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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校勘学上的思想的成就，主要见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校注古籍部分。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总结了清儒校勘的成就，总结探讨了校勘的规律性的东西，在校勘理论上其论述独树一帜，卓有建树，一方面对中国校勘学的理论发展作了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见解，从而把古典校勘学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一、广义的校勘观
中国古籍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这自然会影响到文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于是，文献校勘学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校勘，是指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或用其他的方法，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一部古籍的本来面目。”①校勘是一项使古书恢复原貌的工作，目的是求得古书“真”。传统的校勘学指校正文献中文句和篇章的错乱，包括误字、脱文、衍文、倒文等内容。广义的校勘并不满足于一书文字的校订，它还进一步对一书的内容进行审核考订，目的在于求真，这里的求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求书籍文字之真，即经过校勘，校出这些错、讹、脱、衍的文字，恢复原本的真实面目，或至少应求其更为接近原本之真。其二，求其记载内容之真，即通过校勘，指出其内容的失实或有疑似，歧异之处，尽量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在这二者间，探求文字之真，是校勘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②所以，广义的校勘工作，是传统校雠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校雠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如选版本，编目录、考证、辨伪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相辅相成，组成了校雠学系统。梁启超说：“前三种方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位置，然而校勘家以此自足，更一步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前三种算狭义校勘学，后两种为广义校勘学。”③可见，梁启超所提倡的校勘，是对传统校雠学的发展。
二、校勘方法
张之洞说过：“读书先宜校书”④，梁启超也有同感：“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意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做一番校勘功夫不可”⑤。校勘学在我国起源甚早，至清代兴盛一时，硕果累累。梁启超在总结历代尤其是清代校勘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校书实践，提出了五种校勘方法。
“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现出今本讹误之点……，第三种校勘法是发现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帐，乃是和著作者算帐。……以上四种，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学了。别有……专在书籍的分类簿录法或者也可以名为第五种。”⑥
梁启超所总结的，第四种校勘法是考证学的，第五种是属于目录学的，剩下三种属狭义校勘学的。梁启超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校勘方法，一是版本互校，二是他书比较，三是本书比较，四是运用语法字法推校。这四个方面大抵包括了历代校勘的一般方法。虽然比较粗糙，也不怎么完善，也没什么合适的名称，但这四种方法却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其理论是陈垣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先河，在中国校勘学领域具有上承感性认识，下启理论归纳的过渡作用。历代学者在校勘时，都运用一定的方法，但校勘方法的运用和校勘方法的建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理论的，梁启超把经验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在校勘学上是一大进步。陈垣继承了梁启超关于校勘理性归纳的论述，又结合具体实践，开辟了中国近代校勘方法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校勘学思想形成探析
梁启超校勘思想的形成，无疑深受中国传统校勘思想的影响。传统校勘思想中，有两大鲜明特点为梁氏所继承。
