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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本无好坏善恶之分，人亦无好坏善恶之分。而差别在于，人对欲望的态度。有的人是欲望的主人，有的人沦为欲望的奴隶；有的人通过欲望寻找真理，有的人因欲望遭遇人生的滑铁卢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的欲望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欲望推动了人类的不断前进。比如：若非是求生的欲望，我们的人类祖先不会从森林中的一个个个体进化为集体式的社会生活；若非是对财富的欲望，人类社会不会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若非是对荣耀的欲望，人类不会发展出灿烂的文化和深邃的道德思想；若非是对未知的探索欲望，人类不会发展出如此令人炫目的科技。……
欲望本无好坏善恶之分，人亦无好坏善恶之分。而差别在于，人对欲望的态度。有的人是欲望的主人，有的人沦为欲望的奴隶；有的人通过欲望寻找真理，有的人因欲望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对此，企业的经营者要谨慎，驾驭好欲望这辆快车来谋求企业发展的同时，小心那些欲望设下的陷阱。
据说顾雏军就是很有欲望的一个人。
前几天在天津，于傍晚在水上公园附近和天津大学的一些教授喝酒，聊起了他们当年的校友，如今正在第四次开庭的顾雏军，在座诸人未免一阵唏嘘。
其实，从当初第一篇命名“G介质”论文的顾雏军，便已经在热交换方面展露出非凡的才华，必须要承认的是，顾雏军的发明，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个性自我的顾雏军太需要在自身披上光环了，留校问题、教授职称问题和当年最早的一家公司的人事、财务问题等等，都暴露出顾雏军那种自我的性格。顾雏军要的不是因应社会的需求而逐渐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而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目的去左右社会的需求。他的目标是成为这个行业的领袖，而这个行业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领袖呢？社会只给出了模糊的答案。也许，如果顾雏军能够按部就班地走完他从科研学术到商业巨子的道路，将是一片坦途，但是对他来说，这样太慢了一些。于是，他放弃了在国内的公司，选择出国，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完成他从技术到市场的蜕变。于是，顾雏军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似乎成为了一对矛盾。
然而，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造就时势，本不是一对矛盾。时势如同奔腾的江水，永远呈献给有心人以机会。是商海称雄还是壮士扼腕，关键看你是否有积极进取的心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顺势借势造势的技巧和创造改变环境的勇气。
我们先说时势造英雄。汉末以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动乱，从张角黄巾起义到隋统一中国长达405年的时间中，军阀混战、汉夷相争、国家相替、亲友相残，几乎所有人都求治、求安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有唐高祖李渊聚集了当时大批名将、名臣，终于夺取了隋炀天下，将中国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样一批英雄。正如罗贯中在词中言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汉末以来，豪族大姓纷纷走向没落，而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力量迅速崛起。以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名士阶层，逐渐成熟。相比那些没落的豪族大姓，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名士们思想更开放，个性更自由。自曹魏以降，这些名士逐渐掌握了政治、军事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最终推动了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安定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可谓英雄造就了时势。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英雄与时势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呼应，循环往复。时代呼唤有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这般豪杰；李世民又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人才发展的环境；李世民所创造的积极环境吸引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这班史称十八学士的能臣；这些能臣又与李世民一起推动时势不断创造辉煌。
但是，这里仍旧有一个问题，面对同样的时势，为什么只有李世民和他的一班能臣通过顺势、造势而成为英雄？与其同时代诸多国人，甚至如建成、元吉等这些李世民的兄弟亲朋，却都没有抓住机会呢？
任何一个人在时势面前，都有一个定位的选择。一种选择，是积极地顺势而发，根据时势的需求改造环境，缔造成功。另一种选择，则是消极、盲目地妥协于时势，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至于面对机会，裹足不前，甚至逆势而为，最终招致失败。
