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庄子》的审美追求与中国古典意境美学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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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庄子》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意境说的源头。其中追求“物我两忘”的和谐境界对意境重视情景交融的创作思维提供了启示,注重“有无相生”的统一关系为意境怀有虚实相生的审美倾向更新了思维,崇尚“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为意境追求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创造了灵感。
  关键词:《庄子》 古典美学 意境 渊源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指出:“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①作为中国文学在轴心时代的杰作,《庄子》一书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在中国哲学、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美学思想的最初形态可追溯到轴心期,许多美学思想的萌芽与《庄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可见《庄子》对中国美学影响之深。因此,把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与探求《庄子》的审美追求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概念。⑦关于境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的《齐物论》,如“荣辱之境…‘振于无竞(境),故寓诸无竟”“是非之境”等。③可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较早萌生“意境”意识。童庆炳先生曾指出:“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④他将意境的三个特征分别概括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与“韵味无穷”。这三个特征,皆可与《庄子》中“物与我”“道与自然”及“言与意”相对应。
  一、物我两忘—情景交融
  美学思想的诞生,起源于思想家对美学问题的终极思考和哲学追问。在对哲学命题的探究中,主体与客体的概念逐渐产生了。情景交融的美学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代表着文学创作的主观世界,“景”象征了文学作品的客观动机。这和中国古代诗歌开辟的“比兴”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这组关系,中国古典美学更倾向于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且在几千年前已有萌芽。从上古到近代,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是我国文艺美学探索的常见主题之一,“意境说”也随之产生。虽然在这一时期,没有关于“意境”完备的理论体系,但从先秦诸子典籍皆可探得一二,这些零星散布的美学追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庄子》作为“意境说”萌芽时期的代表,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彼时的文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多蕴藏于各类古籍之中,因此《庄子》一书中有着大量的哲学命题,如对物我关系的讨论与阐释。其中,有些地方也将物表述为“象”。“物”“象”两个命题在《庄子》中出现频率极高,由此可见其在《庄子》开创的美学世界里的地位。
  《马蹄》中曾描绘过庄子心中“万物一体”的理想世界: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蹩为仁,踶歧为义,而天下始疑矣。⑤
  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把现实事物化为声色之形象,而且进一步指出声色的玄幻不实,并因而落实在“用心若镜”的境界中;提出以“气”“一”等破除意象之间的壁垒,由“万物齐一”的理解而主张“无情”“应物不藏”;提倡“无待于物”,即物我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从而达到精神自由。如陆象山所言:“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所谓精神自由,就是打破这种人自己设置的隔墙与关卡,解开心中的纠结,回归存在的本源,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齐”。
  《齐物论》曾讲述了“庄周梦蝶”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一词,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一方面,万物都是“道”泛化的结果,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并最终统一于“道”。因此,万物在“道”的面前是没有界限的。另一方面,在“万物一齐”的基础上,正是由于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难分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便是承认物我一体的同时,实现了主客体之间融合转化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庄周是主体,蝴蝶是客体,庄周面对梦境,发出感慨和疑问,正是主体与客体高度的融合,因主客合一,不知有我,故不知有物,遂物我两忘。这和情景交融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效果颇为一致。情景交融也是强调主体与客体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境地,情是主观世界的流露,景是客观世界的描摹。作者往往因景生情,睹物起兴;又因情所至,赋予自然外物以主观感情。如对杜甫《春望》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进行解读时,很难明确判断是作者因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而见花落泪,闻鸟伤情;还是花因感时而落泪,鸟为恨别而惊心。
  《在宥》中通过鸿蒙和云的对话,具体阐述了“物化”之法:
  鸿蒙曰:“意!心养!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得也。”
