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段时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调访问了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三国。这是安倍自去年12月再次出任首相后对中东地区进行的第二次访问。
在日本外务省网站的地图上，世界被划为七大区域，“中东”与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纯地理概念并列，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经济上，中东对于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来说具有天然的重要性；政治上，中东是冲突不断的世界热点地区，又是日本最重要盟国——美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石油”和“美国”成为左右日本中东政策的两大要因，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并在中东扩大影响、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日本中东政策不变的主题。
什么在左右日本的中东政策
按照上述两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战后日本的中东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二战结束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其特点是完全的“政经分离”。
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战略的中心是经济外交，即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促进和保持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战前日本就与中东地区的传统大国土耳其、埃及等有密切的贸易关系。战后，日本的主要能源从煤炭转向石油，其中86.8%的石油来自中东，日本愈加认识到加强与中东经济联系的重要性。1951年，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日本与部分国家签署了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与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其后不久的1953年，日本派出经济代表团访问埃及等中东六国，推进经贸合作。1955年，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马上邀请埃及等中东九国代表团访问日本。1958年9月，日本向埃及提供300万美元的出口信贷，这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是非常早的。
尽管日本严重依赖中东石油，但世界石油市场长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跨国公司控制，日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90%都是从这些公司直接购买的，与中东产油国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因此，这一阶段日本对中东的政治问题并无特别关注，只是避免直接介入，同时在总体上追随美国，亲近以色列，几次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发生时，日本在联合国都支持美国的提案。
第二阶段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到海湾战争，其特点是开始“政经并举”。
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日本中东政策的转折点。当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对亲以色列的美、欧、日等国减少或停止石油供应，大幅提高油价。这对于当时对中东石油依赖率高达88%、国内石油储备仅有四天的日本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此时，日本中东政策中的石油和美国两大因素出现尖锐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明确表示对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禁运无能为力，日本政府只得自行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于是，田中内阁立即调整中东政策，由“亲以”迅速转向“亲阿”。时任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著名的“新中东政策”，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撤军，并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之后日本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遍访中东国家对这一政策加以说明，并在同年12月的联合国表决时首次脱离美国的束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日本的转变收到了预期效果，不久之后阿拉伯产油国就将日本列为“友好国家”，恢复了对日本的正常石油出口。此后，日本便长期坚持“亲阿”的中东政策。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后，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其中东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开始直接参与冲突的解决进程。例如，在伊朗人质问题上发表“外务省见解”，参与对伊制裁；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铃木首相在1981年初明确提出综合安全保证政策方针。
第三阶段为海湾战争至今，其特点是谋求“平衡战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衰落，冷战临近终结，同时日本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大国”野心让美国疑惧日增，并开始多方防止日本坐大。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先后向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资金，包括对埃及、土耳其、约旦等国的援助，占战争整体费用（600亿美元）的1/4左右；并积极参与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海湾危机的解决进程，以及战后排雷等善后工作。但美国仍不满意，称日本的支持行动“太慢、太少”，由此导致海湾战争后美日关系一度冷淡。以此为契机，日本对中东政策转向积极介入的“平衡战略”外交。
所谓“平衡”，一是平衡美国因素与石油因素，既要保证日本能源安全，又不与美国发生龃龉。比如在90年代中期的对伊朗援助问题上，日本想方设法让美国对日伊密切关系“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二是平衡与阿以关系。1995年村山首相访问中东，将以色列和叙利亚列入访问日程，核心是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加强关系。
