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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这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实体的波及，我们必须在危机中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的经济增长应当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消费拉动，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为此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
政策着力点
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所得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钢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光明日报》2 009年1月20日刊发的李培林等完成的《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报告分析到，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所以较低，主要是固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表象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钢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收入因为发展和自我保障更不敢用于现实的消费。
我们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入转移。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此外，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还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李培林等人的调查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出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
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贷币购买能力。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关注，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农村土地产权和流向问题作了专门的决定，而这一切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在城乡消费的差距上，农村家庭消费平均为1 7285元，比城市平均消费额的28347 7元少1 0000多元。
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最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原理，如果给已经有了相对丰厚的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就是农村。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还应当包括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提升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在更高的层面寻求新的增长亮点，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消费结构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迁和提升上。
提升消费结构，首先表现在对住房的需求上。研究发现，当人们已经解决了吃、穿等温饱层次的需求以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住房状况的改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旦当这个层面的消费结构来临的时候，住房这一具有普遍型的需求的产业，由于其与其它产业，诸如土地经营、钢铁、装修、家具、环境塑造、物业服务、小区三产等及其密切的产业关联，使其具有极强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成交取决于供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供求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的僵持状态。广大的消费者认为房价太高，例如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房价收入比，房屋价格应当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然而当前的房价收入比却远高于此。为了刺激房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房市来说是利好的政策，然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出台，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却在降低。供求双方似乎都在期待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僵持状态中供给者最终挺不过需求者——因为供给者有资金积压的压力，而需求者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扩大现实交易量。要扩大现实交易量就要挖掘现实需求者，要把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由潜在的需求者变成现实的需求者。
在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僵局中，房地产经营者应当有相对主动的行动，如果房地产企业能够提供定价公平合理，质量可靠的住房，中国房地产业一定会重振雄风，成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自救，有力于形成合理、公平的价格。合理公平的价格有利于供求双方，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既要防止房价过高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此时无人购买。也要防止房价过低诋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整个产业难以为继，当整个产业都毁了的时候，同样不利于消费者。
其次，耐用消费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李培林等人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都超过60台(部)，家用汽车和电脑更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当前，家用汽车在农村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电脑对于城乡居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例如网上经营)，而且是发展资料(例如学生学习几乎都有电脑)。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省吃俭用，也要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群体改变现状的期望。电脑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装备。
耐用消费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为启动内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顺应这一大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给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这一政策在农村实施家电品种可以更广泛一点。此外，这一政策也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进行尝试。
最后，启动内需应当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与之相关的是制造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反，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公共目标的忽略，现在应当借启动内需补上这一课，例如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这些领域应当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广泛的准入，这样做不仅可以把内需拉动经济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而且可以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1997年通过长假启动内需和今年春节黄金周的火爆消费，再一次证明7休闲产业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未来消费的又一个亮点。
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消费拉动，如果不能把投资最终转化为消费、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为此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当有利于消费拉动。
政策着力点
国民收入的分配应当适当向劳动转移。这是因为：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的收入基本上用于消费，资本的所得基本上转化为投资。目前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所以有限，是因为劳动的收入水平有限。现实的消费不足还在于发展性消费、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钢性。换言之，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不到位，使得有限的劳动收入更不敢用于消费。
