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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过去48年了。一些关心当代历史的朋友有时还会问起，我当年如何参加接待工作，并如何受命将《柳文指要》赠与尼克松总統的翻译弗里曼（现译名为“傅立民”）的。有的朋友见闻广，又读到中美会谈中方翻译章含之女士的回忆录及媒体访谈录，特告知说章女士也谈及此事，描述细节时对我还略有微词。我想，有机会做个说明就好了。
从参与接待尼克松到赠送《柳文指要》
1972年2月下旬，我在上海参加了接待尼克松总统的工作。我是临时从市委写作组被抽来，2月27、28那两天，担任上海方面的新闻发言人。记得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齐格勒。
我主要就是跟着尼克松的行程，如2月27日上午迎接尼克松总统一行由杭州抵沪，出了虹桥机场，再参加陪同尼克松一行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晚宴之后，又陪看文艺晚会。28日又去机场为尼克松他们送行。那些天的新华社电讯稿、《人民日报》都登出来，现在还查得到，中方官员名单中都有我。但其他时间，我就守在锦江饭店。
周总理和尼克松都住在锦江饭店。他们下面，还有乔冠华、基辛格等谈判专家。我见到总理，和他握过手，他还关心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总理的思想水准和气质风度，令人敬佩。此时此刻，他身负国家头等使命，事关战略全局，岂可打扰？
在2月27日的晚宴上，《中美联合公报》已经签署，大家都兴冲冲的，气氛很好。因为在此前的翻译中，周总理发现弗里曼中文特别好，就在宴会上表扬他，并问他在哪儿学的中文，回答说在台湾。于是总理说要送他一部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因为章士钊是章含之的父亲，总理就当场请章含之帮助落实解决此事。
说到这里，想插一点题外话，就是章含之在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对于周总理表扬弗里曼并提出赠书，要她落实解决，所述甚详。然而，前些年曾有沪上记者采访弗里曼，根据章含之忆述而发问，请他再谈谈，结果却是——“采访中，当我们就这段历史向傅立民（按：即弗里曼）求证时，他却一脸茫然，表示已经不记得被周恩来总理表扬的事情了。”（见宋琤、邵岭《傅立民见证中美建交》，载《文汇报》 2008年2月25日）彼此回忆不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不管怎么说，总理赞许傅立民后，要求章含之找一套他父亲的著作《柳文指要》赠送他，是确确实实的，中美双方都有案可查。当时，就因为总理发了话，要找这部书，章含之和大家曾经漫天张网，一定要落实。
章含之回忆里说，这套书“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56页）。所以2月27日晚宴后，她找到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求助，开始时一无所获，整个上海都找不到一部。而傅立民翌日上午就将随尼克松回国，时间紧迫，大家都急坏了。
她说“只有五百套”，我想可能不止此数。不过，确实是印得少。当时上海负责这件事的是冯国柱，他询问了出版系统和图书馆，都也没有。已经很晚了，他找到我，问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及细想，就把自己晚上读的床头书交给了冯。那时《柳文指要》在上海只有我手头有一本，我这本是张春桥特意转给我的。书放在床头，我睡前翻几页，由于工作忙，无法静下心来一次性读完这部上百万字的厚重的著作，往往是看到有趣有想法的地方随手折一个角，或夹一点条签，准备以后再看。前前后后都已经翻了几个月。但现在碰上尴尬事，一部书，事关外交大局，送出去才有利。冯国柱拿到书，如获至宝。
对于《柳文指要》中所夹字条的说明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说，冯国柱是28日一大早，清晨6时，将书送交到章含之手上。章含之看到书有些旧就问原因，冯国柱答是从市委写作组取来的。再检查有无眉批和夹条，结果，“果然在书中找出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指要》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其实，当时写作组并没有政治上批判章士钊的安排。你（按：指司徒伟智）是1973年初进写作组的，你听说过这样的批判计划吗？此前，1972年或更早些时，都是没有的。
章含之有点误解了。这部书，就是我一个人在慢慢看。她在什么地方还讲过，当时看到这套书上有吃饭留下的油渍，表明写作组此人是边吃饭边看书（司徒伟智插话：我也看到，是章女士在北京对记者的谈话，载于《申江服务导报》2000年3月29日，标题为《与章含之聊天》），其实恰是印证出，那是我晚上十点半后在宿舍吃夜宵，边吃边阅读时不小心弄上去的。倘若要开展批判章士钊“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个大题目，不可能由我个人悄悄来写，而要交给下面的同志商议。白天上班时间，大家正襟危坐来阅读研究如何批判，这样倒不会有这些饭菜油渍啦。当时写作组地处“康办”之侧，经常被马天水召去商谈、开会，天天忙进忙出，我是不承担文章写作的。我就是出题目，文章大家写。
我想说明的是，当年在《柳文指要》里夹几张字条，留下些感想，包括设想一点评论、指谬的角度，如引证鲁迅讥讽他的话，确有之（我已记不准那些语句 ，但在彼时政治思想环境之下，确是顺理成章而完全可能），但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判定为“搞资本主义复辟”，批倒章士钊，则无之。不是我有多么高明，会保护老辈文史名家，当时我的思想是“左”的，毫无疑问。而是因为，章士钊属于毛主席着意保护的对象，受到事无巨细的关照，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柳文指要》可不是一本可以随便上纲狠批的书，它是毛主席特意批准出版的。
