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穿条纹衣服的男孩》是以二战为背景，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九岁的儿子布鲁诺的所见、所闻、所感为视角，编织了隐含作者与理想读者，不同民族、成人与儿童、不同阶层等之间的“对话”，对人类看似理性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质疑，谱写了一曲个人悲剧、家庭悲剧、民族悲剧和人类悲剧。
关键词：儿童视角 对话 悲剧
一 引言
约翰·伯恩（John Boyne，1971-）是爱尔兰新锐作家，《穿条纹衣服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2006）是他的第四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并且获得了英国图书奖、波克夏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还成为中国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生的必读丛书之一；2008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美国上映。故事描述了小主人公布鲁诺随父母、姐姐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在百无聊赖的一天，他从自己房间的窗户观察到他家花园外围有铁丝网向远处无限延伸，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像电线杆一样的柱子支撑着铁丝网，铁丝网顶部又有无数个带刺的铁丝球。铁丝网里面只有低矮的小屋以及两三个烟囱，到处都是高、矮、老、小的人走来走去，有士兵似乎在大声喊着对他们发出命令。有的人还拄着拐杖，缠着绷带，有的人被士兵列队行进到另一个地方就消失不见了，还有一群挤在一起的小孩子。这些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一身条纹睡衣和一顶条纹帽子。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什么地方。布鲁诺喜欢探险故事，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探险家，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探险之旅，在探险中遇见了铁丝网里住着的犹太小男孩希姆尔，也揭开那段历史下的个人、家庭、民族以及人类悲剧。
二 小说中的对话
巴赫金认为对话式的对立是一切的中心，在人类生活中，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都是由对话所组成。在对话小说中，每个角色都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话语的独立主体，从而在各个角色之间，主角与作者，甚至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对话，从而在对话中揭示一个时代的深层图景。《穿条纹衣服的男孩》这部小说从儿童视角描绘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之间的大型意识对话。
1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对话
“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就是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人和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的区分。
“隐含读者”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文本中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保持一致、完全能够理解作品理想化的阅读位置。
这部小说基本上是作者以小主人公布鲁诺为视角来描述他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的事情，读者需要自己体会由各种片段所拼贴的故事，体会人类战争的荒诞与残忍。
布鲁诺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叫做“一起出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口误），他和他姐姐对“一起出去”铁丝网那边的世界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农场，可是为什么既没有奶牛、猪、羊、马、鸡、鸭，也没有任何农作物？布鲁诺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十分向往，认为命运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为什么他只能住三层楼而铁丝网里面的希姆尔却有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他没有玩伴儿，希姆尔却有好几百个孩子一起“玩”？书中没有向读者透露小布鲁诺视听之外的事情，而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读到这儿，却会明白布鲁诺所抱怨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幼稚天真。这就是孩子的视角，是孩子的视、听所拼贴的世界。
