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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20年9月11日，16岁的邓小平满怀激情与救国梦想赴法勤工俭学。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黑暗，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由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参加《少年》《赤光》编辑部的工作，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他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声援五卅运动……1926年1月7日，由于身份暴露，他在法国警察前往他住所之前离开了法国。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取名邓先圣。5岁时，邓小平进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其中，包括了他的5年法兰西求索之路。
一
1920年7月19日，经过考试，邓小平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并参加了学校在重庆商会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邓小平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取得资格的有83人，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随后，他回家与家人告别。
8月27日，刚满16岁的邓小平和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2名学生，从重庆乘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轮船沿长江东下，途经宜昌、汉口、九江，抵达上海。在上海为办理赴法的各项事宜逗留了一周，9月11日邓小平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
10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法国南部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马赛。
两天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等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里，为了提高法语水平，中国学生单独开班，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
法国国家档案馆保留的一份巴耶中学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上写明，邓希贤1921年3月共用了244法郎65生丁的食宿费。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学校的食宿费、学杂费等对于自费生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后来，因无力支付学校的各项费用，邓小平与其他十几名同学一起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前往克鲁梭市。
邓小平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他在法国唯一的一段学习生活。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路。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两年多，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找工作格外困难。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等几名四川学生，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工资每天只有10法郎。从此，他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勤工生涯。
邓小平的工卡上写道：邓希贤，16岁，编号07396，进厂日期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本来，邓小平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工作把他压榨得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连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邓小平后来说，他在克魯梭拉红铁，做了近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
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前往巴黎。
5月至10月，邓小平住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一边到华法教育会领取每天几个法郎及救济金，一边打短工维持生活。
10月22日，邓小平进入位于巴黎第十区的香布朗工厂做扎纸 花的工人。11月4日，扎纸花的工作做完了，他被香布朗工厂解雇。此后3个多月，他四处寻找工作，工作和生活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处登记， 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二天，他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制鞋工人，制作防雨的套鞋，每周工作54个小时，一天可挣十几个法郎。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11月，邓小平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希望能在那里继续读中学，但终因经济状况不佳， 未能如愿。
在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
二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
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2年2月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等一批先进青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地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18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齐集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8月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邓小平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少年》编辑部的工作。从这时开始，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24年2月《少年》改名《赤光》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了一些文章。他还用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他再把文稿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按时出刊，周恩来、邓小平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來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从年长他6岁的周恩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
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他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邓小平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邓小平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有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了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直至最后以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陈箓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大家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箓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口，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赶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
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 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参加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3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驱逐，但同样受到了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
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等人的活动有不少记载：“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33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10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编者注）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70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8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
四
1925年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德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40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參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举行了一次旅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国民党于11月15日16时至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后来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实应为 8月22 日——作者注）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作者注），杨品荪，20岁，生于上海。
“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朱勒费里街8号。”
实际上，从1925年6月起，邓小平就成了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从法国国家档案局现存的当年的一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邓希贤（邓小平）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二字。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小平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
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总局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3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3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 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荪的3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取名邓先圣。5岁时，邓小平进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欠恭敬，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其中，包括了他的5年法兰西求索之路。
一
1920年7月19日，经过考试，邓小平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并参加了学校在重庆商会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邓小平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取得资格的有83人，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随后，他回家与家人告别。
8月27日，刚满16岁的邓小平和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2名学生，从重庆乘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轮船沿长江东下，途经宜昌、汉口、九江，抵达上海。在上海为办理赴法的各项事宜逗留了一周，9月11日邓小平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
10月19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法国南部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马赛。
两天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等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里，为了提高法语水平，中国学生单独开班，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
法国国家档案馆保留的一份巴耶中学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上写明，邓希贤1921年3月共用了244法郎65生丁的食宿费。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学校的食宿费、学杂费等对于自费生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后来，因无力支付学校的各项费用，邓小平与其他十几名同学一起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前往克鲁梭市。
邓小平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他在法国唯一的一段学习生活。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路。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两年多，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找工作格外困难。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等几名四川学生，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工资每天只有10法郎。从此，他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勤工生涯。
邓小平的工卡上写道：邓希贤，16岁，编号07396，进厂日期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本来，邓小平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工作把他压榨得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连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邓小平后来说，他在克魯梭拉红铁，做了近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
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前往巴黎。
5月至10月，邓小平住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一边到华法教育会领取每天几个法郎及救济金，一边打短工维持生活。
10月22日，邓小平进入位于巴黎第十区的香布朗工厂做扎纸 花的工人。11月4日，扎纸花的工作做完了，他被香布朗工厂解雇。此后3个多月，他四处寻找工作，工作和生活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处登记， 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二天，他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制鞋工人，制作防雨的套鞋，每周工作54个小时，一天可挣十几个法郎。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11月，邓小平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前往塞纳-夏狄戎中学，希望能在那里继续读中学，但终因经济状况不佳， 未能如愿。
在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
二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
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2年2月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等一批先进青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地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18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齐集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8月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邓小平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少年》编辑部的工作。从这时开始，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24年2月《少年》改名《赤光》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赤光》上发表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了一些文章。他还用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间狭小的房子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他再把文稿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按时出刊，周恩来、邓小平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來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从年长他6岁的周恩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
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会后，他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邓小平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邓小平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有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了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直至最后以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陈箓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大家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箓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口，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赶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巴黎所取得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
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 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参加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3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他没有被捕或驱逐，但同样受到了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
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等人的活动有不少记载：“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33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10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编者注）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70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8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
四
1925年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德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记录：“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40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參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举行了一次旅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国民党于11月15日16时至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后来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实应为 8月22 日——作者注）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作者注），杨品荪，20岁，生于上海。
“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朱勒费里街8号。”
实际上，从1925年6月起，邓小平就成了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从法国国家档案局现存的当年的一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邓希贤（邓小平）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月8日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926年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二字。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小平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
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总局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3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3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 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荪的3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