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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6日，关晓荣背着相机，走入八尺门，在一个布农族人（台湾高山族一支，以下同）那里以六百元新台币的月租分租下一间二尺见方的斗室，开始半年的蹲点式报告工作。
关晓荣起初会进到八尺门进行纪实摄影，其初衷是单纯的，却并不简薄。
一方面，他那时在《时报杂志》工作。周刊型杂志的工作状态和台湾当时戒严时期的言论禁忌，对他的工作、创作有很大的限制，让他无法深入一个环境去体验、观察、研究。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中，官方报导所呈现出的社会和允许讨论的议题，与个人自我观察下的台湾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多数作品只是‘健康的写实’——虽然也拍过比较贫苦的人的生活和奋斗，但是没有结构性地指出贫穷是怎么来的，没有探讨社会阶级和社会剥削是怎么来的，只是寄希望于个人的努力可以打破贫穷。”工作上的困境，让关晓荣觉得迷茫，所以跟杂志社请了一年的假期，开始四处旅行，积累素材。
也正是在旅行期间，台湾接连发生了几次死伤严重的煤矿灾变。每一次灾变的死难矿工中，阿美族籍矿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半。台湾劳动者底层的族群差异，萌生了关晓荣的一种意识，“台湾少数民族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2%，那么少的比例，在矿工劳动现场却超过了50%。我想，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状态？”他把这一意识聚焦到了一个曾随电视台朋友拍摄时到过的地方，八尺门。“在辞职旅行期间，我问自己，你不是一直都想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报导吗？八尺门不就是一个机会吗？既然八尺门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里面又隐藏了有待了解的问题。”这是另一方面的契机。“将摄影作为方式的实践、社会性的揭露”，最内在的动力，让关晓荣把一切归零，进驻到一个陌生地方，记录一个迁徙聚落的生存状态的内在动力。
八尺门不过是一个台湾基隆八斗子渔港附近临海的山坡地，当年却聚集着大量从台湾花东海岸原居住地迁徙到西岸的阿美族人。这些阿美族人因为家庭人口增加、土地生产难以为生，在当地又不易找到工作，所以在1960年代前后离开故乡到西海岸谋生，落脚在八尺门这个“不属于私人也没什么人要来的地方”。他们起先在八尺门私建房屋，一直被基隆的警察取缔。拆迁、再盖、再拆、再建盖，七八次的轮番对抗，警方也被族人的顽强求生意志和对抗力量妥协，慢慢请准了地址、门牌和户口，形成了这一庇护着200多户600余人的违章建筑聚落。但在劳动商品化体制下，少数民族移工成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被推入煤矿、近海渔业、高危建筑工地等产业中。八尺门聚落中，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从事拖网渔业，女人则居家代工，生活清苦。他们或许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或许想积攒下资本往大城市生活——因为八尺门不是他们的故乡——但一切并不顺遂。他们的生存状态，被一个陌生人以影像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作为纪实摄影者的两难
“照相机对人的隐私其实是先天性掠夺的，有相当强的侵犯性。”关晓荣意识到相机对人的威胁，所以在初初进到八尺门时，一直小心着他们对于一个陌生人闯入时的疑惑、防范和警惕情绪，就像他拍下的那个独自守家的男孩张望镜头时流露出的眼神。“我偶尔举起相机拍照，泰半的时间只是沉默旁观而已”，关晓荣在入住八尺门的第二日的日记中写着。关晓荣未必刻意地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圈，他说他进入八尺门的用意并没有后来在兰屿那样有计划和目的，他很自然地同他们一起吃饭、抽烟、喝酒、出海，也慢慢被聚落的人所接受，开始倾吐心事；他们都见到过关晓荣喝醉酒的样子，也会拿生猪肉或山羌肠子里半消化的植物浆来“调戏”这个平地人。此时再举起的镜头，始终与被摄者保持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视角，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静观，有时也可以成为一个朋友的慰籍。更多的时候，是前者。
