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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刚开始时，西南联大在北京的6位校友聚在一起，说大家捐点钱，回报一下云南人民在困难的时候对西南联大师生的帮助。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20万元，他们担心捐不到，但决心一试。
没想到，倡议书一发出，就得到包括清华校友在内的3600多位海内外校友的积极响应。一所、两所，10所、20所，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捐建了32所希望小学，使上万名适龄儿童、失学儿童走进课堂。
这还没完，在为希望小学选址时，他们发现云南麻风病人的后代由于受歧视，世代文盲，生活在封闭、贫困的小山村。他们又再发倡议，设立麻风病后代助学基金，100多位麻风病后代由此走进学堂，走出山村，融入现代社会。
这3600多位校友召集人，就是关英、郑用熙夫妇。
替贫困地区孩子尽一份力是雪中送炭
在北京清华园小区，记者来到关英、郑用熙的家，92岁的关英毕业于西南联大，88岁的郑用熙毕业于清华，两人分别从化工出版社和清华大学离休。与北京普通人家一样，陈设简单，显眼的就是成堆的药盒。关英于2010年做了结肠癌手术，她恢复得很好，面色红润。郑用熙因年老，背稍有点弯，像所有老人一样，都离不开药。
郑用熙
关英、郑用熙的全家福
说起当年发动捐款的动机，郑用熙笑着说：“都是子女的孝顺引起的。”
夫妇俩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先后去美国留学、工作。女儿有了孩子，让父母去照顾，衣食住行都不要二老花费，回到北京后，两个人的工资单上余了六七千块钱。
郑用熙说：“教育孩子从小要独立，工作了，都不需要家里扶助，我和老伴儿将来的生活也有工资保障，就想做点有益的事。于是凑了一万元，给我的母校浙江台州中学设置了 ‘郑关奖学金’，报答学校的培养之恩。”
感恩之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在奖学金设立一个月后，希望工程开始了，夫妇俩觉得，为富裕的母校设奖学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替贫困地区孩子尽一份力才是雪中送炭。当时，200元钱就可让一个孩子读完小学，郑用熙、关英一商议，决定帮助这些孩子，随后，他们陆续结对子捐助了7个学生。
懂事的孩子们常给夫妇俩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自己的家庭故事，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感谢。“我们看了信非常感动，200块钱对于我们不算什么，可对这些孩子，是改变命运的一个转折。”关英告诉记者。
夫妇俩觉得自己一己之力太薄弱，就想让身边的人力所能及多帮些孩子。关英首先想到了她西南联大的同学。西南联大是1938年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的大学。于是，在北京的6个校友聚到她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由关英起草一封倡议书，发给能联系到的校友：
西南联大的校友们：你们好！
我们几个年逾古稀的联大校友，早已到了含饴弄孙的时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8.9亿文盲中，我国占2.29亿。我国每年有100万儿童因家贫而失学，他们缺乏的不是聪明才智，而仅仅是每年60元的书本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资助大批失学儿童，我们不能再缄默了，我们也要参加这个行列，在曾经哺育过我们的那块土地上——云南贫困地区，筹建“希望小学”。
校友们，还记得联大校歌中唱的“中兴业，须人杰”吗？让我们在垂暮之年再伸出双手，为托起“祖国的明天”而略尽微薄之力吧！
信一经发出，立即得到1600多名校友的积极响应，汇款雪片般向夫妇俩飞来。关英说：“短短100来天，我们就收到了近70万元。在青基会的帮助下，这笔捐款分别在云南文山、景东、昌宁助建3所希望小学;并购置了10万元的希望书库，分赠云南境内33所希望小学。”
这时，郑用熙想到了他的清华校友，于是，也在50、51、52三届2000多名同学中发起募捐，很快募集到28万多元，在河北易县、北京密云建了两所希望小学。同是清华校友的朱镕基总理也送来自己的心意，他委托秘书打电话说：凭我们清华校友的力量，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并不难，难在将这所希望小学办好，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慈善也是可以传染的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那些旅居国外的校友，都当作大事来做。”关英说，“曾荣森是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的，在美国做工程师。接到我们的倡议书后，他写信给我，说很抱歉，他刚把自己的钱捐给了在美国的清华教育基金会，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但他说会记着这件事的。过了七八年，我早把他说的话给忘了，结果，他来信要求捐款，前后捐了4个希望小学，还在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设立了4个奖学金，共160余万元。”
