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生一串》三位主创的对谈，约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贡院9号的传媒公司。贡院和它不远处的鲤鱼胡同，曾是古时考生参加科举、寻求功名与庇佑的地方。总制片人王海龙、总导演陈英杰和分集导演张岳明刚从节目制作的剪辑机房里被“放”出来，带着仿若大考后的疲倦。
　　这确实是一场考试。试卷是每周更新一集的烧烤纪录片，数万观众批阅的“考试成绩”则非常直观地以弹幕的形式实时反馈。
　　成绩没让他们失望。两季以来，《人生一串》斩获多项纪录片作品奖，引起了业内和观众的广泛赞誉。在一般纪录片、综艺节目身上常见的“第二季魔咒”也并没有降临，每集结束，弹幕里密密麻麻的“多谢款待”依旧铺满屏幕，是来自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谢意。

　　两季，十二集，这部从烧烤出发，又常常以故事作结的纪录片带着观众的味蕾翻山越岭，走遍了全国不知名的街巷，一一品尝过城市村庄，最后将一腔情谊和美味打包安放。
　　用40多分钟的时间，让观众借着烧烤的契机暂时放下沉闷的琐事，关心个人情绪与一蔬一饭，短暂看到乐观、幽默的生活姿态，重燃对生活的热爱，是《人生一串》三位主创的愿望。
　　这个愿望也没有落空。总导演陈英杰和分集导演张岳明共同讲起在弹幕中发现的一件令他们欣慰的观众趣事。这位观众被第二季的一集吸引，由此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补起，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忙碌”得只吃了两顿饭。
　　“能够霸占他一天的时间，我们很有成就感。”三人笑说。一天很短，烧烤带来的感动与馈赠却很绵长，从镜头的这端到屏幕的那端，小小的烤串带着十足的温度，填满了胃与心。

幽微江湖

　　为什么选择拍烧烤？
　　总制片人王海龙说，这本是源于三人对烧烤的共同热爱。在日常生活里，烧烤曾是让他们放下烦扰、享受片刻休憩的避风港。更重要的是，作为有着多年经验、以观察心态面对世界的纪录片从业者，他们在工作中意识到细微之处动人的魅力。拍摄烧烤，便是以一个有趣的“小切口”，介入庞大的美食地图。
　　不同于《舌尖上的中国》等美食纪录片宏大优美、胸怀辽阔的俯视叙事视角，《人生一串》更像是一次贴地飞行，视野是蔓延的，视角是平视的，无限贴近于生活本身，又有着细致的情感密度，即使是调侃，也带着亲近。
　　“小切口”的叙事方式，要从纪录片分集结构的大框架中实现。从第二季的第一集《您几位？》开始，主创们便试图以吃烧烤的人数切入，来观照烧烤为生活带来的意义。
　　吃烧烤的理由千奇百怪，烤品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讨论与说理式的俯视叙事不会令人动容，将视角变得细小，毛细血管下搏动的真心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城市或乡村，烧烤店有大有小，不同的就餐环境，自会带来不同的就餐感受。而不同的就餐人数，则是食客自带的“环境”，这顿烧烤的情感温度由此定下了基调：一个人吃，是难忘美味还是无聊消遣？两个人吃，是不是要推心置腹地深聊？三个人吃，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平衡，不再是一对一锁定式的聊天？那一群人吃呢？是不是某项任务告一段落，有聚会式的热闹？从最不起眼的人数入手，烧烤的热闹或荒芜便有了真实的质感，那也是食客与观众曾经忽视，却毫不陌生的幽微江湖。
　　除了独辟蹊径的分集方式，《人生一串》两季中颇负盛名的文案创作，也不断从细微的角度强调环境，点燃内心。
　　在城市不断同质化的现代社会，如何透过镜头准确传递“临场感”，是摆在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面前的难题，而“小切口”再次發挥了它的作用。拍摄青海西宁这一进藏重镇的时候，业已同质的都市无法为镜头提供亮眼的“高原要素”，陈英杰和张岳明便在文案创作的不经意之处，有意识地在字里行间不断提醒画面外的观众，此刻的烧烤是在“海拔2600米的缺氧之夜”，这样的店铺是“往来客商必吃的歇脚之处”。以微妙的文字作为线索，附着在店外的城市意象便如约而至。
　　从“小切口”探入美食地图，于分类与文案的幽微处做细小的引线，《人生一串》确实用独特的方式捕捉到烧烤之下的脉搏，唤醒观众日渐粗糙的感官。