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毛主席特别关心章士钊老人。章氏早年就跟杨开慧父亲交情深厚。上世纪20年代为青年毛泽东力倡资助湖湘学子赴欧洲深造，章氏一出面就募得2万余银元！须知当年一个写字间职员，月薪五六十元，就属于中产阶层收入。毛是念旧之人，对章氏贡献铭记不忘。一部《柳文指要》写作过程中，毛主席索稿细读不止一遍，还作过文字修改。康生曾阻拦出版，要求章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全部改写，毛当即否决，可见非同一般！这既是对章氏研究也是对柳氏文章的钟爱。此时谁来个政治上大批判，不啻为佛头着粪，势必像北方乡间老话说的“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毛主席后来优待章士钊，可谓一种还债的心愿。章士钊晚年那么用力写了这部《柳文指要》，毛怎能泼冷水，所以是鼓励为主。而且，《柳文指要》颇多地方写出了水平，写出柳宗元特色的。譬如，我看到曾帮助校勘《柳文指要》的卞孝萱先生说过，毛主席写信夸奖过：“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意，引人入胜。”（见《中华读书报》2019年8月7日 ）
当然，也须一分为二，鼓励为主，还是有批评。《毛泽东年谱》1965年7月18日有一段记载，是毛主席对章士钊先生的复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张春桥送我这本书的缘由，大概由此而來。书是基本认可，不能做政治批判，又要分析一些所谓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问题，怎么把握，说好说，写起来难。所以只要上面没发话，我也就是翻翻读读而已。
毛泽东布置标注
柳宗元文章有深意
当时我阅读的基本感觉，属欠缺的，是略嫌琐细，面面俱到，对柳宗元的作品抓不到要领，收录大量后人对柳文的评述，有的东西意义不大。柳宗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然而如此这般地面面俱到，反而淹没了他思想之历史背景这一主要部分。老先生那么大年龄了，能如此搜集后人评述的资料，并把相关资料分篇汇总在一起，实属不易。这是我当时对这本书粗浅的感想。
毛主席对于柳宗元文章，是极感兴趣、极为推崇的。章士钊兴致勃勃写作这部巨著，我想，或许也跟毛主席对柳文的重视有些关系。但是毛与章氏之间，究竟怎么交流、谈论柳宗元其人其文的，我们无从知晓。好在我们为主席晚年标注古文大字本，标注过若干柳宗元文章，从中可以知道一些他的想法。
毛主席让上海为他标注、印制过好几篇柳宗元文章的大字本。有些诗文，很有现实启迪意义。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是1973年8月5日下达的指令，我们在8月11日上送的，共上送了23份。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是为八大军区调防作舆论准备的。《封建论》的中心议题是说明秦之郡县制优于分封制，柳文的矛头是对着当时藩镇割据的现状，强调：“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为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就在1973年8月5日，毛主席给江青念了他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12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接着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大军区对调的问题。
毛主席还布置标注过柳宗元别的作品，譬如柳宗元之《古今诗》中有一篇叫作《咏荆轲》。这首诗，是1973年9月26日下达的指令，由于内容不长，我们在1973年的10月10日便上送了，按要求送7份。《咏荆轲》吟咏的是：“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徵无且。” 柳宗元评价荆轲，尽多讽刺之词。他对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英雄形象，完全不作认可。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是何等英雄气概，临行前那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很有名。然而，事实是，刺杀秦始皇未能成功，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秦灭燕的步伐。荆轲算不上英雄，在柳宗元心目中，他们都是小人，靠暗杀岂能成大事！此前林立果策划“五七一”工程，企图暗杀毛主席，结果事情失败，不得不举家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岂不是最好的讽刺？
毛主席对柳宗元文章十分熟谙，所以，他对于章氏《柳文指要》，既有钟爱，又有要求。末了，补充几句，《人民日报》2019年7月31日第三版要闻栏目，刊载文章《要用诚意磋商，不要无事生非》，其中提到：“若没有美国政府愚蠢的禁令，中国企业本可每年拿出8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并创造大量就业和出口——这是巨大机会成本。”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这个分析，就说明了问题。
这位傅立民先生，就是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我们送《柳文指要》给他的那位翻译。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当年赠送《柳文指要》一书，还是起到加强中美友好交流的积极作用。