布鲁诺对家里的仆人侍者帕维尔的身份也很困惑。一个医生怎么成了一个削土豆、端茶倒水的仆人侍者？为什么无论餐桌需要什么都能第一时间送到的他有一天却连连出错？“他脸颊上的颜色好像完全被抽干了一样”，“他的眼睛饱含泪水，只要一眨眼，眼泪就会如山洪般倾泻出来”。至于帕维尔为什么会这样？布鲁诺当然不敢询问，作者也没有交代，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想象。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一起出去”里面的烟囱是用来干什么的？人在列队前进后去了什么地方了？希姆尔的父亲为什么会“不告而别”？真相需要理相读者去想象。在同名电影中，导演的解释是，这些烟囱是焚烧犹太人的焚尸炉，列队行进的人就是进入毒气室后然后被焚烧，希姆尔的父亲恐怕难逃厄运。作者虽然没有直接交代布鲁诺的结局，对于理想读者来说却不难想象，他穿上和希姆尔一样的条纹衣服钻到了铁丝网的那一边，成为了像希姆尔一样的“犹太人”，列队行进到一间屋子，门被关上，所有的行进者都发出了大声的喘息声，屋外则传来了刺耳的金属铃声，而天真的布鲁诺认为这一切都是让人防雨以免感冒。
2 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
犹太与纳粹之间已经是个老话题了，大屠杀和后大屠杀书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基本教养’”。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极端事件超出了任何道德和伦理底线，甚至施暴者都觉得这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这部小说描述了布鲁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和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之间的友情和悲剧。
布鲁诺开始与他新朋友之间有着分歧与怀疑，比如布鲁诺问希姆尔是哪个国家的，希姆尔回答是波兰。
“波兰，”布鲁诺小心地用舌尖体会着发音，“它没有德国好，是吗？”
希姆尔皱皱眉。“为什么没有德国好？”他问。
“嗯，因为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布鲁诺回答，他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经常这么谈论，“我们至高无上。”
当布鲁诺问他姐姐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的姐姐很震惊，当布鲁诺问“那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姐姐对于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和犹太人相反的人。相反的人是没法和犹太人友好相处的。
这些话虽然是从孩子们嘴里说出来，代表的却是成人的理念。布鲁诺知道这些言论是不友好的，因此尽量避免这些话题，而是寻求与朋友之间的“共同点”。希姆尔告诉布鲁诺说他父亲是个钟表匠，有一天一家人坐着一辆拥挤不堪的火车辗转到了这里。布鲁诺觉得自己找到知己：他也是因为“炎首”（元首的口误）到他们家后才被迫坐着火车来到这里的，只不过他们坐的火车很宽敞。 布鲁诺一直向往铁丝网的另一边希姆尔的生活，虽然希姆尔告诉他没人会想来这儿。最后在布鲁诺即将返回柏林的时候，希姆尔告诉布鲁诺自己的父亲失踪了，为了帮助朋友找到父亲，也为了能和朋友能在共同的“探险”中留下美好回忆，他决定进行终极探险：穿上了希姆尔拿给他的衣服，戴上了条纹帽子，几乎与希姆尔一模一样，不再分彼此。
童心相通，布鲁诺与希姆尔虽然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有分歧，有困惑，却能够求同存异，在特殊的背景下建立特殊的友情，这让成人的屠杀显得尤为残忍疯狂。
3 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对话
在这部小说中，成人高高在上，就像布鲁诺父亲书房门口所挂的牌子：“禁止入内，绝无例外”。成人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可以打破规则的人，儿童只能遵从成人的意志。大人说话布鲁诺不许插嘴，但是父母却可以让他闭嘴。布鲁诺被要求要有教养，可是父亲却对女佣甚至母亲却很粗鲁。“炎首”希特勒是他见过的最粗鲁、最可怕的男人：打断别人的话，吼自己的女伴，不感谢别人的招待，不为自己的女伴开门。成人自作聪明地认为儿童是容易欺骗的，比如，父亲告诉他“一起出去”里面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人，至于为什么，他则让布鲁诺不要操心。由于沟通的困难，布鲁诺心里的疑问自然也无法解开，他不懂却也不敢问。当他的好朋友希姆尔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失踪了后，他说如果希姆尔需要，他可以问问自己的父亲，毕竟他父亲是“一起出去”的司令官，但在内心里他却希望希姆尔没有这个愿望，这并非是他不愿意帮助朋友，而是源于与父亲交流的恐惧。儿童成长中的冷暴力使他们怯懦屈服。布鲁诺的父亲原本是慈爱的，但却认为严厉地要求孩子是应该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也是按照要求做的，这样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孩子需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崇拜父亲，为父亲而骄傲，这就是“纳粹”的童年？
4 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
在这部小说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也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主要体现在布鲁诺一家与“薪水太高”的女佣玛丽亚等仆人之间。
