失,先前发放的奖金就得收回,要跟股东交代清楚薪酬安排,以及董事会要有独立透明的薪酬委员会来专门监督。
这些原则意见,将交给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一个被寄望为全球金融稳定提供监管指导的机构。财长们要求他们制定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以备20天后的匹兹堡峰会。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非常广泛的一致意见。”不管是英国财长达林、美国财长盖特纳,还是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都在记者会上有这样的表示。财长们没有什么争论,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争论得太多。
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始于不久前英国几家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被曝发放高额奖金而引发众怒。有人开始声讨金融业的高薪文化,但英国监管部门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态度低调,表示不愿插手银行薪酬安排,因而遭到“伐薪派”指摘。
虽然英国政府秉承“小政府”理念,不愿过多干预私有部门事务,但挡不住民意激愤。此时,法国总统萨科齐高调宣布,将在G20峰会上倡导全球金融薪酬新标准,并“以身作则”地先在国内对银行业薪酬设定了一系列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此次也与萨科齐“一条心”。在此背景下,才有了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代表欧盟发表的声明。
“(欧洲)关于薪酬的争论能否在G20峰会上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金融问题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对《财经》记者说。有着世界最多、最大金融机构的美国,愿不愿对金融业薪酬设限,直接影响着这一问题能否列入峰会议程。
美国财长盖特纳对此言简意赅。他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已于今年2月就设定了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薪酬标准。言下之意,美国不会反对。但他并不准备在此问题上做更多文章。此次他带到伦敦的,是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在美国看来,与薪酬制度改革相比,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才是保证金融体系“足够强大,能够应对大型、复杂机构的倒闭”的根本。
其他国家对此议题更是兴味索然。在9月4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财长先行开过的“碰头会”上,完全不涉及薪酬问题——金融业薪酬结构不合理,并非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
“薪酬只是‘症状’,不是问题的根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公司薪酬安排的亚历山大·裴伯尔(Alexandra Pepper)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不绝于耳的薪酬讨论有些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混业经营的银行模式模糊了零售商业银行的谨慎文化与投资银行的激进文化的界限,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也产生了代理人风险,不像以往伦敦多数金融企业采取合伙人制时风险与高收入并存,高管们有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激励,但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没有很大的损失。
“重点应该是重新找回收入与风险之间的联系,单纯对薪酬设限是没有意义的。”裴伯尔认为。在他看来,即使政府对薪酬进行管制,找出规避的方法对这些最精明的银行家来说也不成问题。“结果可能是催生出另一个服务于规避薪酬管制的行业。这将是对经济效率的更大扭曲。”
如G20财长联合宣言所指示,接下来20天内,金融稳定理事会将不得不抽出相当程度的精力,来起草薪酬标准——宣言要求是“具体的、可实施的”。虽然在伦敦峰会上得以从“论坛”升格为“理事会”,但这个秘书处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常设工作人员不过十人左右的机构,还被托付以设计宏观审慎、跨国协调等宏大问题的方案,哪一个都不轻松。
“關于薪酬的讨论,对解决这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分散了人们对更紧急、更核心事务的注意力。”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宝拉·苏巴基(Paola Subacchi)告诉《财经》记者。
改革式微?
在这次G20财长会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除了共同表示将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稳固复苏,最大的关切就在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他们要求,IMF在2011年结束下次份额检查时,应该实现将7%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在世界银行,这一转移比例为6%。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对此的回应是,IMF的份额改革正在进行中。2008年1月的份额检查结果认为,应该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是2.7%,“但是三年过去后结果肯定不一样了。”斯特劳斯-卡恩表示,IMF将根据改革后的份额计算公式,考虑各国的GDP等方面的参数,重新计算各国在IMF中的份额。
顺遂发展中国家意愿的进展,还包括IMF完成了2500亿美元等值SDR的增发——美国国会终于扭转多年来对这一做法的反对意见,投了赞成票。
至于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共同作出的对IMF增资5000亿美元的许诺,斯特劳斯-卡恩也高调宣布,就在G20财长会召开的前一天,IMF筹集的资金已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如愿地以自己主张的方式,完成了500亿美元资金的增资——推动IMF在历史上首次发行债券,而非欧美提议的加入“新借款安排”(NAB);中国还将以人民币而非美元形式认购,也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着棋。
尽管如此,在G20财长会后发布的公报中,依然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贫穷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必须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原则给予支持的同时,也表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期待着在匹兹堡峰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表明,要实现在2010年春季完成世界银行的改革,在2011年1月之前,对IMF配额进行新的审查的目标,依然需要各国最高决策层的继续推动。因为对利益既得方而言,危机的缓和也意味着改革急迫性的缓和。
