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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的缠绵之后,萧瑟的北风刮来了今冬第一场纷扬的大雪,而此时的枝头却还是绿意正浓,秋意未尽。望着街道尽头弥漫纷卷的雪花,走在柔绵的雪地上,脚底发出的声音,似乎在回放着往事的旋律,把我的心境拉入了一个特定的格式。此情此景,勾起了我对姥爷的无尽思念。
姥爷于1931年阴历7月初八,出生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拉沟(今杭锦淖乡)公社呼吉太大队。这个大队部所在地,稀稀拉拉地摆布着几户人家,且都是从陕西府谷、神木一带走西口上来的,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姥爷的父辈祖籍也都是陕北。姥爷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至小失去了母亲,是父亲和继母把他拉扯大的。民国三十六年,17岁的姥爷与18岁的姥娘(外婆)结了婚。姥爷属羊,姥娘属马,据说这两种属相是最佳的婚姻组合。从此,他们男耕女织,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银婚、金婚、钻石婚,虽说老爷脾气暴躁,姥娘经常挨打受气,但日子也一直很平静,真可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记忆中,姥爷家住在大队部底坡,东边是呼吉太小学所在地,小学共有5个年级,4栋教室。教室都是用土打墙建的。我的五个舅舅都在这里念过书。房屋后就是学校的篮球场,球场的西北角是一座旧油坊及磨坊。这个大队部所在地四周环山,依山傍水,居住着不同姓氏的三十多户人家。门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是从东流向西的。小河岸北面是一片高大的柳树林,岸南是一个大沙坡。坡上,沙柳成片。每到夏季,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牛羊成群,溪水清澈透明,宛若一个北国的小江南。
我的童年大多是在这里度过的。每到夏秋农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到了姥娘家,四舅和五舅不比我大几岁,这样我们舅舅外甥自然是玩耍的伙伴。冬天农闲时,更要往姥娘家跑。“住姥娘家”成了小时候一种奢望。姥娘家的生活要比我们家好,经常能吃香的喝辣的。姥娘做的炒鸡蛋要比我们家的黄,擀的豆面要比我们家的长。姥娘炒的糜米炒米香甜可口,油糕,猪肉烩菜是家常便饭。正月初一,羊肉饺子里包很多很多的钢镚子,且谁吃着归谁。平日里,我与舅舅及同村的小伙伴捉迷藏,打篮球,与他们到学校里上自习课。更为高兴的是,漏开空能偷几本小人书回家,给我们村里的小伙伴炫耀一番。冬日里,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背后静悄悄的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村子里,万物顿时又重新显露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五舅组织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打仗,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山村。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物质匮乏,人们的生活青黄不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一直不好,是姥爷、姥娘一直在接济我们一家,使我们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姥爷是个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人。他于1957年2月至1960年任塔拉沟呼吉太蒙汉联丰社一分社社长,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开始任呼吉太大队长。1973年调到塔拉沟公社政府工作。其中,1963年7月因工作突出被公社评为接羔保育先进牧业工作者,并出席了全旗牧工先进代表大会。1971年4月出席了中共杭锦旗旗委第四届代表大会,是当时公社的党代表。1971年8月因公到过北京,并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调到公社后姥爷当了会计,1979年4月,还参加了杭锦旗社队企业会计培训班。