强势阶层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以及弱势群体的逆来顺受在小说的对话中体现明显。女仆玛丽亚和他们家有渊源关系，她的母亲为布鲁诺的祖母工作，退休之后领到了一笔小小的抚恤金。因为生活所迫，玛丽亚在布鲁诺三岁的时候也来到他们家工作。布鲁诺父亲对玛丽亚是粗鲁的，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却有间接体现，比如，母亲告诉他不要像父亲那样对待玛丽亚——“把你的手从我的东西上拿开！”。因为有样学样，布鲁诺的姐姐也对玛丽亚颐指气使，甚至给13岁的她洗澡，她认为玛丽亚在这里就是为了干活，是一个只会干活没什么感情的机器人。布鲁诺开始也没有把玛丽亚当成一个有生命与经历的人，甚至认为她没有自己的前半生，因此她从来不讲自己的事情，只管做各种家务，接送布鲁诺上下学等，她唯一的角色就是女仆。她和布鲁诺说话都要小心谨慎，字斟句酌。当布鲁诺为玛丽亚鸣不平时，玛丽亚却告诉他，即使是对的也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这会给所有的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玛丽亚认为布鲁诺的父亲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给了她这份工作，布鲁诺的父亲成了玛丽亚口中“灵魂很仁慈”的人，却做了让人悲愤的事情（暗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做的事情）。玛丽亚心理上已经认同了她的生活模式，认为得到了女仆工作是天大的恩情，即使做了非常大的错事在灵魂上也是仁慈的，值得尊敬的，内心的自我被迫隐藏了起来，接受了主/奴范式关系。
三 不是结局的结局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探险家，支配他们感受世界的不是所谓的黑暗理性，而是他们的所看、所听与所感。对真相的渴求让他们去探索，可是真相对他们来说又太过残酷，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个真相不但毁灭了犹太的孩子，也毁灭了纳粹的孩子，而童话的毁灭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太让人绝望。这部小说就是以布鲁诺为视角，以他的眼光所观察的世界，编织了作者与读者、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等之间的“对话”，对人类看似理性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质疑，谱写了一曲个人悲剧、家庭悲剧、民族悲剧和人类悲剧，体现了文化隔阂与人性善恶。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A752005）成果；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42400410291）成果；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153）。
参考文献：
[1] 约翰·伯恩，罗冉译：《穿条纹衣服的男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骆莲莲：《浅析〈名利场〉中的复调艺术特色》，《湘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5] 王焱：《奥斯威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刁曼云，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儿童视角 对话 悲剧
一 引言
约翰·伯恩（John Boyne，1971-）是爱尔兰新锐作家，《穿条纹衣服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2006）是他的第四部小说，一经发表就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赞誉，并且获得了英国图书奖、波克夏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还成为中国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生的必读丛书之一；2008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美国上映。故事描述了小主人公布鲁诺随父母、姐姐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在百无聊赖的一天，他从自己房间的窗户观察到他家花园外围有铁丝网向远处无限延伸，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像电线杆一样的柱子支撑着铁丝网，铁丝网顶部又有无数个带刺的铁丝球。铁丝网里面只有低矮的小屋以及两三个烟囱，到处都是高、矮、老、小的人走来走去，有士兵似乎在大声喊着对他们发出命令。有的人还拄着拐杖，缠着绷带，有的人被士兵列队行进到另一个地方就消失不见了，还有一群挤在一起的小孩子。这些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一身条纹睡衣和一顶条纹帽子。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什么地方。布鲁诺喜欢探险故事，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探险家，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探险之旅，在探险中遇见了铁丝网里住着的犹太小男孩希姆尔，也揭开那段历史下的个人、家庭、民族以及人类悲剧。
二 小说中的对话
巴赫金认为对话式的对立是一切的中心，在人类生活中，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都是由对话所组成。在对话小说中，每个角色都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话语的独立主体，从而在各个角色之间，主角与作者，甚至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对话，从而在对话中揭示一个时代的深层图景。《穿条纹衣服的男孩》这部小说从儿童视角描绘了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之间的大型意识对话。
