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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世纪以来,在一般意义的亚洲增长模式之下,中国经济形成了特有的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三驾马车驱动模式,在资源配置上也相应地出现特有的“三低”局面: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但在经济危机之后,三驾马车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集体熄火,经济成本的“三低”局面已经结束。在经济增长动力趋弱的背景下,中国将迎来实际通胀读数的第三次盘整期,“大盘整”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词。
关键词: 中国;增长模式;盘整;通缩;通胀
中图分类号:F124
在2012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温家宝总理则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扩大外需的难度增大。从国内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由此表明伴随2012年7月经济观察期的结束,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给出了清晰的判断和明确的政策信号。
而从2012年5月份开始,中采PMI数据已经连续3个月徘徊在50的荣枯值附近,也表明虽然宏观调控自5月份以来开始加大了微调力度,特别是央行已经开启了降息通道,但经济仍然未能如期快速地回升,上证综指也相应地由2012年5月初2450点一路下滑至2012年7月底的2100点。
当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还需要政策刺激?即便是有新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是否能重演2009年那样的大逆转?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又将会呈现何种态势?本文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全球经济大缓和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于2004年用“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来形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宏观经济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确立了面向外部市场、扩大内部产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增长模式又得到进一步强化:2001-2007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在2001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之后,到2007年已经扩大至26.6万亿元,期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于10.8%的GDP平均增速拉动分别为5.2%、4.4%和1.2%,特别是2005-2007的三年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因素分别为2.6%、2%和2.5%。而2001-2007年间中国通胀平均水平(CPI)仅为1.87%,远远低于1990-2007年间5.1%的平均水平。
由此,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是此前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亚洲模式的延续——内部高储蓄率下,通过外部需求的吸纳,来扩大内部的产能,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这个一般意义的亚洲增长模式之下,中国的经济实践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
(一)中国经济特有的三驾马车
本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快速显现,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领域转移,以满足外部市场对内部加工行业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个相互衔接的经济驱动之下,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这一阶段特有的三驾马车,即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2000年,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计仅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经升至23%,2011年,虽然净出口的比重已经回落至2%,但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5%,即中国经济1/4来自于这三驾马车。
配合上述特有的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则出现特有的“三低”局面: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
低劳动力成本:按照收入法测算,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51%,降至2007年40%,下降了11个百分点,而劳动者在经济总量中下降的这11个百分点,几乎全部被转为了企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上升,企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合计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3%升至2007年的46%,除此之外,2001-2007年间,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现金收入的增速均不足9%,低了GDP实际增速近2个百分点。
低资金成本:按照1年期定期存款名义利率和CPI同比涨幅的差来计算,2001-2007的7年间,有1/3的时间是负利率(28个月);同时若按照CPI环比涨幅计算,2001-2007年期间,CPI累计涨幅为16.5%(也就是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7年间贬值了16.5%),由此,银行存款不仅没有对居民的货币购买力给予保护,反而正是由于对居民货币购买的侵蚀,和维持3%上下银行绝对利差的前提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实际上也被人为地压低,2001-2007年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速接近30%,其中低融资成本是主要因素之一。
低环境成本:本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升至2007年的46%,年平均增幅为1.4%,远远高于1980-2000年间0.8%的年平均涨幅,伴随城镇化的提速,以“铁公基”为典型代表的重工业比重也大幅提升,但由此本应水涨船高的环境成本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至于环境被过度透支,按照环保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测算,2004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5118.2亿元,占GDP的3.2%,其中东部环境退化成本占全国环境退化成本的55.3%,中部是25.5%,西部是18.3%(截至目前,环保部仅公布了三次测算结果,另外两次分别是2008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12745.7亿元,占GDP的3.9%;2009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9701.1亿元,占GDP2.85%)。
(二)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1.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是,中国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下,不断扩大产能为经济增长主线的,因此,该时期中国经济的调控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持续扩大总供给展开的。 其二是,在上述主线之下,在资源配置方面,除了人口红利之下劳动力规律性的低成本优势之外,人为地压低资金成本和环境成本,以求产业部门的利润得到保证,进而实现就业和产能扩张的经济目的。
其三是,在外部需求作为主要需求端的经济逻辑下,人为地形成了居民经济福利向企业让渡,非贸易部门经济福利向贸易部门让渡、自由竞争领域向政府主导下垄断领域让渡的局面。
2.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特点
此次危机爆发以来,在外部的市场、交易对手、政策环境均产生巨变的冲击下,上述经济逻辑中的诸多要素均发生了变化。
三驾马车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已经集体熄火:2000-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量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5%和22%,当前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已经回落至16.6%和6.7%;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继2011年回落至2.8%之后,2012年1季度进一步回落至1.5%左右,可见在外部需求的回落和内部调控的施压(限贷、限购、限牌照)下,三驾马车已经集体熄火。
经济成本的“三低”局面已经结束:伴随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诉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劳动力逐渐涨价的趋势已经形成;环境成本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宏观层还是微观层,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已经十分明确,因此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
二、未来中国经济的风险:通胀还是通缩?
