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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比台上那些人演得都好
问：你是什么时候想做演员的？
廖凡：小时候我从没有想过要演戏，虽然我算是戏剧世家。父母都是在长沙做戏剧工作的，父亲一直演话剧到将近70岁，母亲从演员改做服装设计。我从小就是在乐池里长大的。戏没少看，但都忘光了。连我爸演过什么角色都记不住。父母也从来没有给我规定过将来要干吗，尤其是他们这一行。
结果快考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对他们说：“我要当演员。”他们都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比台上那些人演得都好。”那时候正好处在一个青春期吧，非常叛逆。
问：你曾经接受采访说，这么多年，你终于混成个熟脸。那你没成功的时候，被人称为“经常是剧情演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死了”，父母什么态度？有没有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有问题？
廖凡：他们没有任何批评的态度。或者说，没觉得我选错了职业。可能他们就觉得，你要是能混个脸熟，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问：据说你为了拍《白日焰火》，去当地刑警队体验了一下生活？在刑警队，你看到了什么？
廖凡：这不是我第一次演警察。但是是头一次演落魄的警察。为了更真实些，就去哈尔滨当地的刑警队体验了一下生活。
大概有半个月时间吧，我跟刑警们聊天，看他们的抓捕录像、审讯录像，感觉很震撼。跟警匪片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很真实，也很荒诞，跟《白日焰火》挺像的。
有一次，刑警们去抓一个毒贩，把他连人带车堵在死胡同里。人抓住了，警察们上去搜，啥都没搜到，最后恨不得把车都拆了搜，还是没有。最后你猜在哪儿，原来那家伙刚停下车就把毒品塞一个小纸团里扔地上了，就在车门旁边。正因为太近了，所有的人都没注意到。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问：这种体验生活以前有过吗？
廖凡：上大二的时候，全国戏剧院校办了个小品大赛，我们班出了一个小品，我演一个磨刀老头。我就跟着一个磨刀的老头走街串巷，跟了好长时间。最后我们的小品得了一等奖。
1993年我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考时没觉得费劲。可进去以后发现我是自费生。我上学那一拨还有公费自费的区别。公费生一年的学费好像是600元，我得交好几千元。这给家里造成了很重的负担，我总憋着一口气。平时上完课就出去体验生活，什么角色都跟，模仿。早上可能是个老人，下午可能是个收破烂的。这都是体验角色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世界是不公平的
问：谈谈你跟《白日焰火》这部戏的缘分吧。
廖凡：2010年拍《建党伟业》的时候我落马受伤了，让我有点儿泄气。那种身体的受伤很可怕。它整个儿影响你的精神，让你跟自己有点儿斗气了。那时候正好也到达了自己演戏生涯的一个瓶颈吧。前一年刚拍完《让子弹飞》，多少还处在顺利的时候。结果下一年就这样儿了。我那时候都36岁了，心想，都这么多年了，结果干到这份儿上……再往下走，有点很“黯然”的感觉。自己还能干什么呢？
两年过去了，我还不敢做比较激烈的身体动作。那两年里我也拍了些戏，但都不是很花体力的那种。我忽然感觉我对拍戏没兴趣了。我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白日焰火》剧本的，看到一个落魄的警察，就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马上接了。
问：这种低迷跟你年轻时的不顺区别在哪里？
廖凡：受伤导致的那次低迷跟年轻时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年轻最大的好处是，有的是时间。年轻时我遭受再多的挫折，生活困顿，天天出去找戏拍找不着——不是付出很多得不到回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让你一个年轻演员有所谓的“全力”付出。我都挺得住。
经历过这些事，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觉得经历一些挫折不一定是坏事。人还是应该认真地对待挫折，也许它会变成你的一些收获。我知道这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我可以战胜它。
问：这么多年来，你演得最舒服的一场戏是什么？最辛苦的是哪一场？
廖凡：那当然是《白日焰火》。跟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做事，是特别愉快的。但拍得也比较辛苦，环境太恶劣，零下三十多度。但要说最辛苦，可能还比不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是冷，那是热。
拍那戏的时候在广东，夏天，温度不止三十多度。锻炼身体三个月，每天光跑步就是六公里。一开始我还往脸上抹增黑的油，让自己显得黑一些；后来发现阳光太强了，改抹防晒油；再后来就什么都不抹了。最后晒得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我一直到现在都有晒伤的后遗症。
问：你付出辛苦最多的时候，往往都不是你收获最大的时候？
廖凡：是的，这个没法儿对等。就是这样。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领悟到这个道理的？
廖凡：付出跟收获是永远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拍《绿帽子》，没怎么折腾就拍完了，收获还不少，对当时的我来说。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正好相反。付出的很多，想得到的也很多，结果却让自己失望了。工作大约有二十年了，拍了不少戏，也想了不少。慢慢地就明白了。
问：你拍了这么多戏都是绿叶、配角。坚持到现在取得了让人高兴的成功。你觉得自己的什么心态比较可贵？
廖凡：我不知道什么心态算是可贵的。我只是看到我们的导演，觉得很好。他做什么事都不着急，能沉得住。还有做事能抛开目的。现在很多人是我做一件事一定要得到什么。他不是。他是“只要让我干这件事就行”，就很高兴。我看到他，就觉得我这么多年做得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
问：这么多年，你觉得哪种评价对你而言是比较准确的？
廖凡：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评价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说我总是比较笨。我理解笨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是说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把自己搞得很苦，很累，有点轴。让人有点儿心疼。
