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收藏，已成为近年收藏热话。基本每家拍卖行都能在文房专场分一杯羹，不仅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在拍场上屡创新高，继而由文房四宝引申而出的数十种文房用品，亦日益受到藏界关注。那些或小巧、或雅致的文房用品无不烙着文人独特而高雅的审美情趣，也往往寄托着他们的志向与情思。对文人而言，书房所用的一器一物，都务求一个“雅”字。正因如此，文房用品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与文化价值。所以，藏家的日益青睐也是对传统雅文化的重新认可与价值回归。
　　文房小史
　　应该指出的是，只有文人的书房，方可称文房，它是文人进行办公、燕居、休憩乃至会友之居所。而文人是随科举制度而产生的阶层，自隋唐以来，文人所创造的士大夫文化一直占据着主流美学的地位。如果说文人画、文人书法寄托着文人的精神境界，那文房，则是立体化地呈现士大夫的日常，记录着时光流逝中的点滴。
　　若回顾起来，文房的鼻祖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山林的文人结庐而居，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禹锡的“陋室”。他有传颂千古的《陋室铭》，透露出种潇洒豁达的魏晋风骨，“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即通過隐逸山林，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房屋虽陋，却蕴含着高尚的情操与高雅逸趣。魏晋名士的这种隐逸文化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人，“陋室”中流露的那种简约、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也成为后世文房的基本风格，即文人书房从陈设到所用器物，不求奢华，也最忌繁琐，而追求一种古朴典雅的美。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品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品渐渐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功能逐渐细分。与此同时，隋唐一些文人也有效仿魏晋名士隐居山林的传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不过，可惜的是，隋唐文人的书房，因存世实物与绘画很少，今人已难以得知其真实面貌。至宋代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文官政治的确立，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从现存的一些宋代诗文、绘画中则尚能对宋人的文房管窥一二。
　　南宋杨宝国题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如是足矣。”宋代文人需要处绝无功利之心的小小空间，在此读书、顿悟、自娱，是一种涤除尘虑的生活方式。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宋人更加喜欢在居住处别筑小室，独处读书，如此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便可以称作书房。陆游的诗《新开小室》这样写道：
　　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
　　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
　　衰眸顿清澈，不畏字如螘。
　　琅然弦诵声，和答有稚子。
　　余年犹几何，此事殊可喜。
　　山童报炊熟，束卷可以起。
　　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南宋《秋窗读易图》，则更直观地展现宋人文房。临水而建的一处瓦屋院落，中间为堂，堂之东偏一间小室，室中可见一张书案，案有展卷之册，焚香之炉，炉旁并置香盒一，图中人物悠然自得，人、屋、景和谐共存，宁静致远的意境诠释出天人合一的追求。
　　此外，宋代士大夫流行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雅艺，自然也喜欢将其融入文房中。故而文房成为集视觉、听觉、嗅觉等多元感官于体的综合性美学空间。
　　明代文房，精舍与雅居合一
　　真正将文房美学推向高峰的是明代文人，而清代文人不过在此基础上延续，清代文房无论格调还是意境，已无法跟明人相提并论，故透视中国的文房艺术，则奉明人为师。
　　明代文人不仅继承宋人文房的一些营造法则，还进一步发展了更为讲究的文房用品，门类之多、制作之精、造型之雅成为后世标榜。尤其是晚明时期，物质和精神生活空前发达，文人生活富足，他们不仅热哀于布置文房、参与文房设计，还著述立说，为后人布置文房提供指南。这类著作至今仍有不少借鉴的意义，如屠隆的《考槃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以及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加上现存的不少明代绘画，让今人得以较为完整地还原出明代文人的书房。
　　首先，明人的文房无疑是一座精舍，“舍”看似简朴，但实则内“精”，个中陈设无一不精，除了家具一类陈设，其他文玩数目之多、用途之细分以及造型之讲究，具让人惊叹。
　　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包括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瑗叇、裁刀、剪刀、途利、书灯、香橼盘、布泉、钩、箫、麈、如意、禅灯、诗筒葵笺、韵牌、五岳图、花尊、钟、磬、数珠、钵、番经、镜、轩辕镜、剑。若再加上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这些文房用品无不兼具实用与雅观，即使数目繁多，也不必担心明人的文房会杂乱无章。文房内的各类收纳同样齐备，如博古架，既可放置文玩，又可摆放古董，但凡好友雅聚，便一同鉴赏同乐;官皮箱、提盒、文具盒等可以存放各类文具或杂物，收纳之余亦方便携带外出;笔筒、笔挂，将笔悉数集于一处;还有案头摆放的随形的奇木承盘，各类小物件尽可收入其中……
　　不仅如此，明代文房还有一套陈设的美学法则，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这样描述的书斋陈设：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 ，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 ，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
　　从中可知，明代文人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对文房陈设已经形成成熟的体系，一器一物的材质、造型、陈设均非常讲究，但凡不显高雅的俗物，一概不能入内。明人好古，又能有所创新。这也是值得今人借鉴学习之处。如水注、镇纸等主张用铜，还在文房中摆设镜、钟、磬、麈等物，显得古雅的同时又能装点空间，给人古朴之意。当时流行的紫砂、名窑瓷器，明代文人亦十分推崇，与古物混搭，和谐中碰撞出别样的逸趣。
　　此外，文房还必须是处高雅的居所，美妙的氛围营造又怎可缺少？
　　因而书桌的周边还需要一番布置，床头小几要插花或放置蒲石、香炉等物，墙上还挂上古琴、书画等。当然出于个性的喜好，也可以挂上诸如拂尘、剑等物。试想一下，简洁的木质家具分割着文房空间，案头各式文玩点缀其中，角落处香篆缭绕，文人端坐中央抚琴，悠扬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进入旷远澄澈的境界中。
　　最后，文房周围环境同样力求天人合一，《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文房的环境：“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也许只有这般，从文具、室内陈设都力求雅致，并注重与周遭环境相容，既是精舍又为雅居者，方能算得上真正的文房。只是对今人来说，远去的传统似乎已经变得奢侈，但明代文人对格物的那份执着，以及融汇古今的气度，仍旧启示今人。
　　在浮华的现代社会中也不妨造一件文房来宠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