明万历年间，孙丕杨官拜吏部尚书。面对当时昏暗、沉闷的政局，孙宰相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顺势而为，顺应当时社会求治反腐的呼声，以吏部尚书之职权，整顿吏制，清廉官场。另一种选择是息事宁人，妥协猥琐，与阉党合污。按照孙丕杨的官场声誉，他选择前者自是众望所归。据史载，孙丕杨“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也就是称赞他是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但是，就是这个孙丕杨，在吏部尚书这个位置上却瞻前顾后，既不敢得罪权重一时的阉党，又不愿妥协恶势力。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第三条道路”，创立了“掣签法”以选百官。所谓掣签法，说白了就是抽签，把备选的后补官员名字写在竹签上，上任与否全靠天意，抽到谁谁去。这种愚蠢的办法，终于使孙丕杨成为了历史上的笑柄。
政坛上的英雄与时势如此，商海中也是一样。每一个商海领袖，面临时势同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极的进取，一种是消极的妥协。积极进取者，自然能顺势而为，成就非凡的事业。消极妥协者，也必定受到市场的惩罚。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蓬勃的生机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大时势，而时势也选择了几位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马胜利和张瑞敏，都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骄子。但是，马胜利与张瑞敏的不同选择，也造就了两个人、两家企业不同的命运。
当马胜利毛遂自荐当上原本亏损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后，连续三年累计上缴利润860万。“马承包”这个名字一时间名震神州，各地政府将马胜利视为亏损企业的“救世主”，纷纷要求马胜利承包那些亏损企业。在这样的时势面前，马胜利真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分良莠、来者不拒。短短三年时间，他一股脑儿吸收了全国100多家企业，组建了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然而，由于摊子铺得越来越大，吸收的企业良莠不齐，而马胜利无力对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最终全盘崩溃。1991年，集团宣布解散，1995年，马胜利被上级领导免职。
而张瑞敏则不然，同样是那个时代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家，他却在时势面前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并清醒地认识到，质量才是企业成功的基石，而不是时人普遍认为的产量。因此，在产量与质量面前，他选择了质量，当发现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张瑞敏甚至以“砸冰箱”这样令人痛惜的举动，来彰显海尔“质量就是生命”的文化理念。张瑞敏此举，不仅让海尔品牌更上层楼，更改造了时势，带动了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服务的重视。
顾雏军所缺少的，也许就是这种张瑞敏式的智慧。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潮头，就一定能够顺应着潮流的力量到达成功的彼岸。而顾雏军却将自己凌驾于潮流之上，总希望自己能影响潮流，以便更快地达成自己的目标，结果欲速而不达，最终搁浅于沙滩。
这个道理，也许今天的顾雏军已经明白，但是，会不会还有赵雏军、李雏军呢？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人类的欲望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欲望推动了人类的不断前进。比如：若非是求生的欲望，我们的人类祖先不会从森林中的一个个个体进化为集体式的社会生活；若非是对财富的欲望，人类社会不会迅速发展为经济社会，追求物质的丰富；若非是对荣耀的欲望，人类不会发展出灿烂的文化和深邃的道德思想；若非是对未知的探索欲望，人类不会发展出如此令人炫目的科技。……
欲望本无好坏善恶之分，人亦无好坏善恶之分。而差别在于，人对欲望的态度。有的人是欲望的主人，有的人沦为欲望的奴隶；有的人通过欲望寻找真理，有的人因欲望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对此，企业的经营者要谨慎，驾驭好欲望这辆快车来谋求企业发展的同时，小心那些欲望设下的陷阱。
据说顾雏军就是很有欲望的一个人。
前几天在天津，于傍晚在水上公园附近和天津大学的一些教授喝酒，聊起了他们当年的校友，如今正在第四次开庭的顾雏军，在座诸人未免一阵唏嘘。
其实，从当初第一篇命名“G介质”论文的顾雏军，便已经在热交换方面展露出非凡的才华，必须要承认的是，顾雏军的发明，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个性自我的顾雏军太需要在自身披上光环了，留校问题、教授职称问题和当年最早的一家公司的人事、财务问题等等，都暴露出顾雏军那种自我的性格。顾雏军要的不是因应社会的需求而逐渐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而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目的去左右社会的需求。他的目标是成为这个行业的领袖，而这个行业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领袖呢？社会只给出了模糊的答案。也许，如果顾雏军能够按部就班地走完他从科研学术到商业巨子的道路，将是一片坦途，但是对他来说，这样太慢了一些。于是，他放弃了在国内的公司，选择出国，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完成他从技术到市场的蜕变。于是，顾雏军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似乎成为了一对矛盾。
然而，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造就时势，本不是一对矛盾。时势如同奔腾的江水，永远呈献给有心人以机会。是商海称雄还是壮士扼腕，关键看你是否有积极进取的心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顺势借势造势的技巧和创造改变环境的勇气。