首先认为学问无穷，校书不易，校勘须持多闻阙疑的态度。中国古代，自孔子整理典籍，就形成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思想观念。南北朝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里认为：“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清人叶德辉在《藏书十约》其七《校勘》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梁启超继承了叶德辉的“死校”与“活校”之法，并结合清儒校勘实践，创立了校勘方法的新体系。
其次，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学（下转第62页）
“傻根”修得正果，“慧根”反倒落魄
——《士兵突击》解读青年心智
彭秀杰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00）
摘 要：观众对年度热剧《士兵突击》的关注已经从感性狂热转向理性淡定，有人把该剧的成功归因于“价值观的胜利”，也有人评论是“钝感的意淫”，本文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不去探究人性好坏，而来分析该剧如何以“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解读当代青年人的“心智结构”。
关键词：自我；心智结构；场域
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两个兵在军营中鲜明对比的成长历程，在青年观众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个是许三多——近乎愚钝但最终功德圆满，一个是成才——八面玲珑到头来却不得要领，二人截然不同的命运让年轻人反思：不抛弃不放弃的应该是什么？何为人生意义？导演也通过该剧达到了让“哈韩韩日”的中国青年再哈一回“中”的目的。
有学者将青年角色细分三种：革命青年——现代青年——自由青年，前两者是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其角色使命的核心，尤其在后文革时期出现的“现代青年”是社会的角色期待与年轻人的主体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自由青年”的年轻人质疑“雷锋精神”的利他型自我牺牲，试图肯定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如果套用该分类法，就要把剧中在“走向四化的军队”里锻造的这两个兵——许三多列入“现代青年”而成才归入“自由青年”，这也解释了“该剧是一种价值观的胜利”的解读。
先从剧中两个角色的个人生活史读起。
许三多生在贫困农民的家庭，争强好胜的许爹指望通过儿子的出人头地来扬眉吐气，所以“赶鸭子上架”地逼许三多辍学并走出去当兵，但从小在“棍棒教训”中自认很笨的“龟儿子”尽管潜移默化了父亲的硬倔、不服输，终究还是被“过继”给了来征兵的史今班长，也正是这个班长本着“把龟儿子带成堂堂正正的兵”的承诺、用慈母般谆谆教导和关照扶持助他踏上了“从孬兵到兵王”的历练之路。
成才是村长的儿子，见识广、财势大的村长把儿子培养成了头脑活泛、善于表现的“官胚子”，村长的处事圆滑、个体本位也深深驯化了他。
甄兵选拔时的成才“临场的豪迈演说”和许三多“作文的死记硬背”就昭示了日后军营中“慧根”造就的“马”和“傻根”生就的“骡子”的不同成长历程。
成才总能出色得掌握各种技能并左右逢源得向着心中的追求一路攀升，很快坐上了班长的位子；许三多却漫无目的的在领悟力和人际上捉襟见肘，从“看守驻训场”到“在钢七连尖子兵群体里做垫底孬兵”，他只能观望成才的得意。但他就凭着默默领悟、认真学习让原本单纯的心智“开出了花儿”——各项技能突击让他在钢七连有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不断拼搏、一跃成为最高级别的老A团队的一员，而一向精明的成才却前途受阻、参不透这场龟兔赛跑的个中要领。
成才的困惑正是当代社会中迷失了自我的许多年轻人的困惑。
面临变革中的严酷竞争，我们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逐渐学会并习惯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遵从不同的游戏规则行事，当代人所经历的这种巨大变化，是饱和社会里“自我殖入”的结果，正如格根在《饱和的自我》一书中所描述的，伴随着社会饱和的进程，人的自我“正在变成混合曲”。每个人的记忆中都储存或携带着不同类型的他人的“存在型”，并在不同的条件下将不同的“存在型”付诸实施。“我”在不同的场合下成了不同的“他人”的代表或替代品，人们成为“彼此相互模仿的群集”。自我通过彼此模仿而相互殖入的这种过程被称为“拟态的席卷”，其结果是人的自我正越来越多的成为他人自我的组装或“拼盘”。“我”不再是“一个”，而是“群集”。
每一种“真实的自我”都面临自反性的诘问和质询，最终不得不为另一种同样“真实的自我”让路。这些被殖入的自我多数情况下隐而不见，但遇特定的情景便会跳将出来，充满活力。成才的众多自我殖入就融会贯通得很好，在蜕变的过程甚至显不出过渡的痕迹，而许三多遭遇“一个叠着一个的问题”而撑不住的时候也会在记忆里回放父亲的、班长的还有成才及其他战友的话，以此重启自己的思路，只是这些自我都游离于心外，调用起来也那么生硬，虽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却守住了原初自我，而保持人格的同一性在现代社会中是心里正常和健康的表现，否则便有精神分裂和极度虚伪的嫌疑，成才那被人看穿的“假”便是此故了。
“人们在喧闹的当代生活中这种多重感觉、意识并存的状态可称为‘多重心灵’，主要是指将个体撇成多重的自我面向。”由于每一种关系都在丰富和发展着人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一个拥有多重心灵的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将抱有多种期待。
该剧把许三多演得大智若愚，而最终没有让成才的小聪明成就大气候，当然有出于社会责任和教育使命对青年人进行价值观导向的考虑，由此让观众在对两个角色大加褒贬的同时得以警醒。而许三多与成才是现实中人的一体两面，正如老A队长所言“你们俩根本就是同一类人”，剧中的极端彰显、典型塑造在对比中凸显了人的原初的心智结构。