关英说，不是校友捐多少款让她感动，而是他们说的话。
曾荣森在信中说：“我并不富有，我的钱都是当工程师时节余下来的。祖国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了我。现在祖国还不是十分强盛，我们就应该帮助祖国，帮助这些孩子们。”
福州有一位校友在同学家里看到了倡议书，给关英写信，说校友录里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是联大43届的毕业生。他说：“虽然我没有接到通知，但我还是要参加捐款。每个月寄10元，行不行？” 关英说：“我给这位校友回信，说这是无价的。因为他的工资只有280元，还要养活一家。但这位校友寄了5次10元后，每月寄来了50元，一直没断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居住在国外的西南联大校友的捐助活动，在海外华侨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刘文进先生是位老华侨。他90岁生日时，一位华侨跟他说：你们几个孩子要给你过生日，但吃完抹抹嘴就没了，你不如将这钱在国内建所希望小学，这样更有意义。刘文进将这个建议跟子女们一说，大家都很赞同。这样，在陕西山区，一所希望小学诞生了。
当年考上西南联大的许玉卿是菲律宾华侨。1940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西南联大的一年级从昆明搬到了四川叙永县。在这期间，许玉卿不幸染病，病故后埋在了叙永。后来，她的弟弟许天津从国外来给姐姐扫墓，听说姐姐的校友发起募捐，马上捐了20万，建了所“许玉卿希望小学”，用来纪念姐姐。以后，他的妻子和子女为丈夫、父亲这份对姐姐、对祖国的爱而感动，又陆续捐助了近20万元。
1994年，郑用熙夫妇在美国探亲时，认识了一个老华侨叫周胜祝，他本姓余，因买了叫周胜祝的人的护照到美国半工半读念完大学，以后一直就叫这个名字。郑用熙夫妇和他谈起国内教育现状，勾起了这位88岁老人的报国情怀。
住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周胜祝不是太有钱，捐款除了向弟弟、妹妹、女儿等家属和他发起成立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募捐外，80%都是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攒够20万元，就由郑用熙夫妇选址，办一所小学，一直延续了近10年，先后捐了12所希望小学。
周胜祝夫人多萝西是位美国人，很支持丈夫的举动。后来她病逝了，周胜祝为了纪念她，在他的希望小学中设了一项多萝西奖学金，用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及优秀教师。
在关英的捐助名单上，整整齐齐地记录着西南联大1573名校友和清华大学3届近2000名校友的名字。关英说，“值得多写的是他们。联大校友陈大鸿捐款不久病逝，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希望小学。杜继彦、白纯瑜夫妇从联大毕业移居马来西亚，也是捐款不久，杜继彦突发心脏病去世。白纯瑜遵从亡妻意愿，将她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
“不可接触的人”走进了社会
几乎将毕生积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的周胜祝，还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他建的12所希望小学，除了4所叫“余氏希望小学”外，其他的就用在中美友谊中作过重大贡献的斯诺、马海德、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人的名字命名。
美国人马海德为治疗中国的麻风病贡献了一生。建马海德小学时，郑用熙和关英去访问了马海德夫人、马海德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苏菲，终身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友谊医院医生李恒英。
郑用熙说：“之前我们对麻风病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通过跟专家了解，知道了麻风病人基本治愈，他们的后代也都健康，与常人无异。”
1950年代麻风病流行时，我国曾建起50个被隔离的麻风村。沿海一带由于经济发展，麻风病与麻风村一起消除。但在云南山区，麻风病人虽已康复，他们的后代也是健康人，但由于封闭的环境，落后的观念，人们仍把他们当作病人看待。
