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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二陈笔谈(见《收藏·拍卖》2006年第3期)的内容和语气，我们可以知道此时二陈相识时日已经不短，相知已经颇深。他们何时相识?何由相识?根据已经出版的《吴宓日记》和《吴宓与陈寅恪》两书，1926年7月13日，也就是寅恪抵达北京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六天之后，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推荐寅恪入清华的吴宓“为使寅恪得与陈垣谈其所学，且入清宫参观”，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介绍二陈相见。当晚六时许援庵到，七时寅恪到，吴请二人用西餐，晚十时半始散。俗话说“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二陈初次会面，如果话不投机，不会相聚三个半小时。从此以后，两人相知日深。
1927年5月和1929年1月，清华研究院的两大导师三国维、梁启超相继去世，寅恪请校方聘章太炎、罗振玉和援庵为导师。据说援庵以“不足继当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寅恪为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援庵被聘为特约研究员。《敦煌劫余录》的整理与出版，是援庵与史语所合作的开始，而寅恪在其间起了促进作用。1929年1月30日，援庵致信寅恪与刘复(当时刘既是辅仁大学教务长，又是史语所研究员，负责民间文艺组)说：“敦煌经卷之最难整理者，莫过于首尾不完失去标题之卷。……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欲为此等研究，十以宜先将前方家胡同图书馆所藏目录刊布，一面搜集海内外公私所藏，陆续介绍于世，以引起研究者之注意。民十一年弟长该馆时，曾费数月之力，按日逐卷翻检一过。……(民十五)就馆录存其目，名《敦煌劫余录》，凡十余册。……如果历史研究所需弟担任此事，可将弟所辑《敦煌劫余录》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图1)寅恪在第二天即就此事致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当时史语所在广州)：“援厂先生函附上，乞察阅。其所拟办法，想无不可行。因敦煌组非援厂担任不可。一因渠现为此北平图书馆之负责任者；二为渠已先下过工夫，他人若从事于此，尚须重费与陈前所费过之工夫，太不经济；三、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非其他国学教员之勇以多教钟点而绝无新发明者同也。”(图2)《敦煌劫余录》最终于1931年3月由史语所出版，寅恪为之作序，提出了“敦煌学”这一名词。这是笔谈之前的信札。
笔谈之后，1934年，援庵将原来分别发表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半部)和1927年燕京大学《燕京学报》(下半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木刻出版。木刻本对排印本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包括吸收了校勘《元典章》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木刻本中，不忽木并未照《元典章》改为不忽术。援庵后来确实找到了不忽木的异译“不灰木”，但有异译的是第二字而不是关键的第三字，他认为已有的证据还不能确证《元典章》作不忽术的正确性，故未采用。倒是关于也黑迭儿，他在木刻本中增加了《元典章》的一段，并说“迭儿”作“迷儿”，“未知孰是?”到上世纪60年代准备排印时，又将“未知孰是”删去，改作“想是误字也”，也没有采用《元典章》的“也黑迷儿”。
寅恪为木刻本《元西域人华化考》写了序言，高度评价援庵这部著作。援庵于1935年3月17日致寅恪函表示感谢：“大序拜谢，今已刻就呈览。卅一页后七行暾欲谷、五十二页后十一行托尔斯太二处亦酌改。”(图3)可见寅恪同时还对书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对照《国学季刊》本与木刻本，可知木刻本将“暾欲谷为回纥谋臣”改为“楔氏世为回纥贵臣”，“逎贤直托尔斯太一流之所自出也”改为“通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应该是采纳了寅恪的意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援庵留在北平，以笔作刀枪，寅恪全家南下。抗战前期，寅恪家在香港，只身赴蒙自、昆明的西南联大授课，往来于滇港之间。1940年3月，援庵写成了被沈兼士誉为“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援庵通过在香港的长子乐素先生先后将《佛教考》目录、目录后语、征引书目和全书稿寄寅恪。并求作序。他在给乐素的家书中说：“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前日接到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援庵这封复信正本已不存，但信稿还在。信中说：“大序颁到，同人聚观，正如故乡消息久断，闻有人来，群相问讯也。甚感甚感。惟文中疵病未承指出，遽尔流布，岂不贻笑方家耶?不胜皇恐。”(图4)寅恪在序中深情地说：“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表达了对老友的慰勉之情。(图5，原序已不存，这是当时乐素先生誊抄寄平的)同年10月19日，寅恪还有一信致援庵，谢代为分送《秦妇吟校笺》与平中诸友人。