（整理者司徒伟智为杂文家，曾任《上海支部生活》《报刊文摘》主编）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从参与接待尼克松到赠送《柳文指要》
1972年2月下旬，我在上海参加了接待尼克松总统的工作。我是临时从市委写作组被抽来，2月27、28那两天，担任上海方面的新闻发言人。记得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齐格勒。
我主要就是跟着尼克松的行程，如2月27日上午迎接尼克松总统一行由杭州抵沪，出了虹桥机场，再参加陪同尼克松一行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晚宴之后，又陪看文艺晚会。28日又去机场为尼克松他们送行。那些天的新华社电讯稿、《人民日报》都登出来，现在还查得到，中方官员名单中都有我。但其他时间，我就守在锦江饭店。
周总理和尼克松都住在锦江饭店。他们下面，还有乔冠华、基辛格等谈判专家。我见到总理，和他握过手，他还关心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总理的思想水准和气质风度，令人敬佩。此时此刻，他身负国家头等使命，事关战略全局，岂可打扰？
在2月27日的晚宴上，《中美联合公报》已经签署，大家都兴冲冲的，气氛很好。因为在此前的翻译中，周总理发现弗里曼中文特别好，就在宴会上表扬他，并问他在哪儿学的中文，回答说在台湾。于是总理说要送他一部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因为章士钊是章含之的父亲，总理就当场请章含之帮助落实解决此事。
说到这里，想插一点题外话，就是章含之在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对于周总理表扬弗里曼并提出赠书，要她落实解决，所述甚详。然而，前些年曾有沪上记者采访弗里曼，根据章含之忆述而发问，请他再谈谈，结果却是——“采访中，当我们就这段历史向傅立民（按：即弗里曼）求证时，他却一脸茫然，表示已经不记得被周恩来总理表扬的事情了。”（见宋琤、邵岭《傅立民见证中美建交》，载《文汇报》 2008年2月25日）彼此回忆不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不管怎么说，总理赞许傅立民后，要求章含之找一套他父亲的著作《柳文指要》赠送他，是确确实实的，中美双方都有案可查。当时，就因为总理发了话，要找这部书，章含之和大家曾经漫天张网，一定要落实。
章含之回忆里说，这套书“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56页）。所以2月27日晚宴后，她找到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求助，开始时一无所获，整个上海都找不到一部。而傅立民翌日上午就将随尼克松回国，时间紧迫，大家都急坏了。
她说“只有五百套”，我想可能不止此数。不过，确实是印得少。当时上海负责这件事的是冯国柱，他询问了出版系统和图书馆，都也没有。已经很晚了，他找到我，问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及细想，就把自己晚上读的床头书交给了冯。那时《柳文指要》在上海只有我手头有一本，我这本是张春桥特意转给我的。书放在床头，我睡前翻几页，由于工作忙，无法静下心来一次性读完这部上百万字的厚重的著作，往往是看到有趣有想法的地方随手折一个角，或夹一点条签，准备以后再看。前前后后都已经翻了几个月。但现在碰上尴尬事，一部书，事关外交大局，送出去才有利。冯国柱拿到书，如获至宝。
对于《柳文指要》中所夹字条的说明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里说，冯国柱是28日一大早，清晨6时，将书送交到章含之手上。章含之看到书有些旧就问原因，冯国柱答是从市委写作组取来的。再检查有无眉批和夹条，结果，“果然在书中找出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指要》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其实，当时写作组并没有政治上批判章士钊的安排。你（按：指司徒伟智）是1973年初进写作组的，你听说过这样的批判计划吗？此前，1972年或更早些时，都是没有的。
章含之有点误解了。这部书，就是我一个人在慢慢看。她在什么地方还讲过，当时看到这套书上有吃饭留下的油渍，表明写作组此人是边吃饭边看书（司徒伟智插话：我也看到，是章女士在北京对记者的谈话，载于《申江服务导报》2000年3月29日，标题为《与章含之聊天》），其实恰是印证出，那是我晚上十点半后在宿舍吃夜宵，边吃边阅读时不小心弄上去的。倘若要开展批判章士钊“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个大题目，不可能由我个人悄悄来写，而要交给下面的同志商议。白天上班时间，大家正襟危坐来阅读研究如何批判，这样倒不会有这些饭菜油渍啦。当时写作组地处“康办”之侧，经常被马天水召去商谈、开会，天天忙进忙出，我是不承担文章写作的。我就是出题目，文章大家写。
我想说明的是，当年在《柳文指要》里夹几张字条，留下些感想，包括设想一点评论、指谬的角度，如引证鲁迅讥讽他的话，确有之（我已记不准那些语句 ，但在彼时政治思想环境之下，确是顺理成章而完全可能），但从政治上上纲上线，判定为“搞资本主义复辟”，批倒章士钊，则无之。不是我有多么高明，会保护老辈文史名家，当时我的思想是“左”的，毫无疑问。而是因为，章士钊属于毛主席着意保护的对象，受到事无巨细的关照，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柳文指要》可不是一本可以随便上纲狠批的书，它是毛主席特意批准出版的。