心智结构就是行动者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而这对应着社会结构——对客观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在各种场域里划分成支配和被支配。那么成才是自幼就在村长父亲的熏陶下深谙处世之道和为己奋斗的重要性，于是来到军队这个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场域里他一样如鱼得水地去争取有价值的筹码；而许三多却从小只知道“挨打要快跑”、“好好活着”的简单逻辑，小时候被成才结伙欺负、“每换一个环境都像死过一回”，显然，适者生存的真理只给予了他在一次次的跌倒中吸取教训的经历。
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这种接触的结果也因此日积月累），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具有次级客观性的结构（即惯习）就是具有初级客观性的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许三多的动辄自我批评和内心的自卑、低调随着挫败积淀下来，而成才却恃才自傲地越练越“精”。尽管顶级攀升受挫，却也很快回到基层找回了缺失的“本真”，并终获认可（显然该剧对他太过宽容和幻化了一些）
正是经由这种内化过程，行动者在其实践中注入的各种超个人的、无意识的关注或划分原则得以建构，成才总是成长的那么自然，而许三多就让人看着吃力，这种“进化”动态也是他们的心智结构所决定的。
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各种身心图式。
场域是一个冲突竞争的空间，可以类比为一个战场。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军队场域中是晋级官阶、军事权威——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的权力的垄断。随着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力量的改变（相当于改变此一场域的结构），所以争夺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成为核心焦点。于是许三多也可以慢慢领悟潜规则，虽然不会拉关系、不会表现、不会伪装，但是用他特有的方式——单纯、善良、积极奋学等——换来了上下级的赞许甚至敬佩，也获得了他的地位和积累了资本，虽然生就一副熊样儿但却分明是个强人。
任何场域都将自身体现为各种可能性——报酬、获益、利润乃至制裁的可能性——的结构，但也始终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在那些充满各种普遍规则和法则的领域，玩弄规则、寻求变通也是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抵抗手段并不只是竭力声张那些使我们成为被支配者的的特性本身或把它作为“我的”特性加以强调，同样的，屈服也不是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我出身根底的痕迹或掩饰任何有可能使我永远停留在现有位置上的特征（比如许三多的家乡口音和习惯性的自言自语）。抵抗可能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通往解放，这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无从摆脱。
那何必非要解脱呢？成才就是成才，许三多就是许三多。从家乡到军营再到社会，场域切换、惯习流转，各自的心智结构也更加凸显。正如小说原著作者答记者言：“一无所有，但是接受世界。老天爷给你什么就用什么，人是凭自身的品格活着的，说学就学得来吗？缺点说改就改得掉吗？这其实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划分阵营。我们都知道划分阵营是不好的。”
无论从社会建构心理学还是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成才的“积极求进”没有过错，反倒许三多的固执心态让他总要从“放不开的依赖”中找寻意义。若说成才在“寻求变通”中迷失了自我，那么许三多就是在坚守自我同一性中始终没找到自我，我们无需过加指摘，只要过滤掉这些价值评判，透视人的原本心智，握住核心的“自我”，便也就“以不变应万变”地撑出自己的一片天了。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杨莉萍.社会建构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上接第62页）术经历有关，梁启超一生经眼的古籍很多，校读过的古籍也很多。他是著名的藏书家⑦，为了使所藏的书成为善本，自己动手校勘，并以小学、经学见长，他的校勘更多与自己的兴趣相联系，尤其在子部书的校勘上⑧，长期的学术积累最终形成校勘学思想。
梁启超以他在校勘学上的真知灼见，丰富了校勘学理论，促进了校勘学的科学发展，扩大了校勘学的影响，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校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②崔文印：《说校勘四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③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④张之洞：《輏轩语·语学篇》，见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077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⑥同②，第277-280页。