  无论是“万物一体”的世界、“无为物化”的境地,还是“物我难分”的状态,简言之,即“物我合一”。在探讨物我关系时,《庄子》更倡导物我两忘,并将此看作达到自由境界的唯一途径。至于物我两忘与绝对自由关系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逍遥游》。《逍遥游》作为《内篇》之首,又是全书始篇,客观顯示了它在书中的重要性。此篇开头便以夸张手法,创造出一种宏大的自由,比如大鹏,上达九万高空,远通东南西北,看似自由,实际却因身躯过于庞大而必须借助飓风之力。这一追求自由而不得的矛盾,不仅在此篇呈现,而且成为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一旦形成对外物的依凭关系,便会受到种种限制。即使看似达到自由之境,也必定建立在桎梏之中,而非真正的自由。要想达到绝对自由,就必须抛弃作为“物”的属性,回归自然,恢复本性,并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无己”的境界。   除此之外,在《庄子》一书中,还有大量的篇幅描绘那些摆脱日常困境、挣脱心灵束缚,超越命运桎梏的“神人”“至人”“真人”等系列形象。如:“故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观其形象,可谓是与天地大化合一,与自然共存。他们“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大宗师》),“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游心于淡”(《应帝王》)。从美学的角度看,“真人”的特点就是心灵与天地万物的交流与融合,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美感。另外,“真人”的意象世界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高度融合。由此可见,想要达到“真人之境界”,必须达到物我之间的完美统一。这些“真人”形象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的反映,且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融入古代文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总之,庄子通过“物我两忘”营构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意境。这种对意境的自觉追求,实现了在原始道家思想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升华,并为中国美学博纳兼收打下基础,提供灵感与启发。唐刘禹锡“境生于象外”,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明王夫之“情景”,王士稹“神韵”,晚清王国维“有我之境”(作者主观色彩较为鲜明,感情外溢的诗歌境界,多表现为宏大、壮美)与“无我之境”(作者主观色彩较为隐晦,物我统一的境界,多表现为秀婉、优美),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深化了这一理论。
  二、有無相生——虚实结合
  宗白华在《美从何处寻》中指出:“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⑥此处的静照我们可以理解为意境产生的条件,即心如止水,灵魂空灵(类似于佛语中的顿悟)。美学中的意境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和具体的定义,而是处于“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的社会境界和“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的自然境界之间的一种存在。这一不确定性决定了美学意境中的关系。所谓“虚”,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切现实中不存在抑或不明确存在的事物;所谓“实”,则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象。美学正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内涵与节奏,聆听内心深处的呼唤;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为意象,窥探灵魂深处的需求和仰望。
  老庄哲学都把“道”看作世界的本源。《老子》首篇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接下来便是对“有”“无”的阐释:“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的思想,把“道”描绘为“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简言之,“道”就是自然规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摸不着,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经过实践不断加深对它的认识。“道”的存在状态本身就是“有”与“无”的结合,并构成它们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密切联系。
  庄子最早提出虚境,并将其大量运用在创作中。《天道》云:“与天合者,谓之天乐。”这种境界,来自最彻底的自我、最高度的觉悟。但这种天乐具体指什么呢?庄子在下文如是阐释:“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谓之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中国有句古话:“万物静观皆自得”“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艺术欣赏也需要心如止水,目空他物,摆脱现实世界的纷扰与喧闹,在灵魂中创出一个虚境来。我们不难看出,“天乐者”虚空自身而无牵无挂,无论如何,皆保持着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正是由于他们遵循“道与自然”,并以最自然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对话,因此他们可以获得别人无法体验的绝对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虚境的基础上的。
  书中也曾多次谈到“有”与“无”的关系:“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齐物论》)⑦《庄子》中“有”“无”关系的讨论还有很多,在此仅选取上述几例。
  通过直观的审美体验,我们不难看出《庄子》拒绝将这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分离开来,而是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从而追求着一种“有无相生”的关系。
  除“有”“无”这对范畴,《庄子》中还多处呈现虚构的创作手法,这一手法的娴熟运用,主要表现在《杂篇》的寓言故事中。作者虚构了一个个“事假理真”的故事,虽为“孟浪之言”,却“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从叙事理论来看,这是“虚境”,这些寓言通过虚构的人或事物,以神奇怪异之想象、荒诞无稽之言辞,塑造出生动活泼、形象鲜明的艺术形象群。从思想主题来看,这是“实境”,作者通过这些故事,将自己的主观情思与哲理思想呈现给读者。
  另外,庄子在修辞上惯用夸张笔法,因此笔下的世界常常看起来缺乏真实感,但并未因此给予读者不愉快的审美体验。相反,作者常常依托这种不真实的存在,为读者铺陈一个雄浑壮阔、浩荡宏大的场景。如《庄子·逍遥游》:“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这一壮观场面与大鹏奋翔万里之志向互为映衬,壮美难言,但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庄子》还描绘了大量的绝壁之木,常生于悬崖峭壁,长于狂风暴雨,上有绝壁万仞,下有奔腾激流,纳日月生灵之精华,成遮天蔽日之形态,芳春仲夏,寒秋严冬,孤身孑立,峥嵘不改。作者描写此树之前,对周边环境可谓极力铺陈,不惜笔墨,从而最大可能地还原自然的风貌,表现自然物不受人为影响的最初状态。这一环境中的事物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与现实环境存在相当明显的距离。这种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实现虚实的融合。   总之,虚境是实境的升华,实境是虚境的依托。虚境要依托实境表现,实境要在虚境的统摄下加工。二者相生相依、和谐共存才能达到优美的意境。庄子较早地认识到有无的融合与统一,且将这一美学追求自觉运用于文学创作,通过开创“有无相生”的关系影响了崇尚“虚实结合”的后世文人。
  三、得意忘言——韵味无穷