在经济增长动力趋弱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是面临通缩风险,还是通胀风险?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无疑是中国宏观层最为关注的通胀读数之一,例如,2012年5月份CPI同比涨幅在时隔23个月之后再一次回落到3%之后(上次CPI同比涨幅超过3%为2010年7月份,而在2001年至今的137个月时间内,有56个月,即40%的时间CPI同比涨幅超过了3%),央行于2012年6月8日宣布了2009年以来的首次降息之后,7月5日再次施以不对称降息,实际上已经正式宣告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实质性转向。截至7月份, CPI同比涨幅已经回落至1.8%,同时自2012年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已连续5个月负增长。那么,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降息,似乎已经在为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通缩局面作准备,但此次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是否能够改变未来中国通胀的发展路径呢?
(一)中国曾出现的三次通缩
观察1990年至今的中国CPI同比涨幅的走势, 发现20余年间中国曾先后出现过三次通缩,即CPI同比涨幅出现连续6个月以上的负增长,而三次通缩的背景又恰恰是三次危机的爆发。
第一次通缩,发生在1998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 这一阶段CPI的同比涨幅平均为-1.1%,其中最低点为1999年5月份的-2.2%,此后通胀就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01年7月达到高点的1.7%,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时间间隔为27个月,涨幅的落差为3.9%。
第二次通缩,发生在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期间正值 “网络泡沫”刚刚破灭, 这一阶段CPI同比平均涨幅为0.6%,其中最低点为2002年4月份的-1.3%,此后通胀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04年7月份达到高点5.3%,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时间间隔为29个月,涨幅的落差为6.6%。
第三次通缩,发生在2009年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正值2008次贷危机爆发不久,这一阶段CPI同比平均涨幅为1.3%,其中最低点为2009年7月的-1.8%,此后通胀开始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11年7月份达到高点6.5%,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的时间间隔为25个月,涨幅的落差为8.3%。
由此,大致可以归纳出中国通胀读数的经验规律为——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的时间间隔大致为24~29个月左右,但落差却在不断提升。
但上述观察,由于主要是采取的中国CPI的同比涨幅数据,因此只能说明通胀的相对变化情况,即当年通胀相对上年的变化情况。
(二)中国的实际通胀程度
为了更好地衡量中国通胀实际水平,则需要通过构建一个CPI指数,来观测中国通胀的长期实际变化情况。鉴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只包括1990年以后各月的CPI同比涨幅和1995年以后各月的CPI环比涨幅,因此笔者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和环比数据,构建了一个CPI绝对读数。即以1999年12月份CPI为定基数100,按照统计局公布的环比数据,计算出1995年之后各月的CPI绝对读数,例如,2000年1月份,CPI的环比涨幅为0.9%,相应当月的CPI绝对读数为100.9;同时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估算出1990-1994年各月的CPI绝对读数,例如,按照环比数据估算出1995年1月份的 CPI绝对读数为92.5,1995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为24.1%,相应1994年1月份的CPI绝对读数为74.53。以此类推,就可以计算出从1990年统计局公布数据以来,中国CPI各月的绝对读数。
至2012年6月,CPI的月度绝对读数已经由1990年1月份的51.75升至131.6,这就意味着自1990年至今的24年间,中国实际通胀累计涨幅高达254%,年均涨幅高达11%,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1990年能用一元钱购买的东西,如今却需要花2.6元才能买到。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在物价问题上,通胀的压力显然是长期的和主要的,而在上文提及的中国三次危机后出现的通缩,反映到CPI绝对读数上则表现为读数的盘整。
从1990年至今,CPI曾出现过两次盘整的阶段,而在盘整之前,均是一轮快速上涨。
第一个盘整期,历时5年之久,1998-2003年,涵盖了上文提及的1998年2月至2000年4月、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两次通缩,5年间CPI绝对读数稳定在100上下。 第二个盘整期,历时2年,2008-2009年,涵盖了上文提及的第三次通缩,期间CPI绝对读数稳定在120上下。
(三)中国将迎来实际通胀读数的第三次盘整期