我们先说时势造英雄。汉末以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动乱，从张角黄巾起义到隋统一中国长达405年的时间中，军阀混战、汉夷相争、国家相替、亲友相残，几乎所有人都求治、求安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有唐高祖李渊聚集了当时大批名将、名臣，终于夺取了隋炀天下，将中国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样一批英雄。正如罗贯中在词中言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汉末以来，豪族大姓纷纷走向没落，而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力量迅速崛起。以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名士阶层，逐渐成熟。相比那些没落的豪族大姓，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名士们思想更开放，个性更自由。自曹魏以降，这些名士逐渐掌握了政治、军事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最终推动了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安定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可谓英雄造就了时势。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英雄与时势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呼应，循环往复。时代呼唤有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这般豪杰；李世民又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了人才发展的环境；李世民所创造的积极环境吸引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这班史称十八学士的能臣；这些能臣又与李世民一起推动时势不断创造辉煌。
但是，这里仍旧有一个问题，面对同样的时势，为什么只有李世民和他的一班能臣通过顺势、造势而成为英雄？与其同时代诸多国人，甚至如建成、元吉等这些李世民的兄弟亲朋，却都没有抓住机会呢？
任何一个人在时势面前，都有一个定位的选择。一种选择，是积极地顺势而发，根据时势的需求改造环境，缔造成功。另一种选择，则是消极、盲目地妥协于时势，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至于面对机会，裹足不前，甚至逆势而为，最终招致失败。
明万历年间，孙丕杨官拜吏部尚书。面对当时昏暗、沉闷的政局，孙宰相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顺势而为，顺应当时社会求治反腐的呼声，以吏部尚书之职权，整顿吏制，清廉官场。另一种选择是息事宁人，妥协猥琐，与阉党合污。按照孙丕杨的官场声誉，他选择前者自是众望所归。据史载，孙丕杨“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也就是称赞他是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但是，就是这个孙丕杨，在吏部尚书这个位置上却瞻前顾后，既不敢得罪权重一时的阉党，又不愿妥协恶势力。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第三条道路”，创立了“掣签法”以选百官。所谓掣签法，说白了就是抽签，把备选的后补官员名字写在竹签上，上任与否全靠天意，抽到谁谁去。这种愚蠢的办法，终于使孙丕杨成为了历史上的笑柄。
政坛上的英雄与时势如此，商海中也是一样。每一个商海领袖，面临时势同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极的进取，一种是消极的妥协。积极进取者，自然能顺势而为，成就非凡的事业。消极妥协者，也必定受到市场的惩罚。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蓬勃的生机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大时势，而时势也选择了几位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马胜利和张瑞敏，都可以称之为那个时代的骄子。但是，马胜利与张瑞敏的不同选择，也造就了两个人、两家企业不同的命运。
当马胜利毛遂自荐当上原本亏损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后，连续三年累计上缴利润860万。“马承包”这个名字一时间名震神州，各地政府将马胜利视为亏损企业的“救世主”，纷纷要求马胜利承包那些亏损企业。在这样的时势面前，马胜利真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分良莠、来者不拒。短短三年时间，他一股脑儿吸收了全国100多家企业，组建了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然而，由于摊子铺得越来越大，吸收的企业良莠不齐，而马胜利无力对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最终全盘崩溃。1991年，集团宣布解散，1995年，马胜利被上级领导免职。
而张瑞敏则不然，同样是那个时代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家，他却在时势面前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并清醒地认识到，质量才是企业成功的基石，而不是时人普遍认为的产量。因此，在产量与质量面前，他选择了质量，当发现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张瑞敏甚至以“砸冰箱”这样令人痛惜的举动，来彰显海尔“质量就是生命”的文化理念。张瑞敏此举，不仅让海尔品牌更上层楼，更改造了时势，带动了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服务的重视。
顾雏军所缺少的，也许就是这种张瑞敏式的智慧。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潮头，就一定能够顺应着潮流的力量到达成功的彼岸。而顾雏军却将自己凌驾于潮流之上，总希望自己能影响潮流，以便更快地达成自己的目标，结果欲速而不达，最终搁浅于沙滩。
这个道理，也许今天的顾雏军已经明白，但是，会不会还有赵雏军、李雏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