所谓“战略”，即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提升中东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其作为实现日本战略目标的重要场所。这个目标，就是日本在维持并加强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努力打造“政治大国”，最终成为“正常国家”。经济上，日本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除了进一步参与石油生产、增加政府援助外，日本还扩大对沙特等国的投资，与其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一揽子伙伴关系”。政治上，日本更加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多次派特使前往斡旋，并于2007年提出建设巴勒斯坦“和平繁荣走廊”倡议，其主要目的是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增加自己“入常”的筹码。军事上，日本把中东当作海外派兵的试验场。1991年4月，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舰队，这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对中东事务干预的升级。海湾战争后，日本政府趁热打铁，借机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为海外派兵制造了“法律依据”。其后，日本又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机扩大海外派兵范围，名义上是支援美军，实际是为修改“和平宪法”、获得“集体防卫权”创造条件。
但总的来说，日本中东政策在大方向上从未脱离美国划定的框架。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对日本的倚重增强。为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日本在中东形势的表态上更密切地追随美国。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日本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美国一边，在安理会几次投票中全都支持美国。在美国做出武力打击叙利亚表态后，就连英国都不愿意参与，而安倍政权随即表示“支持”。
日本在中东的“算盘”
从现状分析，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的中东政策仍将保持“平衡战略”方向，仍将受到美国和石油两大因素的制约。日本目前和未来的中东政策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美协调，巩固同盟关系。近年来中东动荡不断，因急于修补因普天间基地等问题产生分歧的美日关系，日本政府一直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高度配合。“阿拉伯之春”后，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倡导的“多维尔伙伴关系”等对西亚北非国家的经济援助活动，并派出选举观察团参与其“民主化”进程。
第二，加深经济合作，获取更多利益。2012年，中东在日本原油进口中的比例为83.36%，中东对于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变化。安倍上台仅九个月，两次出访中东，所访六国中除土耳其外均为主要产油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其目的一是确保日本石油供应安全，二是向中东国家推销日本的产品和技术，尤其是核电产业，为“安倍经济学”扩大市场。另外还力争早日重启2009年中断的日本-海合会自贸区谈判。
第三，拉拢中东各国，扩大日本影响。日本利用经济援助与和平斡旋两大手段，谋求不断增进与中东各国的相互信赖，培养其亲日感情。“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日本向相关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并为难民提供援助。安倍再次上台后，日本中东特使饭村丰和外相岸田文雄分别访问中东，继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并推销其“和平繁荣走廊”构想。此外，日本仍将中东作为其“修宪强兵”目标的海外实施支点之一。安倍8月份访问中东期间，与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就建立工作级海上安全保障对话达成共识，为的就是给日本自2009年开始的印度洋护航的机制化开路，为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创造环境。
在日本外务省网站的地图上，世界被划为七大区域，“中东”与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纯地理概念并列，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经济上，中东对于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来说具有天然的重要性；政治上，中东是冲突不断的世界热点地区，又是日本最重要盟国——美国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石油”和“美国”成为左右日本中东政策的两大要因，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并在中东扩大影响、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日本中东政策不变的主题。
什么在左右日本的中东政策
按照上述两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战后日本的中东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二战结束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其特点是完全的“政经分离”。
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战略的中心是经济外交，即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促进和保持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战前日本就与中东地区的传统大国土耳其、埃及等有密切的贸易关系。战后，日本的主要能源从煤炭转向石油，其中86.8%的石油来自中东，日本愈加认识到加强与中东经济联系的重要性。1951年，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日本与部分国家签署了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与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其后不久的1953年，日本派出经济代表团访问埃及等中东六国，推进经贸合作。1955年，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马上邀请埃及等中东九国代表团访问日本。1958年9月，日本向埃及提供300万美元的出口信贷，这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是非常早的。
尽管日本严重依赖中东石油，但世界石油市场长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跨国公司控制，日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90%都是从这些公司直接购买的，与中东产油国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因此，这一阶段日本对中东的政治问题并无特别关注，只是避免直接介入，同时在总体上追随美国，亲近以色列，几次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发生时，日本在联合国都支持美国的提案。
第二阶段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到海湾战争，其特点是开始“政经并举”。