“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G20开始的那种劲头可能会消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苏巴基说。她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掀起过一阵关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热议,但不久便偃旗息鼓。
此外,据巴西财长曼特加介绍,此次“金砖四国”的财长们也没有再费时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斯特劳斯-卡恩也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相信美元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主要货币的地位。
G20作用几何
薪酬问题分散了欧美发达国家解决金融部门弊病的精力,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虽有所推进但短期内暂无可为,在这种情况下,匹兹堡的G20峰会可能会缺乏亮点。
可以预期,G20领导人此次还会重申支持世界经济复苏的政策力度、重申讨论退出政策的必要性但目前无需实施,从而给市场以“无需担忧政策转向”的信心。那些危机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诸如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问题,也还会在G20峰会上得到领导人们的声援。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G20领导人们通过几个月一次的碰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是要靠已建立起来的机制,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太广泛的议程也意味着难以驾驭的议程。”苏巴基认为,把这么多的问题都摊到G20的谈判桌上于事无补。“G20的议程最终需要被拓宽,并且G20也需要代替G8来成为全球事务的关键平台——不过,不是现在。”
如果说G20峰会是危机催生下的产物,那么,当情势好转、经济反弹时,G20能否继续保持它在危机时候的相关性,则是考验其生命力的关键。
这次匹兹堡峰会,G20领导人们有必要继续向世人证明,用这样一个平台来改造世界是正确的选择。■
20国集团(G20)领导人9月24日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第三次峰会时,心情应该比半年前的伦敦峰会轻松得多。
“20国的工业产值都已企稳或开始增长,全球贸易在扩张,金融市场的压力显著减轻,我们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募集所需资本。”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8日在谈及即将召开的匹兹堡峰会时历数成绩。
相较此前的G20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刺激”的议题——英、美和法、德不再为要不要进行统一的财政刺激争执不下,因为各国不同方式的刺激政策都已初显成效;欧美不需再想方设法说服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因为中国已经允诺购买500亿美元的IMF债券;英、法、美也不用再给瑞士等国家施加压力,因为它们已经答应加强税务信息的交流;发展中国家对IMF改革也不会有太多新的要求,因为IMF已经开始增发特别提款权(SDR),国际金融机构成员国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改革已加速进行。
这一切需要感谢伦敦峰会。作为接棒伦敦的匹兹堡,能否继续达成这样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进步,成为此次峰会最大的看点。
但作为匹兹堡峰会的“预告片”——9月4日至9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表现,有些令人担忧——一旦危机平息,G20领导人是否能继续携手前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薪酬噪音
当其他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来到欧洲时,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们正为一件他们并不很关注的事情大费唇舌——要不要限制金融业者的薪酬。
之前几天,当地各大报纸充斥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9月3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公开信,代表欧盟声明将在匹兹堡峰会采取的立场,其中很大篇幅是关于建立薪酬管制。
从会后G20财长们发表的两份文件,也可以看出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除了一份回顾已取得成就的公报,财长们在另一份关于下一步为稳定金融体系将采取的行动的联合宣言中,将薪酬管制排在了第一点,详细阐明了财长们达成一致的原则。
简而言之,这些原则就是不能给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全付现金,不能一次给完;风险决策如果造成了损失,先前发放的奖金就得收回,要跟股东交代清楚薪酬安排,以及董事会要有独立透明的薪酬委员会来专门监督。
这些原则意见,将交给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一个被寄望为全球金融稳定提供监管指导的机构。财长们要求他们制定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以备20天后的匹兹堡峰会。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非常广泛的一致意见。”不管是英国财长达林、美国财长盖特纳,还是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都在记者会上有这样的表示。财长们没有什么争论,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争论得太多。
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始于不久前英国几家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被曝发放高额奖金而引发众怒。有人开始声讨金融业的高薪文化,但英国监管部门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态度低调,表示不愿插手银行薪酬安排,因而遭到“伐薪派”指摘。
虽然英国政府秉承“小政府”理念,不愿过多干预私有部门事务,但挡不住民意激愤。此时,法国总统萨科齐高调宣布,将在G20峰会上倡导全球金融薪酬新标准,并“以身作则”地先在国内对银行业薪酬设定了一系列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此次也与萨科齐“一条心”。在此背景下,才有了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代表欧盟发表的声明。
“(欧洲)关于薪酬的争论能否在G20峰会上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金融问题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对《财经》记者说。有着世界最多、最大金融机构的美国,愿不愿对金融业薪酬设限,直接影响着这一问题能否列入峰会议程。