比如，阿春的左手在海上作业中被绳索绞去一截中指，母亲和基督教友为他在家中祈福消灾。阿杉的姐姐带着委屈和苦痛，独自灌酒自醉，因为一个人吃尽了苦头把三个弟妹带大，台东家乡的父亲却责怨她让弟妹没出息；镜头外，是沉默的阿杉，双眼低垂。2005年坠崖身亡至今不得原因的高昌隆，当年20岁，风华正茂。留守代工造花的妇女们；出海前的阿美族青年；哨所一样的小公厕……聚落的环境，族群的生态，以及人物和家庭，是日常的、细微的，每一帧的记录都是贴近时的灵光。关晓荣笑说，他在八尺门的半年里，八尺门聚落的朋友从来没有在哪份报纸上看到这个记者拍下写下的关于八尺门的任何报导；他们也会像告知寻常记者一样，提醒他某个时间段会有丰年祭可以去拍摄，但他并不感兴趣。关晓荣不是猎奇者。
对隐私具有侵犯性的镜头，同时是一种“可以深入的影像方式”。关晓荣作品中这种可被持久凝视的力量，在一组组阿春或邱松茂的记录中集中表现。
对八尺门聚落的人来说，男人讨海归来的进港时刻是最沸腾热闹的。邱松茂每次归家，房间里总是传来四个孩子争先恐后的说话声和邱太太的笑声，在邻近甚至基隆之外更远的亲友也都赶来齐聚。
欢喜有时，悲苦有时。欢聚之外的多半时间，你会看到邱松茂酒醉后狂乱发泄自己郁抑的苦痛，开始咒骂妻子和婚姻对他的羁绊，骂自己在人生的泥潭不能自拔，拳打洗衣机，又轻柔地对儿子说给他们买新衣服，爱他们……狂暴和焦灼之后，是平静，平静里是毫无遗漏的生活的窘境。无与伦比的真实，零碎而尖锐的现实。关晓荣“隔着薄薄的板墙，毫无顾忌与羞耻地聆听邻人邱的家庭生活。男人与访客的谈话、妻子对丈夫醉酒所发的不停歇的怨言、丈夫的自我辩白、孩童们反反复复播放的同一卷儿童录音。听着、听着心中生出一种对人生的奇异感动。人类多少才华与精力，正是在这样琐碎而真实的情境下消融于无情的岁月，周遭的海风与岩礁毫不动容。”关晓荣用影像连同文字，将隐匿在日常表象中的人生样片曝光。但是他也说，“其实，作为一个见证者是蛮心痛的”。
一张没能拍下的照片，你在关晓荣1984年10月24日写的文字中，可以找到情节：“他靠墙坐着，我坐在书桌边递烟给他，燃起烟抽了几口后，他语句不连贯地说：‘……我不是不会流泪的……但现在不是时候……等以后儿子不长进的时候……再流泪吧……’邱猛吸一口烟的手离开唇边，汩汩的泪水已经爬满邱的脸颊。”不是关晓荣来不及拍下这动情的一幕，他说，是当时有一个声音，排拒他举起相机，只是安静地陪在那里看着他。 “这对于摄影工作伦理来说是蛮强大的挑战。到底眼泪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眼泪就证明了某种真实？但是有时候作为纪实的工作，自己的工作是跟着当下的情况来走的。那一次我举不起相机，放弃了拍摄。但有时你放弃了这样的记录，又碰到另一个声音来质问你工作上没有尽到职责。这是两难的处境。”三十年后，关晓荣回忆起这一段，他说自己有幸跟这种“两难的真实”的处境发生了伦理上的碰撞。如果没有碰撞，他大概不会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去看待他们身上的痛苦；如果没有那种挣扎和碰撞，也反而会少了这方面的自我教育。
“相反，是他们在帮助我”
他们或许是对“记者”有一种寄望，希望关晓荣将他们生活的苦楚告知公众，获得一种现实的改善。也或许，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一样的朋友来倾谈，他们的出身，生活的困苦，包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但那样状态的生活和工作，对关晓荣的生活或者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负荷。1985年1月30日日记：“在此居住至今，村人们生存的挣扎，逐渐在我内心形成极为沉重的负担。”所以那天他离开八尺门回到家中，开始选放八尺门照片，思考组织和编辑方式。3月回到八尺门，整理文字报告，补拍一些缺遗。直到5月，结束报告工作，离开八尺门。
当时并没有合适的媒体可以发表这样深刻的作品，恰好陈映真先生筹备《人间》杂志的创刊。陈映真先生因为看到当年日本有关矿工、渔夫的“弱小者立场看生命”的报告文学，以及在爱荷华大学接触到的摄影报导，所以结合了这两种在当时的台湾条件已成熟却未得发展的创作形式，创办了《人间》。“以摄影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从事台湾生活的发现、批判、记录、报导”，“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和命运”，这两则宗旨与关晓荣对八尺门的报导相吻合。1985年11月，《人间》杂志的创刊号，便以关晓荣在八尺门的其中一张摄影作品为封面，五期连载发表这一份《百分之二的希望与挣扎——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