1973年的石油危机是日本中东政策的转折点。当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对亲以色列的美、欧、日等国减少或停止石油供应，大幅提高油价。这对于当时对中东石油依赖率高达88%、国内石油储备仅有四天的日本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此时，日本中东政策中的石油和美国两大因素出现尖锐矛盾。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明确表示对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禁运无能为力，日本政府只得自行解决能源供应问题。于是，田中内阁立即调整中东政策，由“亲以”迅速转向“亲阿”。时任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著名的“新中东政策”，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撤军，并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之后日本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遍访中东国家对这一政策加以说明，并在同年12月的联合国表决时首次脱离美国的束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日本的转变收到了预期效果，不久之后阿拉伯产油国就将日本列为“友好国家”，恢复了对日本的正常石油出口。此后，日本便长期坚持“亲阿”的中东政策。特别是到了80年代后，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其中东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开始直接参与冲突的解决进程。例如，在伊朗人质问题上发表“外务省见解”，参与对伊制裁；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铃木首相在1981年初明确提出综合安全保证政策方针。
第三阶段为海湾战争至今，其特点是谋求“平衡战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衰落，冷战临近终结，同时日本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大国”野心让美国疑惧日增，并开始多方防止日本坐大。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先后向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资金，包括对埃及、土耳其、约旦等国的援助，占战争整体费用（600亿美元）的1/4左右；并积极参与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海湾危机的解决进程，以及战后排雷等善后工作。但美国仍不满意，称日本的支持行动“太慢、太少”，由此导致海湾战争后美日关系一度冷淡。以此为契机，日本对中东政策转向积极介入的“平衡战略”外交。
所谓“平衡”，一是平衡美国因素与石油因素，既要保证日本能源安全，又不与美国发生龃龉。比如在90年代中期的对伊朗援助问题上，日本想方设法让美国对日伊密切关系“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二是平衡与阿以关系。1995年村山首相访问中东，将以色列和叙利亚列入访问日程，核心是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加强关系。
所谓“战略”，即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提升中东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其作为实现日本战略目标的重要场所。这个目标，就是日本在维持并加强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努力打造“政治大国”，最终成为“正常国家”。经济上，日本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除了进一步参与石油生产、增加政府援助外，日本还扩大对沙特等国的投资，与其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一揽子伙伴关系”。政治上，日本更加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多次派特使前往斡旋，并于2007年提出建设巴勒斯坦“和平繁荣走廊”倡议，其主要目的是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增加自己“入常”的筹码。军事上，日本把中东当作海外派兵的试验场。1991年4月，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舰队，这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的开始，也标志着日本对中东事务干预的升级。海湾战争后，日本政府趁热打铁，借机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为海外派兵制造了“法律依据”。其后，日本又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机扩大海外派兵范围，名义上是支援美军，实际是为修改“和平宪法”、获得“集体防卫权”创造条件。
但总的来说，日本中东政策在大方向上从未脱离美国划定的框架。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对日本的倚重增强。为巩固美日同盟关系，日本在中东形势的表态上更密切地追随美国。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日本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美国一边，在安理会几次投票中全都支持美国。在美国做出武力打击叙利亚表态后，就连英国都不愿意参与，而安倍政权随即表示“支持”。
日本在中东的“算盘”
从现状分析，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的中东政策仍将保持“平衡战略”方向，仍将受到美国和石油两大因素的制约。日本目前和未来的中东政策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美协调，巩固同盟关系。近年来中东动荡不断，因急于修补因普天间基地等问题产生分歧的美日关系，日本政府一直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高度配合。“阿拉伯之春”后，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倡导的“多维尔伙伴关系”等对西亚北非国家的经济援助活动，并派出选举观察团参与其“民主化”进程。
第二，加深经济合作，获取更多利益。2012年，中东在日本原油进口中的比例为83.36%，中东对于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变化。安倍上台仅九个月，两次出访中东，所访六国中除土耳其外均为主要产油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其目的一是确保日本石油供应安全，二是向中东国家推销日本的产品和技术，尤其是核电产业，为“安倍经济学”扩大市场。另外还力争早日重启2009年中断的日本-海合会自贸区谈判。
第三，拉拢中东各国，扩大日本影响。日本利用经济援助与和平斡旋两大手段，谋求不断增进与中东各国的相互信赖，培养其亲日感情。“阿拉伯之春”发生后，日本向相关国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日元贷款，并为难民提供援助。安倍再次上台后，日本中东特使饭村丰和外相岸田文雄分别访问中东，继续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并推销其“和平繁荣走廊”构想。此外，日本仍将中东作为其“修宪强兵”目标的海外实施支点之一。安倍8月份访问中东期间，与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就建立工作级海上安全保障对话达成共识，为的就是给日本自2009年开始的印度洋护航的机制化开路，为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创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