1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对话
“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就是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人和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的区分。
“隐含读者”就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文本中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保持一致、完全能够理解作品理想化的阅读位置。
这部小说基本上是作者以小主人公布鲁诺为视角来描述他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的事情，读者需要自己体会由各种片段所拼贴的故事，体会人类战争的荒诞与残忍。
布鲁诺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叫做“一起出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口误），他和他姐姐对“一起出去”铁丝网那边的世界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农场，可是为什么既没有奶牛、猪、羊、马、鸡、鸭，也没有任何农作物？布鲁诺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十分向往，认为命运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为什么他只能住三层楼而铁丝网里面的希姆尔却有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他没有玩伴儿，希姆尔却有好几百个孩子一起“玩”？书中没有向读者透露小布鲁诺视听之外的事情，而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读到这儿，却会明白布鲁诺所抱怨的“不公平”是多么的幼稚天真。这就是孩子的视角，是孩子的视、听所拼贴的世界。
布鲁诺对家里的仆人侍者帕维尔的身份也很困惑。一个医生怎么成了一个削土豆、端茶倒水的仆人侍者？为什么无论餐桌需要什么都能第一时间送到的他有一天却连连出错？“他脸颊上的颜色好像完全被抽干了一样”，“他的眼睛饱含泪水，只要一眨眼，眼泪就会如山洪般倾泻出来”。至于帕维尔为什么会这样？布鲁诺当然不敢询问，作者也没有交代，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想象。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一起出去”里面的烟囱是用来干什么的？人在列队前进后去了什么地方了？希姆尔的父亲为什么会“不告而别”？真相需要理相读者去想象。在同名电影中，导演的解释是，这些烟囱是焚烧犹太人的焚尸炉，列队行进的人就是进入毒气室后然后被焚烧，希姆尔的父亲恐怕难逃厄运。作者虽然没有直接交代布鲁诺的结局，对于理想读者来说却不难想象，他穿上和希姆尔一样的条纹衣服钻到了铁丝网的那一边，成为了像希姆尔一样的“犹太人”，列队行进到一间屋子，门被关上，所有的行进者都发出了大声的喘息声，屋外则传来了刺耳的金属铃声，而天真的布鲁诺认为这一切都是让人防雨以免感冒。
2 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
犹太与纳粹之间已经是个老话题了，大屠杀和后大屠杀书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基本教养’”。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极端事件超出了任何道德和伦理底线，甚至施暴者都觉得这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这部小说描述了布鲁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和一个在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之间的友情和悲剧。
布鲁诺开始与他新朋友之间有着分歧与怀疑，比如布鲁诺问希姆尔是哪个国家的，希姆尔回答是波兰。
“波兰，”布鲁诺小心地用舌尖体会着发音，“它没有德国好，是吗？”
希姆尔皱皱眉。“为什么没有德国好？”他问。
“嗯，因为德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布鲁诺回答，他记得他父亲和祖父经常这么谈论，“我们至高无上。”
当布鲁诺问他姐姐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的姐姐很震惊，当布鲁诺问“那我们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姐姐对于这个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和犹太人相反的人。相反的人是没法和犹太人友好相处的。
这些话虽然是从孩子们嘴里说出来，代表的却是成人的理念。布鲁诺知道这些言论是不友好的，因此尽量避免这些话题，而是寻求与朋友之间的“共同点”。希姆尔告诉布鲁诺说他父亲是个钟表匠，有一天一家人坐着一辆拥挤不堪的火车辗转到了这里。布鲁诺觉得自己找到知己：他也是因为“炎首”（元首的口误）到他们家后才被迫坐着火车来到这里的，只不过他们坐的火车很宽敞。 布鲁诺一直向往铁丝网的另一边希姆尔的生活，虽然希姆尔告诉他没人会想来这儿。最后在布鲁诺即将返回柏林的时候，希姆尔告诉布鲁诺自己的父亲失踪了，为了帮助朋友找到父亲，也为了能和朋友能在共同的“探险”中留下美好回忆，他决定进行终极探险：穿上了希姆尔拿给他的衣服，戴上了条纹帽子，几乎与希姆尔一模一样，不再分彼此。