如果笔者的上述经验观察依然有效,那么未来中国的实际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第三次盘整,而且与前两次盘整期的数据表现一致,即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涨幅再次向通缩靠近,但实际通胀读数则是不涨也不降。
笔者预计在2012年至2014年间,CPI指数将稳定在132左右。
理由有四:第一,在全球联手的救市之下,特别是全球极度宽松货币环境帮助全球经济快速复苏,渡过了危机初期最黑暗的时期,但同时也让各国的公共债务快速上升,进而使得政府继续依靠公共支出拉动经济的空间受到制肘,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货币宽松已很难维系经济持续复苏,日本的历史经验足以说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第二,全球私营部门的去杠杆进程仍在继续,进而导致总需求的不足,近期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受危机影响,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明显收敛,各国监管也逐渐趋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产和资本市场对消费者财富效应的正向推动;第四,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产能过剩问题受此次危机影响,更加突出。因此,综合供给层面、需求层面和政策层面多重因素,当前经济的问题首要解决的是总需求不足,而在此环境下,通胀压力明显较危机前趋弱。
三、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形态
正是由于上文分析的中国经济旧有驱动力的趋弱(三驾马车集体熄火),2012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就是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与2008-2011年的信贷投放平均水平相比,2012年的信贷投放明显放缓,上半年累计信贷投放4.85万亿元,主要得益于5、6月份的加快,时序进度仅为61%,但是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则由此前的60%降至目前的30% 。这也就造成财政政策难以独木成林的尴尬。虽然2012年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快于2008-2011年的平均水平,上半年财政支出累计达5.3万亿元,占全年12.43万亿元预算总量的43.36%,高出2008-2011年同期平均水平5%,但实际仅撬动了4.85万亿元信贷资金和7.78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远远弱于2008年底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撬动了25万亿元信贷投放的局面。
此次危机之所以中国能够快速复苏,应该说主要因素归结为中国特有的反危机模式,即政府投资加上政府导向下的信贷逆周期扩张,但是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公共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按照国债、外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口径来测算,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由2007年的60%上升至目前的75%,而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无疑已经对后期的经济运行和政策产生影响。
由此,受制于政府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和实际有效资金需求的不足,危机时期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在上述三重变化之下,实际上就像日、韩、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过后一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突飞猛进,如今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经济体),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即旧增长驱动力逐渐退化,同时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在该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福利,均很难有出色表现,而如何缩短这一盘整期,路径无非有二:其一是政府继续加杠杆,依靠外力拉动经济;其二则是通过机制、体制改革,盘活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例如调动民间资本的活力。显然这两条路径,一个属于短平快,但不持续;一个则是需要耐心和决心,但一旦成功,经济运行就会很顺畅。未来中国经济究竟选择何种路径,现在尚未可知,因为政府在实际政治利益驱动下,不一定会如理论分析那样来决策,但“大盘整”(the Great Consolidation)——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形态,却已日渐明晰。
参考文献:
[1] 张涛.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Bernanke, Ben. The Great Moderation[EB/OL]. federalreserve.gov.,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0220/default.htm, (February 20, 2004.