⑦梁启超藏书丰富，共计3470种，41819册。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十六册，由梁廷灿、吴其昌合编。后由北京大学出版。后此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
⑧梁启超曾对《墨子》做过校释，著有《墨子校释》，《饮冰室合集》里收录了此文。
一、广义的校勘观
中国古籍在传抄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这自然会影响到文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于是，文献校勘学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校勘，是指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或用其他的方法，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一部古籍的本来面目。”①校勘是一项使古书恢复原貌的工作，目的是求得古书“真”。传统的校勘学指校正文献中文句和篇章的错乱，包括误字、脱文、衍文、倒文等内容。广义的校勘并不满足于一书文字的校订，它还进一步对一书的内容进行审核考订，目的在于求真，这里的求真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是求书籍文字之真，即经过校勘，校出这些错、讹、脱、衍的文字，恢复原本的真实面目，或至少应求其更为接近原本之真。其二，求其记载内容之真，即通过校勘，指出其内容的失实或有疑似，歧异之处，尽量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在这二者间，探求文字之真，是校勘最基本、最首要的任务。”②所以，广义的校勘工作，是传统校雠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校雠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如选版本，编目录、考证、辨伪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相辅相成，组成了校雠学系统。梁启超说：“前三种方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位置，然而校勘家以此自足，更一步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前三种算狭义校勘学，后两种为广义校勘学。”③可见，梁启超所提倡的校勘，是对传统校雠学的发展。
二、校勘方法
张之洞说过：“读书先宜校书”④，梁启超也有同感：“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意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做一番校勘功夫不可”⑤。校勘学在我国起源甚早，至清代兴盛一时，硕果累累。梁启超在总结历代尤其是清代校勘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校书实践，提出了五种校勘方法。
“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现出今本讹误之点……，第三种校勘法是发现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帐，乃是和著作者算帐。……以上四种，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学了。别有……专在书籍的分类簿录法或者也可以名为第五种。”⑥
梁启超所总结的，第四种校勘法是考证学的，第五种是属于目录学的，剩下三种属狭义校勘学的。梁启超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校勘方法，一是版本互校，二是他书比较，三是本书比较，四是运用语法字法推校。这四个方面大抵包括了历代校勘的一般方法。虽然比较粗糙，也不怎么完善，也没什么合适的名称，但这四种方法却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其理论是陈垣四校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先河，在中国校勘学领域具有上承感性认识，下启理论归纳的过渡作用。历代学者在校勘时，都运用一定的方法，但校勘方法的运用和校勘方法的建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理论的，梁启超把经验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在校勘学上是一大进步。陈垣继承了梁启超关于校勘理性归纳的论述，又结合具体实践，开辟了中国近代校勘方法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校勘学思想形成探析
梁启超校勘思想的形成，无疑深受中国传统校勘思想的影响。传统校勘思想中，有两大鲜明特点为梁氏所继承。
首先认为学问无穷，校书不易，校勘须持多闻阙疑的态度。中国古代，自孔子整理典籍，就形成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思想观念。南北朝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里认为：“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清人叶德辉在《藏书十约》其七《校勘》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梁启超继承了叶德辉的“死校”与“活校”之法，并结合清儒校勘实践，创立了校勘方法的新体系。
其次，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学（下转第62页）