离开八尺门后的1987年，关晓荣又在兰屿待了一年，做了一系列的纪实工作。跟八尺门时纯粹的动机比起来，兰屿的报导更有计划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因为后来觉得单单有那样纯粹的动机和感情不足以探讨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课题。”在到兰屿之前，关晓荣比较多地了解台湾战后的民族政策，做了充分的文献研究。“这是我在八尺门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后续实践中，关晓荣更为切实地做了一些明确的报导，除了记录兰屿岛上达悟族人的生活、劳作、祭仪之外，也追踪反废核运动抗争，汉人文化对达悟族人在环境、观光、教育、文化上的影响。1984年4月，《关晓荣兰屿记事系列报导》在《人间》杂志分篇发表。2007年，《兰屿报告》一书出版。
再后来，关晓荣参与老同学侯孝贤的电影工作室“侯孝贤电影社”，从纪实摄影跨向纪录片拍摄，前后拍摄了《我们为什么不歌唱》（1995）和《“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2007）。后者再次关注到兰屿，而前一作品直面了国民党当局迁台后，台湾在1950年代遭遇的长期白色恐怖之真相，通过寻访政治迫害者，记录不幸遭遇的口述历史。
再之后，他一直在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教授课程。
八尺门的经历和报导，无疑开启了关晓荣对纪实摄影报导方式的实践，成为一种典范。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台湾少数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在对八尺门的阿美族以及兰屿的达悟族的报告中，关晓荣的纪实摄影作品都有着人道的温情。他后来甚至直接与他们一起进行抗争运动，但他说，“并不是我在帮助他们，相反是他们在帮助我”。“在兰屿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汉族人，在他们的社会是少数的。而且，我只能靠货币生存，对渔猎和海洋是无知的，可是他们知道我爱吃鱼，打到鱼都会分给我，照顾我。包括他们举世闻名的造舟工艺。你怎么会还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光环去歧视他们？”他后来在大学教书，也常常会问那些汉族学生：虽然你们理解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文化，但是不是还是从上往下在看少数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关晓荣说，八尺门和兰屿的体认先改变了自己，而后试图把知识和意识传播出去，让历史的记录来消除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误解。
年代逝去后，仍在的一种凝视
1996年，邱松茂重回八尺门。只是短暂停留。因为，一切都已经变化。
八尺门聚落报告发表后，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议论，当局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推动小区改建计划。在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协调、延搁之后，八尺门聚落在全面改建计划之下，被夷为一片废墟。原址改建为190户的五层楼房，其中110户是原八尺门阿美族住户，改名为“海滨国宅”。原先聚落的居民虽然每户得到九万元新台币的补偿，可是仍需支付不少房款才能购买得到。像邱松茂这样寄居生活的人家连购买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自寻安顿。当1996年关晓荣再次踏足到八尺门，在现代化的楼宇间，他找不到当年的那些朋友，只找到阿春。
“回去找阿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我没有办法忘怀。他住在三楼，搬进新房之后老是觉得很奇怪，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但说不上来。后来每天下工回到家，他就从三楼走下来坐在路边，他就说很奇怪，怎么以前的朋友经过，打招呼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好像有距离。坐了一段时间之后，阿春知道那个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就放弃了。”换作以前的八尺门，你若是要找某个朋友，只要在经过热闹的住家，往门口的一堆鞋子瞄一眼就能知道有没有你要找的人，小孩子也可以在饭点端着饭碗去串门，而新的小区建立之后，原有聚落的互动被完全铲除。
当年关晓荣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研究空间的朋友，因为留学返台的时机与八尺门的改建案擦肩而过觉得万分遗憾——这位研究者觉得推掉、铲平、整地盖楼房的做法并不妥当，应尽可能保留小区的内在动力。后来阿春的那一番体会，印证了这一现象。