(编辑:张小玲)
关键词: 中国;增长模式;盘整;通缩;通胀
中图分类号:F124
在2012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温家宝总理则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扩大外需的难度增大。从国内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由此表明伴随2012年7月经济观察期的结束,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给出了清晰的判断和明确的政策信号。
而从2012年5月份开始,中采PMI数据已经连续3个月徘徊在50的荣枯值附近,也表明虽然宏观调控自5月份以来开始加大了微调力度,特别是央行已经开启了降息通道,但经济仍然未能如期快速地回升,上证综指也相应地由2012年5月初2450点一路下滑至2012年7月底的2100点。
当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还需要政策刺激?即便是有新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是否能重演2009年那样的大逆转?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又将会呈现何种态势?本文试图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全球经济大缓和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于2004年用“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来形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宏观经济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确立了面向外部市场、扩大内部产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增长模式又得到进一步强化:2001-2007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在2001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之后,到2007年已经扩大至26.6万亿元,期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于10.8%的GDP平均增速拉动分别为5.2%、4.4%和1.2%,特别是2005-2007的三年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因素分别为2.6%、2%和2.5%。而2001-2007年间中国通胀平均水平(CPI)仅为1.87%,远远低于1990-2007年间5.1%的平均水平。
由此,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是此前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亚洲模式的延续——内部高储蓄率下,通过外部需求的吸纳,来扩大内部的产能,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这个一般意义的亚洲增长模式之下,中国的经济实践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
(一)中国经济特有的三驾马车
本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快速显现,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领域转移,以满足外部市场对内部加工行业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个相互衔接的经济驱动之下,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这一阶段特有的三驾马车,即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2000年,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计仅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经升至23%,2011年,虽然净出口的比重已经回落至2%,但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5%,即中国经济1/4来自于这三驾马车。
配合上述特有的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则出现特有的“三低”局面: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
低劳动力成本:按照收入法测算,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51%,降至2007年40%,下降了11个百分点,而劳动者在经济总量中下降的这11个百分点,几乎全部被转为了企业在经济中比重的上升,企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合计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33%升至2007年的46%,除此之外,2001-2007年间,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现金收入的增速均不足9%,低了GDP实际增速近2个百分点。
低资金成本:按照1年期定期存款名义利率和CPI同比涨幅的差来计算,2001-2007的7年间,有1/3的时间是负利率(28个月);同时若按照CPI环比涨幅计算,2001-2007年期间,CPI累计涨幅为16.5%(也就是说,货币的实际购买力7年间贬值了16.5%),由此,银行存款不仅没有对居民的货币购买力给予保护,反而正是由于对居民货币购买的侵蚀,和维持3%上下银行绝对利差的前提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实际上也被人为地压低,2001-2007年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速接近30%,其中低融资成本是主要因素之一。
低环境成本:本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速,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36%升至2007年的46%,年平均增幅为1.4%,远远高于1980-2000年间0.8%的年平均涨幅,伴随城镇化的提速,以“铁公基”为典型代表的重工业比重也大幅提升,但由此本应水涨船高的环境成本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至于环境被过度透支,按照环保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测算,2004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5118.2亿元,占GDP的3.2%,其中东部环境退化成本占全国环境退化成本的55.3%,中部是25.5%,西部是18.3%(截至目前,环保部仅公布了三次测算结果,另外两次分别是2008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12745.7亿元,占GDP的3.9%;2009年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9701.1亿元,占GDP2.85%)。
(二)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1.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是,中国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下,不断扩大产能为经济增长主线的,因此,该时期中国经济的调控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持续扩大总供给展开的。 其二是,在上述主线之下,在资源配置方面,除了人口红利之下劳动力规律性的低成本优势之外,人为地压低资金成本和环境成本,以求产业部门的利润得到保证,进而实现就业和产能扩张的经济目的。
其三是,在外部需求作为主要需求端的经济逻辑下,人为地形成了居民经济福利向企业让渡,非贸易部门经济福利向贸易部门让渡、自由竞争领域向政府主导下垄断领域让渡的局面。
2.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特点
此次危机爆发以来,在外部的市场、交易对手、政策环境均产生巨变的冲击下,上述经济逻辑中的诸多要素均发生了变化。
三驾马车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已经集体熄火:2000-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量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5%和22%,当前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已经回落至16.6%和6.7%;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继2011年回落至2.8%之后,2012年1季度进一步回落至1.5%左右,可见在外部需求的回落和内部调控的施压(限贷、限购、限牌照)下,三驾马车已经集体熄火。
经济成本的“三低”局面已经结束:伴随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诉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劳动力逐渐涨价的趋势已经形成;环境成本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宏观层还是微观层,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已经十分明确,因此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
二、未来中国经济的风险:通胀还是通缩?