“傻根”修得正果，“慧根”反倒落魄
——《士兵突击》解读青年心智
彭秀杰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00）
摘 要：观众对年度热剧《士兵突击》的关注已经从感性狂热转向理性淡定，有人把该剧的成功归因于“价值观的胜利”，也有人评论是“钝感的意淫”，本文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不去探究人性好坏，而来分析该剧如何以“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解读当代青年人的“心智结构”。
关键词：自我；心智结构；场域
电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两个兵在军营中鲜明对比的成长历程，在青年观众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个是许三多——近乎愚钝但最终功德圆满，一个是成才——八面玲珑到头来却不得要领，二人截然不同的命运让年轻人反思：不抛弃不放弃的应该是什么？何为人生意义？导演也通过该剧达到了让“哈韩韩日”的中国青年再哈一回“中”的目的。
有学者将青年角色细分三种：革命青年——现代青年——自由青年，前两者是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其角色使命的核心，尤其在后文革时期出现的“现代青年”是社会的角色期待与年轻人的主体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自由青年”的年轻人质疑“雷锋精神”的利他型自我牺牲，试图肯定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如果套用该分类法，就要把剧中在“走向四化的军队”里锻造的这两个兵——许三多列入“现代青年”而成才归入“自由青年”，这也解释了“该剧是一种价值观的胜利”的解读。
先从剧中两个角色的个人生活史读起。
许三多生在贫困农民的家庭，争强好胜的许爹指望通过儿子的出人头地来扬眉吐气，所以“赶鸭子上架”地逼许三多辍学并走出去当兵，但从小在“棍棒教训”中自认很笨的“龟儿子”尽管潜移默化了父亲的硬倔、不服输，终究还是被“过继”给了来征兵的史今班长，也正是这个班长本着“把龟儿子带成堂堂正正的兵”的承诺、用慈母般谆谆教导和关照扶持助他踏上了“从孬兵到兵王”的历练之路。
成才是村长的儿子，见识广、财势大的村长把儿子培养成了头脑活泛、善于表现的“官胚子”，村长的处事圆滑、个体本位也深深驯化了他。
甄兵选拔时的成才“临场的豪迈演说”和许三多“作文的死记硬背”就昭示了日后军营中“慧根”造就的“马”和“傻根”生就的“骡子”的不同成长历程。
成才总能出色得掌握各种技能并左右逢源得向着心中的追求一路攀升，很快坐上了班长的位子；许三多却漫无目的的在领悟力和人际上捉襟见肘，从“看守驻训场”到“在钢七连尖子兵群体里做垫底孬兵”，他只能观望成才的得意。但他就凭着默默领悟、认真学习让原本单纯的心智“开出了花儿”——各项技能突击让他在钢七连有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不断拼搏、一跃成为最高级别的老A团队的一员，而一向精明的成才却前途受阻、参不透这场龟兔赛跑的个中要领。
成才的困惑正是当代社会中迷失了自我的许多年轻人的困惑。
面临变革中的严酷竞争，我们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逐渐学会并习惯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遵从不同的游戏规则行事，当代人所经历的这种巨大变化，是饱和社会里“自我殖入”的结果，正如格根在《饱和的自我》一书中所描述的，伴随着社会饱和的进程，人的自我“正在变成混合曲”。每个人的记忆中都储存或携带着不同类型的他人的“存在型”，并在不同的条件下将不同的“存在型”付诸实施。“我”在不同的场合下成了不同的“他人”的代表或替代品，人们成为“彼此相互模仿的群集”。自我通过彼此模仿而相互殖入的这种过程被称为“拟态的席卷”，其结果是人的自我正越来越多的成为他人自我的组装或“拼盘”。“我”不再是“一个”，而是“群集”。
每一种“真实的自我”都面临自反性的诘问和质询，最终不得不为另一种同样“真实的自我”让路。这些被殖入的自我多数情况下隐而不见，但遇特定的情景便会跳将出来，充满活力。成才的众多自我殖入就融会贯通得很好，在蜕变的过程甚至显不出过渡的痕迹，而许三多遭遇“一个叠着一个的问题”而撑不住的时候也会在记忆里回放父亲的、班长的还有成才及其他战友的话，以此重启自己的思路，只是这些自我都游离于心外，调用起来也那么生硬，虽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却守住了原初自我，而保持人格的同一性在现代社会中是心里正常和健康的表现，否则便有精神分裂和极度虚伪的嫌疑，成才那被人看穿的“假”便是此故了。
“人们在喧闹的当代生活中这种多重感觉、意识并存的状态可称为‘多重心灵’，主要是指将个体撇成多重的自我面向。”由于每一种关系都在丰富和发展着人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一个拥有多重心灵的人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将抱有多种期待。
该剧把许三多演得大智若愚，而最终没有让成才的小聪明成就大气候，当然有出于社会责任和教育使命对青年人进行价值观导向的考虑，由此让观众在对两个角色大加褒贬的同时得以警醒。而许三多与成才是现实中人的一体两面，正如老A队长所言“你们俩根本就是同一类人”，剧中的极端彰显、典型塑造在对比中凸显了人的原初的心智结构。
心智结构就是行动者适用于社会世界的看法及划分的原则，而这对应着社会结构——对客观世界的各种客观划分，尤其是在各种场域里划分成支配和被支配。那么成才是自幼就在村长父亲的熏陶下深谙处世之道和为己奋斗的重要性，于是来到军队这个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场域里他一样如鱼得水地去争取有价值的筹码；而许三多却从小只知道“挨打要快跑”、“好好活着”的简单逻辑，小时候被成才结伙欺负、“每换一个环境都像死过一回”，显然，适者生存的真理只给予了他在一次次的跌倒中吸取教训的经历。