关晓荣在1996年重回八尺门之后也记录着自己的感受：“旧有的八尺门聚落被彻底摧毁消失的景象，使我内心震动不已！近年来曾听闻已有人陆续搬回八尺门新居，却发现自己内心埋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愫。再加上现今社会对社会报告的冷漠与沉寂，酝酿着乏人闻问的虚无意识，难以在孤立的意义上得到振作的力量。因此，对于重回八尺门感到难堪而裹足。”
当然，这涉及到宏观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他说，“当时的台湾，对依附性发展的繁华底下的问题，都还没有想到，总是觉得好像水泥楼房比违章建筑更进步。事实上，他们贷款买房也是蛮辛苦的；现在的问题是居住面积太小，基本住不下来。而且，比较深层的问题是，他们转业又有困难，涉及到阶级流动、社会资本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怀抱着生活得更美好的愿望，可是现实的风险让整个处境非常艰难。总的来讲，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昔日八尺门聚落的景象，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八尺门结识的好友，多数也已失联，只知道有个别在一些建筑工地做模板工。倒是在2011年7月，“基隆市原住民文化会馆”举行“八尺门原住民生活摄影展”时，阿春还赶来看展览。54岁的阿春，左手再度遭到工伤断指裹着白纱，在展览现场看着相片中26岁在海上劳动断指的自己。还有阿春的侄女李惠美、李惠玲，也在当年小学时跳舞的照片前留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比关晓荣的心情更纯粹、平静一些？
他们当年从原居住地迁徙到八尺门讨海为生是怎么样的心情？在八尺门努力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想积攒足够的资本，离开八尺门落魄的聚落，回到故乡，或者去往更好的城市生活，却不曾想自己始终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乏力、绝望，无力改变，而时代与环境的转瞬更替，更令他们剩余的这点单薄脆弱的努力措手不及，残酷的劳动环境中的弱势状态，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似乎仍在循环，并未真正改变多少。却因为曾经这一段有心者的记录，在当下愈加的清晰。“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懈奋斗，不是为了镜头与笔墨而生活。因此，以记录的方法探究人们求生的现实与精神，就必须把握人与现实搏斗折而不挠的精神力量，以及在搏斗中，挫败倒下的意义。”关晓荣在再版的《八尺门：再现2%的希望与奋斗》中说。
关晓荣起初会进到八尺门进行纪实摄影，其初衷是单纯的，却并不简薄。
一方面，他那时在《时报杂志》工作。周刊型杂志的工作状态和台湾当时戒严时期的言论禁忌，对他的工作、创作有很大的限制，让他无法深入一个环境去体验、观察、研究。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中，官方报导所呈现出的社会和允许讨论的议题，与个人自我观察下的台湾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多数作品只是‘健康的写实’——虽然也拍过比较贫苦的人的生活和奋斗，但是没有结构性地指出贫穷是怎么来的，没有探讨社会阶级和社会剥削是怎么来的，只是寄希望于个人的努力可以打破贫穷。”工作上的困境，让关晓荣觉得迷茫，所以跟杂志社请了一年的假期，开始四处旅行，积累素材。
也正是在旅行期间，台湾接连发生了几次死伤严重的煤矿灾变。每一次灾变的死难矿工中，阿美族籍矿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半。台湾劳动者底层的族群差异，萌生了关晓荣的一种意识，“台湾少数民族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2%，那么少的比例，在矿工劳动现场却超过了50%。我想，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状态？”他把这一意识聚焦到了一个曾随电视台朋友拍摄时到过的地方，八尺门。“在辞职旅行期间，我问自己，你不是一直都想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报导吗？八尺门不就是一个机会吗？既然八尺门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里面又隐藏了有待了解的问题。”这是另一方面的契机。“将摄影作为方式的实践、社会性的揭露”，最内在的动力，让关晓荣把一切归零，进驻到一个陌生地方，记录一个迁徙聚落的生存状态的内在动力。