姥爷性格耿直,为人直爽,办事利落。他在任呼吉太大队长时,凡事敢于坚持原则,按原则办事与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就是这种直性人脾气,与搭班子的大队支书总是“尿不在一个壶里”。工作中时常磕磕碰碰,以至矛盾越积越深,后来大队支书干脆“把壶拿走了”,这样姥爷的大队长就成了空架子。有奈出在无奈,姥爷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深受书记赏识的他调到了公社从事会计工作。公社离家大约20多里地,不通班车。就这样,姥爷每周徒步去公社上班。他工作任劳任怨,回家还要帮助姥娘种地,务艺牲口,过着平静的生活。可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年后,姥爷被“调任”到当时的乡企“综合厂”,综合厂的工作是负责公社小镇上的发电照明,米面加工,机器、汽车维修,牲畜养殖等工作。姥爷的具体工作是发电及米面加工,这比起会计工作来是苦力活啊!且工作时间长,繁琐苦力重。每天黑夜在规定的时间里发电照明,白天为方山周围的农牧民加工米面。这期间,姥爷家搬出了公社家属房。姥爷掏钱买下了被公社遗弃的一排学校校舍,经过修缮后,举家搬迁到了那里。他说,就这样才觉得心安理得。
姥爷一生勤劳,节俭,勤劳的品德已深入骨髓。后来乡镇企业的不景气,姥爷干脆辞职,自购米面加工设备,自办起了米面加工坊。那几年,已50多岁的姥爷,從600多米的深井上担水,操作柴油机,米面加工机器,满负荷工作一整天。有时忙里偷闲,回家抽几口水烟成了一种休闲。米面加工坊车马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
姥爷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使后来搬到了城里,生活宽裕了,但他不听劝,想方设法找活干。白天转悠到拆迁工地、城郊的树林里,捡树枝,拾废弃木头,夜晚劈柴。门前的柴垛,总是堆的像小山似的。秋天,姥爷从郊外的地里打草,翻刨过的山药地,青储一些饲料。冬天,低价买回三类畜或膘情相当差的羊,自己精心饲喂,等到膘肥体壮时,卖个好价钱。为了到地里放羊,曾绊倒在地楞上,跌成了轻微脑出血。幸亏路人发现,二舅背在了医院,经过治疗,姥爷康复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姥爷有着推己及人的善良。自幼生活的苦难,使他深惜天下苦寒人的为难。每有乞讨上门,总会施舍点零钱,未落难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姥爷的俭朴有口皆碑。记忆中很少给自己添过新衣,从春到冬,总是那一身旧衣。在杭锦旗下夜那几年,吃住几乎在单位,一身衣服穿一年,没有睡过一次天明觉。他平易近人。逢年过节,总要让家族中所有成员一起聚餐,叙旧话新,谈笑风生。有时还和我们小饮几杯,和外孙们猜拳论道,不以长辈自居,严然象朋友。
人老三不怪,贪财怕死不瞌睡。晚年的姥爷这“三样”在他身上表现地相当明显。关心政治的他,坚持看新闻联播,鄂尔多斯新闻,在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后,不管电视机前坐的是谁,立刻关掉了电源,为的是省电。为了节约电费,他晚上不让开灯,天刚黑就躺在床上休息。勤劳的姥娘有时要缝个鞋垫,做个十字绣,但他不让开灯。
怕死不由人。晚年的姥爷,从来不敢提自己的后事。准备好的寿衣,更是不让放在他住的地方。偶尔门前有送葬的车经过,吓得他躲到屋里,不敢看一眼。
姥爷是个正直、正格的男人,是个坦荡,直率的男人。他的一生虽然是平凡的,但他的刚毅自信,宽厚大度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
姥爷于1931年阴历7月初八,出生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塔拉沟(今杭锦淖乡)公社呼吉太大队。这个大队部所在地,稀稀拉拉地摆布着几户人家,且都是从陕西府谷、神木一带走西口上来的,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姥爷的父辈祖籍也都是陕北。姥爷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至小失去了母亲,是父亲和继母把他拉扯大的。民国三十六年,17岁的姥爷与18岁的姥娘(外婆)结了婚。姥爷属羊,姥娘属马,据说这两种属相是最佳的婚姻组合。从此,他们男耕女织,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银婚、金婚、钻石婚,虽说老爷脾气暴躁,姥娘经常挨打受气,但日子也一直很平静,真可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记忆中,姥爷家住在大队部底坡,东边是呼吉太小学所在地,小学共有5个年级,4栋教室。教室都是用土打墙建的。我的五个舅舅都在这里念过书。房屋后就是学校的篮球场,球场的西北角是一座旧油坊及磨坊。这个大队部所在地四周环山,依山傍水,居住着不同姓氏的三十多户人家。门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是从东流向西的。小河岸北面是一片高大的柳树林,岸南是一个大沙坡。坡上,沙柳成片。每到夏季,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牛羊成群,溪水清澈透明,宛若一个北国的小江南。