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社会状况（这种接触的结果也因此日积月累），个人也就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具有次级客观性的结构（即惯习）就是具有初级客观性的结构在身体层面的体现。许三多的动辄自我批评和内心的自卑、低调随着挫败积淀下来，而成才却恃才自傲地越练越“精”。尽管顶级攀升受挫，却也很快回到基层找回了缺失的“本真”，并终获认可（显然该剧对他太过宽容和幻化了一些）
正是经由这种内化过程，行动者在其实践中注入的各种超个人的、无意识的关注或划分原则得以建构，成才总是成长的那么自然，而许三多就让人看着吃力，这种“进化”动态也是他们的心智结构所决定的。
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各种身心图式。
场域是一个冲突竞争的空间，可以类比为一个战场。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军队场域中是晋级官阶、军事权威——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的权力的垄断。随着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力量的改变（相当于改变此一场域的结构），所以争夺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形塑和划分成为核心焦点。于是许三多也可以慢慢领悟潜规则，虽然不会拉关系、不会表现、不会伪装，但是用他特有的方式——单纯、善良、积极奋学等——换来了上下级的赞许甚至敬佩，也获得了他的地位和积累了资本，虽然生就一副熊样儿但却分明是个强人。
任何场域都将自身体现为各种可能性——报酬、获益、利润乃至制裁的可能性——的结构，但也始终隐含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在那些充满各种普遍规则和法则的领域，玩弄规则、寻求变通也是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抵抗手段并不只是竭力声张那些使我们成为被支配者的的特性本身或把它作为“我的”特性加以强调，同样的，屈服也不是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我出身根底的痕迹或掩饰任何有可能使我永远停留在现有位置上的特征（比如许三多的家乡口音和习惯性的自言自语）。抵抗可能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通往解放，这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无从摆脱。
那何必非要解脱呢？成才就是成才，许三多就是许三多。从家乡到军营再到社会，场域切换、惯习流转，各自的心智结构也更加凸显。正如小说原著作者答记者言：“一无所有，但是接受世界。老天爷给你什么就用什么，人是凭自身的品格活着的，说学就学得来吗？缺点说改就改得掉吗？这其实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划分阵营。我们都知道划分阵营是不好的。”
无论从社会建构心理学还是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成才的“积极求进”没有过错，反倒许三多的固执心态让他总要从“放不开的依赖”中找寻意义。若说成才在“寻求变通”中迷失了自我，那么许三多就是在坚守自我同一性中始终没找到自我，我们无需过加指摘，只要过滤掉这些价值评判，透视人的原本心智，握住核心的“自我”，便也就“以不变应万变”地撑出自己的一片天了。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杨莉萍.社会建构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上接第62页）术经历有关，梁启超一生经眼的古籍很多，校读过的古籍也很多。他是著名的藏书家⑦，为了使所藏的书成为善本，自己动手校勘，并以小学、经学见长，他的校勘更多与自己的兴趣相联系，尤其在子部书的校勘上⑧，长期的学术积累最终形成校勘学思想。
梁启超以他在校勘学上的真知灼见，丰富了校勘学理论，促进了校勘学的科学发展，扩大了校勘学的影响，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校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①时永乐：《古籍整理教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②崔文印：《说校勘四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③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④张之洞：《輏轩语·语学篇》，见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077页。
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⑥同②，第277-280页。
⑦梁启超藏书丰富，共计3470种，41819册。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十六册，由梁廷灿、吴其昌合编。后由北京大学出版。后此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
⑧梁启超曾对《墨子》做过校释，著有《墨子校释》，《饮冰室合集》里收录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