太平洋事变爆发，香港为日军占领，寅恪全家转徙广西、成都，眼疾日深，1945年初终至失明，二陈不可能再直接通信。但我们从援庵的家书中，从援庵与冼玉清来往书信中，从寅恪《次韵冼王清教授寄怀陈援厂》诗题中，从《论再生缘校补记》中，可见两位老友始终互相关怀。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交流，是现代中国史学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1927年5月和1929年1月，清华研究院的两大导师三国维、梁启超相继去世，寅恪请校方聘章太炎、罗振玉和援庵为导师。据说援庵以“不足继当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寅恪为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援庵被聘为特约研究员。《敦煌劫余录》的整理与出版，是援庵与史语所合作的开始，而寅恪在其间起了促进作用。1929年1月30日，援庵致信寅恪与刘复(当时刘既是辅仁大学教务长，又是史语所研究员，负责民间文艺组)说：“敦煌经卷之最难整理者，莫过于首尾不完失去标题之卷。……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欲为此等研究，十以宜先将前方家胡同图书馆所藏目录刊布，一面搜集海内外公私所藏，陆续介绍于世，以引起研究者之注意。民十一年弟长该馆时，曾费数月之力，按日逐卷翻检一过。……(民十五)就馆录存其目，名《敦煌劫余录》，凡十余册。……如果历史研究所需弟担任此事，可将弟所辑《敦煌劫余录》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图1)寅恪在第二天即就此事致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当时史语所在广州)：“援厂先生函附上，乞察阅。其所拟办法，想无不可行。因敦煌组非援厂担任不可。一因渠现为此北平图书馆之负责任者；二为渠已先下过工夫，他人若从事于此，尚须重费与陈前所费过之工夫，太不经济；三、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非其他国学教员之勇以多教钟点而绝无新发明者同也。”(图2)《敦煌劫余录》最终于1931年3月由史语所出版，寅恪为之作序，提出了“敦煌学”这一名词。这是笔谈之前的信札。
笔谈之后，1934年，援庵将原来分别发表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半部)和1927年燕京大学《燕京学报》(下半部)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全书木刻出版。木刻本对排印本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包括吸收了校勘《元典章》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木刻本中，不忽木并未照《元典章》改为不忽术。援庵后来确实找到了不忽木的异译“不灰木”，但有异译的是第二字而不是关键的第三字，他认为已有的证据还不能确证《元典章》作不忽术的正确性，故未采用。倒是关于也黑迭儿，他在木刻本中增加了《元典章》的一段，并说“迭儿”作“迷儿”，“未知孰是?”到上世纪60年代准备排印时，又将“未知孰是”删去，改作“想是误字也”，也没有采用《元典章》的“也黑迷儿”。
寅恪为木刻本《元西域人华化考》写了序言，高度评价援庵这部著作。援庵于1935年3月17日致寅恪函表示感谢：“大序拜谢，今已刻就呈览。卅一页后七行暾欲谷、五十二页后十一行托尔斯太二处亦酌改。”(图3)可见寅恪同时还对书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对照《国学季刊》本与木刻本，可知木刻本将“暾欲谷为回纥谋臣”改为“楔氏世为回纥贵臣”，“逎贤直托尔斯太一流之所自出也”改为“通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应该是采纳了寅恪的意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援庵留在北平，以笔作刀枪，寅恪全家南下。抗战前期，寅恪家在香港，只身赴蒙自、昆明的西南联大授课，往来于滇港之间。1940年3月，援庵写成了被沈兼士誉为“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气节。援庵通过在香港的长子乐素先生先后将《佛教考》目录、目录后语、征引书目和全书稿寄寅恪。并求作序。他在给乐素的家书中说：“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前日接到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援庵这封复信正本已不存，但信稿还在。信中说：“大序颁到，同人聚观，正如故乡消息久断，闻有人来，群相问讯也。甚感甚感。惟文中疵病未承指出，遽尔流布，岂不贻笑方家耶?不胜皇恐。”(图4)寅恪在序中深情地说：“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表达了对老友的慰勉之情。(图5，原序已不存，这是当时乐素先生誊抄寄平的)同年10月19日，寅恪还有一信致援庵，谢代为分送《秦妇吟校笺》与平中诸友人。
太平洋事变爆发，香港为日军占领，寅恪全家转徙广西、成都，眼疾日深，1945年初终至失明，二陈不可能再直接通信。但我们从援庵的家书中，从援庵与冼玉清来往书信中，从寅恪《次韵冼王清教授寄怀陈援厂》诗题中，从《论再生缘校补记》中，可见两位老友始终互相关怀。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交流，是现代中国史学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