八尺门不过是一个台湾基隆八斗子渔港附近临海的山坡地，当年却聚集着大量从台湾花东海岸原居住地迁徙到西岸的阿美族人。这些阿美族人因为家庭人口增加、土地生产难以为生，在当地又不易找到工作，所以在1960年代前后离开故乡到西海岸谋生，落脚在八尺门这个“不属于私人也没什么人要来的地方”。他们起先在八尺门私建房屋，一直被基隆的警察取缔。拆迁、再盖、再拆、再建盖，七八次的轮番对抗，警方也被族人的顽强求生意志和对抗力量妥协，慢慢请准了地址、门牌和户口，形成了这一庇护着200多户600余人的违章建筑聚落。但在劳动商品化体制下，少数民族移工成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被推入煤矿、近海渔业、高危建筑工地等产业中。八尺门聚落中，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从事拖网渔业，女人则居家代工，生活清苦。他们或许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或许想积攒下资本往大城市生活——因为八尺门不是他们的故乡——但一切并不顺遂。他们的生存状态，被一个陌生人以影像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作为纪实摄影者的两难
“照相机对人的隐私其实是先天性掠夺的，有相当强的侵犯性。”关晓荣意识到相机对人的威胁，所以在初初进到八尺门时，一直小心着他们对于一个陌生人闯入时的疑惑、防范和警惕情绪，就像他拍下的那个独自守家的男孩张望镜头时流露出的眼神。“我偶尔举起相机拍照，泰半的时间只是沉默旁观而已”，关晓荣在入住八尺门的第二日的日记中写着。关晓荣未必刻意地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圈，他说他进入八尺门的用意并没有后来在兰屿那样有计划和目的，他很自然地同他们一起吃饭、抽烟、喝酒、出海，也慢慢被聚落的人所接受，开始倾吐心事；他们都见到过关晓荣喝醉酒的样子，也会拿生猪肉或山羌肠子里半消化的植物浆来“调戏”这个平地人。此时再举起的镜头，始终与被摄者保持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视角，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静观，有时也可以成为一个朋友的慰籍。更多的时候，是前者。
比如，阿春的左手在海上作业中被绳索绞去一截中指，母亲和基督教友为他在家中祈福消灾。阿杉的姐姐带着委屈和苦痛，独自灌酒自醉，因为一个人吃尽了苦头把三个弟妹带大，台东家乡的父亲却责怨她让弟妹没出息；镜头外，是沉默的阿杉，双眼低垂。2005年坠崖身亡至今不得原因的高昌隆，当年20岁，风华正茂。留守代工造花的妇女们；出海前的阿美族青年；哨所一样的小公厕……聚落的环境，族群的生态，以及人物和家庭，是日常的、细微的，每一帧的记录都是贴近时的灵光。关晓荣笑说，他在八尺门的半年里，八尺门聚落的朋友从来没有在哪份报纸上看到这个记者拍下写下的关于八尺门的任何报导；他们也会像告知寻常记者一样，提醒他某个时间段会有丰年祭可以去拍摄，但他并不感兴趣。关晓荣不是猎奇者。
对隐私具有侵犯性的镜头，同时是一种“可以深入的影像方式”。关晓荣作品中这种可被持久凝视的力量，在一组组阿春或邱松茂的记录中集中表现。
对八尺门聚落的人来说，男人讨海归来的进港时刻是最沸腾热闹的。邱松茂每次归家，房间里总是传来四个孩子争先恐后的说话声和邱太太的笑声，在邻近甚至基隆之外更远的亲友也都赶来齐聚。
欢喜有时，悲苦有时。欢聚之外的多半时间，你会看到邱松茂酒醉后狂乱发泄自己郁抑的苦痛，开始咒骂妻子和婚姻对他的羁绊，骂自己在人生的泥潭不能自拔，拳打洗衣机，又轻柔地对儿子说给他们买新衣服，爱他们……狂暴和焦灼之后，是平静，平静里是毫无遗漏的生活的窘境。无与伦比的真实，零碎而尖锐的现实。关晓荣“隔着薄薄的板墙，毫无顾忌与羞耻地聆听邻人邱的家庭生活。男人与访客的谈话、妻子对丈夫醉酒所发的不停歇的怨言、丈夫的自我辩白、孩童们反反复复播放的同一卷儿童录音。听着、听着心中生出一种对人生的奇异感动。人类多少才华与精力，正是在这样琐碎而真实的情境下消融于无情的岁月，周遭的海风与岩礁毫不动容。”关晓荣用影像连同文字，将隐匿在日常表象中的人生样片曝光。但是他也说，“其实，作为一个见证者是蛮心痛的”。
一张没能拍下的照片，你在关晓荣1984年10月24日写的文字中，可以找到情节：“他靠墙坐着，我坐在书桌边递烟给他，燃起烟抽了几口后，他语句不连贯地说：‘……我不是不会流泪的……但现在不是时候……等以后儿子不长进的时候……再流泪吧……’邱猛吸一口烟的手离开唇边，汩汩的泪水已经爬满邱的脸颊。”不是关晓荣来不及拍下这动情的一幕，他说，是当时有一个声音，排拒他举起相机，只是安静地陪在那里看着他。 “这对于摄影工作伦理来说是蛮强大的挑战。到底眼泪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眼泪就证明了某种真实？但是有时候作为纪实的工作，自己的工作是跟着当下的情况来走的。那一次我举不起相机，放弃了拍摄。但有时你放弃了这样的记录，又碰到另一个声音来质问你工作上没有尽到职责。这是两难的处境。”三十年后，关晓荣回忆起这一段，他说自己有幸跟这种“两难的真实”的处境发生了伦理上的碰撞。如果没有碰撞，他大概不会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去看待他们身上的痛苦；如果没有那种挣扎和碰撞，也反而会少了这方面的自我教育。