童心相通，布鲁诺与希姆尔虽然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有分歧，有困惑，却能够求同存异，在特殊的背景下建立特殊的友情，这让成人的屠杀显得尤为残忍疯狂。
3 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对话
在这部小说中，成人高高在上，就像布鲁诺父亲书房门口所挂的牌子：“禁止入内，绝无例外”。成人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可以打破规则的人，儿童只能遵从成人的意志。大人说话布鲁诺不许插嘴，但是父母却可以让他闭嘴。布鲁诺被要求要有教养，可是父亲却对女佣甚至母亲却很粗鲁。“炎首”希特勒是他见过的最粗鲁、最可怕的男人：打断别人的话，吼自己的女伴，不感谢别人的招待，不为自己的女伴开门。成人自作聪明地认为儿童是容易欺骗的，比如，父亲告诉他“一起出去”里面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人，至于为什么，他则让布鲁诺不要操心。由于沟通的困难，布鲁诺心里的疑问自然也无法解开，他不懂却也不敢问。当他的好朋友希姆尔告诉他自己的父亲失踪了后，他说如果希姆尔需要，他可以问问自己的父亲，毕竟他父亲是“一起出去”的司令官，但在内心里他却希望希姆尔没有这个愿望，这并非是他不愿意帮助朋友，而是源于与父亲交流的恐惧。儿童成长中的冷暴力使他们怯懦屈服。布鲁诺的父亲原本是慈爱的，但却认为严厉地要求孩子是应该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也是按照要求做的，这样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孩子需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崇拜父亲，为父亲而骄傲，这就是“纳粹”的童年？
4 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
在这部小说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也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主要体现在布鲁诺一家与“薪水太高”的女佣玛丽亚等仆人之间。
强势阶层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以及弱势群体的逆来顺受在小说的对话中体现明显。女仆玛丽亚和他们家有渊源关系，她的母亲为布鲁诺的祖母工作，退休之后领到了一笔小小的抚恤金。因为生活所迫，玛丽亚在布鲁诺三岁的时候也来到他们家工作。布鲁诺父亲对玛丽亚是粗鲁的，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却有间接体现，比如，母亲告诉他不要像父亲那样对待玛丽亚——“把你的手从我的东西上拿开！”。因为有样学样，布鲁诺的姐姐也对玛丽亚颐指气使，甚至给13岁的她洗澡，她认为玛丽亚在这里就是为了干活，是一个只会干活没什么感情的机器人。布鲁诺开始也没有把玛丽亚当成一个有生命与经历的人，甚至认为她没有自己的前半生，因此她从来不讲自己的事情，只管做各种家务，接送布鲁诺上下学等，她唯一的角色就是女仆。她和布鲁诺说话都要小心谨慎，字斟句酌。当布鲁诺为玛丽亚鸣不平时，玛丽亚却告诉他，即使是对的也不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这会给所有的人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玛丽亚认为布鲁诺的父亲是一个好人，因为他给了她这份工作，布鲁诺的父亲成了玛丽亚口中“灵魂很仁慈”的人，却做了让人悲愤的事情（暗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做的事情）。玛丽亚心理上已经认同了她的生活模式，认为得到了女仆工作是天大的恩情，即使做了非常大的错事在灵魂上也是仁慈的，值得尊敬的，内心的自我被迫隐藏了起来，接受了主/奴范式关系。
三 不是结局的结局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探险家，支配他们感受世界的不是所谓的黑暗理性，而是他们的所看、所听与所感。对真相的渴求让他们去探索，可是真相对他们来说又太过残酷，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这个真相不但毁灭了犹太的孩子，也毁灭了纳粹的孩子，而童话的毁灭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太让人绝望。这部小说就是以布鲁诺为视角，以他的眼光所观察的世界，编织了作者与读者、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等之间的“对话”，对人类看似理性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质疑，谱写了一曲个人悲剧、家庭悲剧、民族悲剧和人类悲剧，体现了文化隔阂与人性善恶。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A752005）成果；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42400410291）成果；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153）。
参考文献：
[1] 约翰·伯恩，罗冉译：《穿条纹衣服的男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骆莲莲：《浅析〈名利场〉中的复调艺术特色》，《湘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5] 王焱：《奥斯威辛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刁曼云，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