  相比而言,“情景交融”“虚实结合”的出发点是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得意忘言”偏重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表达意境效果,属于意境的审美特征。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紧密融合的。正是由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因,才会达到“韵味无穷”的果。它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概念,往往与情、与理、与味、与趣相结合,而成为内涵丰富、意义独特的命题。我们平常所说的“韵致”“情韵”等是韵味的其他说法。
  《庄子·外物》首次探究了言意之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提出“得意忘言”的命题,试图对传统意义上“语言”和“思维”这一对矛盾的解决进行探究。“忘言”并非代表庄子对语言文字的摒弃,而是强调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实用性与工具性。人们利用这套符号系统记录思维的发展和信息的使用,但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创造语言文字的初衷——以“言”达“意”。此处运用“鱼”与“荃”、“蹄”与“兔”的关系类比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强调使用语言的目的。这里的“忘言”和“得意”存在一种前后的逻辑关系:“忘言”的前提是“得意”,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忘言”,否则很难接近使用语言的目的。在“得意”之后,便无所谓“言”的存在了。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此做了进一步阐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⑧王弼进一步阐释了庄子对言与物关系的探讨,并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概况为“得意忘象”。“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和发展,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言在意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⑨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司空图的《与极浦书》等均注意到语言的有限性,强调创作文学作品,重在追求内在神韵相谐而非外在内容相似。从这些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不断探求言意关系,并始终强调文学批评不是对作品进行简单的接受式复述,而是要求读者注重体会言外之意、意外之旨,并以此为依托进行主观加工,赋予文学作品以新的活力,不断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丰富的内涵,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了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的美学理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庄子还明确提出了对“言”存在的必要性与实用性的怀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觳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这段话从“言不达意”的角度,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言”在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从而把审美主体的创作动机、思维情感与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一种意与境浑然相容、物与我合而为一的审美境界。李天道先生曾提出:“当‘意境’的超验性、直观性及其对意在言外的推崇以‘意境’构筑的流程呈现时,则倾向于诗意境域呈现的空灵性和精粹性。它以冲淡自然、‘象外’之‘象’的姿态向本然‘还原’。这就是锺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⑩作者所追求的,正是言意统一而韵味无穷的审美境界。这一说法肯定了艺术思维与具体意象、创作主体与主观情思的联系,涵盖了广阔立体的空间,是对言意之辩的高度总结。
  意境是一种抽象的境界,因此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意象就是表达意境具体特点的一种重要载体。戴叔伦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体现出中国古典美学“大象无形”“言不尽意”“大美无言”的审美追求,即意境与读者存在一定的距离,中间需要一条贯通的桥梁。有了意象这一具体概念的接引,许多难以言传的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和境得以呈现在人们眼前。庄子在其书中,便多次使用意象,以达到和谐统一又韵味无穷的境界,在准确简洁表意的前提下,兼顾为读者留下思考和想象的空間,建构出一个个灵动鲜活的意境世界。
  由此可见,《庄子》中的“得意忘言”一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意境美学的发展与演变,为后世文学追求韵昧无穷的艺术效果创造了灵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范畴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其中的“物我合一”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意境”重视“情景交融”的创作思维提供了启示;“有无相生”为“意境”崇尚“虚实相生”的审美倾向更新了思维;“得意忘言”为“意境”追求“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创造了灵感。我国古代文学对意境美学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先秦两汉散文对“境”的探索、唐诗对“兴象”之美的追求、明清“兴在象外”之说,与《庄子》的美学追求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意境美学在此基础上辩证否定,并在发展创新中获得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渐趋丰富,越走越远。
  ①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②④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第239页。
  ③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6、147页。
  ⑤庄子:《庄子译注》,杨柳桥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白此版本,不再另注)
  ⑥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⑦庄子:《庄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⑨王弼:《周易略象·明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93页。
  ⑨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⑩胡晓明:《美的观点与中国文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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