“相反，是他们在帮助我”
他们或许是对“记者”有一种寄望，希望关晓荣将他们生活的苦楚告知公众，获得一种现实的改善。也或许，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不一样的朋友来倾谈，他们的出身，生活的困苦，包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但那样状态的生活和工作，对关晓荣的生活或者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负荷。1985年1月30日日记：“在此居住至今，村人们生存的挣扎，逐渐在我内心形成极为沉重的负担。”所以那天他离开八尺门回到家中，开始选放八尺门照片，思考组织和编辑方式。3月回到八尺门，整理文字报告，补拍一些缺遗。直到5月，结束报告工作，离开八尺门。
当时并没有合适的媒体可以发表这样深刻的作品，恰好陈映真先生筹备《人间》杂志的创刊。陈映真先生因为看到当年日本有关矿工、渔夫的“弱小者立场看生命”的报告文学，以及在爱荷华大学接触到的摄影报导，所以结合了这两种在当时的台湾条件已成熟却未得发展的创作形式，创办了《人间》。“以摄影的语言和文字的语言从事台湾生活的发现、批判、记录、报导”，“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生活、历史、自然环境和命运”，这两则宗旨与关晓荣对八尺门的报导相吻合。1985年11月，《人间》杂志的创刊号，便以关晓荣在八尺门的其中一张摄影作品为封面，五期连载发表这一份《百分之二的希望与挣扎——八尺门阿美族生活报告》。
离开八尺门后的1987年，关晓荣又在兰屿待了一年，做了一系列的纪实工作。跟八尺门时纯粹的动机比起来，兰屿的报导更有计划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因为后来觉得单单有那样纯粹的动机和感情不足以探讨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课题。”在到兰屿之前，关晓荣比较多地了解台湾战后的民族政策，做了充分的文献研究。“这是我在八尺门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后续实践中，关晓荣更为切实地做了一些明确的报导，除了记录兰屿岛上达悟族人的生活、劳作、祭仪之外，也追踪反废核运动抗争，汉人文化对达悟族人在环境、观光、教育、文化上的影响。1984年4月，《关晓荣兰屿记事系列报导》在《人间》杂志分篇发表。2007年，《兰屿报告》一书出版。
再后来，关晓荣参与老同学侯孝贤的电影工作室“侯孝贤电影社”，从纪实摄影跨向纪录片拍摄，前后拍摄了《我们为什么不歌唱》（1995）和《“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2007）。后者再次关注到兰屿，而前一作品直面了国民党当局迁台后，台湾在1950年代遭遇的长期白色恐怖之真相，通过寻访政治迫害者，记录不幸遭遇的口述历史。
再之后，他一直在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教授课程。
八尺门的经历和报导，无疑开启了关晓荣对纪实摄影报导方式的实践，成为一种典范。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台湾少数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在对八尺门的阿美族以及兰屿的达悟族的报告中，关晓荣的纪实摄影作品都有着人道的温情。他后来甚至直接与他们一起进行抗争运动，但他说，“并不是我在帮助他们，相反是他们在帮助我”。“在兰屿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汉族人，在他们的社会是少数的。而且，我只能靠货币生存，对渔猎和海洋是无知的，可是他们知道我爱吃鱼，打到鱼都会分给我，照顾我。包括他们举世闻名的造舟工艺。你怎么会还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光环去歧视他们？”他后来在大学教书，也常常会问那些汉族学生：虽然你们理解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文化，但是不是还是从上往下在看少数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关晓荣说，八尺门和兰屿的体认先改变了自己，而后试图把知识和意识传播出去，让历史的记录来消除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误解。