我的童年大多是在这里度过的。每到夏秋农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几个送到了姥娘家,四舅和五舅不比我大几岁,这样我们舅舅外甥自然是玩耍的伙伴。冬天农闲时,更要往姥娘家跑。“住姥娘家”成了小时候一种奢望。姥娘家的生活要比我们家好,经常能吃香的喝辣的。姥娘做的炒鸡蛋要比我们家的黄,擀的豆面要比我们家的长。姥娘炒的糜米炒米香甜可口,油糕,猪肉烩菜是家常便饭。正月初一,羊肉饺子里包很多很多的钢镚子,且谁吃着归谁。平日里,我与舅舅及同村的小伙伴捉迷藏,打篮球,与他们到学校里上自习课。更为高兴的是,漏开空能偷几本小人书回家,给我们村里的小伙伴炫耀一番。冬日里,快要满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背后静悄悄的露出脸来,把清淡的光辉洒在村子里,万物顿时又重新显露出了面目,但都像盖了一层轻纱似的朦朦胧胧。五舅组织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打仗,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山村。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物质匮乏,人们的生活青黄不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一直不好,是姥爷、姥娘一直在接济我们一家,使我们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姥爷是个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人。他于1957年2月至1960年任塔拉沟呼吉太蒙汉联丰社一分社社长,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开始任呼吉太大队长。1973年调到塔拉沟公社政府工作。其中,1963年7月因工作突出被公社评为接羔保育先进牧业工作者,并出席了全旗牧工先进代表大会。1971年4月出席了中共杭锦旗旗委第四届代表大会,是当时公社的党代表。1971年8月因公到过北京,并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调到公社后姥爷当了会计,1979年4月,还参加了杭锦旗社队企业会计培训班。
姥爷性格耿直,为人直爽,办事利落。他在任呼吉太大队长时,凡事敢于坚持原则,按原则办事与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就是这种直性人脾气,与搭班子的大队支书总是“尿不在一个壶里”。工作中时常磕磕碰碰,以至矛盾越积越深,后来大队支书干脆“把壶拿走了”,这样姥爷的大队长就成了空架子。有奈出在无奈,姥爷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深受书记赏识的他调到了公社从事会计工作。公社离家大约20多里地,不通班车。就这样,姥爷每周徒步去公社上班。他工作任劳任怨,回家还要帮助姥娘种地,务艺牲口,过着平静的生活。可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年后,姥爷被“调任”到当时的乡企“综合厂”,综合厂的工作是负责公社小镇上的发电照明,米面加工,机器、汽车维修,牲畜养殖等工作。姥爷的具体工作是发电及米面加工,这比起会计工作来是苦力活啊!且工作时间长,繁琐苦力重。每天黑夜在规定的时间里发电照明,白天为方山周围的农牧民加工米面。这期间,姥爷家搬出了公社家属房。姥爷掏钱买下了被公社遗弃的一排学校校舍,经过修缮后,举家搬迁到了那里。他说,就这样才觉得心安理得。
姥爷一生勤劳,节俭,勤劳的品德已深入骨髓。后来乡镇企业的不景气,姥爷干脆辞职,自购米面加工设备,自办起了米面加工坊。那几年,已50多岁的姥爷,從600多米的深井上担水,操作柴油机,米面加工机器,满负荷工作一整天。有时忙里偷闲,回家抽几口水烟成了一种休闲。米面加工坊车马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
姥爷是个闲不住的人。即使后来搬到了城里,生活宽裕了,但他不听劝,想方设法找活干。白天转悠到拆迁工地、城郊的树林里,捡树枝,拾废弃木头,夜晚劈柴。门前的柴垛,总是堆的像小山似的。秋天,姥爷从郊外的地里打草,翻刨过的山药地,青储一些饲料。冬天,低价买回三类畜或膘情相当差的羊,自己精心饲喂,等到膘肥体壮时,卖个好价钱。为了到地里放羊,曾绊倒在地楞上,跌成了轻微脑出血。幸亏路人发现,二舅背在了医院,经过治疗,姥爷康复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姥爷有着推己及人的善良。自幼生活的苦难,使他深惜天下苦寒人的为难。每有乞讨上门,总会施舍点零钱,未落难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姥爷的俭朴有口皆碑。记忆中很少给自己添过新衣,从春到冬,总是那一身旧衣。在杭锦旗下夜那几年,吃住几乎在单位,一身衣服穿一年,没有睡过一次天明觉。他平易近人。逢年过节,总要让家族中所有成员一起聚餐,叙旧话新,谈笑风生。有时还和我们小饮几杯,和外孙们猜拳论道,不以长辈自居,严然象朋友。
人老三不怪,贪财怕死不瞌睡。晚年的姥爷这“三样”在他身上表现地相当明显。关心政治的他,坚持看新闻联播,鄂尔多斯新闻,在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后,不管电视机前坐的是谁,立刻关掉了电源,为的是省电。为了节约电费,他晚上不让开灯,天刚黑就躺在床上休息。勤劳的姥娘有时要缝个鞋垫,做个十字绣,但他不让开灯。
怕死不由人。晚年的姥爷,从来不敢提自己的后事。准备好的寿衣,更是不让放在他住的地方。偶尔门前有送葬的车经过,吓得他躲到屋里,不敢看一眼。
姥爷是个正直、正格的男人,是个坦荡,直率的男人。他的一生虽然是平凡的,但他的刚毅自信,宽厚大度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