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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当时人们都称之为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摄影家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流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文艺青年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儿，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T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之间，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那是1980年的中国，物资还挺贫乏，青年人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称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
那两年社会治安也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穿红裙子的恶魔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年夏天，北京长安街上两个骑自行车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被摄影师李晓斌记入了镜头。前面一个女子的裙子长度已经缩短到了膝盖以上，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红衣少女》，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电影为那个年代的现实生活贡献了若干时尚新词，比如“斩衣”“斩裙”“斩得落花流水”，斩在当时差不多是炫耀、显摆的意思。
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插着恶魔的翅膀，风靡全国。每个追赶时髦的年轻女子都要赶着去买一条红裙子“斩”现风采。
那一阵子，红裙子解放了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被提上了议程。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
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開放，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外籍人士、外国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怎么打开这个缺口，需要来自自下而上的尝试。随后，天津市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当时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大搞舞厅示范。1985年4月，天津市文化局、公安局联合组建天津市舞会管理办公室，将全市营业性交谊舞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改变了之前的多头管理。当年10月，这个城市已经有了56家营业性舞厅，并且运营正常。
1986年，王蒙复出，担任了文化部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身体摇摆的晴雨表
回顾身体摇摆的历史，交谊舞的风行仿佛轮回，从来都是大气候的显示计。
作家王蒙始终是个交谊舞爱好者，后来他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对于解放初期交谊舞的兴废，有过意味深长地回顾。他写道：
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书中写道的。书中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
到了50年代，城市人学跳交谊舞成风;那个年代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除了扫文盲，还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得扫舞盲。据说国家领导人都在跳，老百姓还会不学?
50年代后期，舞会的口子日益缩小。到了1960年，三年灾荒，吃都吃不饱，谁还跳舞，单位的舞会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摘自《扬子晚报》2008.7.16）
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当时人们都称之为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摄影家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流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文艺青年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儿，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需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T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之间，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那是1980年的中国，物资还挺贫乏，青年人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称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
那两年社会治安也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穿红裙子的恶魔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年夏天，北京长安街上两个骑自行车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被摄影师李晓斌记入了镜头。前面一个女子的裙子长度已经缩短到了膝盖以上，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红衣少女》，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电影为那个年代的现实生活贡献了若干时尚新词，比如“斩衣”“斩裙”“斩得落花流水”，斩在当时差不多是炫耀、显摆的意思。
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插着恶魔的翅膀，风靡全国。每个追赶时髦的年轻女子都要赶着去买一条红裙子“斩”现风采。
那一阵子，红裙子解放了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被提上了议程。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
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開放，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外籍人士、外国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怎么打开这个缺口，需要来自自下而上的尝试。随后，天津市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当时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大搞舞厅示范。1985年4月，天津市文化局、公安局联合组建天津市舞会管理办公室，将全市营业性交谊舞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改变了之前的多头管理。当年10月，这个城市已经有了56家营业性舞厅，并且运营正常。
1986年，王蒙复出，担任了文化部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身体摇摆的晴雨表
回顾身体摇摆的历史，交谊舞的风行仿佛轮回，从来都是大气候的显示计。
作家王蒙始终是个交谊舞爱好者，后来他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对于解放初期交谊舞的兴废，有过意味深长地回顾。他写道：
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书中写道的。书中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
到了50年代，城市人学跳交谊舞成风;那个年代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除了扫文盲，还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得扫舞盲。据说国家领导人都在跳，老百姓还会不学?
50年代后期，舞会的口子日益缩小。到了1960年，三年灾荒，吃都吃不饱，谁还跳舞，单位的舞会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摘自《扬子晚报》2008.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