郑用熙说：“1999年，当时我们70岁左右，还能跑得动，就去了云南凤庆县郭大寨乡山沟里一个叫藤蔑河的小村子，它是1953年政府把周边几个县的麻风病患者集中一起建医院治疗而存在的。这些人好了之后结婚生子，已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全村255人，70人是治愈者，185人是后代。他们养些家禽，种些核桃到集市上卖，外面人也买。但真正与外界交流，还是不行。解放初期在那儿建了一所学校，但老师很难请到，来了也不安心，戴口罩讲课，接学生的作业戴着手套。这些行为很伤学生的自尊心，所以念到三四年级，有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马海德希望小学遵照西南联大校友的意愿，建在离藤蔑河最近的一个村子里，以方便麻风病后代入学。但建好后校长说：“我们愿意收，他们未必肯来。”原来，从藤蔑河到学校，要跨一条河，河上没有桥，平时可涉水过河，一到雨季，就很难过了。麻风病后代要上学，必须住校，但一住校必须交费。当年的麻风病患者靠国家补助每人50元钱（后来增加到80元）还可以生存，但他们的孩子都是健康者，就没了这个补助。一家人只有靠上山打柴，养点鸡鸭去卖，维持生活。走读还能负担得起，一旦住校，他们就没有能力了。
关英说：“听校长一说，我们也很为难。我们已经发动西南联大、清华的校友捐款建希望小学了，不好意思再让大家为麻风后代捐款。我和老伴儿就写信给儿子、女儿、侄子、外甥和兄弟姐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孩子。对长辈、同辈，我们就客气一点，希望捐款;对晚辈我们就不客气了，说就算孝顺我们吧，最少一个人要包一个学生，一年600元，三年1800元。”
很快，夫妇俩在亲戚中间筹集了七八万元，建立了“麻风后代教育基金”。很快，这事让联大校友知道了，也都纷纷加入进来。
第一年，藤蔑河送来了6个学生，第二年7个，第三年10个。这些一直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权利的麻风后代，一个个从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小山村出来，走进了教室，与其他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玩耍。这些曾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破天荒地被一群老校友们改变了生活的轨迹。
“如今，藤蔑河已经没有学生可送了。”关英笑着说，“因为适龄的孩子都上了学。最早出来的，有一个大学毕业已经在昆明工作，5个大学在读，其他的也都在高中、初中、小学校里读书。他们已经彻底走进了社会。”
父辈教育我们成才，
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影响子女
关英、郑用熙既是3600多位校友的召集人，也是他们捐款的收款人以及各种款项去向的汇报人。上千笔汇款要从邮局取，上百张支票要从银行取兑、核对、记账、开收据。当上千万捐款从他们手上经过时，他们明白这每一分钱都代表着一颗心、一份希望。因此，夫妇俩一角一分地计算着每笔捐助款，要将它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节省开支，夫妇俩想出了各种办法。向国内外寄信邮资超重要加收费用，郑用熙就用筷子、易拉罐和螺丝帽做了个秤，秤星经砝码校正，对超重的信件裁边处理。夏天去银行提款、存款，兜里揣着上万元，他们舍不得乘出租车，只好穿着厚衣服去挤公交车。管理捐款要用大量的收据，三联收据要比二联的每本贵1.8元，他们就买二联的，自己再剪裁台历做最后一联。
关英说：“抗战时，西南联大前后招生8000多人，我的上一届1000多男生，800多都参军上了战场，有的同学就战死前线。我们当初考虑很简单，就是希望办一所希望小学，在云南纪念西南联大，纪念那些埋在云南的师生，没想到后来一下子在云南办了6所，也没想到清华和联大的活动会引起华侨界这么大的关心，一直发展到32所，分布18个省市区。”
记者采访时，两位老人一脸微笑，安详而温暖。尽管他们都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发自内心的笑容，让暮年时光得到许多慰藉。
关英说：“2010年，我做了结肠癌手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从那时起，就告诉校友们，停止收费了。原来的捐款还有20余万元，维持现在已有的学生资助。收尾工作，我都交给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小女儿来做。”
郑用熙夫妇的大女儿在美国华盛顿当客座教授，儿子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郑用熙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搞文化工作，所以就想在教育方面做些事。”夫妇俩后来涨了工资，就想扩大帮助学生的范围，郑用熙在北大、清华捐了两个郑用熙奖学金，每个20万元。
关英也不甘居后，她说，“我父亲叫关衍辉，毕业于前清时期的北洋医学堂，算是中国第一代西医。我有10个兄弟姐妹，分别居住在香港、美国、上海，广州等地，平时很少见面。我提议给父亲设个奖学金，也算是儿女们怀念父亲的最好方式，大家都赞同。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分别在北大、清华、南开、天津医学院捐了4个关衍辉奖学金，每个也是20万。”