年代逝去后，仍在的一种凝视
1996年，邱松茂重回八尺门。只是短暂停留。因为，一切都已经变化。
八尺门聚落报告发表后，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议论，当局有关部门也开始积极推动小区改建计划。在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协调、延搁之后，八尺门聚落在全面改建计划之下，被夷为一片废墟。原址改建为190户的五层楼房，其中110户是原八尺门阿美族住户，改名为“海滨国宅”。原先聚落的居民虽然每户得到九万元新台币的补偿，可是仍需支付不少房款才能购买得到。像邱松茂这样寄居生活的人家连购买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自寻安顿。当1996年关晓荣再次踏足到八尺门，在现代化的楼宇间，他找不到当年的那些朋友，只找到阿春。
“回去找阿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我没有办法忘怀。他住在三楼，搬进新房之后老是觉得很奇怪，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但说不上来。后来每天下工回到家，他就从三楼走下来坐在路边，他就说很奇怪，怎么以前的朋友经过，打招呼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好像有距离。坐了一段时间之后，阿春知道那个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就放弃了。”换作以前的八尺门，你若是要找某个朋友，只要在经过热闹的住家，往门口的一堆鞋子瞄一眼就能知道有没有你要找的人，小孩子也可以在饭点端着饭碗去串门，而新的小区建立之后，原有聚落的互动被完全铲除。
当年关晓荣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研究空间的朋友，因为留学返台的时机与八尺门的改建案擦肩而过觉得万分遗憾——这位研究者觉得推掉、铲平、整地盖楼房的做法并不妥当，应尽可能保留小区的内在动力。后来阿春的那一番体会，印证了这一现象。
关晓荣在1996年重回八尺门之后也记录着自己的感受：“旧有的八尺门聚落被彻底摧毁消失的景象，使我内心震动不已！近年来曾听闻已有人陆续搬回八尺门新居，却发现自己内心埋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情愫。再加上现今社会对社会报告的冷漠与沉寂，酝酿着乏人闻问的虚无意识，难以在孤立的意义上得到振作的力量。因此，对于重回八尺门感到难堪而裹足。”
当然，这涉及到宏观的社会发展的问题。他说，“当时的台湾，对依附性发展的繁华底下的问题，都还没有想到，总是觉得好像水泥楼房比违章建筑更进步。事实上，他们贷款买房也是蛮辛苦的；现在的问题是居住面积太小，基本住不下来。而且，比较深层的问题是，他们转业又有困难，涉及到阶级流动、社会资本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怀抱着生活得更美好的愿望，可是现实的风险让整个处境非常艰难。总的来讲，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昔日八尺门聚落的景象，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八尺门结识的好友，多数也已失联，只知道有个别在一些建筑工地做模板工。倒是在2011年7月，“基隆市原住民文化会馆”举行“八尺门原住民生活摄影展”时，阿春还赶来看展览。54岁的阿春，左手再度遭到工伤断指裹着白纱，在展览现场看着相片中26岁在海上劳动断指的自己。还有阿春的侄女李惠美、李惠玲，也在当年小学时跳舞的照片前留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比关晓荣的心情更纯粹、平静一些？
他们当年从原居住地迁徙到八尺门讨海为生是怎么样的心情？在八尺门努力生活的时候，应该也想积攒足够的资本，离开八尺门落魄的聚落，回到故乡，或者去往更好的城市生活，却不曾想自己始终在生活的泥泞中挣扎、乏力、绝望，无力改变，而时代与环境的转瞬更替，更令他们剩余的这点单薄脆弱的努力措手不及，残酷的劳动环境中的弱势状态，少数民族的生活境遇似乎仍在循环，并未真正改变多少。却因为曾经这一段有心者的记录，在当下愈加的清晰。“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懈奋斗，不是为了镜头与笔墨而生活。因此，以记录的方法探究人们求生的现实与精神，就必须把握人与现实搏斗折而不挠的精神力量，以及在搏斗中，挫败倒下的意义。”关晓荣在再版的《八尺门：再现2%的希望与奋斗》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