（整理自《南方周末》）
问：你是什么时候想做演员的？
廖凡：小时候我从没有想过要演戏，虽然我算是戏剧世家。父母都是在长沙做戏剧工作的，父亲一直演话剧到将近70岁，母亲从演员改做服装设计。我从小就是在乐池里长大的。戏没少看，但都忘光了。连我爸演过什么角色都记不住。父母也从来没有给我规定过将来要干吗，尤其是他们这一行。
结果快考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对他们说：“我要当演员。”他们都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比台上那些人演得都好。”那时候正好处在一个青春期吧，非常叛逆。
问：你曾经接受采访说，这么多年，你终于混成个熟脸。那你没成功的时候，被人称为“经常是剧情演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死了”，父母什么态度？有没有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有问题？
廖凡：他们没有任何批评的态度。或者说，没觉得我选错了职业。可能他们就觉得，你要是能混个脸熟，就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问：据说你为了拍《白日焰火》，去当地刑警队体验了一下生活？在刑警队，你看到了什么？
廖凡：这不是我第一次演警察。但是是头一次演落魄的警察。为了更真实些，就去哈尔滨当地的刑警队体验了一下生活。
大概有半个月时间吧，我跟刑警们聊天，看他们的抓捕录像、审讯录像，感觉很震撼。跟警匪片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很真实，也很荒诞，跟《白日焰火》挺像的。
有一次，刑警们去抓一个毒贩，把他连人带车堵在死胡同里。人抓住了，警察们上去搜，啥都没搜到，最后恨不得把车都拆了搜，还是没有。最后你猜在哪儿，原来那家伙刚停下车就把毒品塞一个小纸团里扔地上了，就在车门旁边。正因为太近了，所有的人都没注意到。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问：这种体验生活以前有过吗？
廖凡：上大二的时候，全国戏剧院校办了个小品大赛，我们班出了一个小品，我演一个磨刀老头。我就跟着一个磨刀的老头走街串巷，跟了好长时间。最后我们的小品得了一等奖。
1993年我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考时没觉得费劲。可进去以后发现我是自费生。我上学那一拨还有公费自费的区别。公费生一年的学费好像是600元，我得交好几千元。这给家里造成了很重的负担，我总憋着一口气。平时上完课就出去体验生活，什么角色都跟，模仿。早上可能是个老人，下午可能是个收破烂的。这都是体验角色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世界是不公平的
问：谈谈你跟《白日焰火》这部戏的缘分吧。
廖凡：2010年拍《建党伟业》的时候我落马受伤了，让我有点儿泄气。那种身体的受伤很可怕。它整个儿影响你的精神，让你跟自己有点儿斗气了。那时候正好也到达了自己演戏生涯的一个瓶颈吧。前一年刚拍完《让子弹飞》，多少还处在顺利的时候。结果下一年就这样儿了。我那时候都36岁了，心想，都这么多年了，结果干到这份儿上……再往下走，有点很“黯然”的感觉。自己还能干什么呢？
两年过去了，我还不敢做比较激烈的身体动作。那两年里我也拍了些戏，但都不是很花体力的那种。我忽然感觉我对拍戏没兴趣了。我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白日焰火》剧本的，看到一个落魄的警察，就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马上接了。
问：这种低迷跟你年轻时的不顺区别在哪里？
廖凡：受伤导致的那次低迷跟年轻时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年轻最大的好处是，有的是时间。年轻时我遭受再多的挫折，生活困顿，天天出去找戏拍找不着——不是付出很多得不到回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让你一个年轻演员有所谓的“全力”付出。我都挺得住。
经历过这些事，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觉得经历一些挫折不一定是坏事。人还是应该认真地对待挫折，也许它会变成你的一些收获。我知道这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我可以战胜它。
问：这么多年来，你演得最舒服的一场戏是什么？最辛苦的是哪一场？
廖凡：那当然是《白日焰火》。跟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做事，是特别愉快的。但拍得也比较辛苦，环境太恶劣，零下三十多度。但要说最辛苦，可能还比不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是冷，那是热。
拍那戏的时候在广东，夏天，温度不止三十多度。锻炼身体三个月，每天光跑步就是六公里。一开始我还往脸上抹增黑的油，让自己显得黑一些；后来发现阳光太强了，改抹防晒油；再后来就什么都不抹了。最后晒得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我一直到现在都有晒伤的后遗症。
问：你付出辛苦最多的时候，往往都不是你收获最大的时候？
廖凡：是的，这个没法儿对等。就是这样。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领悟到这个道理的？
廖凡：付出跟收获是永远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拍《绿帽子》，没怎么折腾就拍完了，收获还不少，对当时的我来说。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正好相反。付出的很多，想得到的也很多，结果却让自己失望了。工作大约有二十年了，拍了不少戏，也想了不少。慢慢地就明白了。
问：你拍了这么多戏都是绿叶、配角。坚持到现在取得了让人高兴的成功。你觉得自己的什么心态比较可贵？
廖凡：我不知道什么心态算是可贵的。我只是看到我们的导演，觉得很好。他做什么事都不着急，能沉得住。还有做事能抛开目的。现在很多人是我做一件事一定要得到什么。他不是。他是“只要让我干这件事就行”，就很高兴。我看到他，就觉得我这么多年做得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
问：这么多年，你觉得哪种评价对你而言是比较准确的？
廖凡：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评价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说我总是比较笨。我理解笨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是说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把自己搞得很苦，很累，有点轴。让人有点儿心疼。
（整理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