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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我曾在广州沙面生活了5个月,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岁月流去,然而沙面满目拾翠、浪花拍堤的情景却依然清晰,不会远去。
1947年2月的一天,上海地下党领导“文委”工作的唐守愚同志突然来到我就职的联华广告图书公司(宁波路470弄4号),紧急通知我:据情报,我已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之中,随时可能被捕,必须迅速离开上海。于是,在转移至沪、浙郊区几处地方后,我于1947年11月,得岳父之助,偕夫人王汉玉,乘盛京轮离沪,经香港赴广州,在博爱路8号的英商泰和洋行广州分行谋得一职,在沙面安顿了下来。
沙面,曾称拾翠洲,珠江冲积而成的一个沙洲,环境优美,尤其是远离喧嚣的上海,避开了反动派的缉捕,有着难得的宁静。记得在沙面工作居住期间,我经常会去地摊上淘书,每当淘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高兴不已。那儿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也经常去看看书,记得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其间,我得空翻译了左拉的《三次战争的回忆》(英译本)。在译书的闲暇,我经常与汉玉静坐在枝叶茂盛的大榕树下,说文解字、切磋词意。如此悠闲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有过,此后,也未再有。
1947年12月20日,我还写了一篇香港的通讯《香港的侧面》,稿子寄往我在上海任职的上海联华图书公司办的刊物《茶话》,后以“卫理”的笔名发表于1948年1月10日出版的第20期上。因这篇通讯的发表,联华图书公司的陆守伦经理以及许多职工都知晓我已去香港外国洋行任职。所以,当1948年底国民黨警备司令部前往联华公司抓捕在《小说月报》任职的“丁英”(我当时的化名)时,全公司上下一致为我作证,说此人早于一年前离沪去了香港。至今,每想起此事,我从心底里感激组织及早通知我撤离,感激陆经理和同仁们的作证,也庆幸沙面这块宝地,助我逃过了这一劫。
沙面,一直在我心中。
2016年冬断断续续写于病房中
(丁景唐先生是著名出版家和文史学者,他于2017年12月11日去世,享年97岁。他是本刊的老作者,本文系其遗作,发表以志纪念。——编者)
1947年2月的一天,上海地下党领导“文委”工作的唐守愚同志突然来到我就职的联华广告图书公司(宁波路470弄4号),紧急通知我:据情报,我已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之中,随时可能被捕,必须迅速离开上海。于是,在转移至沪、浙郊区几处地方后,我于1947年11月,得岳父之助,偕夫人王汉玉,乘盛京轮离沪,经香港赴广州,在博爱路8号的英商泰和洋行广州分行谋得一职,在沙面安顿了下来。
沙面,曾称拾翠洲,珠江冲积而成的一个沙洲,环境优美,尤其是远离喧嚣的上海,避开了反动派的缉捕,有着难得的宁静。记得在沙面工作居住期间,我经常会去地摊上淘书,每当淘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就高兴不已。那儿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也经常去看看书,记得夏衍的长篇小说《春寒》就是在那里看到的。其间,我得空翻译了左拉的《三次战争的回忆》(英译本)。在译书的闲暇,我经常与汉玉静坐在枝叶茂盛的大榕树下,说文解字、切磋词意。如此悠闲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有过,此后,也未再有。
1947年12月20日,我还写了一篇香港的通讯《香港的侧面》,稿子寄往我在上海任职的上海联华图书公司办的刊物《茶话》,后以“卫理”的笔名发表于1948年1月10日出版的第20期上。因这篇通讯的发表,联华图书公司的陆守伦经理以及许多职工都知晓我已去香港外国洋行任职。所以,当1948年底国民黨警备司令部前往联华公司抓捕在《小说月报》任职的“丁英”(我当时的化名)时,全公司上下一致为我作证,说此人早于一年前离沪去了香港。至今,每想起此事,我从心底里感激组织及早通知我撤离,感激陆经理和同仁们的作证,也庆幸沙面这块宝地,助我逃过了这一劫。
沙面,一直在我心中。
2016年冬断断续续写于病房中
(丁景唐先生是著名出版家和文史学者,他于2017年12月11日去世,享年97岁。他是本刊的老作者,本文系其遗作,发表以志纪念。——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