在经济增长动力趋弱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是面临通缩风险,还是通胀风险?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无疑是中国宏观层最为关注的通胀读数之一,例如,2012年5月份CPI同比涨幅在时隔23个月之后再一次回落到3%之后(上次CPI同比涨幅超过3%为2010年7月份,而在2001年至今的137个月时间内,有56个月,即40%的时间CPI同比涨幅超过了3%),央行于2012年6月8日宣布了2009年以来的首次降息之后,7月5日再次施以不对称降息,实际上已经正式宣告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实质性转向。截至7月份, CPI同比涨幅已经回落至1.8%,同时自2012年3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涨幅已连续5个月负增长。那么,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降息,似乎已经在为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通缩局面作准备,但此次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是否能够改变未来中国通胀的发展路径呢?
(一)中国曾出现的三次通缩
观察1990年至今的中国CPI同比涨幅的走势, 发现20余年间中国曾先后出现过三次通缩,即CPI同比涨幅出现连续6个月以上的负增长,而三次通缩的背景又恰恰是三次危机的爆发。
第一次通缩,发生在1998年2月至2000年4月,期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 这一阶段CPI的同比涨幅平均为-1.1%,其中最低点为1999年5月份的-2.2%,此后通胀就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01年7月达到高点的1.7%,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时间间隔为27个月,涨幅的落差为3.9%。
第二次通缩,发生在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期间正值 “网络泡沫”刚刚破灭, 这一阶段CPI同比平均涨幅为0.6%,其中最低点为2002年4月份的-1.3%,此后通胀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04年7月份达到高点5.3%,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时间间隔为29个月,涨幅的落差为6.6%。
第三次通缩,发生在2009年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正值2008次贷危机爆发不久,这一阶段CPI同比平均涨幅为1.3%,其中最低点为2009年7月的-1.8%,此后通胀开始进入回升阶段,直至2011年7月份达到高点6.5%,这期间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的时间间隔为25个月,涨幅的落差为8.3%。
由此,大致可以归纳出中国通胀读数的经验规律为——通胀水平由谷底到谷峰的时间间隔大致为24~29个月左右,但落差却在不断提升。
但上述观察,由于主要是采取的中国CPI的同比涨幅数据,因此只能说明通胀的相对变化情况,即当年通胀相对上年的变化情况。
(二)中国的实际通胀程度
为了更好地衡量中国通胀实际水平,则需要通过构建一个CPI指数,来观测中国通胀的长期实际变化情况。鉴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只包括1990年以后各月的CPI同比涨幅和1995年以后各月的CPI环比涨幅,因此笔者按照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和环比数据,构建了一个CPI绝对读数。即以1999年12月份CPI为定基数100,按照统计局公布的环比数据,计算出1995年之后各月的CPI绝对读数,例如,2000年1月份,CPI的环比涨幅为0.9%,相应当月的CPI绝对读数为100.9;同时按照统计局公布的同比数据,估算出1990-1994年各月的CPI绝对读数,例如,按照环比数据估算出1995年1月份的 CPI绝对读数为92.5,1995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为24.1%,相应1994年1月份的CPI绝对读数为74.53。以此类推,就可以计算出从1990年统计局公布数据以来,中国CPI各月的绝对读数。
至2012年6月,CPI的月度绝对读数已经由1990年1月份的51.75升至131.6,这就意味着自1990年至今的24年间,中国实际通胀累计涨幅高达254%,年均涨幅高达11%,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1990年能用一元钱购买的东西,如今却需要花2.6元才能买到。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在物价问题上,通胀的压力显然是长期的和主要的,而在上文提及的中国三次危机后出现的通缩,反映到CPI绝对读数上则表现为读数的盘整。
从1990年至今,CPI曾出现过两次盘整的阶段,而在盘整之前,均是一轮快速上涨。
第一个盘整期,历时5年之久,1998-2003年,涵盖了上文提及的1998年2月至2000年4月、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两次通缩,5年间CPI绝对读数稳定在100上下。 第二个盘整期,历时2年,2008-2009年,涵盖了上文提及的第三次通缩,期间CPI绝对读数稳定在120上下。
(三)中国将迎来实际通胀读数的第三次盘整期