《光明日报》2 009年1月20日刊发的李培林等完成的《当前中国城乡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是较高而是较低，报告分析到，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所以较低，主要是固为城乡低收入家庭为了保证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而省吃俭用。换句话说，教育和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消费，它们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表象为较大的消费弹性，而是具有消费钢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收入因为发展和自我保障更不敢用于现实的消费。
我们强调收入分配应适当向劳动转移，还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分配一直向国家税收和资本收入转移。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为6.3％。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2528元，同比增长1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而从税收情况来看，2007年全国税收合计增长31.3％，200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0.5％。此外，由于资本在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这种有利地位体现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有利于资本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分配格局显然不利于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述，劳动的所得是转化为消费的，资本的所得是转化为积累的。
另外，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通常资本比较稀缺，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充裕会使资本的价格下降，相比之下，劳动会相对短缺，作为对相对短缺的反映，其价格自然会上升。
国民收入分配还应当向低收入群体适度转移。李培林等人的调查表明，家庭消费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0％以上，而高收入家庭消费率低，城市和农村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分别为57.9％和53.9％，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每年的40％以上用于储蓄和积累。显然，从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出发，收入分配应当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要使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一步的分配和投资应当向农村、农民转移。
就人口比例来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按理应当有广阔的需求。然而经济学上所讲的需求不是看人口的多少，而是看贷币购买能力。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所关注，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专门就农村土地产权和流向问题作了专门的决定，而这一切恰恰说明农民增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生动地反映在城乡消费的差距上，农村家庭消费平均为1 7285元，比城市平均消费额的28347 7元少1 0000多元。
农民增收问题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还应当让农产品反映农产品的成本。收益和供求状况，该上升时就上升。至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扬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的影响，则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诸如补贴的途径去解决。此外，还应当一视同仁地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问题。最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和效用最大化原理，如果给已经有了相对丰厚的投资的地方继续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效果，进一步的投资应当选择以前投资薄弱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就是农村。当各个地区投资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用才会最大。
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还应当包括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的改革，使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提升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在更高的层面寻求新的增长亮点，没有产业结构的提升就没有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消费结构的提升，这不仅表现在量上，而且表现在质上，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变迁和提升上。
提升消费结构，首先表现在对住房的需求上。研究发现，当人们已经解决了吃、穿等温饱层次的需求以后，进入到小康社会的主要表现是住房状况的改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旦当这个层面的消费结构来临的时候，住房这一具有普遍型的需求的产业，由于其与其它产业，诸如土地经营、钢铁、装修、家具、环境塑造、物业服务、小区三产等及其密切的产业关联，使其具有极强的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成交取决于供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供求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的僵持状态。广大的消费者认为房价太高，例如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房价收入比，房屋价格应当是家庭年收入的3-6倍，然而当前的房价收入比却远高于此。为了刺激房市、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对于房市来说是利好的政策，然而随着政策的频繁出台，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却在降低。供求双方似乎都在期待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必然会下降，在这种僵持状态中供给者最终挺不过需求者——因为供给者有资金积压的压力，而需求者却没有这样的压力。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扩大现实交易量。要扩大现实交易量就要挖掘现实需求者，要把中等、中高收入群体由潜在的需求者变成现实的需求者。
在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僵局中，房地产经营者应当有相对主动的行动，如果房地产企业能够提供定价公平合理，质量可靠的住房，中国房地产业一定会重振雄风，成为启动内需的关键力量。
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应当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自救，有力于形成合理、公平的价格。合理公平的价格有利于供求双方，有利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既要防止房价过高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此时无人购买。也要防止房价过低诋毁了整个产业——因为整个产业难以为继，当整个产业都毁了的时候，同样不利于消费者。
其次，耐用消费品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李培林等人关于《当前中国城乡家庭消费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商品消费结构稳步升级，大众耐用消费品日渐普及，彩电、手机等商品每百个家庭保有量已经超过100台(部)，冰箱、洗衣机、固定电话等保有量也都超过60台(部)，家用汽车和电脑更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当前，家用汽车在农村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而电脑对于城乡居民而言，不仅是生产资料(例如网上经营)，而且是发展资料(例如学生学习几乎都有电脑)。即使是低收入家庭省吃俭用，也要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群体改变现状的期望。电脑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必要装备。
耐用消费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为启动内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顺应这一大趋势，中央政府及时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政策，给农村家庭购买家用电器予以补贴。这一政策在农村实施家电品种可以更广泛一点。此外，这一政策也可以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进行尝试。
最后，启动内需应当注重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当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与之相关的是制造业发展是比较快的。相反，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公共目标的忽略，现在应当借启动内需补上这一课，例如在医疗、教育、养老、文化，这些领域应当有更多的投入和更广泛的准入，这样做不仅可以把内需拉动经济推向更为深入的层次，而且可以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1997年通过长假启动内需和今年春节黄金周的火爆消费，再一次证明7休闲产业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未来消费的又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