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毛主席特别关心章士钊老人。章氏早年就跟杨开慧父亲交情深厚。上世纪20年代为青年毛泽东力倡资助湖湘学子赴欧洲深造，章氏一出面就募得2万余银元！须知当年一个写字间职员，月薪五六十元，就属于中产阶层收入。毛是念旧之人，对章氏贡献铭记不忘。一部《柳文指要》写作过程中，毛主席索稿细读不止一遍，还作过文字修改。康生曾阻拦出版，要求章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全部改写，毛当即否决，可见非同一般！这既是对章氏研究也是对柳氏文章的钟爱。此时谁来个政治上大批判，不啻为佛头着粪，势必像北方乡间老话说的“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毛主席后来优待章士钊，可谓一种还债的心愿。章士钊晚年那么用力写了这部《柳文指要》，毛怎能泼冷水，所以是鼓励为主。而且，《柳文指要》颇多地方写出了水平，写出柳宗元特色的。譬如，我看到曾帮助校勘《柳文指要》的卞孝萱先生说过，毛主席写信夸奖过：“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意，引人入胜。”（见《中华读书报》2019年8月7日 ）
当然，也须一分为二，鼓励为主，还是有批评。《毛泽东年谱》1965年7月18日有一段记载，是毛主席对章士钊先生的复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张春桥送我这本书的缘由，大概由此而來。书是基本认可，不能做政治批判，又要分析一些所谓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问题，怎么把握，说好说，写起来难。所以只要上面没发话，我也就是翻翻读读而已。
毛泽东布置标注
柳宗元文章有深意
当时我阅读的基本感觉，属欠缺的，是略嫌琐细，面面俱到，对柳宗元的作品抓不到要领，收录大量后人对柳文的评述，有的东西意义不大。柳宗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然而如此这般地面面俱到，反而淹没了他思想之历史背景这一主要部分。老先生那么大年龄了，能如此搜集后人评述的资料，并把相关资料分篇汇总在一起，实属不易。这是我当时对这本书粗浅的感想。
毛主席对于柳宗元文章，是极感兴趣、极为推崇的。章士钊兴致勃勃写作这部巨著，我想，或许也跟毛主席对柳文的重视有些关系。但是毛与章氏之间，究竟怎么交流、谈论柳宗元其人其文的，我们无从知晓。好在我们为主席晚年标注古文大字本，标注过若干柳宗元文章，从中可以知道一些他的想法。
毛主席让上海为他标注、印制过好几篇柳宗元文章的大字本。有些诗文，很有现实启迪意义。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是1973年8月5日下达的指令，我们在8月11日上送的，共上送了23份。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是为八大军区调防作舆论准备的。《封建论》的中心议题是说明秦之郡县制优于分封制，柳文的矛头是对着当时藩镇割据的现状，强调：“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为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就在1973年8月5日，毛主席给江青念了他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12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谈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毛泽东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接着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大军区对调的问题。
毛主席还布置标注过柳宗元别的作品，譬如柳宗元之《古今诗》中有一篇叫作《咏荆轲》。这首诗，是1973年9月26日下达的指令，由于内容不长，我们在1973年的10月10日便上送了，按要求送7份。《咏荆轲》吟咏的是：“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徵无且。” 柳宗元评价荆轲，尽多讽刺之词。他对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的英雄形象，完全不作认可。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是何等英雄气概，临行前那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很有名。然而，事实是，刺杀秦始皇未能成功，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秦灭燕的步伐。荆轲算不上英雄，在柳宗元心目中，他们都是小人，靠暗杀岂能成大事！此前林立果策划“五七一”工程，企图暗杀毛主席，结果事情失败，不得不举家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岂不是最好的讽刺？
毛主席对柳宗元文章十分熟谙，所以，他对于章氏《柳文指要》，既有钟爱，又有要求。末了，补充几句，《人民日报》2019年7月31日第三版要闻栏目，刊载文章《要用诚意磋商，不要无事生非》，其中提到：“若没有美国政府愚蠢的禁令，中国企业本可每年拿出8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并创造大量就业和出口——这是巨大机会成本。”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这个分析，就说明了问题。
这位傅立民先生，就是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我们送《柳文指要》给他的那位翻译。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当年赠送《柳文指要》一书，还是起到加强中美友好交流的积极作用。
（整理者司徒伟智为杂文家，曾任《上海支部生活》《报刊文摘》主编）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