“如果将自己所挣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无非是吃的好点，用的好点，玩的好点，可内心多少有点空虚。”郑用熙说，“父辈教育我们成才，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子女。用这种无形的财产，让他们代代继承。”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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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倡议书一发出，就得到包括清华校友在内的3600多位海内外校友的积极响应。一所、两所，10所、20所，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捐建了32所希望小学，使上万名适龄儿童、失学儿童走进课堂。
这还没完，在为希望小学选址时，他们发现云南麻风病人的后代由于受歧视，世代文盲，生活在封闭、贫困的小山村。他们又再发倡议，设立麻风病后代助学基金，100多位麻风病后代由此走进学堂，走出山村，融入现代社会。
这3600多位校友召集人，就是关英、郑用熙夫妇。
替贫困地区孩子尽一份力是雪中送炭
在北京清华园小区，记者来到关英、郑用熙的家，92岁的关英毕业于西南联大，88岁的郑用熙毕业于清华，两人分别从化工出版社和清华大学离休。与北京普通人家一样，陈设简单，显眼的就是成堆的药盒。关英于2010年做了结肠癌手术，她恢复得很好，面色红润。郑用熙因年老，背稍有点弯，像所有老人一样，都离不开药。
说起当年发动捐款的动机，郑用熙笑着说：“都是子女的孝顺引起的。”
夫妇俩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先后去美国留学、工作。女儿有了孩子，让父母去照顾，衣食住行都不要二老花费，回到北京后，两个人的工资单上余了六七千块钱。
郑用熙说：“教育孩子从小要独立，工作了，都不需要家里扶助，我和老伴儿将来的生活也有工资保障，就想做点有益的事。于是凑了一万元，给我的母校浙江台州中学设置了 ‘郑关奖学金’，报答学校的培养之恩。”
感恩之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在奖学金设立一个月后，希望工程开始了，夫妇俩觉得，为富裕的母校设奖学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替贫困地区孩子尽一份力才是雪中送炭。当时，200元钱就可让一个孩子读完小学，郑用熙、关英一商议，决定帮助这些孩子，随后，他们陆续结对子捐助了7个学生。
懂事的孩子们常给夫妇俩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自己的家庭故事，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感谢。“我们看了信非常感动，200块钱对于我们不算什么，可对这些孩子，是改变命运的一个转折。”关英告诉记者。
夫妇俩觉得自己一己之力太薄弱，就想让身边的人力所能及多帮些孩子。关英首先想到了她西南联大的同学。西南联大是1938年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的大学。于是，在北京的6个校友聚到她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由关英起草一封倡议书，发给能联系到的校友：
西南联大的校友们：你们好！
我们几个年逾古稀的联大校友，早已到了含饴弄孙的时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8.9亿文盲中，我国占2.29亿。我国每年有100万儿童因家贫而失学，他们缺乏的不是聪明才智，而仅仅是每年60元的书本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资助大批失学儿童，我们不能再缄默了，我们也要参加这个行列，在曾经哺育过我们的那块土地上——云南贫困地区，筹建“希望小学”。
校友们，还记得联大校歌中唱的“中兴业，须人杰”吗？让我们在垂暮之年再伸出双手，为托起“祖国的明天”而略尽微薄之力吧！
信一经发出，立即得到1600多名校友的积极响应，汇款雪片般向夫妇俩飞来。关英说：“短短100来天，我们就收到了近70万元。在青基会的帮助下，这笔捐款分别在云南文山、景东、昌宁助建3所希望小学;并购置了10万元的希望书库，分赠云南境内33所希望小学。”
这时，郑用熙想到了他的清华校友，于是，也在50、51、52三届2000多名同学中发起募捐，很快募集到28万多元，在河北易县、北京密云建了两所希望小学。同是清华校友的朱镕基总理也送来自己的心意，他委托秘书打电话说：凭我们清华校友的力量，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并不难，难在将这所希望小学办好，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慈善也是可以传染的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那些旅居国外的校友，都当作大事来做。”关英说，“曾荣森是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的，在美国做工程师。接到我们的倡议书后，他写信给我，说很抱歉，他刚把自己的钱捐给了在美国的清华教育基金会，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但他说会记着这件事的。过了七八年，我早把他说的话给忘了，结果，他来信要求捐款，前后捐了4个希望小学，还在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设立了4个奖学金，共160余万元。”
