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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减税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是当前最优政策选项。
2017年是中国经济步入次贷危机之后的第9个年头，“市场出清”旧题未解，又增“特朗普不确定性”的新忧。2017年稳增长压力很大，只有采取正确的稳增长姿势，才不致于顾此失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的经济挑战
2017年的特殊性在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这注定将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因此，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稳增长”被置于五大任务的首位，是为了“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稳增长”并非易事。
挑战之一：“信贷密集度”居高不下。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在《债务与魔鬼》一书中提出“信贷密集度”（credit intensity）的概念，并指出这是困扰当代经济的顽疾。中国也不例外。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信贷密集度在2009-2010年“四万亿”期间畸高，随后回落，但在稳增长压力之下，目前又攀升到了危险水平。这意味着，在不降低信贷密集度的情况下，越是稳增长，杠杆率就越高。这样供给侧改革中的“去杠杆”就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挑战之二：“债务积压”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积压已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风险之一。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过重，加之产能过剩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滑，越来越多的企业恐陷入“庞氏融资”困境。中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比较类似，即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社会对“破产”容忍度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停止借新债，并以利润偿还债务，从而导致投资下滑，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企业缺乏借贷需求，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流向楼市股市，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自2016年7月以来，中国M2与M1增速剪刀差迅速扩大，新增银行信贷中涌向房地产的占到2/3以上。2016年11月，居民贷款新增6796亿元，占新增信贷的比重高达85.5%。
挑战之三：增长动力“国进民退”。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维持了6.7%的增速，实属不易。然而，其动力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贡献最大的是国企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可见，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了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下滑。经验证明，这样的格局往往意味着未来会出现大面积银行不良资产，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7：稳增长的正确姿势
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简单的稳增长，而是“有质量的稳增长”。从可供选择的政策来看，目前似乎“山穷水尽”。
其一，货币政策失灵。央行降息降准所带来的新增货币，主要流向房地产，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危险性。当前M2增速高于GDP增速近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但它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非常有限。货币政策失灵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缺乏有效信贷需求。
其二，扩大财政支出空间不大。在经济下行期间，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需求。尽管官方提供的财政赤字数据为3%，但按宽口径计算的赤字率实际已经达到5%-6%。不仅如此，政府过于积极作为，已经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且存在滋生潜在不良资产的巨大风险。
其三，房地产泡沫已接近危险水平。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急剧下降，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但2015年底中央提出“去库存”以来，房地产再度暴涨、投资回暖，这成为2016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其代价是房地产泡沫加剧，引发普遍忧虑。一线与三线城市的楼市格局分化，也制约了房地产刺激的空间。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充分表明中央对“房地产依赖症”的高度警惕。
怎么办？何处寻求新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句关键的话，“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实现有质量的稳增长的唯一选择。
如何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就是企业特别是民企缺乏投资意愿。必须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
民企为何不愿投资？最近两位知名企业家的“主动抱怨”揭开了谜底：实业不赚钱，而税负过重则是主因。
“饮料大王”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呼吁，“当前做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导致一些企业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2016年的费与2015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费增加太多。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敢去投？而且水电气都是国有的垄断企业，用水电气、建设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审批的不少环节也需要花不少钱；请第三方评估出报告，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都需要费用。面对如此高的投资成本，如果企业对盈利又没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
“玻璃大王”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美国只有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5个百分点就是40%。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可见，中国的高成本和高税负已经抵消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造已经失去成本优势。
那么，他们的抱怨是否可靠？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企业税负显著偏高，位居全球第12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6%。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也体现在一个简单的数据：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速。现在，的确是到了让企业“休养生息”、“放水养鱼”的时候了。 减税才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减税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是当前最优政策选项。在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中，“降成本”到目前并未引起足够的讨论，其实从“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来看，减税才是最核心的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取决于企业家激励。税率高低是影响企业家激励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将美国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美国主要的税种）税率降低30%左右，这样做不仅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更使其走上了创新之路，创造了一个长期繁荣的创新周期。
减税的艺术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减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减税要取得“提振市场信心”的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让市场真实感受到减税效果；第二，力度要超预期。
目前，中国减税的主要路径是：（1）营改增；（2）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其局限性在于：第一，营改增的效果存在很大争议，不少行业和企业都抱怨感受不到减税效果；第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减税力度很小，企业没有多大感觉。
因此，就出现了减税效果不佳的局面。减税本身就是对企业预期的管理过程，要取得好的政策效果，必须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
政府首先要有减税的诚意。目前不少政府官员和财政部门对减税存在忧虑：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减税会导致财政更加困难。其实，这是对“减税”的误解。“减税”的准确表达是“降低税率”而非“减少税收收入”。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偏高的情况下，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可以通过扩大税基而增加财政收入。既然减税可以让政府和市场双赢，那为何还要坚持高税收呢？
笔者建议：（1）把直接降低税率作为减税的主要方式，这样企业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并计算出减税的实际利益。例如，2015年全国企业所得税为2.7万亿元，如果把所得税率直接降低50%，企业家的感受必定显著；（2）不要挤牙膏，要超预期。例如，笔者一直主张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2015年为8618亿），这样做既可以激发市场对改革红利的热情和信任，又可以增加民众收入和消费能力。
结束语
减税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负作用最小的政策选项。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具有充分的减税空间。减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政府有无减税诚意，还需要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提振信心、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效果。只有这样的稳增长，才是有质量、有意义的结果。