美国财长盖特纳对此言简意赅。他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已于今年2月就设定了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薪酬标准。言下之意,美国不会反对。但他并不准备在此问题上做更多文章。此次他带到伦敦的,是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在美国看来,与薪酬制度改革相比,提高金融机构资本金要求才是保证金融体系“足够强大,能够应对大型、复杂机构的倒闭”的根本。
其他国家对此议题更是兴味索然。在9月4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财长先行开过的“碰头会”上,完全不涉及薪酬问题——金融业薪酬结构不合理,并非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矛盾。
“薪酬只是‘症状’,不是问题的根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公司薪酬安排的亚历山大·裴伯尔(Alexandra Pepper)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不绝于耳的薪酬讨论有些本末倒置。根本问题在于,混业经营的银行模式模糊了零售商业银行的谨慎文化与投资银行的激进文化的界限,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也产生了代理人风险,不像以往伦敦多数金融企业采取合伙人制时风险与高收入并存,高管们有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激励,但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没有很大的损失。
“重点应该是重新找回收入与风险之间的联系,单纯对薪酬设限是没有意义的。”裴伯尔认为。在他看来,即使政府对薪酬进行管制,找出规避的方法对这些最精明的银行家来说也不成问题。“结果可能是催生出另一个服务于规避薪酬管制的行业。这将是对经济效率的更大扭曲。”
如G20财长联合宣言所指示,接下来20天内,金融稳定理事会将不得不抽出相当程度的精力,来起草薪酬标准——宣言要求是“具体的、可实施的”。虽然在伦敦峰会上得以从“论坛”升格为“理事会”,但这个秘书处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常设工作人员不过十人左右的机构,还被托付以设计宏观审慎、跨国协调等宏大问题的方案,哪一个都不轻松。
“關于薪酬的讨论,对解决这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分散了人们对更紧急、更核心事务的注意力。”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宝拉·苏巴基(Paola Subacchi)告诉《财经》记者。
改革式微?
在这次G20财长会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除了共同表示将继续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稳固复苏,最大的关切就在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他们要求,IMF在2011年结束下次份额检查时,应该实现将7%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在世界银行,这一转移比例为6%。
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对此的回应是,IMF的份额改革正在进行中。2008年1月的份额检查结果认为,应该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是2.7%,“但是三年过去后结果肯定不一样了。”斯特劳斯-卡恩表示,IMF将根据改革后的份额计算公式,考虑各国的GDP等方面的参数,重新计算各国在IMF中的份额。
顺遂发展中国家意愿的进展,还包括IMF完成了2500亿美元等值SDR的增发——美国国会终于扭转多年来对这一做法的反对意见,投了赞成票。
至于伦敦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共同作出的对IMF增资5000亿美元的许诺,斯特劳斯-卡恩也高调宣布,就在G20财长会召开的前一天,IMF筹集的资金已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如愿地以自己主张的方式,完成了500亿美元资金的增资——推动IMF在历史上首次发行债券,而非欧美提议的加入“新借款安排”(NAB);中国还将以人民币而非美元形式认购,也被认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着棋。
尽管如此,在G20财长会后发布的公报中,依然在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最贫穷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必须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原则给予支持的同时,也表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期待着在匹兹堡峰会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表明,要实现在2010年春季完成世界银行的改革,在2011年1月之前,对IMF配额进行新的审查的目标,依然需要各国最高决策层的继续推动。因为对利益既得方而言,危机的缓和也意味着改革急迫性的缓和。
“当世界经济开始复苏,G20开始的那种劲头可能会消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苏巴基说。她联想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掀起过一阵关于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热议,但不久便偃旗息鼓。
此外,据巴西财长曼特加介绍,此次“金砖四国”的财长们也没有再费时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斯特劳斯-卡恩也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相信美元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主要货币的地位。
G20作用几何
薪酬问题分散了欧美发达国家解决金融部门弊病的精力,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虽有所推进但短期内暂无可为,在这种情况下,匹兹堡的G20峰会可能会缺乏亮点。
可以预期,G20领导人此次还会重申支持世界经济复苏的政策力度、重申讨论退出政策的必要性但目前无需实施,从而给市场以“无需担忧政策转向”的信心。那些危机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诸如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问题,也还会在G20峰会上得到领导人们的声援。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G20领导人们通过几个月一次的碰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是要靠已建立起来的机制,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太广泛的议程也意味着难以驾驭的议程。”苏巴基认为,把这么多的问题都摊到G20的谈判桌上于事无补。“G20的议程最终需要被拓宽,并且G20也需要代替G8来成为全球事务的关键平台——不过,不是现在。”
如果说G20峰会是危机催生下的产物,那么,当情势好转、经济反弹时,G20能否继续保持它在危机时候的相关性,则是考验其生命力的关键。
这次匹兹堡峰会,G20领导人们有必要继续向世人证明,用这样一个平台来改造世界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