如果笔者的上述经验观察依然有效,那么未来中国的实际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第三次盘整,而且与前两次盘整期的数据表现一致,即统计局公布的CPI同比涨幅再次向通缩靠近,但实际通胀读数则是不涨也不降。
笔者预计在2012年至2014年间,CPI指数将稳定在132左右。
理由有四:第一,在全球联手的救市之下,特别是全球极度宽松货币环境帮助全球经济快速复苏,渡过了危机初期最黑暗的时期,但同时也让各国的公共债务快速上升,进而使得政府继续依靠公共支出拉动经济的空间受到制肘,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货币宽松已很难维系经济持续复苏,日本的历史经验足以说明“流动性陷阱”的存在;第二,全球私营部门的去杠杆进程仍在继续,进而导致总需求的不足,近期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也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受危机影响,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明显收敛,各国监管也逐渐趋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产和资本市场对消费者财富效应的正向推动;第四,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产能过剩问题受此次危机影响,更加突出。因此,综合供给层面、需求层面和政策层面多重因素,当前经济的问题首要解决的是总需求不足,而在此环境下,通胀压力明显较危机前趋弱。
三、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形态
正是由于上文分析的中国经济旧有驱动力的趋弱(三驾马车集体熄火),2012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就是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与2008-2011年的信贷投放平均水平相比,2012年的信贷投放明显放缓,上半年累计信贷投放4.85万亿元,主要得益于5、6月份的加快,时序进度仅为61%,但是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则由此前的60%降至目前的30% 。这也就造成财政政策难以独木成林的尴尬。虽然2012年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快于2008-2011年的平均水平,上半年财政支出累计达5.3万亿元,占全年12.43万亿元预算总量的43.36%,高出2008-2011年同期平均水平5%,但实际仅撬动了4.85万亿元信贷资金和7.78万亿元的社会融资,远远弱于2008年底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撬动了25万亿元信贷投放的局面。
此次危机之所以中国能够快速复苏,应该说主要因素归结为中国特有的反危机模式,即政府投资加上政府导向下的信贷逆周期扩张,但是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公共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按照国债、外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口径来测算,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由2007年的60%上升至目前的75%,而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无疑已经对后期的经济运行和政策产生影响。
由此,受制于政府债务负担率的快速上升和实际有效资金需求的不足,危机时期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在上述三重变化之下,实际上就像日、韩、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过后一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突飞猛进,如今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经济体),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即旧增长驱动力逐渐退化,同时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在该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福利,均很难有出色表现,而如何缩短这一盘整期,路径无非有二:其一是政府继续加杠杆,依靠外力拉动经济;其二则是通过机制、体制改革,盘活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例如调动民间资本的活力。显然这两条路径,一个属于短平快,但不持续;一个则是需要耐心和决心,但一旦成功,经济运行就会很顺畅。未来中国经济究竟选择何种路径,现在尚未可知,因为政府在实际政治利益驱动下,不一定会如理论分析那样来决策,但“大盘整”(the Great Consolidation)——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形态,却已日渐明晰。
参考文献:
[1] 张涛.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2]Bernanke, Ben. The Great Moderation[EB/OL]. federalreserve.gov.,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0220/default.htm, (February 20, 2004.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