关英说，不是校友捐多少款让她感动，而是他们说的话。
曾荣森在信中说：“我并不富有，我的钱都是当工程师时节余下来的。祖国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了我。现在祖国还不是十分强盛，我们就应该帮助祖国，帮助这些孩子们。”
福州有一位校友在同学家里看到了倡议书，给关英写信，说校友录里没有他的名字，但他是联大43届的毕业生。他说：“虽然我没有接到通知，但我还是要参加捐款。每个月寄10元，行不行？” 关英说：“我给这位校友回信，说这是无价的。因为他的工资只有280元，还要养活一家。但这位校友寄了5次10元后，每月寄来了50元，一直没断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居住在国外的西南联大校友的捐助活动，在海外华侨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刘文进先生是位老华侨。他90岁生日时，一位华侨跟他说：你们几个孩子要给你过生日，但吃完抹抹嘴就没了，你不如将这钱在国内建所希望小学，这样更有意义。刘文进将这个建议跟子女们一说，大家都很赞同。这样，在陕西山区，一所希望小学诞生了。
当年考上西南联大的许玉卿是菲律宾华侨。1940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西南联大的一年级从昆明搬到了四川叙永县。在这期间，许玉卿不幸染病，病故后埋在了叙永。后来，她的弟弟许天津从国外来给姐姐扫墓，听说姐姐的校友发起募捐，马上捐了20万，建了所“许玉卿希望小学”，用来纪念姐姐。以后，他的妻子和子女为丈夫、父亲这份对姐姐、对祖国的爱而感动，又陆续捐助了近20万元。
1994年，郑用熙夫妇在美国探亲时，认识了一个老华侨叫周胜祝，他本姓余，因买了叫周胜祝的人的护照到美国半工半读念完大学，以后一直就叫这个名字。郑用熙夫妇和他谈起国内教育现状，勾起了这位88岁老人的报国情怀。
住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的周胜祝不是太有钱，捐款除了向弟弟、妹妹、女儿等家属和他发起成立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募捐外，80%都是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攒够20万元，就由郑用熙夫妇选址，办一所小学，一直延续了近10年，先后捐了12所希望小学。
周胜祝夫人多萝西是位美国人，很支持丈夫的举动。后来她病逝了，周胜祝为了纪念她，在他的希望小学中设了一项多萝西奖学金，用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及优秀教师。
在关英的捐助名单上，整整齐齐地记录着西南联大1573名校友和清华大学3届近2000名校友的名字。关英说，“值得多写的是他们。联大校友陈大鸿捐款不久病逝，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希望小学。杜继彦、白纯瑜夫妇从联大毕业移居马来西亚，也是捐款不久，杜继彦突发心脏病去世。白纯瑜遵从亡妻意愿，将她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
“不可接触的人”走进了社会
几乎将毕生积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的周胜祝，还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他建的12所希望小学，除了4所叫“余氏希望小学”外，其他的就用在中美友谊中作过重大贡献的斯诺、马海德、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人的名字命名。
美国人马海德为治疗中国的麻风病贡献了一生。建马海德小学时，郑用熙和关英去访问了马海德夫人、马海德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苏菲，终身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友谊医院医生李恒英。
郑用熙说：“之前我们对麻风病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通过跟专家了解，知道了麻风病人基本治愈，他们的后代也都健康，与常人无异。”
1950年代麻风病流行时，我国曾建起50个被隔离的麻风村。沿海一带由于经济发展，麻风病与麻风村一起消除。但在云南山区，麻风病人虽已康复，他们的后代也是健康人，但由于封闭的环境，落后的观念，人们仍把他们当作病人看待。
郑用熙说：“1999年，当时我们70岁左右，还能跑得动，就去了云南凤庆县郭大寨乡山沟里一个叫藤蔑河的小村子，它是1953年政府把周边几个县的麻风病患者集中一起建医院治疗而存在的。这些人好了之后结婚生子，已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全村255人，70人是治愈者，185人是后代。他们养些家禽，种些核桃到集市上卖，外面人也买。但真正与外界交流，还是不行。解放初期在那儿建了一所学校，但老师很难请到，来了也不安心，戴口罩讲课，接学生的作业戴着手套。这些行为很伤学生的自尊心，所以念到三四年级，有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马海德希望小学遵照西南联大校友的意愿，建在离藤蔑河最近的一个村子里，以方便麻风病后代入学。但建好后校长说：“我们愿意收，他们未必肯来。”原来，从藤蔑河到学校，要跨一条河，河上没有桥，平时可涉水过河，一到雨季，就很难过了。麻风病后代要上学，必须住校，但一住校必须交费。当年的麻风病患者靠国家补助每人50元钱（后来增加到80元）还可以生存，但他们的孩子都是健康者，就没了这个补助。一家人只有靠上山打柴，养点鸡鸭去卖，维持生活。走读还能负担得起，一旦住校，他们就没有能力了。