中国人的深夜食堂

　　《人生一串》播出后，观众们纷纷表示这才是他们心目中“中国深夜食堂”的样子：烟火缭绕间，是最接地气的美味烤品；推杯换盏中，是爽朗热忱的世间情义。
　　常作为夜宵的烧烤确实当之无愧。但成为“深夜食堂”，又不仅仅只是夜晚的吃食这样简单。
　　分集导演张岳明说起他在西南交通大学月牙山烧烤摊的拍摄。这个位于学校后山的烧烤摊是学生们的深夜聚集地，也是许多即将毕业的学子告别校园乌托邦前的最后一程。张岳明跟随酷爱篮球的大四学生“流川枫”参加了这次深夜聚会。
　　跳跃的炭火照亮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中有人马上要去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在陌生的非洲度过五年或更久的时光；有人自称热爱文学和电影，又醉眼蒙眬地解释“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主角和英雄”；有人的愿望是拥有一个投影仪，又自嘲将要蜗居的大都市放不下一整面洁净的白墙……这些在深夜山间与象牙塔伙伴们把酒言欢的毕业生，天亮之后就要与熟悉的人和烧烤摊告别，到各自的前途未卜中去。这顿独属于学生时代的深夜食堂，将成为远航时的灯塔，遥遥闪着光亮，是少年一腔孤勇的来处。
　　而在南昌拍摄的陈英杰导演，则在创作烧烤纪录片的工作时刻，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彼时团队刚刚在凄风苦雨中结束一天的辛苦劳作，烧烤店对面的一家尚在营业的瓦罐汤接纳了寒风中的他们。温暖的汤与面下肚，被萧索包围的愁苦一扫而空。果腹之外，这顿从天而降的瓦罐汤更像是一份热气腾腾的精神慰藉，安抚了白日繁重工作里的酸楚和不安。
　　所以中国人的深夜食堂到底是什么呢？拍出了观众心中“中国深夜食堂”的三位主创觉得，烧烤确实是深夜食堂的一种，但深夜食堂真正的内核，应该是温暖与熟悉。它自然可以是烧烤，也可以是瓦罐汤或是爱人煮的热汤面。若是换了地点和文化语境，它甚至可以是瑞典人的鲱鱼罐头、非洲部落的纵情歌舞。 　　具体的食物之下，深夜食堂是连接昼夜的驿站或是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风尘仆仆的食客，则如同趋光的昆虫，在暗夜里追逐那一点微弱却温暖的光线。

别是一番乡愁

　　b站的弹幕里，除了即时的品评感受，最多的还是随着每一个摄制地点的出现，不断刷屏的“XX人来报到”。
　　陈英杰说起最初策划节目时对各部分构成的简单规划：七分美食，二分人物，一分故事。行至第二季，大家发现在这细致划分的“十分”之下，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底色，便是地域。
　　地域是非常重要的，它几乎决定了烧烤的功能和特质，在相互塑造中影响着烧烤展现出的某种“劲儿”。
　　比如在总制片人王海龙的故乡新疆，烧烤是单纯的“吃饭”，是一日三餐的重要组成。而在其他地方，烧烤则是夜宵，是消遣，是三餐之外的一点甜。在老工业区沈阳，烧烤是用炼钢原料烤鸡架的北方重金属；在大城市的流動街摊，烧烤是漂泊者互诉情感的码头；在小城泉州的自家小院，烧烤则是安全感与归属，是幽深宅院里伴着炊烟的恬淡静谧。烧烤被地域沾染了不同的色彩和脾气，《人生一串》的镜头也忠诚地将它们记录下来，不排斥任何一种可能。
　　但还有些什么是凌驾于地域之上、独属于烧烤的特质——无论是怎样的烧烤，都只能和最亲密的人分享，而最好的烧烤摊，永远是自家楼下的那家。
　　第一季中，有在外务工的食客匆匆赶回，坐在久违的家乡烧烤面前，几近沉醉地说：“想家的时候，除了想我妈，就是想这个。”家中饭菜带来的情感羁绊自不必说，烧烤这种“家庭以外，故乡以内”的热闹吃食恰恰填补了空缺，让食客与观众的乡愁都变得更为丰满。
　　而对于被《人生一串》选中的烧烤小店来说，这部将镜头对准他们寻常生活的纪录片也不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宣传和彼此成全。从准备拍摄素材到制作成片，导演组拜访的27个省、500多个烧烤摊在一年的时间中近半数都关闭或另辟店面。那些因为城市进程、经济变化或其他因素渐渐消失的建筑记忆，在纪录片的镜头里得以完整保留。《人生一串》不再仅仅是一档单纯的美食节目，它更像是老板与食客创造的共同回忆，是家庭纪念册，是同学录，甚至是一支婚礼视频。纪录片记录下来的那一刻，是美好家庭、腾飞事业、用心劳作与把酒言欢的总和，在烧烤的烟火里，代表着这世间明媚而温暖的一切。
　　日后世事变迁动荡，故乡里那些守在原处的烧烤摊和它们的主人也将如散若星辰的食客们一般，走上属于他们的漂泊旅途，但纪录片凝固的美好不再会被拆除。
　　对于记录这一切的《人生一串》摄制组来说，与各地烧烤小摊的邂逅共事又何尝不是一次久别重逢。在拍摄泉州的小院烧烤时，老板娘自己发明了“统筹工作法”，一边处理菜品，一边又在滚筒内腌制鸡翅。分集导演张岳明主动请缨来帮助她穿黄瓜。在狭小的厨房里，跟着她学习怎样把脆生生的黄瓜完美地穿在签子上——“要先转一下，再慢慢插进去”。张岳明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她们是一样的威严、慈爱、井然有序，陪她在厨房里忙碌，是熟悉而久违的，属于家的感觉。
　　这一刻，烟火未起，但乡愁却有了实体。从家乡的餐桌到老板娘的后厨，它们隔着一整个成长那么遥远，却又在此刻无限贴近。
　　采访结束后，我打开了《人生一串》第二季第四集。这一集中，我的家乡小城长春也出现在了镜头里。熟悉的乡音、凛冽的冬天和氤氲的食物热气让离家千里的我第一次迫切地思念那座遥远的北方城市，想念屏幕那边，我触摸不到的滋味与久未相见的亲人。
　　故乡遥远，乡愁难解。但好在，人生也不过就是烟火缭绕中滚过的“一串”，由故乡造就的味蕾将穿过食材的肌理、穿过形态各异的调味品、穿过不同质地的厨具，穿过镜头与交错的时空，被纪录片或别的什么唤起，迢迢千里，如影随形。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