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国家民众的第三次意识觉醒，其直接后果就是维系中东地区国家半个世纪之久的基本政治架构土崩瓦解。与国家政治变革相联系，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必然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旧的结构崩解并不意味着新的结构能够应运而“生”，这个“生”不仅仅指产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指生存、存续。从目前看，至少有三大“不确定性”让人困扰。
　　
　　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阿拉伯之春”已造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领导人的倒台、叙利亚总统内外交困，至于那些王权国家，在经历了最初动乱之后，或允诺进行有限政治变革、或花钱收买民众而暂时度过了难关。种种迹象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东地区逐渐形成的政治体制——一个政党、一个家族或某个个人长期掌管国家政权的权威主义政治——正土崩瓦解，中东国家正在经历数十年未有之政治变局，世界政治地图中最后一个连片的集权政治板块或将不复存在。
　　不过让人困扰的是，在旧有的政治架构坍塌之后，阿拉伯各国人民能不能形成共识，建立起全新的政治制度？从东到西，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的地域差别不容否认，各国政治重建一定会显示出某种多样性。不过阿拉伯社会也有某种共性，那就是因地域、部落、宗教和政治等因素造成的社会碎片化，其结果就是很难形成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权威主义政治外在的强制力消失之后，能不能形成容纳这些碎片的政治体系、各种相互折冲的力量能不能在宽容、自由和民主的氛围中共生共存，就成为政治重建的关键。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非洲类似社会政治转型的经验来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令人欣慰的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试图将国家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原则之上，而摩洛哥、约旦、科威特等王权国家也力图通过分权来扩大统治的基础和增进政治合法性，然而，就像在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等国所看到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和组织却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获利者。一些评论家愿意相信这些伊斯兰政党将会把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及其正义和发展党作为行动楷模，不过应该注意，土耳其是在凯末尔主义激进的世俗化、西方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宗教与政治、军队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有其特殊性，而阿拉伯世界那些以反对世俗化、西方化为旗帜，号召伊斯兰回归与复兴的政治力量能不能弥合碎片化社会固有的分歧、强调“伊斯兰是解决方案”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会把国家和社会导向何方，却并不是十分确定。
　　
　　政治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
　　在经历了一年的政治动乱之后，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似乎正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三个基本的政治板块。第一个板块可称为“政治重建”板块，这一板块从北非衍生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也门。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暴中，这一板块里有四位国家最高领导人以不同的方式被人民抛弃，国家政治重建刚刚起步，内外政策的基本发展方向飘忽不定。第二个板块可称为“王权”板块。通过扩大政治合法性基础和经济上的收买，这些国家不仅暂时摆脱了政治危机，而且还成为地区政治变化的主要推手，无论在利比亚、还是在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变局中，都可看到王权国家、特别是卡塔尔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身影。第三个板块可称为“伊朗-什叶派”板块。这一板块从伊朗经伊拉克、叙利亚，与黎巴嫩、巴勒斯坦等连在一起，战争和外部干预的阴影挥之不去。
　　无论是从国内政治走向，还是从对外政策来看，这三个板块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重建国家”面临的政治不确定性显而易见，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比如，各种政治力量坚守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伊斯兰政党实施比较理性的内外政策等等，这些国家仍然有可能在地区政治中引发一些问题。比如，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政党会不会对王权国家的王室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分配不公发出挑战，从而引发王权国家更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伊斯兰政党一般都把反西方化、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掌握权柄的伊斯兰政党会不会在民意的推动下，实施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新闻开放、政治自由、民主选举的社会氛围下，如何了解真实的民意，是关注地区政治的重要关节点。阿拉伯王权国家似乎在“阿拉伯之春”中站稳了脚跟，不仅如此，一些王权国家还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政治变局推波助澜，俨然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代理人。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是专制的，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也严重不公，其官方的伊斯兰教（包括瓦哈比主义）及其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也受到一般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质疑。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和对待以色列的温和立场，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依然很高。第三个板块的不确定性似乎更高。伊朗不仅面临国内政治的挑战，而且由于在核问题上与美国的对垒，有可能遭到美国的军事打击。考虑到美国与伊朗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美国与伊朗关系有最终走向崩盘的可能。目前最为引人关注的还是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即使不发生战争和大规模动乱，叙利亚能够以某种比较平稳的形式完成政治过渡，叙利亚政治的转变也必将引起地区政治格局震动：伊朗顿失一臂，其地区活动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政治力量重组也在所难免。然而，如果巴沙尔能挺过当下的难关，那对于伊朗及其所代表的地区力量将意义非凡，其所在的“伊朗-什叶派”板块将会获得新的政治动力，特别是在伊拉克、黎巴嫩等地，什叶派-逊尼派、伊朗-美国等竞争性力量将会展开更为激烈的角逐。
　　
　　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引发的
　　不确定性
　　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比如，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军事预算紧缩、民众的厌战情绪等等。然而，也应该看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也是一种极为自负的战略调整。这种自负的基础，一是依然强大的军事存在和盟友支持，二是对中东大局的掌控能力。军事存在没有问题，美国在印度洋、海湾地区和土耳其等地的军事力量仍足以应对任何可能的军事挑战，有疑问的是地区盟友的变化和中东局势演变的不确定性。
　　一是阿以冲突和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阿以之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吓阻任何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然而，传统上依靠温和阿拉伯国家维持和平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埃及不可能出现比穆巴拉克更顺从美国利益的领导人，叙利亚的新主人也不可能比阿萨德家族更愿维持现状。甚至坚定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因运送人道物质的船只受到攻击而与以色列陷入了严重的争吵。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伊斯兰政党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上台或者取得政治优势，以色列将生活在比以往更为危险的地区环境中，而一向将伊斯兰主义视为威胁的以色列也会比以往感受到更多的安全压力。以色列从1979年《戴维营协议》之后一直享有的和平（或者说冷和平）将不复存在。
　　二是伊拉克稳定和美国-伊朗的竞争。如何评价现在的伊拉克及其未来走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概只有时间久了，才可能有一个比价客观的评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战略收缩之后，伊拉克的各党派、隐藏在党派背后的教派（逊尼派、什叶派，当然还有库尔德人问题）和国家竞争（涉及到的国家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将会如何上演。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将鼓励伊朗进一步通过地缘、宗教、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优势，破坏美国重建伊拉克的成果、削减美国的影响。
　　三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利用巨额石油财富和政治上的让步，中东的王权国家暂时躲过了“阿拉伯之春”的政治风暴，不仅如此，在当下的中东政治中，海合会国家俨然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支柱和中东新格局的塑造者。不过，这些国家的日子未必像我们看到的那么惬意，他们面临的挑战除了固有的国内政治压力、伊朗的竞争等因素外，支持他国政治变动的政策很可能最终反噬自身。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伊斯兰政治势力一直把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官方伊斯兰视为保守、反动的力量，在埃及、突尼斯等地执掌权柄的伊斯兰政党很可能忍不住会鼓起民主变革的号角，煽动王权国家发生新的伊斯兰革命。当然，王权国家也可以摩洛哥为榜样，逐渐形成阿拉伯版本的君主立宪制。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在完全开放的社会状态下，阿拉伯温和国家长期奉行的亲美和亲以色列政策可能会不断受到拷问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