关英说：“听校长一说，我们也很为难。我们已经发动西南联大、清华的校友捐款建希望小学了，不好意思再让大家为麻风后代捐款。我和老伴儿就写信给儿子、女儿、侄子、外甥和兄弟姐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孩子。对长辈、同辈，我们就客气一点，希望捐款;对晚辈我们就不客气了，说就算孝顺我们吧，最少一个人要包一个学生，一年600元，三年1800元。”
很快，夫妇俩在亲戚中间筹集了七八万元，建立了“麻风后代教育基金”。很快，这事让联大校友知道了，也都纷纷加入进来。
第一年，藤蔑河送来了6个学生，第二年7个，第三年10个。这些一直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权利的麻风后代，一个个从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小山村出来，走进了教室，与其他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玩耍。这些曾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破天荒地被一群老校友们改变了生活的轨迹。
“如今，藤蔑河已经没有学生可送了。”关英笑着说，“因为适龄的孩子都上了学。最早出来的，有一个大学毕业已经在昆明工作，5个大学在读，其他的也都在高中、初中、小学校里读书。他们已经彻底走进了社会。”
父辈教育我们成才，
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影响子女
关英、郑用熙既是3600多位校友的召集人，也是他们捐款的收款人以及各种款项去向的汇报人。上千笔汇款要从邮局取，上百张支票要从银行取兑、核对、记账、开收据。当上千万捐款从他们手上经过时，他们明白这每一分钱都代表着一颗心、一份希望。因此，夫妇俩一角一分地计算着每笔捐助款，要将它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节省开支，夫妇俩想出了各种办法。向国内外寄信邮资超重要加收费用，郑用熙就用筷子、易拉罐和螺丝帽做了个秤，秤星经砝码校正，对超重的信件裁边处理。夏天去银行提款、存款，兜里揣着上万元，他们舍不得乘出租车，只好穿着厚衣服去挤公交车。管理捐款要用大量的收据，三联收据要比二联的每本贵1.8元，他们就买二联的，自己再剪裁台历做最后一联。
关英说：“抗战时，西南联大前后招生8000多人，我的上一届1000多男生，800多都参军上了战场，有的同学就战死前线。我们当初考虑很简单，就是希望办一所希望小学，在云南纪念西南联大，纪念那些埋在云南的师生，没想到后来一下子在云南办了6所，也没想到清华和联大的活动会引起华侨界这么大的关心，一直发展到32所，分布18个省市区。”
记者采访时，两位老人一脸微笑，安详而温暖。尽管他们都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发自内心的笑容，让暮年时光得到许多慰藉。
关英说：“2010年，我做了结肠癌手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从那时起，就告诉校友们，停止收费了。原来的捐款还有20余万元，维持现在已有的学生资助。收尾工作，我都交给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小女儿来做。”
郑用熙夫妇的大女儿在美国华盛顿当客座教授，儿子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郑用熙说：“我和老伴儿都是搞文化工作，所以就想在教育方面做些事。”夫妇俩后来涨了工资，就想扩大帮助学生的范围，郑用熙在北大、清华捐了两个郑用熙奖学金，每个20万元。
关英也不甘居后，她说，“我父亲叫关衍辉，毕业于前清时期的北洋医学堂，算是中国第一代西医。我有10个兄弟姐妹，分别居住在香港、美国、上海，广州等地，平时很少见面。我提议给父亲设个奖学金，也算是儿女们怀念父亲的最好方式，大家都赞同。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们分别在北大、清华、南开、天津医学院捐了4个关衍辉奖学金，每个也是20万。”
“如果将自己所挣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无非是吃的好点，用的好点，玩的好点，可内心多少有点空虚。”郑用熙说，“父辈教育我们成才，我们也想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子女。用这种无形的财产，让他们代代继承。”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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