2017年是中国经济步入次贷危机之后的第9个年头，“市场出清”旧题未解，又增“特朗普不确定性”的新忧。2017年稳增长压力很大，只有采取正确的稳增长姿势，才不致于顾此失彼，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的经济挑战
2017年的特殊性在于中共十九大的召开，这注定将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因此，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稳增长”被置于五大任务的首位，是为了“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稳增长”并非易事。
挑战之一：“信贷密集度”居高不下。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在《债务与魔鬼》一书中提出“信贷密集度”（credit intensity）的概念，并指出这是困扰当代经济的顽疾。中国也不例外。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信贷密集度在2009-2010年“四万亿”期间畸高，随后回落，但在稳增长压力之下，目前又攀升到了危险水平。这意味着，在不降低信贷密集度的情况下，越是稳增长，杠杆率就越高。这样供给侧改革中的“去杠杆”就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挑战之二：“债务积压”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积压已成为全球最关注的风险之一。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过重，加之产能过剩导致的平均利润率下滑，越来越多的企业恐陷入“庞氏融资”困境。中国与日本的金融体系比较类似，即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密切，社会对“破产”容忍度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停止借新债，并以利润偿还债务，从而导致投资下滑，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企业缺乏借贷需求，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流向楼市股市，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自2016年7月以来，中国M2与M1增速剪刀差迅速扩大，新增银行信贷中涌向房地产的占到2/3以上。2016年11月，居民贷款新增6796亿元，占新增信贷的比重高达85.5%。
挑战之三：增长动力“国进民退”。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维持了6.7%的增速，实属不易。然而，其动力结构变化值得关注：贡献最大的是国企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可见，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了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急剧下滑。经验证明，这样的格局往往意味着未来会出现大面积银行不良资产，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7：稳增长的正确姿势
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简单的稳增长，而是“有质量的稳增长”。从可供选择的政策来看，目前似乎“山穷水尽”。
其一，货币政策失灵。央行降息降准所带来的新增货币，主要流向房地产，这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化的危险性。当前M2增速高于GDP增速近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但它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非常有限。货币政策失灵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缺乏有效信贷需求。
其二，扩大财政支出空间不大。在经济下行期间，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以刺激需求。尽管官方提供的财政赤字数据为3%，但按宽口径计算的赤字率实际已经达到5%-6%。不仅如此，政府过于积极作为，已经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且存在滋生潜在不良资产的巨大风险。
其三，房地产泡沫已接近危险水平。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急剧下降，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但2015年底中央提出“去库存”以来，房地产再度暴涨、投资回暖，这成为2016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其代价是房地产泡沫加剧，引发普遍忧虑。一线与三线城市的楼市格局分化，也制约了房地产刺激的空间。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充分表明中央对“房地产依赖症”的高度警惕。
怎么办？何处寻求新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句关键的话，“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实现有质量的稳增长的唯一选择。
如何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在微观层面的体现就是企业特别是民企缺乏投资意愿。必须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
民企为何不愿投资？最近两位知名企业家的“主动抱怨”揭开了谜底：实业不赚钱，而税负过重则是主因。
“饮料大王”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呼吁，“当前做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导致一些企业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2016年的费与2015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费增加太多。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敢去投？而且水电气都是国有的垄断企业，用水电气、建设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审批的不少环节也需要花不少钱；请第三方评估出报告，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都需要费用。面对如此高的投资成本，如果企业对盈利又没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
“玻璃大王”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美国只有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5个百分点就是40%。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可见，中国的高成本和高税负已经抵消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造已经失去成本优势。
那么，他们的抱怨是否可靠？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企业税负显著偏高，位居全球第12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6%。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也体现在一个简单的数据：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速。现在，的确是到了让企业“休养生息”、“放水养鱼”的时候了。 减税才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减税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是当前最优政策选项。在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中，“降成本”到目前并未引起足够的讨论，其实从“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来看，减税才是最核心的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取决于企业家激励。税率高低是影响企业家激励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将美国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美国主要的税种）税率降低30%左右，这样做不仅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更使其走上了创新之路，创造了一个长期繁荣的创新周期。
减税的艺术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减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减税要取得“提振市场信心”的效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让市场真实感受到减税效果；第二，力度要超预期。
目前，中国减税的主要路径是：（1）营改增；（2）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其局限性在于：第一，营改增的效果存在很大争议，不少行业和企业都抱怨感受不到减税效果；第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减税力度很小，企业没有多大感觉。
因此，就出现了减税效果不佳的局面。减税本身就是对企业预期的管理过程，要取得好的政策效果，必须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
政府首先要有减税的诚意。目前不少政府官员和财政部门对减税存在忧虑：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减税会导致财政更加困难。其实，这是对“减税”的误解。“减税”的准确表达是“降低税率”而非“减少税收收入”。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在税负偏高的情况下，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反而可以通过扩大税基而增加财政收入。既然减税可以让政府和市场双赢，那为何还要坚持高税收呢？
笔者建议：（1）把直接降低税率作为减税的主要方式，这样企业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并计算出减税的实际利益。例如，2015年全国企业所得税为2.7万亿元，如果把所得税率直接降低50%，企业家的感受必定显著；（2）不要挤牙膏，要超预期。例如，笔者一直主张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2015年为8618亿），这样做既可以激发市场对改革红利的热情和信任，又可以增加民众收入和消费能力。
结束语
减税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负作用最小的政策选项。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具有充分的减税空间。减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政府有无减税诚意，还需要提高减税效果的能见度和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提振信心、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效果。只有这样的稳增长，才是有质量、有意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